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斯基论文,中国论文,耶夫论文,陀思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3)04-0103-08
一、意外的收获：巴赫金首先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引收入
对于中国人来说，巴赫金的名字最初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紧密相联的。在中国的巴赫金接受史中，巴赫金首先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家中渐渐脱颖而出，最后取得独立地位的。
1981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围绕着这一契机，国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介绍研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苏联文学》该年推出纪念专辑，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小说，发表了几篇国内学者对陀氏的评论，在其他报刊杂志上，也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一些评介性的文章。巴赫金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登陆中国的。在这些评介文章中，有两篇涉及到了巴赫金。稍早一点的是夏仲翼发表在《苏联文学》1981年1期上的《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散论）》，这篇文章正文中并没有出现巴赫金，但在论述陀氏窥探人的心灵的艺术远远超过西欧心里小说的成就时，夏仲翼对巴赫金所提出的“复调小说”做了最为概略的介绍：
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却总是有许多独立的、不相混淆的声音处在同等的地位各抒己见……他们甚至不受情节的约束，不为作者的思想所左右。陀氏长篇小说的这个特点就造成了有些研究家们称之为‘复音调小说’的基本特征。（注：夏仲翼：《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散论）》，《苏联文学》1981年1期。）
同时，在对“复音调小说”作注的时候，出现了巴赫金和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另一篇略晚的是关山在《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3期上发表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一些情况》，文章正文中出现了“巴赫金”：
二十年代，苏联曾经出现了一股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热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卢那察尔斯基。此外还有，朱可夫、托马舍夫斯基、巴赫庭、别尔契可夫。……巴赫庭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一些问题》一书。（注：关山：《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一些情况》，《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3期。）
这是笔者所能查到的“巴赫金”最早出现在中国正式报刊上的情况。尽管在此之前，巴赫金以及他的著作肯定以原著的形式被引进了中国，中国学界肯定以阅读原著的方式接触到了巴赫金和他的思想，（注：正如钱中文所说，“自60年代我国开始所谓“反修”以来，外国文艺思想被极左思想搞到极度混乱的境地；同时几十年不订外国杂志，也使我们到了双目失明的地步。外文方面的文学理论书籍已中断了几十年，图书馆里虽有巴赫金的零星著作，但我并未看过。”（钱中文：《“我们这些人实际上生活在两种现实里面”——忆钟书先生》，《中华读书报》2000年11月1日））但是，将之翻译成本国语言并让它正式出现在本国媒介上却具有极强的象征性意义——它标志着接受活动的“浮出地表”。正是在这一起点上，确立了巴赫金登陆中国的最初形象：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家的巴赫金。
巴赫金的最初引入揭示了接受史中的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意外。所谓“意外”既指在接受初期，接受者对之还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共识，而出现的一些只有那个时期才会出现的现象，又指巴赫金日后在中国所拥有的地位以及所产生的影响，超出了接受者最初的意图。第一，与其他任何作家、作品在最初翻译过程中都会遇到的情况一样，在最初译介巴赫金和他的作品时也出现了“译名混乱”现象，如“巴赫金／巴赫庭”、“复音调／复调”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一些问题》”（从译介者参阅的材料来看，似乎两人参考的版本不太一样，夏仲翼明确注明了参考版本，是苏联埃俄罗斯出版社1979年出的第4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而关山则很可能参考的是巴赫金1929年出的第1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尽管如此，夏仲翼在随后翻译该书的第一章时，又将之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这种译法一度流行了好几年，直到白春仁、顾亚铃1988年的三联书店版的译本才最终确立“《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为国内通行译名）。第二，巴赫金是搭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车进入中国的。作为最初的译介契机，是国内学界对苏联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成果的兴趣，或者进一步说是对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同于别林斯基、高尔基等“经典判断”的新鲜见解的兴趣。关文中对弗洛伊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杀父神话”说不吝篇幅，夏文则对巴赫金的“复音调小说”情有独钟正说明了这一点。第三，尽管如此，巴赫金及其作品、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在夏文中，巴赫金还被淹没于“有些研究家们”之中，关文虽然将他与另外一些苏联大师级人物相提并论，但当巴赫金被定位为20年代的陀氏研究代表学者之一时，巴赫金并没有被认为是最有名或最独特的，或者说，在20年代得到公认的，不是巴赫金，而是卢那察尔斯基，更不用说巴赫金在60年代修订再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并引起更大的轰动这些情况都还未纳入译介者的视野。还有第四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有所保留的观点被译介的。在夏文中，一方面肯定了“小说艺术中采用类似音乐中赋格曲的复调形式，大大丰富了表现现实的容量和力度”，但另一方面又紧接着评论道，“但这一点暂时还颇有争论，因为传统小说严谨的结构至少在形式上还更完整些。而且，十九世纪末沙俄社会末世景象里产生的这一复调形式究竟会朝哪个方面发展目前还很难预卜。”（注：夏仲翼：《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散论）》，《苏联文学》1981年1期。）其中的保留态度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在最初译介巴赫金时，似乎并没有想到日后巴赫金会成为独领风骚的一代理论大师并为国人所瞩目，最初的接受者的用意可能仅在于更好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推进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深化。因此，由于这种“意外”，使得中国第一批接受巴赫金的接受者无一例外都是俄苏文学研究者，很多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这种“意外的收获”一方面基本确立了巴赫金在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形象，另一方面也确立了中国早期巴赫金接受者的格局。而且，这种形象和格局在次年及随后的几年间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二、复调的凸显：《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译介与中国的陀氏研究
1982年，《世界文学》第4期推出了一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夏仲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及夏仲翼翻译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的第一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论界对它的阐述》。很显然，这一组文章是1981年纪念陀氏的一种延续，鉴于陀氏作品引起了国内读者的关注和争论，全面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更多国外陀氏研究的观点成为国内学界的需要。重译一向被视为“反动小说”的《地下室手记》、翻译颇有争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以下简称《诗学》）第一章，显示了《世界文学》意欲将陀氏研究引向深入的努力。同时，这一事件还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正是在进一步研究陀氏的过程中，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理论引起了国内的兴趣，巴赫金及其思想的独特价值开始显示出来。
夏仲翼最大的贡献是对“复调小说”的译介。如果说一年前夏仲翼的《窥探心灵的艺术》中对复调小说的介绍还点到即止的话，那么，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以及他对《诗学》第一章的翻译应该说是中国接受者与巴赫金“复调小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先看夏仲翼的介绍。首先，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的译介，是为了解决陀氏研究中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陀氏一向被视为“残酷的天才”，他的艺术成就无人敢否定，但其思想倾向则颇遭人非议。陀氏作品中主人公的思想是否代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这一问题事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倾向的评价。“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作品确实可以有两种理解的方法：一种方法是把‘地下人’的全部议论，连同有关的故事情节，单纯理解为作者本人思想的独白，因此主人公的思想或作品的主题就成了作者本人的思想的忠实写照，是作者在切实地提倡这些思想。……照这样的理解，《地下室手记》只是一场政治论争的失败者和反面材料。”另一种方法就是巴赫金的复调理解：“联系着一种新的艺术见解，即不把主人公的思想等同于作家本人的思想，而是把它作为现实生活中实现存在的声音表现出来。……因此，他仍然是一个不等同于作家立场的独立的声音。”（注：夏仲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世界文学》1982年4期。）将主人公的思想与作者的思想相剥离的目的正在于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立场进行辩护。值得注意的是，夏文的介绍在此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错位现象”（在此并不是说夏读“错”了，这也不失为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的一种“读法”，因此不能简单地称之为“误读”）：就巴赫金“原意”来说，复调小说的提出“论述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因之对他的创作，仅仅是从这个角度加以考察。”巴赫金还说，“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主要是研究他的作品思想方面的问题。由于这个思想性的问题一时很尖税，这就掩盖了他的艺术视觉中那些较为深藏而又稳定的结构因素。”（注：［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页。）正是因为如此，巴赫金讨论复调小说问题时首先是将陀氏作为艺术家而非哲学家或政论家进行的。但是夏文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的介绍，却首先是为了解决对于陀氏思想的评价问题，其次才是对于陀氏艺术特色的分析。也正是因为这一错位，使得中国的接受者往往有意识地将复调与陀氏的作者立场、作品的思想内容相联系，成为中国接受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时重要的思维模式，日后所形成的围绕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作者与主人公关系”问题的争论皆缘此而来。第二，夏文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做了初步的介绍。夏文确立了巴赫金作为复调小说理论的创始人的地位，指出“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苏联文学批评家米·巴赫金”。接着，介绍了复调的基本概念、复调小说与传统的独白型小说的区别、复调小说中主人公所具有的独立的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特色，同时还概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全书五章的基本内容。但是，夏文的主要目的并非巴赫金及其复调理论，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地下室手记》。因此，更多的篇幅在于介绍关于《地下室手记》及其评论，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就是作为陀氏研究的“多声部”中的一个声部被介绍进来的，所谓“聚讼百载，莫衷一是”即此真实写照。与前文《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一样，虽然夏认为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对于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非常新颖，但多少在介绍中还持着保留态度，或者说一种不太肯定的态度，文中多次使用“似乎”一词透露了这一点。“在所谓复调小说里似乎存在着许多独立的、互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分属于书中不同的人物。每个人物的声音被表现为一种似乎超脱作家意识之外的、自成一体的外在之物。”在这里，译介者的自我意识嵌入渗透进译介对象的思想观念之中。第三，夏文已经意识到巴赫金复调小说的价值并非仅局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意识到巴赫金理论的独立性。在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的介绍未尾，夏仲翼发挥道，“巴赫金的这个观点有其独到之处，但也引起很多争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不仅对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即使对一般的文学研究，特别是长篇小说的研究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题目。”（注：夏仲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世界文学》1982年4期。）夏仲翼的这一观点预示了巴赫金及其复调小说理论日后独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必然发展。
再来看夏仲翼的翻译。夏译的第一章成为中国早期接受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重要版本。直到1988年白春仁、顾亚铃的全译本出版，夏译一直在国内介绍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赫金的文章中保持了较高的引征率。但是，夏译即使是第一章也并非一章的“全译”。仔细比较，不难发现，夏译对原文删改了两个注释：一个巴赫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一个复调世界，突破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而做的注释。夏译删掉了“只是到了本书的第四章，我们才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体裁传统问题，亦即历史诗学问题”（注：［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页。）；一个巴赫金为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性”》做的注释：“A·B·卢那察尔斯基此文最早刊载在《新世界》杂志1929年第10期上，后曾多次再版。我们的引文据《俄国评论界论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403-429页。A·B·卢那察尔斯基的这篇文章，是就拙作（M·M·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1929年）第一版问世而写的。”（注：［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4页。）前一个删节的目的虽然是为了使第一章具有相对完整性，尽量不与其他几章相联系，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历史维度的缺失”，巴赫金所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复调小说，成为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举，成为与此前一切传统小说相对立的存在物，由于这一删节，国内在接受理解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时一度以为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只是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的，而对巴赫金在第四章中对复调小说与梅尼普体、狂欢节化关系的历史溯源式探讨并未在意。（注：在白春仁、顾亚铃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正式出版之前，只有蓬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巴赫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报》1987年9月5日）涉及到复调小说与狂欢化之间的关系。）后一个删节删去了巴赫金写作时的复调语境。由于巴赫金的这部书从初版到修订再版历经数十年，因此，这使得巴赫金在进行修订的时候有条件面对评论界对初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意见。在通行的第4版中，既有1版所包含的核心观点，又有后人对之的评述，同时又有巴赫金对后人评述的反驳以及对自己的观点作出的扩充和修正。这就使得巴赫金的《诗学》本身也是“多声部”的，本身也是一种“对话”的产物。这一删节，实际上把巴赫金的《诗学》“独白化”了。尽管夏仲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也提及《诗学》“1929年出版，书于1963年经作者修订改名《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再版，目前已出到第四版”，但是1版与4版间的差异以及4版中的这种“多声部”现象直到钱中文与黄梅的争论之后才引起中国的接受者注意（注：参见钱中文：《误解要避免，“误差”却是必要的》，《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1988年，由白春仁、顾亚铃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取代了夏仲翼的译本，成为国内权威的中译本。该译本在并入《巴赫金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时没有做任何修改，保持了译本的原貌，这在《巴赫金全集》的翻译中是比较少见的。随着《诗学》的译介，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推进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作用。从此，巴赫金和复调小说成为陀氏研究中一座绕不开的山峰。在这一过程中，以夏仲翼为代表的“媒介者”开始让位于越来越多的从事陀氏研究的“接受者”。这些接受者有的阅读夏仲翼的译文，有的同时参阅巴赫金的原著，围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巴赫金—复调小说”问题与巴赫金思想展开了对话，各接受者的相互阐发共同推进了中国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接受程度。
不过，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对于中国的陀氏研究所起到的作用绝非仅仅是“断裂式”的，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程度特别对当事者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否则，他们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断裂的存在）是一种“延续式”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接受者在接受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时，有意进行了一种理论的嫁接，努力将之纳入当时主流的阐释框架，突出其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意义，从而，在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阐释和运用中出现了多种异质性话语之间的纠缠，“复调”在此也获得了它的“复调性”。这种“延续式接受”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其一，努力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特点放到整个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历史链条中加以理解。从夏仲翼开始，中国的接受者就对巴赫金所概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的三个特点特别关注，多方引用（注：这里指的是巴赫金的下面一段话：“第一，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者，而并非封闭于个人意识世界的主观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他要以‘完全的现实主义’方法来解决新的任务——‘拒绝人类心灵的全部隐秘’，也就是说他发现这些隐秘是在自身之外，是在他人的心灵中。第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要解决这一新任务，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用我们的术语表示即独白型现实主义，是不够的；为此要求对‘人身上的人’采取一种特殊态度，那就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第三，陀思妥耶夫斯基绝对否认他是心理学家。”［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0页。）。夏仲翼直接引用了巴赫金的原话并未对此进行任何说明；钱中文在引用了同样的话之后，一反巴赫金对第三点的强调，而把论述的重心转到了前两点。（注：钱中文：《“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4期。）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关系的探讨成为新的热门话题。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同时被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承现实主义、超越现实主义、具有现代精神而被广泛引征，这也不能不说是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极强的兼容性。继承论者如夏仲翼，认为“这不是主观的文学，这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注：夏仲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世界文学》1982年4期。）；超越论者如刘文孝，认为，“他的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寻找人’，把握人的灵魂、人的精神世界，不妨称之为精神世界的现实主义，以别于那些重心在物质世界的现实主义”（注：刘文孝：《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超越》，《文艺研究》1989年6期。），是一种象征性的现实主义。以西方的现代派思想被中国接受之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主义、现代性关系的探讨进而取代了超越论。现代论者在随后的陀氏研究中逐渐占据显著的地位。如王圣思的《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代性》（注：王圣思：《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代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5期。其他文章如皇甫修文：《巴赫金复调理论对小说艺术发展的意义》，《延边大学学报》1991年3期；蒋承勇：《“人”的定位的困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现代文化基因》，《台州师专学报》1993年3期。赖干坚：《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现代派的启示》，《外国文学》1994年1期；傅景川：《高山流水觅知音：简评现代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长白论丛》1994年6期；施军：《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现代性》，《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2期。），在此复调小说又被作为陀氏与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传统独白小说不同的具有现代性的小说类型来看待了。
其二，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被放到整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史中加以观照，强调他的继承的一面，而对其具有颠覆性的“发展”的一面，则多加争议。比如说，他们接受了巴赫金所提出来的陀氏作品中的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但拒绝承认主人公与作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接受了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艺术特征的技术分析，但不满意巴赫金将之仅仅限定在“诗学”即形式范围之内；他们接受了巴赫金关于“对话”的理论，但不同意巴赫金将这种对话局限于文本之内的分析，更要求“作者与时代与读者的对话”。这种争议正是接受者在将巴赫金置于陀氏研究史中，多种声音并存，异质性话语间展开对话时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早期对巴赫金理论的接受中，存在着一处明显的误读。这种误读是从钱中文开始的。钱中文在《“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中写道，“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中，苏联老一辈的研究家如什克洛夫斯基、格罗斯曼、吉尔波金等人，已经提出了‘复调’、‘多声部’现象，并有所阐发。巴赫金可以说总其大成，并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复调小说’理论。”（注：钱中文：《“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4期。）何茂正亦在文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现象，并不是巴赫金首次发现的，苏联老一辈研究家什克洛夫斯基、格罗斯曼、吉尔波金等人也曾提到过这种现象，并作过阐说。巴赫金的贡献在于总其大成，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注：何茂正：《“复调小说”理论与陀氏小说的鉴赏》，《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6期。）两处论述几乎完全一样，何文明显参考了钱文。但钱文的这种判断是否就正确呢？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研究》20年AI写作就，60年代修订再版，再版中，对20年代以后关于对复调的评述观点一一再加以评述，这实际上是与“后来者”进行的一种对话，基尔波金的文章发表于1947年，什克洛夫斯基的文章发表于1957年，格罗斯曼的文章更晚，在1959年。由于对巴赫金《诗学》本身的“多声部”现象的忽视或者说将之“独白化”，使得钱中文以及后来的接受者一度以为巴赫金所引述的陀氏研究都在巴赫金提出复调小说之前。中国的接受者并不缺乏俄苏的理论背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一时的疏忽。
第三，巴赫金关于“作者与主人公关系”的看法被整合进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使之成为“作者的倾向性”的另一表述。如夏仲翼认为的“作家描述它而尽量不显露出自己的好恶”、何茂正所认为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表面上作者是完全隐去了……只不过他总是把自己思想的各个侧面巧妙地装进主人公的口中，不直接说出来罢了。……作者的思想、观点和立场是通过人物之口，在巧妙的流露、说明、评价中表现出来的，”并认为“巴赫金后来修改自己的著作时，走到了极端，把主人公的‘自由和独立性’绝对化起来，无限夸大了主人公的主体性。”很显然，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在此几乎成了“作家的倾向性越隐蔽越好”的同义语。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被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这种有意的误读，虽然对更好地理解巴赫金益处不大，但对于中国恢复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精神、重建中国的现实主义诗学来说则是相当重要的。
从接受的角度来讲，这种“延续性接受”的确是一种误读、一种变形。正如“一切阅读都是一种误读”一样，一切接受都意味着一种变形。在此不是能不能不变形、不误读的问题，而是在承认变形、误读的前提下，分析变形的原因、研究误读的意义。巴赫金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是中国接受巴赫金的第一站。由于接受者现实主义期待视野的强大惯性力量的支配，中国的早期接受者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延续性接受”的方式，但是，这种“延续性”必然会受到巴赫金独创性思想的挑战的，必然会因之而促使传统的阐释框架进行修正，甚至改变。早期的接受者尚没有这方面的自觉，因此，在他们的话语中，“异质性话语的纠缠”无时不在，并不时流露出“转变的痛苦”之情。
三、走出“别、车、杜”：巴赫金之于中国现实主义文论话语的潜在性影响
由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开宗明义提出了自己的论述角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因此，整个复调小说理论更多地是从艺术思维革命（“复调型”）和艺术形式创新（“复调小说”）方面来谈的。当他的复调小说理论引入中国之后，直接作用于“现实主义诗学”问题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现实主义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诗学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思想内容的问题，一种世界观，一种批评方法论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现实主义观念长期以来都沿用的是苏联的模式，从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到列宁、斯大林，从高尔基到卢那察尔斯基，重思想内容轻艺术形式几乎成为现实主义文论的传统。正因为如此，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长期以来（从20年代的俄苏到80年代的中国）所受到的质疑往往最后都落脚到他的基本出发点上：诗学问题。其实，也许当时的接受者没有想到，正是巴赫金这种有意的忽略和绝对化的表述，对中国的现实主义文论话语转型产生了影响。
中国接受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所面临的思想障碍，其实是以“别、车、杜”的社会学批评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论话语方式。这一点，即使是当事人可能也没注意到，他们也往往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对庸俗社会学批评所篡改了的“伪现实主义”话语的批判上面，甚至在许多观点上为了反对“伪现实主义”而重提“别、车、杜”，力图借此恢复现实主义的本色。因此，通过陀氏，巴赫金与“别、车、杜”形成一种对话性关系，在各自阐述对陀氏研究的有效性的过程中，两者的意见分歧显露出来。首先，从巴赫金复调小说的研究对象来说，陀氏作为别、车、杜的同时代人，就与他们在思想观念和艺术追求上发生过面对面的交锋。当陀氏最初创作出了《穷人》时，别林斯基曾给予高度的赞扬，而当他写出《两重人格》后，别林斯基则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陀氏的《地下室手记》中，“地下人”则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水晶宫”大发不敬之辞。不管陀氏自己的立场到底如何，至少给后来的批评者以鲜明的印象：陀氏与别、车、杜是有着原则上的分歧的。陀氏近半个世界的毁誉正由此而来。其次，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的方法论来说，当巴赫金在《诗学》中不无激愤地说：“人们常常几乎根本忘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个艺术家（固然属于一种特殊的类型），而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政论家”的时候，（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页。）当他的第一章介绍陀氏研究前史时，根本无视对陀氏进行的思想研究和社会学批评，只用一句“材料的选择是从我们的论点出发的，因之带有主观性”敷衍过去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所针对的是整个社会学批评传统。社会学批评对陀氏的艺术研究往往终止于别林斯基对他的这一论断上——陀氏的“根本缺点，这就是它的幻想色调。幻想这东西，在我们今天，只能在疯人院中，而不是在文学中占有地位，应该过问的是医生，而不是诗人。”（注：别林斯基：《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别林斯基选集》，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第96页。）这种幻想色调究竟所指为何？正如前苏联的叶尔米洛夫认为：“别林斯基的一个意见很重要，那意思是这样：即讲故事的人和主人公不该混合在一起，以致很难理解：以艺术家为代表的那个现实到哪里结束，梦呓和病态的空想从哪里开始。”（注：别尔米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52页。）这实际上表明了别林斯基所批判的正是陀氏对“作者和主人公关系”问题的处理。在后来的陀氏研究中，即使又有了高尔基的“残酷的天才”说、卢那察尔斯基的“人格分裂”说，亦是别、车、杜思想的发展，以别、车、杜为代表的社会学批评构成了对陀氏的基本判断。恰恰在别、车、杜思想停止之处，正是巴赫金复调诗学开始的地方。因此，巴赫金的潜在对手其实就是别、车、杜。更不用说第三，长期以来，中国的陀氏研究就是苏联模式的翻版，在苏联占主流地位的从别林斯基到卢那察尔斯基关于陀氏的看法一直也是中国认识陀氏的指南。王圣思在总结五六十年代中国的陀氏研究中，写下了下面这段意味深长的话：
“中国的陀氏评论大多是苏联一些评论的‘中国版’，……运用唯一的社会学批评标准，表现在作品评价上，只肯定《穷人》和《死屋手记》，对《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卡位玛佐夫兄弟》等提出批判地吸收其中一部分，即对俄国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对穷人的悲惨处境的刻划，对资产阶级及金钱关系的揭露等。否定《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群魔》等作品；把别林斯基对《二重人格》的批评作为判断这部作品的主要依据；把《地下室手记》主人公的思想、心理写作家思想、心理划上等号，把作家部分创作意图如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争论等同于作品主题；用作品直接图解历史，认为《群魔》是最反动的作品，歪曲革命家形象，污蔑革命斗争。否定陀氏的病态描写，白痴式主人公、分裂的人格等等。最彻底批判他的是他为社会寻求出路开出的宗教药方，要人们驯他忍从。”（注：王圣思：《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的社会学批评及其突破》，《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3期。）
进入80年代以后，陀氏研究顺应了中国文学批评克服庸俗社会学的总趋势，也走出了事实上的“走出别、车、杜”的第一步。一方面，其突出的表征就是为陀氏的“反动小说”正名。如前所述，夏仲翼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的译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地下室手记》相配套的，也就是说，从《世界文学》这一期的组稿意图来看，之所以要介绍巴赫金的“复调小说”正是为了引导读者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那么，为什么会采取如此慎重的方式呢？原因就在于《地下室手记》在陀氏诸小说中历来就被作为一种“反动小说”来看待的。以往的评论界往往把主人公“地下人”的思想与作家本人的思想倾向划等号，因此，小说也就成为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倾向的反动性的作品。“地下室”与“水晶宫”的对立，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对立，当然也是与革命的进步思想的对立。因此，引进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的理论，其目的正在于通过区分“主人公的意识”与“作者的意识”，从而达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小说进行辩护的目的。另一方面，正是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译介，使中国的陀氏研究者改变了将主人公的意识与作者的意识相等同的观点。虽说后来又出现了“作者与主人公关系”问题的争论，但是情况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不管是钱中文还是宋大图、张杰，他们都不再将主人公的意识与作者的意识相等同，而将论述的重心转向了作者立场存不存在，主人公的独立对作者立场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问题。（注：参见钱中文：《复调小说：主人公与作者——巴赫金的叙述理论》，《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1期；宋大图：《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立场》，《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1期；张杰：《复调小说作者意识与对话关系——也谈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4期。）以前大家所关心的陀氏的思想倾向问题、《地下室手记》、《群魔》的思想倾向问题在这里已基本不存在了。80年代以来陀氏研究中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涉足于那些50年代以来一向被冷落或被批判为反动的作品，如对《二重人格》、《群魔》、《地下室手记》的重新评价。”（注：王圣思：《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的社会学批评及其突破》，《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3期。）这不能不说为“走出别、车、杜”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不过，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之于中国现实主义文论话语的意义也不能因此而过分夸大，它所造成的还只是一种潜在性的影响。一方面，从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自身来看，虽然巴赫金在《诗学》中把一些话说得很绝对，但是他并没有对别、车、杜的观点展开直接正面的批驳。这种“存而不论”的态度如果联系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看，其实正是他深刻的多元论思想的体现。也就是说，巴赫金的策略不是否定“别、车、杜”的思想本身，而是否定它的唯我独尊性，消解它的话语霸权。在巴赫金看来，“别、车、杜”只代表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只是众多声音中的一种声音。正因为如此，巴赫金和复调小说理论的意义不在于要从“别、车、杜”走向“反别、车、杜”，而是要讲出一种“非别、车、杜”的声音。可惜，这种真正的多元论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接受者的重视。另一方面，由于“作者与主人公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最后解决，中国的接受者大多都还对巴赫金所说的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表示怀疑（只是怀疑的程度有别），因而，在观念上更倾向于接受卢那察尔斯基对巴赫金的批评性意见以及他所提出的“人格分裂”说。（注：值得注意的是，卢那察尔斯基是我国非常熟悉的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的重要贡献在于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将列宁的文艺思想系统化。不过，80年代围绕着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的争论中，卢那察尔斯基的这方面因素并不占多大的份量，人们关注的是他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的分析。如果因为卢那察尔斯基的身份而简单地作出结论，可能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而卢的“人格分裂”说，一方面是别林斯基“病态幻想”说的某种延续，另一方面又是在庸俗社会学的“主人公的意识等于作家的意识”观点和巴赫金的“主人公的意识不等于作家的意识”观点之间做出的某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