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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以下简称“学术期刊”)这一庞大的期刊群体，正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考验。寻找新世纪学术期刊办刊的新资源、新思路、新模式，是期刊人所苦苦思索的话题。
一、精品意识与学术引导
学术期刊是一个科研机构(院所)、一所大学、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展示其相关学科学术成果的平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其研究水平和相应领域综合实力的体现。学术期刊之所以强调其“学术”的属性，这是刊物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学术期刊有别于大众普及读物。学术期刊要走精品路线，这是不言而喻的。在目前期刊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学术质量的竞争是学术期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作为一份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其所涉及的学科和栏目的设置，每一份刊物自有其特殊的考虑，但其基本原则却大体上是相通的。一是该刊物所设定的办刊宗旨与基本学术方向；二是学科建设本身的需求及其内在联系；三是刊物所在单位(院校)自身的学科配置与学科发展方向；四是该刊长期以来形成的办刊特色与品牌效应；五是刊物自身的学术条件与办刊资源(包括编辑力量的构成等)。一份好的刊物，需要编者将其作为自己的一项事业而始终不懈的追求和努力。要坚持学术品位的追求，要富有学术观察的敏锐，要坚守学术规范的严谨，要甘于寂寞和乐于奉献，要善于有所为有所不为，还要兼具学术的激情与审美的乐趣，才能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办出品位。但不管其办刊模式如何，有一点却是不变的，这就是刊物的精品意识。
精品意识就是要求我们的办刊方针必须有精品的理念，我们的期刊编辑必须有较高的学术素养。编辑不仅仅是一份职业，而且也是一种专业，更是一个值得终生追求和奉献的事业。他们不仅仅应该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而且要有一种职业意识与奉献精神。只有好的编辑，才能组织、发现并编辑高质量的论文，才能站在学科的前沿，去提出、策划具有前沿意识的选题。学术刊物要追求学术的自由、学术的规范与学术的创新。期刊界应该加强与学术界的深层次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要善于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上取得突破。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办好学术刊物的。编辑的学术素养与职业道德直接关系到刊物的质量。要提倡专家学者办刊。对于新世纪的学术期刊来说，过去“杂家”式的编辑或已难有用武之地。当然，作为刊物的社长、总编，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学术视野和驾驭全局的能力。期刊人的追求总是要与国家社会的进步及学术的发展同步。期刊编辑要有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精品意识要求编者要站在学术的制高点上，有一种总体的策划和全局的理念。学术期刊应该是学术成果传播的载体，学术交流的窗口，培育学术新人的园地，也是学术规范的引导，理论创新的平台，更是引领学术发展和推动学术繁荣的助推器。同时，期刊的编辑还应该是学术生产的直接参与者。学术期刊要发表什么样的文章与不发表什么样的文章，要策划什么样的选题(专栏)，要推介什么样的新书新成果，约请什么样的专家学者撰写哪一类的文章，组织什么样的学术批评与学术论争，引导和提倡什么样的学术规范与文体规范，都是对刊物和编辑的一种严峻考量。这种学术的引导既包括了学术水准的引导、学术风气的引导、学术争鸣的引导，也包含了学术课题的引导和学术服务的引导。所谓“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期刊则更是公器之公器。办好一份学术期刊，就是树起一面学术旗帜。这就要通过精品的栽培来体现刊物的学术引导作用。这既是对编辑的要求，也是对作者和读者的要求，更是学术界和期刊出版界应有的学术良知。“刊以文荣，文以刊贵”，这才是作者与刊物精品意识的良性互动。前几年，教育部所推行的高校名刊、名栏工程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和追求，这也是一种有益于学术繁荣的成功尝试①。
精品意识与学术引导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期刊的学术引导首先就表现在其所发表的文章是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符合学术规范，是否力求为学术的精品；而学术的精品必然在学术上会起到一种引导和示范的作用。从编辑的角度来说，这种引导和示范作用从低到高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即从自然来稿中的被动选稿、审稿，到走出去约稿、组稿，再到主动策划，提出研究、组稿方向，直接参与学术生产，引领学术潮流。这对不同的刊物和不同的层次就提出了不同的策略要求。
就目前而言，当我们说到“学术引导”的时候，还经常会涉及“学术规范”的问题。无规矩则不成方圆。这里的“学术规范”就包括了发表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创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包括推动学术争鸣，倡导良好的学术氛围；包括加强文体规范，提高编辑的学术水平等等。这里涵盖了道德和技术的两个层面。而其中最直接、最具有操作性的首先就是主要表现为带有技术层面的“编排规范”。对于一份学术刊物来说，“编排规范”是学术引导功能之中目前需要协调解决的难点之一。
说来这也是期刊界的一大景观——近十年来，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普遍推行的编排规范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简称“光盘规范”)，并为全国大多数刊物所执行。这种编排规范虽然曾经在推行初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弊端日渐凸现，对读者、作者、编者均带来诸多的不便。论证、制订和推行“新”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排规范，绝非可有可无的繁文缛节或无关大局的雕虫小技②。在“光盘规范”推行近十年后的2007年，由《清华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等15家高校系统的学报发起，联合发布了《关于修改编排规范的联合启事》，正式宣布从2008年起在其所在刊物执行新的编排规范——《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排规范》③。坚冰已经打破，几近一统天下的“光盘规范”就该反思了。《联合启事》这一行动对期刊界所带来的震动，不啻是一声响雷，将对期刊的编排规范以至于学术引导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当然，目前期刊界存在的问题远不止上述的编排规范一类这么简单。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相当一部分刊物学术水平低劣，处于一种低水平的重复状态，千刊一面，缺乏个性，泡沫泛滥，选题雷同，内容重复，文体混乱，这种状况既浪费办刊资源，又对学术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一种负面影响，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界、期刊界的一种遗憾。优化当前的整体学术生态环境，需要整个学术界、期刊出版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当然，期刊人本身的学术自觉与努力追求无疑也是很重要的。
二、综合期刊与专业期刊
在目前全国的3000多家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和准学术期刊中，大致上来自高校系统、社科院和社科联系统，以及党校系统等，其中约三分之二为综合性期刊。在这2000多家综合性学术期刊中，总体而言，办得比较成功，且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尚属少数，其中相当一部分仍处于拼盘式、同质化的低层次水平。综合性期刊普遍存在的这些问题，既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常规发展，又严重浪费了办刊资源，受到学术界和期刊界的广泛关注。以专业性期刊取代综合性期刊的议论颇多。
但是，尽管专业性期刊比之综合性期刊在学科建设上具有更大的优势，尽管传统的综合性期刊已经受到来自电子媒体等的严峻挑战，尽管综合性期刊也受到同行刊物的激烈竞争和各地名刊、名栏工程的冲击，要从根本上改变或取代综合性期刊，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却是难以实现的。实际上要将哪一种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改变为专业性期刊，也几乎是办不到的，哪怕曾经有过极个别成功的先例。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一是综合性学术期刊有其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和空间，这里既有学科建设上的需要，也有机构配置上的客观现实；二是期刊管理机制上的局限和刊号资源紧缺的制约。那么多的学科都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刊物，即使是一所具有相当财力、物力的综合性大学，目前也是做不到的；三是原有综合性刊物所在的主办单位一般来说也不愿意改变。在刊号资源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当大多数拥有刊物的单位将其所拥有的期刊，也就是成果的发表平台视为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时候，主办单位怎么可能放弃属于自己的“自留地”呢？所以，要实现综合期刊向专业期刊的转向，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只要现阶段的职称评审机制和学位授予机制不变，期刊评价体系不变，学术成果量化考核机制不变，办刊经费来源不变，社会需求双方的市场状况不变，目前的大多数综合性期刊就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生存下去。学术期刊只有彻底打破主办单位自产自销的“学术自留地”怪圈，才能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和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反过来才能更好地推动学术期刊所在机构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繁荣。与其空谈转向，不如实实在在地推行“内涵式”的必要变革，这似乎是目前既要尝试突破综合性期刊的办刊局限，又要维持现有综合性期刊的“既得格局”的变通之举——
其一，提高刊物的学术档次，在内容的策划、选题、组稿、编辑上下足功夫，在学术质量上做足功课，尽可能多出精品。创办一份学术刊物固然难，但要形成一个学术品牌，保持刊物独特的品位与风格，且数十年如一日，则更是难上加难。一家有所作为的学术期刊，仅仅满足于成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是不够的，尽管这也是需要经过刊物自身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达到。实际上在目前的这批“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中，也不是每一家都能真正形成品牌，在学术界、期刊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和良好的口碑。期刊人应该坚持学术的良知，坚持学术的品位，坚持学术的底线，才能在追求精品、质量上构建自己刊物的整体形象。条件许可的学术期刊应该尽可能推行双向匿名审稿制，以提升刊物的学术质量和学术信用。尤其对于正在着手进行“变革”改版的刊物来说，一开始就更应该提出学术的高标准、高起点，这一点很重要，在整体提高刊物学术质量的同时，更能为后来者(读者、作者)起到一种积极、正面的精品示范效应和引导作用。
其二，办好特色专栏与品牌专栏，在众多同类期刊中凸显自己刊物的品牌和特色，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谋发展。目前的实际状况是，很多综合性期刊的栏目设置都是走泛综合化的路子，都是传统的文、史、哲、社、经、法之类的大拼盘，而鲜有独具特色的专栏，千刊一面，没有个性，缺少创意，长此以往，势必失去读者而终使刊物陷入一种十分被动的状况。这就像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交易一样，要尽可能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特的局面，才能够在市场上形成自己的品牌。而这些品牌栏目正好是依托于本院(校)的学术优势、地域优势与历史传统之上，其他刊物是不可能或者不容易复制的，所以才有可能形成较高的学术影响力，成为刊物的亮点与卖点。例如“孙中山研究”、“港澳研究”之于《广东社会科学》，例如“文化哲学研究”之于《求是学刊》，例如“学术批评”之于《学术界》，例如“当代学术史研究”之于《云梦学刊》，等等。读者往往就是通过某一个特色专栏而认识一份刊物的。综合类学术期刊进行某种程度的专业化、特色化的尝试，对于拓展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发展空间，缩小与专业性期刊的学术差距，也不失为一种比较现实而有效的策略。
其三，推行主持人制度，弥补编辑学术视野的不足与知识结构的缺陷，提升刊物的整体学术水平与学术影响力。之所以称之为学术期刊，其所强调的就是“学术”。在现代的学科分布中，一位责任编辑哪怕其学问再渊博，也不可能通晓一个一级学科，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对一个二级学科中的某个或若干个研究方向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正所谓术业有专攻，责任编辑正是借助于专家学者群体的力量，才能更好地担当起编辑的责任，完成其“学术”的重托。主持人制度，顾名思义，就是指聘请在学界某一学科(专业)具有较高知名度的著名专家学者，通过其专业的背景、独到的眼光以及其人脉资源和学术影响力，在某一专题领域中选择合适的切入点，组织优秀的稿件，设置特色的栏目的一种办刊(专栏)模式④。这种特约专栏主持人的做法近年在一些综合性期刊中受到热捧，并在学术界和期刊界中广受关注。这是目前综合性期刊应对专业性期刊挑战的一种比较客观现实的选择，也是已为多家刊物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模式。
其四，尝试从“学科综合”向“问题综合”的转变。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内部的学科分工越来越精细，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因此，针对“问题综合”的研究与办刊模式也越来越为期刊人所关注。新时期的学术期刊要充分发挥多学科的综合优势，以“问题”为导向，融合多种知识对“问题”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有学者发文提出，面对专业学术期刊的强力竞争，综合类学术期刊必须站在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综合化前沿趋势的高度，调整发展战略，实现由“学科综合”向“问题综合”办刊模式的转变。认为创建一种跨学科、以问题意识为中心、自觉沟通和配置哲学社会科学各学术资源的综合办刊模式，是综合类学术期刊应对挑战的战略选择⑤。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观点，值得期刊界和学术界的关注。有学者则认为，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可尝试专门发表跨越现有学科界限的综合化研究成果，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综合类学术期刊，并称之为“更具探索性的创新之路”⑥。
三、办刊模式与经费来源
一份刊物就是一个学术机构甚至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一个窗口、一张名片。对于学术期刊应予充分的关注与重视，从理论上说，这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学术期刊要在目前的市场经济冲击下，真正发挥其在学术发展和学术繁荣中的作用，首要的前提就是刊物要在解决自身的生存基础上得到发展和壮大。
大致而言，影响或决定一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除了整体的学术生态环境和编辑队伍自身的建设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各级主管、主办部门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在明确办刊方向和学术定位的前提下，现阶段不少办刊人感到，相对于学术上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似更具挑战性。有的上级主管、主办单位只拨给很少的办刊经费甚至不给经费(还有的将其作为单位创收的工具)，这就难为巧妇之炊了。实际上在我国目前的3000多家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和准学术期刊中，很大一部分还处于惨淡经营的生存挣扎之中。办刊经费相对比较充裕、编辑力量较强、学术质量较高、学术影响力较大的刊物，毕竟还只是少数，有些刊物自身的生存还是一个问题。一个刊物生存尚且陷入危机，就遑论有所创新和发展了。
作为学术刊物的上级主管、主办单位(机构)乃至政府的有关主管、决策部门，有责任对当前期刊的困难与面临的挑战予以足够的重视。在目前的学术生态环境下，一个刊物成功与否，上级领导的决策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很多期刊人的切身体会。各地、各刊的实际情况也许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可能是共通的，那就是在多数学术机构，期刊的社长、总编毕竟只是一个具体工作的执行者，而非通常意义上的决策者。决策者与执行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办学术刊物是需要有一点魄力和眼光的。有什么样的决策，一般来说就有什么样的办刊模式和办刊效果。在明确刊物的学术定位之后，重要的一环就莫过于经费的投入与具体的运作模式了。虽然目前已有部分刊物不再存在经济上的困扰，但对多数刊物而言，经费短缺仍是困扰学术期刊生存与发展的一大难题。而加大办刊经费的投入，则是解决刊物生存危机、推进学术期刊发展最直接的有效途径之一。
由于目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本身的固有特点，除非是有大型的基金或富有远见而又有实力的企业支持，要想单纯从发行收入和广告收入中解决全部的办刊经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像当年《社会科学战线》发行量达10万份的盛况，早已成为历史的绝唱——现在实际发行量能达到2000份以上的学术刊物，已属凤毛麟角了。目前走市场化经营的学术期刊，其主要的收入来源，更多的是靠收取版面费、广告费或有关企业、基金会、理事会的资助。从实际操作层面看，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广告费或赞助费，其本身似无可厚非，有的也只是为了自身的生存才不得已而为之。但这种市场操作与学术质量的关系甚为敏感。这通常会带来一个颇受非议的问题——如何防止学术的腐败，如何平衡版面收费与学术质量的关系。在同一本学术期刊中，如何界定哪些文章需要收费，哪些文章可以不收费甚至给予高稿酬，难有一个量化的标准。虽然不能笼统说需要版面费的文章学术质量都不高，但收取版面费又往往有牺牲学术质量之嫌，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没有足够的财政拨款或其他经济来源的资助、补贴，不少学术刊物又难以为继，这实在是一个两难选择。而且实际情况可能还要远比理论上的论争复杂得多，其苦衷实非一般读者所能深切理解。当然有了经费的支撑，还需要有实施运作的管理人才和配套措施，但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许随着国内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随着期刊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的推进，期刊的经营状况会有所好转，但目前主要靠收取版面费维持出版的高质量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并不多见。
在某种意义上，经费投入的数量影响或决定了刊物的生存与发展质量。虽然目前多数学术机构仍存在经费不足的困扰，但通常尚不至于完全无法支撑一份学术刊物的生存。办刊人需要有较强的市场意识和管理能力，但主办机构的决策层更需要有学术的眼光与判断的魄力。以省、市一级具有较大学术影响力的地方性综合类人文社科机构(不包括大学)的学术期刊为例，无非就是社科院、社科联等少数几家。据测算，以16开本、12个印张(192个页码)、印数2000-3000份的双月刊，包括其印刷费、稿费、组稿费、办公费(不包括编辑人员正常的工资收入)等，以中位数计，年约需40-50万元(不同地区、不同出版标准略有差别)⑦。以一省、市之财力重点资助、扶持若干家重点学术期刊，实乃沧海一粟。即使是一所大学或一个大型的学术研究机构，以其现有的财力重点支撑一、二家综合类的学术期刊，也非力所不能及。即便是经费不太宽裕，也不至于无所作为。这里更多的是一个认识问题。实际上主要也是上级领导决策层如何决策的事情。近年教育部实施的高校名刊工程、名栏工程，应该说就是一个颇具远见的策略选择。
当然，这里论证了办刊经费的问题，并不是否认其他办刊条件的重要性，如社长、主编的决策能力与编辑的学术素养等等，但这是两个不同的讨论范畴。学术期刊不是大众媒体。学术是需要投入的，当然就包括了对学术期刊的资金投入。加大对刊物的资金支持与投入，对于其主管、主办单位(机构)来说，其实是很有必要、也很划算的。以一个省、市的社会科学院来说，在每年全院的财政拨款总额中拿出一定比例经费支撑其院刊的发展，就大致上可以解决或改善其最基本的办刊条件。2003年《广东社会科学》的改版尝试，就是主要得益于该院党组的决策与财力的支撑。地方政府的支持当然更是可以大有作为。2006年年底，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发布了《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发展规划》，其中就实施广东的“名刊工程”做了专门的规划，并随后给予部分学术期刊以专项出版经费资助，收到较好的效果。
不同的策略选择自有其不同的学术背景、经济基础与价值取向，这里难有可比性。但在目前的客观环境下，拥有比较充裕的拨款来源或资助来源的刊物，办刊的条件会更好些，学术质量也更有保证些。解除或舒缓了经费的困扰，编辑们才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选题的策划和学术质量的提升层面上。当然，条件比较成熟的部分期刊也可以进行某种学术市场延伸产品的尝试。也许大部分学术期刊总有一天会走向市场的。但总体而言，现阶段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还不宜完全市场化。或者换句话说，目前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还不具备走完全市场化的基本条件。从实际运作情况看，以政府或主办单位的财政拨款渠道为主、市场经营为辅的办刊思路，将仍是目前多数学术期刊的主要选择。
学术期刊的发展牵动了多少期刊人的心。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和进步，新世纪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巨变，为学术期刊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舞台。期刊界、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热心人士都在关注这场变革。序幕已经拉开，相信一场有声有色的话剧就要上演了。
注释：
①刘曙光：《综合性社科学报如何在竞争中谋发展》，《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②刘泽生：《期刊文献引证体例论争三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③小亮：《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排规范研讨会在京举行》，《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④朱剑：《徘徊于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⑤孙麾：《学科综合转向问题综合——分析综合类社科期刊》，《光明日报》2004年1月8日；孙麾：《学术影响力与综合类社会科学期刊的策略选择》，《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⑥秦毅：《综合类学术期刊的生存空间》，《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⑦张耀铭：《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与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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