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通货紧缩的经济分析以及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经济分析论文,建议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货膨胀率持续下降，同时，全球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亦达30年代以来最大。从1997年第4季度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状态，而且已持续2年多时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自1997年10月开始到2000年5月止，出现了持续32个月（2年零8个月）的负增长。虽然2000～2001年有缓慢改善，但是2002年又继续下降。要消除通货紧缩，必须弄清通货紧缩产生的深刻经济机理。本文对通货紧缩的定义来自于“价格总体水平的下降”（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1992），并不想讨论通货紧缩的含义，尽管对于这一问题理论界仍有争论。本文将对中国通货紧缩的成因给出一个经济学的解释，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一、理论分析
当前，国际上最流行的观点是立足于从供给的角度来解释通货紧缩的成因，认为由于诸如全球化进程加快、技术进步、高投资率等原因，使得全球生产能力有了巨大的增长，造成全球性生产过剩，从而引起了通货膨胀的降低或价格水平的下降。
在我国，有些学者认为，通货紧缩是一种实体经济现象，其一，物价水平下跌的原因，在于商品和劳务的供应大于需求，以及由之导致的投资边际收益率下降和经济衰退；其二，由于供应大于需求，而新的产品和劳务因技术进步滞后而难以产生，实体经济领域中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由于经济不景气，银行不良资产增多且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减少，银行普遍出现“慎贷”甚至“惜贷”倾向；在货币供应“内生”的条件下，它同时意味着货币供应增长率下降。换言之，在经济衰退、物价下跌和货币供应增长率下降三者之间，前者是本原的。在这里，不是货币供应的收缩导致投资减少和生产下降，而是生产下降和投资萎缩导致信贷供应和货币供应减少，其三，增加货币供应只是治理通货紧缩的必要条件。
然而这些观点大都忽略了总需求或者单方面强调超额总供给的存在。本文认为通货紧缩起因于我国总需求的不足。总供给的增加固然会使得商品价格下降，但这种价格变化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通货紧缩的出现必然是存在某种原因，限制了总需求的增加，要研究通货紧缩，就首先要对这些因素加以考察。需求不足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社会、制度根源。研究我国的通货紧缩问题必须要重视我国经济转轨的实际。
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经济主体在消费与储蓄之间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在当期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进行抉择。这一决策在持久性收入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取决于当期物价水平P与按市场利率i贴现后的预期未来物价水平P[e]/（1+i）间的对比，如果P=P[e]/（1+i），则经济主体在当前和未来消费之间无差异；若P＞P[e]/（1+i），则理性的经济主体会减少当前的消费支出，而尽可能地多储蓄以满足未来的消费需要，从而实现效用最大化。而这一行为本身，又会迫使当期物价水平P的下降，使经济恢复跨期均衡（P=P[e]/（1+i）。因此，在低通货膨胀的环境中，当期物价水平的下跌，并非当期物价水平过高，而是因为预期物价水平太低或高名义利率所致，要阻止通货紧缩，要么提高预期通货膨胀率，要么降低名义利率，如果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名义利率存在某种刚性，那么传统的经济政策就难以生效。当前的经济环境中，有各种造成需求不足的因素使得P＞P[e]/（1+i），市场机制的作用会使得P下跌以重建新的均衡。由于不存在通货膨胀，因而当期物价水平的自发性向下调整的过程对实际产出与就业有巨大的破坏性作用。中央银行要抑制通货紧缩并推动经济增长必须要靠提高P[e]/（1+i）来刺激消费和支出，使经济摆脱衰退的压力。在高名义利率条件下，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名义利率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当经济处于流动性陷阱状态时，名义利率降到某一极限值，此时，货币政策难以继续降低名义利率。在这一情况下，如果仍然存在物价下降和需求不足，则中央银行唯一的选择就是力图提高社会公众对未来物价水平的预期P[e]。因此，在流动性陷阱条件下，货币当局必须要在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之间作一选择，而没有任何中间道路。
二、中国通货紧缩重现的原因分析
总需求不足会导致通货紧缩，具体来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下降将引起通缩。但这只是表层的原因，必须要研究是什么导致了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的下降。
（一）消费需求下降的原因
消费需求增长率从1995年开始出现持续下降，到199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己降至6.8％，2001年有所回升但仍低于1997年的水平（见下图，上一年：100，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消费需求下降主要是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也有体制，政策方面的原因。
（1）宏观市场结构的变化促使居民减少或推迟消费。改革开放以来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使商品生产量持续增长，从而导致商品供给持续上升，从而使得中国宏观市场结构从1996年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由过去长期存在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宏观市场结构的变化使居民过去的求购、抢购行为为减购、缓购的行为所代替。居民不再担心有钱买不到商品，也不担心商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等待商品价格的下降产生了价格下降预期，从而推迟消费。
（2）城乡居民需求结构的升级与供给方面的约束导致居民持币待购、推迟消费。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的需求结构都处在升级的过程中，虽然各自所处的阶段不同。城市居民正由普通耐用消费品（家用电器）阶段向高值耐用消费品（住房、汽车等）阶段转变。城市居民的普通耐用消费品需要大多已得到满足，都拥有必备的普通耐用消费品存量，1997年底，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的洗衣机为89.12台，家用电冰箱为72.98台，彩色电视机100.48台，照相机33.64架，并且这些消费品大多是在1990年代初以来所购置，尚未进入大规模更新时期，因此城市居民的大宗消费需求不再集中在普通耐用消费品，面是转向高值耐用消费品。但住房、汽车等高值耐用消费品的价格昂贵，一般居民尚无购置能力，在消费信贷发展水平尚极低的条件下，居民就只能依靠自己不断地储蓄来积聚购买力。另一方面，住房、汽车等高值耐用消费品的质量还不能满足消费者需要，住房消费的补充品（交通条件、物业管理，生活服务设施等）的供应状况还相当差，这也限制了住房、汽车等高值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导致居民不断推迟购买。
农村居民消费已从基本生活需要满足阶段转应普通耐用消费品阶段。农村居民普通耐用消费品的存量水平是很低的，1997年底，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的洗衣机为21.87台，家用电冰箱为8.49台，摩托车为10.89辆，彩色电视机为27.32台，照相机为2.06架，因此农村居民普通耐用消费品的潜在的需求量是很大的。但一方面农村居民以目前的收入水平尚无力购置这些消费品，又无消费信贷的支持，另一方面这些消费品的补充品的供应条件很差，农村公路密度还很低，路况差，电力供应缺乏保障，且价格十分昂贵，汽油价格很高，从而限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买得起，用不了，用不起的现象普遍存在，从而使农村居民只有推迟消费。
（3）收入差距的扩大和收入调节不力限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1990年以来，居民消费倾向呈不断下降之势（见下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1990—1994年平均消费倾向为0.84，1995—1998年降为0.80，边际消费倾向1990—1994年为0.80，1995—1998年降为0.59，2001年仍低于0.80.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重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一般来说，收入水平越高，消费倾向越低，收入水平越低，消费倾向越高，收入向少数高收入居民的集中势必会加速社会消费倾向的下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抑制了消费的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存款只有城市居民人均储蓄存款的1％左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到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考虑到农村居民基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因此实际的收入差距更大。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70％，但在商品零售额中所占比重不到40％。同时不同地区之间居民、城市居民之间、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也都制约了消费的增长。
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
在体制方面，改革导致居民的经济不稳定预期上升，支出预期上升，从而导致居民增加储蓄，减少消费。首先，社会保障体制的转轨使职工过去所享受的单位保险和单位福利逐渐减少，甚至于消失，而新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制又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就使得职工的养老金、医疗费用支付缺乏保障。居民为了自身和家庭成员的养老和医疗费用保险不得不进行储蓄，使得居民的储蓄倾向不断提高，特别是一些破产、倒闭的企业、事业单位、长期停产的企业、长期亏损的企业的职工缺乏养老和医疗保障的示范效应，大大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倾向，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倾向，福利体制的改革、企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使过去居民可以享受的一些福利要么被取消，要么被消减，这样就使得过去由单位承担的开支全部或部分地转移到居民身上。这既导致了居民实际支出增加，又使居民的预期支出增加。福利的减少和新的社会保险体制的供给缺口，促使居民减少消费，而增加储蓄。
其次，教育体制改革方面，中小学教育费用、高等教育费用一直在上涨。随着教育费用的上涨和居民接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家庭必须承担的教育费用不断增加。为了保障子女的教育费用，居民家庭只有进行储蓄。
再次，城镇住房商品化使得住房价格上涨，在住房信贷刚刚起步的中国，这意味着居民必须依靠自己的积蓄来购买住房。这迫使居民不得不为购置住房而储蓄。城镇住房体制改革进程的缓慢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倾向。由此，导致居民的储蓄倾向提高。
由于经济体制的转轨使得住房、医疗、教育等必需品价格大涨，在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条件下，居民增加储蓄，减少当期消费，从而导致内需不足。从下图中可以发现，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长期高于零售商品物价指数而且下降幅度小于零售商品物价指数下降幅度。这是因为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中包括服务商品的价格，而服务商品的供应者（电信、邮政、医疗、教育等）基本上都处于垄断地位。这期间，垄断部门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持续上涨。导致居民在这些消费项目上的支出相应持续增长，因为这类消费品（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一般较小。在它们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居民就只有减少对非垄断部门所提供的商品的购买，导致需求进一步下降，从而使其价格进一步下降，这就会使这些产品的生产难以扩张。由于垄断部门是在产量未增加的情况下提高服务或商品的价格的。因此既不能导致垄断部门本身的扩张，也因此不能对其它生产部门的扩张起到带动作用，从而对需求的扩张起了阻碍作用。
近两年我国物价变化趋势
最后，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居民形成两个方面的预期，对消费需求影响很大：一是许多消费品的价格将会下降，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价格会下降：二是外国资本和产品涌入会对民族产业形成冲击，就业将会变得不稳定，失业预期上升从而形成收入增长下降预期。消费品价格下降和收入增长下降预期导致居民推迟消费，增加储蓄。
（二）投资需求下降的原因
投资需求自1995年开始下降，199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降至8.8％，2001年有所回升。从体制方面看，企业体制改革仍处于过渡阶段。由于还未建立起完善的产权界定和保护制度，投资者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投资增长受投资者预期的影响很大，从而导致投资增长的波动性很大。政府自1994年开始采取紧缩性经济政策和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投资者形成经济下降预期，从而导致投资减少。
商业银行风险防范意识增强，加强了贷款审查，贷款谨慎性大大提高，其结果导致贷款减少，企业投资资金来源减少。此外，虽然投资管制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放松，但仍然相当严格。投资管制提高了投资成本，拖延了投资时间，从而阻碍了投资的增长。更重要的是，投资管制设置了投资屏障，造成了投资的结构性矛盾，即投资者愿意投资的领域投资者不能投资，这样就造成社会实际投资低于社会意愿投资，民间投资增长缓慢。
（三）出口需求下降的原因
出口需求下降主要源于汇率的刚性。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的货币纷纷贬值，其出口商品价格因此纷纷下降。中国由于实行人民币对外不贬值政策，人民币汇率没有下调，这使得人民币汇率相对大幅度升值，导致出口商品价格相应大幅度提高。人民币汇率相对上升对中国出口增长产生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1）中国商品在危机各国失去了竞争力，导致中国商品对危机各国出口下降；（2）与危机国商品价格相比在其他国家，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相对上升，导致这些国家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减少；（3）人民币对外不贬值的官方承诺，使人们形成两种可能的预期，一是人民币汇率上升的预期，二是人民币汇率可能下降的预期，如果形成前一种预期，则会促使外国进口商改与别国进口商签订长期性的进口合同：如果形成后一种预期，会使外国进口商观望、等待，虽不会使其同他国出口商签订长期性的进口合同，但会签订短期性的进口合同。这就造成无论出现哪一种预期，都会对中国商品出口的增长造成负面的影响。因此，中国出口需求的大幅度下降是在出口商品具有比较高的需求价格弹性、出口市场竞争性程度很高的条件下，人民币汇率相对上升的必然结果，简言之，是人民币汇率刚性政策的必然结果。
三、治理通货紧缩的探讨
首先，尽快完成由旧的经济体制向新的经济体制的转轨，既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也是消除通货紧缩的重要手段。完成经济体制改革即可以向居民和企业提供可预知的经济环境，从而使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实现稳定的增长。如果因为通货紧缩而不去进行或放慢经济体制改革，过渡性的经济体制就会长期地犁掣肘国民经济的增长。当前尤其要加快企业体制的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城镇住房体制的改革，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新型的社会保障体制、城镇住房体制，并完善产权制度。
其次，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的选择与通货紧缩的成因应具有对应性，既应有刺激需求的一般性政策工具，也应有促进结构转换的结构性政策。应选择微观经济主体反应敏感的政策工具，并应该针对现行的经济体制、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及企业和居民的预期行为选择使用有效的政策工具。就具体政策工具而言，除了已采取的一般性的刺激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的政策工具之外，还应该实施以下政策：（1）增加对低收入居民的收入转移的政策，以缩小居民收入差别提高社会消费倾向。（2）减轻企业的投资税费，刺激投资增长。（3）实施产业政策，促进新兴产业投资的增长（4）实施反垄断政策，限制垄断部门的抬价。（5）适度调低人民币汇率，以增加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