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侧翼理论：解释大国兴衰的新地缘政治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侧翼论文,地缘论文,兴衰论文,大国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缘政治与大国的兴衰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大国兴衰的逻辑一直是受关注的一个焦点。在对这一主题的论述中，地缘政治角度的解释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最重要者莫过于马汉和麦金德的认识。
在马汉眼中，海权强大与否对国家的兴衰存亡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对于海权这一概念的内涵，马汉似乎并未给出统一的清晰解释。但是，在多数的表述中，他所谈的海权不仅仅是海军力量，还包括海外贸易、海运业和殖民地。马汉认为，海军力量、海外经济和对殖民地的控制是相辅相成和相得益彰的，它们共同造就了一个国家海权的基本形态，而这左右着一个国家财富和权力的多寡。在人们还习惯于以陆权来判断国家强弱的时代，马汉的著述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马汉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对英国海军和海外扩张史的经验总结，也的确反映了在15世纪开启的海洋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意义。然而，对于大国的兴衰，马汉以海权为枢纽的地缘政治观并未提供比较理想的解释。在过去的一百余年中，马汉对海权的“过分”强调不断在受到这样那样的质疑。马汉的学说能很好地解释英国的成功，但对于其他国家的崛起似乎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尤其是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来考察。从波斯帝国和马其顿帝国的时代起算，在那些公认的超级帝国或一流强国中，马汉式的国家寥寥无几。地理大发现后海洋意义的迅猛上升增加了马汉式国家出现的可能。但是，即便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体现了马汉主义，作为“大陆国家”的法国、普鲁士(包括1871—1945年的德国)和俄罗斯(包括作为继承者的苏联)在欧洲更显强势。美国通常被认为是英国霸权的继承者，尤其是在海洋方面。但是，美国的崛起也不是马汉模式的典型体现。到19世纪末，美国已成长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此时，海外贸易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甚小，美国海军尚属平庸，美国的海外属地也是少得可怜。换言之，此时的美国远非一个海上强国。后来，美国明显加强了海军建设以及海外经济和殖民扩张的力度，这的确反映了马汉主义对美国战略思维的影响，而提醒自己的祖国改变对海权的忽视也是马汉发表《海权论》的目的之一。20世纪的美国拥有强大的海权，尤其是在二战之后，美国的战后霸权不能不说与此密切相关。可是，马汉的学说显然难以从总体上解释大国的兴衰。一些国家在没有强大海权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崛起或成为霸权国家，若干国家则由于加大对海洋的投入而陷入战略被动，比如一战前的德国。马汉提出了影响海权强弱的几个因素，它们是：地理位置、形态构成、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性格和政府特征。因此，马汉并不认为任何国家都具有成为海上强国的潜质。但他又强调海权的根本意义，这使其学说难以被用来解释那些没有海权“潜质”或不重视海权的国家的成长。
麦金德对陆权的重视与马汉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他第一次论述了亚欧大陆“枢纽地带”(后来他改称为“心脏地带”)的战略意义。麦金德敏锐地觉察到了技术变革对于开发该地区的工业和军事潜力的重大作用，苏联实力的迅速上升也验证了其观点的不无合理。虽然麦金德后来弱化了对心脏地带的强调，但他的心脏地带学说已成为地缘政治学中最著名的构想之一。然而，该学说只能说明掌握心脏地带的国家的地缘战略优势，它不能解释处于其他地带的国家的崛起。与马汉的学说相比，它更不是一种能解释大国兴衰的“一般性”理论。斯皮克曼等人则强调了其他地区对全球政治格局的战略意义，比如“边缘地带”、环北极地区和中亚。与心脏地带学说一样，这些强调特定地区的论断都无法在一般性的意义上解释大国的兴衰。①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地理因素对军事竞争和国际政治的影响。“但是，关于地理状况和国家间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迄今并不存在一种全面的理论”。巴里·波森也指出，“我未察觉到解释技术或地理如何和为何影响军事学说的任何一般性理论阐述”。② 对于大国的兴衰，迄今的地缘政治研究也未提供从地理角度予以“较好”解释的一般性模式。在20世纪40—50年代之后，地缘政治研究的高潮似已过去，再未出现某种能够像马汉和麦金德的学说那样引起热烈关注的理论。技术的迅速进步有力地弱化了地理空间对人类活动的束缚，全球性的经济和政治变革也明显淡化了大国关系中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尤其是军事竞争的色彩。在这种背景下，地缘政治研究似乎与时代显得不那么合拍了。但是，只要人类还需要依赖于地理空间，地理的政治意义就不会消失，地缘政治研究在解释历史和现实问题上依然有程度不等的价值。本文拟提出一种新的地缘政治模式，即“中心—侧翼”模式，它或许比以往的地缘政治学说更能够较好地解释大国的兴衰。
中心和侧翼：概念与理论
在本文提及的地缘政治学的中心—侧翼模式中，核心概念是“中心强国”和“侧翼强国”。侧翼强国和中心强国的区分大体根据有关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相对于其他强国的地理位置。如果某强国受到其他强国的包围(在相对立的两翼或更多方向上与其他强国接壤或对峙)，前者可被称为“中心强国”，“中心”指的是该国受到其他强国的围绕。中国战国体系中的韩、赵、魏以及近代欧洲体系中的德国、法国和奥地利均可被视为中心强国。“侧翼强国”指通常只在一个大方向或两个相邻的方向上与其他强国或强大外力接壤或对峙的强国，或是与其他强国距离较远以至于很难受其威胁的强国。“侧翼”指该国位于其他强国的侧翼或边缘，或离它们十分遥远。中国战国时代的秦、齐、燕以及近代世界中的英国、俄国和美国都可被纳入侧翼强国的范畴。
一个强国的“中心”和“侧翼”性质是可以变动的。如果与某中心强国毗邻的某一强国崩溃或消亡，前者就可能变成侧翼国家。如果某侧翼强国的背后崛起了一支新兴的强大力量，前者就可能变成中心国家。如果技术变革大大缩短了孤悬海外的某侧翼国家与他国的距离，该国就可能现实地面对来自两线的强国挑战。由于技术进步和日本海军的发展等因素，二战中的美国不得不同时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方向上与轴心国家交战，它在此时可被看成中心强国。另外，国际体系之间的融会也会发生作用。全球化进程于15—16世纪开启时，一个全球性的国际体系并不存在，世界上同时存在的是几个分立的地区性国际体系。随着地区之间互动的加强，原先相互隔离的两个地区体系有可能自成一体。这样，某个强国的“中心”或“侧翼”身份可能发生变化。19世纪的俄罗斯只是欧洲体系中的侧翼国家；到了20世纪，随着欧亚之间联系的加强和日本、中国的成长，它显然成了欧亚体系中的一个中心强国。
在探讨国家兴衰的根源时，国际关系学者没有忽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比如，莫德尔斯基将具备“安全剩余”的地理位置列为成为世界强国的基本条件之一。③ 国家的兴衰与“中心”或“侧翼”身份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在既有的文献中，中心国家和侧翼国家之类的字眼以及对“中心”或“侧翼”的地缘政治意义的论述并非无存。比如，董良庆将美苏冷战看成“外围强国”和“中心强国”的对抗，并认为身处中枢的国家更容易多面受敌；④ 王志润认为，“就地缘政治而言，战国七雄中，秦、齐、楚、燕为侧翼国家，赵、魏、韩为中心国家，侧翼国家比中心国家在发展空间上因而在战略上有着更大的回旋余地”；⑤ 人们也认识到，侧翼地位有利于英俄在昔日执行对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政策。⑥ 但是，迄今为止的这些认识具有以下缺陷。第一，它们融于对特定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论述中，未表现为对中心—侧翼关系的独立的一般性阐述。换言之，中心—侧翼关系尚未真正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第二，对于中心或侧翼地位的战略意义，它们也未予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涉及。比如，虽然中心强国被广泛认为易招致围堵和夹击，但现有文献对此尚缺乏细致分析，未较好地回答一些基本问题，比如：是否防御性中心强国比防御性侧翼强国更容易遭到围堵？是否扩张性侧翼强国遭遇其他强国联合制衡的可能性要小于扩张性中心强国？总之，对于中心—侧翼关系，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尚未作出较好的思考和总结，尚未自觉地提出独立的中心—侧翼理论。
本文的目的就是填补这一空白，这也可被视作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界打造“自己的”国关理论的努力的一部分。为此，这里将提出一种专门的中心—侧翼理论。与既有的地缘政治学说相比，它对于大国的兴衰具有更好的解释力。其基本观点是：就中心和侧翼地位的政治意义而言，侧翼强国具有相对于中心强国的若干重大地缘战略优势；相应地，中心—侧翼地位影响着大国的兴衰，身处侧翼比身处中心更有利于大国的崛起。这些认识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下文将以历史个案尤其是中国战国体系和16世纪以来的欧洲及世界体系的内容为重点，来具体考察中心—侧翼理论的核心问题，即：就中心和侧翼地位的政治意义而言，侧翼强国具有相对于中心强国的哪些地缘战略优势？
侧翼强国vs.中心强国：战线、安全困境与资源分配
基于地理位置，侧翼强国相对于中心强国的第一个地缘战略优势是：它通常在较少的方向上面临其他强国的围堵和挑战，这带来了中心强国难以获得的若干好处。
与中心强国相比，侧翼强国通常只在较少的大方向上与其他强国邻接，这自然免除了它在较多方向上面临制衡和挑战的风险。对中心强国而言，如果它采取扩张性政策，这很可能在邻国中造成普遍的恐慌，并促使这些国家单独或联合起来对付威胁的来源，从而令中心强国不得不同时应对多个方向上的对手。战国前期的魏国、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二战后的苏联都是典型例子。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不仅由于中心地位令扩张性中心强国可能给每个邻国带来深厚的不安全感，也可能由于中心地位导致该国比扩张性侧翼强国更欲求强大的军事力量。扩张性中心强国难免在多条战线上开启或卷入战事，为此它需拥有足以对付不止一个敌国的武力。一旦它拥有这样的力量，任何邻国都可能因自身力量的明显劣势而忧惧和寻求外援。因此，对扩张性中心强国而言，面临多个方向的挑战和追求强大军事力量是互为因果的：它力图拥有可分配于多个方向的强大军力，但这样的力量又加剧了邻国的疑惧，提升了它在多个方向上遭到更有力挑战的可能，进而促使它追求更强大的力量。
如果扩张性的中心强国避免四面为敌的姿态，在扩张方向上有所选择，这也许能够降低同时遭到多方向围堵的风险，但远不能从根本上去除之。即便暂时不处于扩张矛头上的国家只求自保，它也可能担心：中心强国在征服其他国家后会转而瞄准自己，而且它届时会更加强大。这样，它可能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制衡措施。如果这个国家也是扩张性的，它可能乘中心强国将主要资源用于他处之时，从背后施以重击以获得对全局的主导。战国前期，韩、赵、魏相对强大，但在集中力量于某一线时，它们常常难以避免身后的牵制和袭击。希特勒力求让德国避免两线作战，为此他与苏联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但是，在用兵于西线时，苏联从背后予以一击的危险仍是希特勒心头挥之不去的隐忧。⑦ 这样，采取选择性扩张的中心强国仍可能不得不在另外的方向上投入资源以应不测。
即便一个中心强国打算执行防御而非扩张性的战略，⑧ 它也可能遭到多方向的挑战。第一，防御性中心国家可能遭到周边多个扩张性国家的夹击。要强调的是，后者在建立一个进攻性同盟上没有地理方面的明显困难：它们都毗邻进攻对象，在瓜分被征服者方面也无地理上的不便。⑨ 公元前4世纪末至3世纪初，三晋国家尤其是韩、魏频遭秦、齐的进攻，而这两大强国也多少体现了战略上的呼应。比如，“秦欲攻安邑，恐齐救之，则以宋委于齐”，⑩ 两国君主还以“东帝”和“西帝”之号相互尊奉。这些都凸显了这一时期战国体系趋于两极化的情形。在18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作为防御性中心强国的奥地利面临着作为扩张性国家的法国和普鲁士的强力挑战。在二战之初，德日离建立攻苏同盟也不过咫尺之遥。第二，如果中心强国国力强大，即便它实际上是防御性的，其多个邻国也可能猜疑它具有扩张的动因并施以制衡，这体现了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困境”。与侧翼强国相比，强大但奉行防御的中心强国更可能面临严重的安全困境，原因有二：一是有更多的国家与其邻近，二是它为了自保也许不得不打造足以对付不止一个对手的强大军事力量。反过来，更严重的安全困境会加大防御性中心强国遭到多方向围堵的可能。第三，如果有意实行防御的中心强国遭到周边国家的打压，它在外压之下可能奉行进攻性防御或扩张，从而强化邻国的敌意，以色列就是一个例证。(11)
总结起来，基于面临围堵和挑战的方向在数量上的差异，侧翼强国和中心强国的地缘战略环境有如下优劣之分：第一，侧翼强国可以更集中和更有效率地使用自己的资源，不像中心强国那样可能不得不分散使用(至少是在两个相对立的方向上)。国力本就首屈一指的秦国大体只需向东动用军事力量，韩、赵、魏却要照顾多条战线，强秦攻取中原与此不无关联。拿破仑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的力量在昔日欧洲无出其右，但它们均遭失败，多线作战是主因之一。虽然侧翼强国通常在较少方向上面临挑战，但与之对抗的强国的数量也可能有两个或多个，比如秦国在东方战线上与韩、赵、魏对峙。不过，由于侧翼强国是在较少方向或一个大方向上与多个强国竞争，与在分散方向上抗衡多个强国的中心强国相比，前者依然具有更高的资源使用效率。若秦国兵分三路进攻韩、赵、魏，而齐、楚又同时攻魏，与魏国分别抵御东、西、南之敌的三路人马相比，三支在一个大方向上的秦军相互间显然可有更多的呼应。第二，由于中心强国不易像侧翼强国那样更集中和更有效率地使用资源，若要应对各个方向上的挑战，中心强国不得不比侧翼强国更多地依赖于资源的数量。第三，侧翼强国可以相对放心地在一个方向上集中使用资源，而中心强国在着力于某一方向时对身后照顾不周则可能招致重击。第四，就与邻国之间的安全困境而言，侧翼强国的处境好于中心强国。侧翼强国完全可能在多个方向上面临对手，但根据前文对侧翼强国的定义，它通常只在一个大方向上遭遇其他强国，在其他方向上只面对三流或四流的敌人。因此，它的地缘战略处境要好于中心强国。
如果一个侧翼强国是海洋国家，它的资源投入有可能有其特殊性，不一定保持在一个大方向上，17—19世纪的英国就是如此。其间英国一直在欧洲和海外两大战线上与敌人对抗。但是，不宜因此认为英国是一个中心国家。第一，在这一时期，英国在海外总体上未遇到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西班牙、荷兰和法国都未对英国的海外事业施加强大压力，在海外咄咄逼人的是英国而非其欧洲近邻。第二，与主要对手相比，英国依然具有更高的资源使用效率。一是，在这一时期的历次战争中，英国在海外的主要对手基本上都是在欧洲世界与英国对立的国家，英国在欧洲和海外并非面对着不同的主要敌人。这样，虽然英国需要将资源分投于两大战线，其敌人也须如此，英国的资源使用效率至少并不比其敌人更低。二是，由于英吉利海峡的屏障作用、欧洲大陆上强大盟国的存在以及海外所受竞争的孱弱等因素，英国可以相对自由地将资源转换于欧洲和海外之间，很少面临捉襟见肘的困境。三是，英国处于欧洲体系的西部侧翼，在控制欧洲大陆进入大西洋的通道方面拥有地利。通过用海军封锁敌国的港口或限制敌国舰船出入大洋，英国可以既防范敌国尤其是法国跨海登陆的危险，又打击敌国的海外商业并抑制它增派海外力量。因此，凭借在欧洲近海部署海军力量，英国可以更好地兼顾陆上安全和海外事业。四是，中心强国的各条战线之间难以实现较高效率的配合，而英国的两大战线之间在战略上有着较强的互补关系，在一条战线上的进展能够削弱另一条战线上的敌对力量。拿法国为例，英国在大陆的胜利有利于削弱法国对海外的资源投入，在海外的胜利则有利于减少法国从海外获得的物质支持。这样，“英国可以聪明地执行一种两面战略：‘一方面向大陆去维持均势，另一方面向海洋去加强它的海上霸权’”。(12) 理论上，法国的欧洲和海外战线之间也存在着这种积极互动的可能。然而，法国的海上力量逊于英国，其在欧陆的强大陆军又遭到若干强国的有力抗衡，这必然大大限制海陆相互呼应的程度。(13)
侧翼强国vs.中心强国：同盟政治
与中心强国相比，地理位置赋予侧翼强国的第二个地缘战略优势是：即便侧翼强国是扩张性的，与扩张性中心强国相比，其他强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针对性同盟的可能也较小。
扩张性的中心强国容易遭到周边国家的联合遏制。侧翼强国只在较少方向上与其他强国邻近，这有利于弱化它与邻国之间的安全困境，使其避免遭到多个强国的联合制衡或挑战。尤需注意的是，如果侧翼强国执行扩张政策，其他国家由于与该国在地理上的远近明显不同，可能对来自该国的威胁有不同的感受度，对谁是自己的主要敌人有不同的认识，对于将该国打击至何种程度意见不一，并可能受该国“连横”之策的影响，从而难以形成有力的同盟。(14) 在战国时代，虽然东方六国组织了多次联合反秦的军事行动，但它们是不连贯和间歇性的，并以失败或草草收场而告终。在这些行动之间的年代中，六国相互攻伐不已。六国之所以一直未能建立坚定的反秦联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战国七雄典型的地理分布状况是：秦国位于最西；韩、赵、魏是三个邻近秦国的中心强国，其中韩、魏离秦最近；楚国国土广阔，领土重心在江淮流域，只在西北山地地带与秦接壤；燕、齐分处北方和东方，离秦较远，甚至根本不接壤。这种地理态势加剧了六国“合纵”抗秦的困难，具体是：第一，从秦国开始向东大规模攻伐起算，在大部分时间中，离秦最近的韩、赵、魏尤其是韩、魏成为秦国首当其冲的进攻对象。楚国虽也受到秦国的进攻，但主要集中于公元前312年左右和公元前280—278年。燕、齐所受攻掠则甚少。这样，三晋国家尤其是韩、魏对秦国的威胁感受最深，楚国次之，齐、燕则相对浅淡。相应地，韩、魏或三晋国家有着更多的联合抗秦要求，其他大国则不同，这便增加了各国协力抗秦的困难。第二，与地理位置导致六国对来自秦国的威胁认知有别相关，离秦国远的国家可能以相邻的他国而非秦国作为主要防范对象或扩张目标。比如，对燕国来说，齐、赵更值得重视；对齐国来说，从燕、赵、魏、楚那里占些便宜也很诱人。这样，六国之间纷争不已，从而进一步干扰了它们的合作抗秦。第三，即便六国联合抗秦，在将秦国打击至何种程度问题上，地理态势也会加剧它们之间的分歧，从而削弱同盟的效能。对三晋国家来说，将秦国充分削弱甚至灭亡不仅可消除一个巨大的威胁，也可使自己获得不少土地。但是，这未必符合齐、燕的利益。它们与秦不接壤，不易从秦国的失败中获得国土上的好处；而且，如果秦国的衰微使三晋国家失去了一个主要掣肘，后者有可能像春秋时代或战国前期那样再次主导中原。第四，在六国合纵乏力而秦国推行“连横”之策的背景下，秦国的连横在战国后期首先表现为“远交近攻”，即与远方的齐国交好，同时重点攻伐韩、赵、魏。这一战略利用了地理位置造成的六国对于秦国威胁的不同认知感，进一步破坏了联合反秦活动。
虽然针对秦国的合纵始终未有巨大成果，作为侧翼强国的齐国却在公元前285年遭到五个国家毁灭性的联合进攻(齐国在公元前287年对“二流强国”宋国的吞并明显渲染了齐国的霸权色彩)。不过，反齐联盟的胜利不表明其成员一致坚定地将齐国视作主要威胁，秦、韩、赵、魏远未全力以赴。在这场战争中，齐的邻国燕国显示了最强的反齐决心，并提供了主要的兵力。燕国对齐国有灭国之恨，素来将齐视为主要威胁；而且，在燕昭王在位期间，燕国通过改革大长了自身的国力，并得到了乐毅等能臣的辅佐。没有燕国的参与，联合反齐不会有多大成就。因此，齐国的惨败不意味着在缔造反对这个侧翼强国的强力同盟方面，有关国家成功克服了地理位置带来的消极影响。若秦国的三晋邻国中有谁具有强大的反秦决心和实力，联合反秦也许有更多的收获。但是，即便在战国后期秦国的第一劲敌赵国身上，我们也难以看到这般特质。(15)
在欧洲体系中，地理距离上的差异给联合对付强敌造就的困难同样存在。15—16世纪，当侧翼的奥斯曼土耳其成为对欧洲基督教世界的首要威胁时，哈布斯堡帝国成为抵御这一强权的主要力量，但它同时又是法国和英国的主要敌人，法国甚至与土耳其缔结了反哈布斯堡的联盟。19世纪末，鉴于俄国的工业化、军事改革和资源优势，德国军方将俄国而非法国看成了主要威胁，法国则以德国为仇敌。即便没有普法战争，法德联合反俄看来也难以出现。在战后世界中，类似情形仍在发生。戴高乐不相信大洋彼岸的美国会为保卫西欧免遭苏联侵略而竭尽全力，这是法美合作在20世纪60年代明显受挫的一大原因。基于美国远离亚欧大陆的地理特征，在今天也有美国人主张，美国应淡化与亚欧国家的同盟关系而推行离岸制衡战略。(16)
侧翼强国vs.中心强国：以静制动
与中心强国相比，地理位置赋予侧翼强国的第三个地缘战略优势是：它更有条件实行隔岸观火、伺机而动的战略方针，更有条件在静观他国之间冲突的基础上来选择对己最有利的政策。在齐国最强盛的时间中，其对外行为多少具有这一特点，而这也促进了齐国声势的上扬。不过，在五国伐齐和秦推行远交近攻之后，齐国变得消极无为，几近置身于战国政治之外。换言之，齐国主要是隔岸观火而非伺机而动，它未充分利用自身有利的地理位置。所以，在秦国取得长平大捷之际，齐国大夫国子叹道，“赵、魏危，则非齐之利也。韩、魏、赵、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专兵一志以逆秦。三国之与秦壤界而患急，齐不与秦壤界而患缓。是以天下之势不得不事齐也。故秦得齐，则权重与中国；赵、魏、楚得齐则足以敌秦。故秦、赵、魏得齐者重，失齐者轻。齐有此势，不能以重于天下者何也？其用者过也。”(17)“秦国是一个典型的侧翼国家，它‘僻在西陲’，凭山河阻隔与山东六国截然分开，加以崤函天险，遂使秦国可以泰然处身于六国纷争之外而厚植国力。”(18) 在西方，从昔日英国人对欧洲大陆的均势政策和今天美国人对离岸制衡战略的探讨中，都可以感受到侧翼强国的上述地缘优势。
中心强国并非不可能有上述做法，但与侧翼强国相比，其地缘政治环境通常更不利于此种政策的推行。中心强国大多地处交通上的中枢，且比侧翼强国在更多的方向上受到他国的掣肘，这减弱了它的行动自由，并加大了它被动卷入他国之间对抗的风险。克里米亚战争发生后，奥地利暂取骑墙之势。但是，英法不断迫使它在东部边境上对俄开战，北翼的普鲁士则要求它保持中立，南翼的撒丁则以出兵攻俄来换取英法在意大利统一问题上疏远奥地利。虽然奥地利终未参战，但其中立所体现的与其说是以静制动的积极，不如说是无奈。从克里米亚战争的结局看，不仅俄国的威势大减，奥地利在欧洲的地位也明显受损。(19)
侧翼强国vs.中心强国：“侧翼边疆”
与中心强国相比，地理位置赋予侧翼强国的第四个地缘战略优势是：由于地处侧翼或边缘，它的背后往往有一个蕴涵丰富资源而其他强国又未过多染指的地理空间；它在进入、占据和利用该“侧翼边疆”上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可以通过对该空间的扩张获得巨大利益。楚国通过对南方地区的扩张和开发增强了自己的国力，秦国则通过向西和向南扩张大长了自己的国力。公元前316年秦对巴蜀的吞并尤具战略意义，如司马错所言，“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20) 对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来说，海洋就是身后最宝贵的战略空间，它们在出入北大西洋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对俄国来说，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等地在资源和交通上的巨大价值是其强国地位的最有力保障。对美国来说，若无北美大陆中西部地带，它不可能成为20世纪至今的世界头号强国。
通常，在侧翼边疆的扩张不会造成侧翼强国陷入在多方向上分别投入大量资源或难以集中或高效地使用资源的不利局面。首先，侧翼边疆是不存在强劲的本土性抵抗力量的地带，这大大减弱了有关的侧翼强国在此遭遇强大抵制的可能。其次，在进入侧翼边疆方面，与该地区最近的侧翼强国具有最大的地利。这样，有关的侧翼强国在进行侧翼扩张时不易遭到其他强国的有力挑战。虽然有时在同一侧翼边疆进行扩张的未必只有一个强国，但具有最大地利的侧翼国家依然可能获得较高的资源使用效率，如17—19世纪的英国之所为。再者，侧翼强国在侧翼边疆的行动通常是进攻性的，它可以根据其他战线的状况确定在该地区所投入资源的多少或扩张步伐的快慢。
侧翼强国vs.中心强国：“被轻视的优势”
与中心强国相比，地理位置常常赋予侧翼强国的第五个地缘战略优势是：侧翼强国往往享有“被轻视的优势”，这主要体现于前工业时代。在该时期，中心国家对侧翼国家往往存在着轻视和无知，原因大体是：第一，中心国家通常属于体系内的核心文明区，侧翼国家所处的边缘地带则往往也是文明的边缘，在经济、技术和文化水准上不比中心区域，这难免造就中心国家对侧翼国家的轻视感。第二，边缘地带往往属于跨种族—文化带，体系内的主体种族和文化与体系外的异域种族和文化在此交汇，这不免导致边缘地带在种族和文化上的“杂交”性，并造就“纯正的”中心地带对边缘地带的傲慢心态。第三，交通和信息技术的不发达加剧了中心地带正确和及时地认识边缘地带的困难，前者对后者的认知通常是片面、过时、缓慢和错误的。
在很长时间内，秦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受到轻视的侧翼强国。与中原地区相比，秦国显然不属于华夏文明最发达的地区；就种族—文化而言，秦国显然有更多的“华夷”交融成分；就对外信息传播而言，秦国显然不比三晋国家便利。古希腊世界中的北方侧翼强国马其顿也是如此。别的不谈，马其顿在希腊世界中因种族和文化而受到的广泛歧视显而易见。“古代马其顿人和伊利里亚人、帕奥尼亚人和色雷斯人的通婚淡化了(公元前)10世纪入侵的多里亚人的血统和语言，其祖先对定居之处的选择也改变了生活方式，并将非希腊风俗引入了其宗教中，这些都令马其顿人基本上未获得多数希腊人享有的平等对待。”(21) 在欧洲世界中，17世纪之前的英国和19世纪之前的俄国都属于受到轻视的侧翼强国。到了19世纪中期，很多英国人和法国人也不认为俄国真正属于欧洲文明，这是俄国因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而遭到严厉制裁的原因之一。
然而，遭到轻视的对待对于侧翼强国不能说没有积极的战略意义，这使侧翼强国更可能在不受他国重视和干预的情况下积蓄力量施展身手。当他国真正意识到一个强大的力量正从侧翼袭来时，这一力量或许已经握住了天下大局的主导权。妨碍东方六国合作抗秦的一大因素正在于前者对秦国力量的看法。后人习惯于认为，秦国的国力在孝公之后已列各国之首，秦国的大规模扩张也由此拉开了帷幕。但在较长时期内，东方各国中最强大的齐、赵和楚似乎并不将秦国视作超级强国而格外重视，并不认为天下大势已到了须合力抗秦的地步。当马其顿、英国和俄国以对外的强势出击宣布自己的崛起时，它们的邻邦多少不无意外。(22)
大国兴衰的历史：中心—侧翼视角下的总结
借助历史个案，前文从逻辑上说明了这一问题：与中心强国相比，地理位置赋予了侧翼强国哪些主要的地缘战略优势？对于大国的兴衰，这些答案可以提供一个中心—侧翼视角下的理论解释。它们指出，侧翼地位比中心地位更有利于大国的崛起。以中心—侧翼为视角，通过对近代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进程的考察，还可以得出以下主要认识。
第一，获得“霸权”的国家都出自侧翼强国，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英国和美国都是如此。(23) 近代早期的荷兰、拿破仑时代的法国、1871—1945年的德国、奥匈帝国、20世纪的日本和苏联这些强大的中心国家都未避免在争霸斗争中失败或分裂瓦解的结局。
第二，若一个侧翼强国转化为中心强国，该国也很可能面临中心强国的不利地缘环境，尤其是在多个方向上遭遇挑战的局面。西班牙本是欧洲的一个侧翼强国，但婚姻关系令其在16世纪初与奥地利组成了一个类似二元帝国的政治联合体，它还从奥地利那里获得了对尼德兰等地的直接统治权。这一变化使一个作为中心强国的哈布斯堡帝国在欧洲出现了。这个天主教帝国的广袤疆域和强大国力引起了欧洲近邻的不安，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对立也加剧了哈布斯堡帝国和新教地区的隔阂。于是，在多条战线上，包括在海洋上，这个帝国与英国人、法国人、瑞典人、丹麦人和荷兰人等不断交锋。同时，奥斯曼土耳其也在东方施加着压力。到了17世纪，西班牙已江河日下。俄国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还是一个侧翼强国，到了20世纪则变成了中心国家。冷战时代，苏联不得不在多个方向上投入自己的资源，最后不免在重压下解体。
第三，与第二点相关，出身侧翼的霸权国家的衰落与它们成为中心强国有关。西班牙的衰落是一个例证，英国的衰落也是如此。17—19世纪，英国殖民利益的全球化使该国从一个欧洲的侧翼强国变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中心强国，它必须面对遥遥相隔的多条战线上的挑战。于是，资源和义务之间的矛盾令英国备受困扰。因此，中心—侧翼理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新霸权国家的崛起，也可以解释老霸权国家的衰落。
与业已存在的论述大国兴衰或霸权交替的主要文献相比，(24) 中心—侧翼理论的主要价值在于：第一，它以中心—侧翼为视角，就地理位置和大国兴衰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系统的解释模式；第二，它通过对侧翼强国和中心强国在地缘战略处境上的优劣比较，强调了国家的兴衰既取决于它能否增强自己的能力，也取决于它如何运用能力以及他国如何看待其能力。
本文提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心—侧翼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基于地理位置，侧翼强国拥有相对于中心强国的若干重大地缘战略优势。首先，侧翼强国通常在较少的方向上面临其他强国的围堵和挑战，这带来了若干中心强国难以获得的好处：与中心强国相比，侧翼强国可以更集中和更有效率地使用自己的资源，不必更多地依赖于资源的数量，在着力于某一方向时可以较少地顾虑来自身后的打击，与邻国之间的安全困境也相对较轻。其次，即便侧翼强国是扩张性的，与扩张性中心强国相比，其他强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针对性同盟的可能也较小。再者，侧翼强国更有条件实行隔岸观火、伺机而动的战略方针，更有条件在静观他国之间冲突的基础上来选择对己最为有利的政策。另外，由于地处侧翼或边缘，侧翼强国的背后往往有一个蕴涵丰富资源而其他强国又未过多染指的地理空间，它在进入、占据和利用该“侧翼边疆”上拥有便利。最后，侧翼强国往往享有“被轻视的优势”，尤其是在前工业时代。通过对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观察，可以发现：获得“霸权”的国家都出自侧翼强国；若一个侧翼强国转化为中心强国，该国也很可能面临中心强国的不利地缘环境，尤其是在多个方向上遭遇挑战的局面；出身侧翼的霸权国家的衰落与它们转化为中心强国密切相关。
对于大国的兴衰和霸权的更迭，中心—侧翼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虽然侧翼强国总体上具有相对于中心强国的地缘战略优势，而且以往的“成功”国家大多来自侧翼，这不意味着侧翼强国必然在竞争中胜过中心强国，不宜导出中心强国必然失败的宿命。毕竟，决定一个国家战略命运的既有地理因素，也有其他缘由。不过，侧翼强国比中心强国具有更多的地缘战略优势，这为前者的崛起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虽然国际关系正经历重要的变革，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已大大下降。但是，这个世界尚未走出现实主义法则的阴影。中国是一个中心强国，伴随其发展而起的“中国威胁论”不能不说反映了中心强国相对不利的地缘战略处境。中国能否较好处理这一问题，进而实现现代化并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突出的角色，而且为中心强国的“成功”提供典型的经验性案例，是一个极具理论内涵的现实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心—侧翼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交织在一起。
注释：
①关于以往的地缘政治学研究，参见：阿尔弗雷德·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阿尔弗雷德·马汉：《海权论》，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哈尔福德·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刘从德：《地缘政治学：历史、方法与世界格局》，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梅然：《国际战争与和平理论概述》，陈峰君主编：《亚太安全析论》，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Barry Posen,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France,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p.35.
③George Modelski,Long Circles in World Politic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5.莫德尔斯基所言的具有“安全剩余”的海岛或半岛国家通常具有侧翼国家的特征。
④董良庆：《战略地理学》，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118页。
⑤王志润：《自然环境·地缘政治·新技术与秦统一中国——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点为基础的新的考察角度》，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4190。
⑥参见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8页。
⑦对此，最具争议的一本著作是前苏联特工维克多·苏沃罗夫(Victor Suvorov)在俄罗斯出版的《冰山：M日》(The Iceberg:The M-day)。该书称，斯大林本计划在1941年7月进攻德国，但后者先下手为强。
⑧如果一个国家不追求扩大领土或势力范围，或不以先发制人或预防性战争作为维护安全的手段，它在本文中被定性为防御性国家；反之，它就是一个扩张性国家。当然，有些国家是机会主义的。
⑨这与战国时代山东国家在抗秦方面的困难形成了鲜明对比，参见后文内容。
⑩《战国策·燕策二·秦召燕王》。
(11)参见Williamson Murray,MacGregor Knox and Alvin Bernstein,eds.,The Making of Strategy:Rulers,States and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534—542。
(12)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页。
(13)关于该时期英国和法国的战略，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110—130页；Patrick O' Brien,"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Grand Strategies for the Growth of the British Economy:1688—1815" ,in Alice Telchova and Herbert Matis,eds.,Nation,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9—31; Jeremy Black,Britain as a Military Power,1688—1815,London:UCL Press,1999; Edward Luttwak,Strategy: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rev.and enlarged ed.,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72—174。
(14)一些著述也注意到了距离远近对同盟的影响，比如Stephen 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
(15)关于对战国时代的战争和外交活动的介绍以及国际体系层次上的分析，参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刘向编：《战国策》；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梅然：《中国战国时代的均势政治》，《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3期；许田波：《大一统对抗制衡》，《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1期。
(16)参见：John Mearsheimer,"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Pacifier" ,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2001; Benjamin Schwarz and Christopher Layne," A New Grand Strategy" ,Atlantic Monthly,January 1,2002; Christopher Layne," Offshore Balancing Revisite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pring 2002; Stephen Walt,"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A New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oston Review,February/March 2005; 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250页。
(17)《战国策·齐策三·国子曰秦破马服君之师》。
(18)周德钧：《合纵：中国古代地缘政治论》，http://www.guxiang.com/lishi/shihua/mingjia/200208/200208310031.htm。
(19)参见Paul Schroeder,Austria,Great Britain,and the Crimean War: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
(20)《战国策·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
(21)" What were the motives behind Greek opposition to and co-operation with Philip of Macedon" ,http://www.ancientworlds.net/aw/Article/483433.
(22)对对手的“力量认知”无疑极大影响着战略判断和政策选择。参见William C.Wohlforth," The Perception of Power:Russia in the Pre-1914 Balance" ,World Politics,April 1987。
(23)在秦国、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和土耳其帝国中，绝大多数具有出自侧翼强国的特征。
(24)参见：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A.F.K.Orgnsky,World Politics,New York:Knopf,1958；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肯尼迪：《大国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