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演进及其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发展论文,中国论文,发展战略论文,其对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09)08-0039-05
国家实现赶超是“二战”后世界发展动态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赶超是指一个国家缩小与领先国家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上差距的进程。战后经济不发达国家，包括刚刚走上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战败的经济复苏国家都把实现赶超作为一个国家既定的发展战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转型发展中国家在经历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深层次对外开放以后，对传统的赶超战略做出了新的调整，除了继续传统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外，更把重点放在企业技术能力获得和国家自主创新系统的建立上。
一、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
西方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古典与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另一个方面是古典与新古典的经济发展理论。古典与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以及解释造成这种人均收入差距的原因和实现人均收入差距收敛的条件。古典和新古典的经济发展理论主要关注实现国家人均收入增长所需的经济和产业结构转型。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增长理论为代表。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就是人均产出的增加，或劳动产品即社会纯收入的增加，他把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五个方面。亚当·斯密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把劳动看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明确指出一个国家人均产出的增加，一方面取决于投入生产中劳动的质量和数量，另一方面取决于存在于社会体系中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重，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对国民财富的增长表现出的作用有所不同。生产性劳动能够创造物质财富和价值，非生产性劳动则反而消耗社会物质财富，妨碍生产资本积累和财富增长。大卫·李嘉图作为亚当·斯密理论体系的继承者，则着重从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方面考察其对社会资本积累的作用，指出由于收益递减、生活资料价格上升、地租率提高等原因必然会导致产业利润率下降，因而利润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下降，从而资本积累率趋于下降。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虽然没有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待影响国民财富增长的因素，但是他们的社会分工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为后来的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以索洛模型为基础，探讨经济增长的源泉和人均产出收敛的条件。索洛模型在假定技术中性的条件下，进一步研究资本和劳动这两个可以互相替代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哈罗德－多马模型不同的是，索洛认为，资本－劳动比例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通市场价格进行调整，从而得出经济增长不只是由储蓄率单一地决定。但事实上，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除了劳动和资本以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因为在资本－劳动比例和储蓄率基本相同的国家，人均产出增长率并没有出现收敛或趋同的结果，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始终在加剧。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把知识、技术与人力资本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了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规模递增与网络外部溢出效应。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当代产业赶超发展的后发优势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以诺斯、科斯和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提出的经济增长理论则开始从制度层面探讨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新制度学派在肯定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在解释国家收入增长差距成因的同时，指出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因要从具体的国家制度层面上去寻找。资本－劳动比例的形成，乃至储蓄率、知识、技术积累和流动与人力资本形成都与具体的制度分不开。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等制度参数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制度学派对经济增长差异的解释对后来新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认为经济增长首先是制度结构的变动，从而得出产业管制等政策制度性因素对国家经济增长和产业赶超的作用。
古典和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着重解释“二战”前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以及实现收敛或趋同的条件。这是早期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如何实现赶超的理论诠释，这种“赶超”诠释还没有真正深入到国家产业内部，可能的原因是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通过原始的资本积累过渡到了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的矛盾并没有凸显成为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障碍。真正从国家内部结构调整角度来解释实现国家经济追赶和复苏所需的条件则是从“二战”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开始。战败国和新型的民族解放独立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复苏和民族工业的发展便是经济发展理论的新课题。
以罗斯托为代表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和以刘易斯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结构论开启了，从国家内部结构调整角度来解释实现国家经济追赶和复苏所需条件的新纪元。罗斯托认为，人类社会可以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六个经济成长阶段。在这六个阶段中，最为关键的是“起飞”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一个国家经济起飞必须具备三个相互关联的条件：一是生产性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至少要保持在10%以上；二是要有一个或多个异质性制造业部门作为起飞的主导门；三是要有一种能保证“起飞”的技术扩散制度。因为“起飞”的决定性因素是要能在某个特定的主导工业部门先引进技术，然后扩散到各个有关其他部门后，新的主导工业部门又替代旧的主导工业部门重复进行新的技术扩散。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强大的农业部门和弱小的工业部门。而农业部门的土地是非再生资源，当农业劳动力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递减导致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很低，因此农业部门的期望工资水平要比工业部门的实际工资水平低。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存在的这种工资差异使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通过扩张工业部门来吸收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从而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为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赶超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传统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与产业赶超发展模式
按照刘易斯的观点，由于工人的收入水平低，进行工业扩张的资本积累只能来自于资本家的利润，但是刚刚走上民族解放独立的国家，无资本家利润可言，进行工业扩张的资本积累大都只能来自于农业，过剩农业劳动力不但没能向工业部门转移，反而通过价格剪刀差和身份限制等制度把农民约束在农业部门，以保证工业扩张的资本积累，造成了城乡差距加大，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国家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陷阱。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采用此种战略的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第一次的产业赶超失败。这些国家都面临一次新的制度和产业赶超发展转型。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给这些转型国家的产业赶超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因为“二战”后到上个世纪中后期的这段时期，许多国家成功的产业赶超发展战略为转型国家的产业赶超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这段时期，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先后分别成功地实现了传统工业的产业结构升级，重点发展高科技和服务产业，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
上述成功实现传统工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国家和地区在这段时期分别实现了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战略，以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来满足国内需求取代进口，并通过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来逐步实现工业化的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和不平衡发展战略(Hirschman，Myrdal and Rosenstein-Rodan,1958)。特别是不平衡发展战略是理解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之所在，因为按照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不平衡发展为企业家创新提供了机遇。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962)用“雁型”产业发展模式来形象地说明亚洲经济体的产业赶超发展模式。“雁型”产业发展模式主要是指某一产业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转移，从而引起国际性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战略连锁变化，这一变化是与各国或者地区的比较优势结构，如生产成本、要素禀赋和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相对应的。发生于亚洲经济体的产业转移往往遵循了从日本，到亚洲新兴国家，再到东盟的转移路径，而整个产业转移的顺序是纺织业—化学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电子工业的劳动密集型到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交替更替的路径，产业发展战略也相应经历由进口替代到出口替代的转型。
弗农提出了梯度转移的产业发展战略模式。他认为各个工业部门、工业产品和技术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中，都要经历创新、发展、成熟和衰老四个阶段。区域经济的衰老主要取决于产业结构的优势，而产业结构的优势又取决于该地区主导产业化和其他部门在工业生命循环中所处的阶段。如果主导产业化部门处于创新阶段和发展阶段前期，则该地区成为高梯度地区，新产业部门，新产品、新技术等创新活动，一般来源于高梯度地区，随着时间的延伸和工业生命循环阶段的变化，衰退的部门，产品、技术逐步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
缪尔达尔通过运用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和回程效应三个概念说明产业赶超发展的累积因果关系，从而把弗农的静态产业梯度转移发展到动态的产业梯度转移。佩鲁则进一步发展了缪尔达尔的产业赶超发展的累积因果关系理论，提出了“增长极”理论。该理论认为，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集聚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心，即增长极，能够产生较强的吸纳扩散作用，不仅加快了自身发展，而且能够促进周围地区产业的发展。
传统的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一方面主张发展中国家实行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并重的产业赶超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主张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培育自己的产业集聚区域。实现产业赶超的国家要根据产业发展的条件和环境适时建立新的制度和采取新的战略，并且依靠这些制度和战略来充分利用自己的各种优势和克服自己的劣势(Gerschenkro，1952)。低梯度地区可以依赖自己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来发展资源输出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低梯度地区也可以通过“干中学”发挥后发优势，由技术引进、技术模仿到技术改进实现产业的跳跃式发展(Lin-su Kim，1997)。低梯度地区还可以通过政府积极的产业政策，在其内部制造产业发展的增长极，形成产业集聚区域，再通过产业集聚区域的极化、扩散和回程效应形成关联性的产业集群。
三、现代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的最新进展及简要评析
现代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在继承发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的产业赶超战略理论的同时，着重从全球产业价值链、技术能力和自主创新三个层次来阐释产业赶超国家的战略选择。
现代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认为，全球产业价值链是由发达国家的领先企业形成的。伴随着发达国家的IT技术革命，主要的发达国家先后完成了新一轮的产业升级，着力发展高科技产业，通过跨国公司的直接对外投资(FDI)或外包(outsourcing)等途径把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跨国公司总部只把持产品研发、设计和营销等产业价值链中的技术和品牌环节，从而减少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的灵活性。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作为供应商加入全球价值链。全球经济关联度越高，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可能性就越高，从而越有可能从发达国家先进的企业那里获得知识、技术和市场进入等限制性资源。他们把本土企业的这种能力叫做全球产业价值链的网络外部性影响，并且认为通过这种不断重复的“嵌入”和外部性影响，本土企业甚至可以成为全球产业价值链中某个产业的领头羊。当然，这种产业的学习过程涉及到一种集体企业家精神，要求企业家们能够认准、抢占“嵌入”和学习的机遇，并有效地化机遇为行动(John A.Mathews，2006)。
按照现代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赶超企业要想获得成功必须掌握从全球整合资源的能力，充分发挥资源杠杆的作用。发挥资源杠杆作用是产业赶超国家挤入先进技术行列的重要保证(C.K.Prahalad & Gary Hamel，1990)。资源杠杆作用不是指发展经济学文献中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而是指产业赶超国家如何把有关技术转移的商业活动转化为提高企业技术能力的机遇。企业技术能力是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核心竞争力。产业赶超国家企业技术能力获得是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技术改进与创新的路径来实现的(Nathan-Rosenberg，1981)。这个过程是国内研发、政府政策、技术转移方式、市场条件、技术吸收能力、技术和知识本身的属性、企业家才能配置等几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这些因素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技术能力的赶超会表现出技术随从、技术跳跃和技术创新三种不同的模式(Keun Lee，Chaisung Lim,2001)。
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背景下能否真正增强本土企业的技术能力，增强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关键在于该国以怎样的方式“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现代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认为，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背景下，产业赶超国家自主创新的可能途径是遵循OEM-ODM-OBM的路径依赖(John Humphrey & Hubert Schmitz，2002)。当然这条自主创新的途径必然给产业赶超国家带来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的压力，因为本土企业想以充分发展的独立主体加入既有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中时，必然会遭到先占企业的技术封锁和市场屏蔽两种进入壁垒的阻挠。所以产业赶超国家不得不寻找新的战略均衡或与可能的国际机构进行合作开发新的产业价值链。这样，产业赶超国家一方面可以把它们自己的研发、物流和生产价值链进行全球化以确保它们创造收益活动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把自己“嵌入”既有的结构以获取实现产业赶超所必需的知识、技术和市场进入等杠杆性资源(Timothy J.Sturgeon,2001)。
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企业技术能力升级和国家自主创新，是当今时代发展中国家要实现产业赶超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三个关键问题。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和相互统一的整体。全球产业价值链是企业技术能力升级和国家自主创新的网络环境，企业技术能力升级是核心和关键，国家自主创新是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企业技术能力升级的目的和归宿。只有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了，才能保证国家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和实现国家产业和经济的安全。
四、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对处于转型进程中的中国产业发展的启示
（一）产业价值链中的分工不对称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新的不均衡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提高，世界经济中生产和供应链的一体化程度也随之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发达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设厂和外包等途径把处于产业价值链底端的加工装配环节转移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而产品设计的研发环节和商品的营销环节仍然保持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总部(Jan Kregel，2008)。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很大一部分就是发生在跨国公司内部的产业内中间投入的半成品贸易，而不是传统的基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产业间成品贸易。
产业价值链中的不对称分工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新的不均衡发展。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业务时，一方面，在土地资源、能源、环境和劳动力成本上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资源、能源的进一步粗放式使用；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挤压了中国本土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但是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的改变扭曲了这种不均衡发展。一方面，使人们误解跨国公司能够给本土企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能够通过“干中学”和技术外溢效应使本土企业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价值创造和出口贸易也带动了中国GDP和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进一步加大了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的缺口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二）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不能实现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赶超过程的主要路径依赖是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在整个赶超过程中技术和创新是关键。企业技术能力是创新的前提条件。企业技术能力的获得不能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的途径实现。仅仅依靠建立外资企业以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技术转移来提高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行不通的(Bell and Pavitt，1993)。跨国公司在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方面都会把投资所在国的本土企业视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对关键技术和营销网络不但不会进行扩散，而且会挤压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发展空间。
中国与日本、韩国实现产业赶超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有广大的国内市场，有大量的潜在国内需求，技术与市场的匹配还存在大量的空间。我们必须抓住既有产品与市场需求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匹配间隙作为产业赶超的起点，充分发挥政府在企业与大学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走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战略，在产业价值链高端努力实现本土企业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而不是遵循技术引进、技术模仿与技术扩散的路径依赖式发展(LIU Xielin，2007)。
（三）实现产业赶超的主体应该是本土民营企业
实现产业赶超发展有两种力量驱动，一种是本土企业，另一种是通过FDI设立的外国企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主要是依赖本土企业推动，巴西等其他东亚亚洲国家及中国内地主要依靠外商投资驱动。Daisuke Hiratsuka(2005)通过计算制造产业的国际竞争系数发现，主要依赖本土企业推动产业赶超过程的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上游产业获得成功，而主要依赖外商投资驱动产业赶超过程的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在上游产业并没有获得成功。
本土民营企业是实现产业赶超发展的主体，这是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实现产业赶超发展成功的经验。民营企业求生存和求发展的内部和外部市场环境压力会促使整个企业群体去不断实现产品、技术和市场创新。政府应该不断放松对民营企业的进入管制，解除各种制度性障碍，为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内外部市场环境。
（四）高级生产要素应该向创新主体和创新组织集中
国家实现产业赶超发展有其路径依赖，特别是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刚刚经历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经济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还没有发育成熟，表现在其技术能力还不能真正地参与国际先进技术的竞争(Urmas Varblane，David Dyker,Dorel Tamm，2007)。民营企业技术能力还是不能通过单纯的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获得，因为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先企业首先不会把自己核心的先进技术直接卖给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转型发展中国家的民营企业最多只能够通过购买其产品间接地获得其技术。这就需要民营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对暗含在这些产品里面的技术知识和技术密码进行破译，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创新。这就要求国家要把高级生产要素向这些创新主体和创新组织集中。
高级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先进的设备、优良的研发投资和企业家才能，国家要创造这些高级生产要素有利于向民营企业流动的机制和体制。国家要建立技术消化吸收、技术扩散和技术创新的网络系统，提高民营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鼓励民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制是激励人力资本流动的内在动力，要通过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促使最优秀的人才向科研院所和民营企业集中。企业家才能是最重要的高级生产要素，企业家才能的合理、高效配置直接影响企业的技术吸收和技术创新能力及国家的产业赶超能力。国家要改革相应的教育体制，大力培育企业家精神，鼓励自主创业，特别是创立科技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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