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协同创新的有效运行机制和驱动力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驱动力论文,运行机制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3)04-0064-05
目前，内涵式发展已经成为国际名校积聚竞争力的战略手段。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内涵发展不是单纯地迎合社会发展需求，而是积极融合社会发展需求的过程，因而需要一个坚实的实践载体。英国牛津大学很早就提出打造“卓越学术平台”，整合区域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资源，推进跨学科的研究和产学研一体化构建，从而实现在跨学科领域引领国际研究活动。美国斯坦福大学有深远的重视内涵发展的传统，通过前瞻而绵密的战略规划，致力于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和跨学科、跨界的学科平台，强调知识创新与社会服务的融合，鼓励原创性研究和产学研一体化，加快科技转化。目前硅谷已经成为斯坦福大学协同创新的历史见证，并不断推陈出新，实现了校企及高科技园区的良性互动，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心脏[1]。
面对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挑战和日益加剧的教育资源竞争，2012年3月19日教育部出台了《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提出，积极推动协同创新，提高高等教育质量。2012年教育部启动了“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从顶层设计层面明确高校在人才培养、学科发展、知识创新能力提升方面的新方向和任务[2]。研究和探索高校协同创新机制，无疑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3]。本文拟从协同创新的驱动力及运行机制层面分析，尝试探讨高校如何跨域、跨界整合“政产学研用”等多方资源，推进协同创新，促进学校内涵发展。
二、协同创新的内涵、要素和特征
协同创新最初是指在工商组织内把学者哈肯提出的协同论(Synergetic)应用在企业新产品研发和组织内部人员优化方面。随后随着企业组织管理的日益复杂，企业面临的竞争态势也已经由“零和博弈”向资源互赖、“双赢-多赢”演变，传统金字塔形组织框架和职能型组织运作机制已经成为禁锢企业快速反应的智障，协同创新已经突破企业边界向跨资源整合的多边协作体系演变[4]。特别是在当代，随着“众包”(Crowdsource)思想日益被企业接受并成为企业竞争的利器，塑造有形的组织无形的边界，已经成为工商组织的当务之急。组织应该像一个可塑的变形金刚，随时可以吸附或者内嵌在一切有价值的体系中，敏捷地适应外部环境，攫取资源；而不是孔武有力的恐龙，一旦环境变化便轰然倒下。这种“虚者实之，实者虚之”的组织形态正是顺应“众包”时代孕育而出的组织特征[5]。
协同创新意味着资源和要素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遵循价值链原则进行有效汇集和布点，充分释放彼此在“人才、智慧、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上的活力，从而实现深度融合与合作。把创新的主导权释放到价值网络的每个节点上，形成一种全新的价值驱动和分配模式与结构。
高校协同创新是以面向科技前沿和社会发展前沿需求为导向，集结“政产学研用”多方创新主体，围绕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产业发展中的普适性问题、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以及文化传承中的创新议题，开展深度合作。赵德武进一步指出，协同创新是个立体概念，它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合作，更是一种战略理念；也不只是单纯的科研组织形式，更是科研创新的新形态。[6]
因此，全面解构“协同创新”，需要把握以下特征：
首先，高校协同创新是一种“拉式”创新行为，不是被动的“推式”创新行为。因而高校创新以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发展亟待破解的困结为导向，国家战略需求以及关系国计民生或企业发展重大技术难题为协调创新的客体。
其次，高校协同创新主体涉及“政、产、学、研、用”等多方力量。以高校为主体，政府为主导，企业、社会、科研院所(及其他高校)、国外研究力量等为主要参与力量。
再次，协调创新的主导权释放到价值网络的每个节点上，形成一种全新的价值驱动和分配模式与结构，因而“高校资源整合能力(由高校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决定)”以及“价值分配和激励机制”是构建协同创新体系的抓手或者协同创新的主要驱动力。
三、高校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构建
协同创新涉及多元利益主体，由需求引导、政府主导，以高校为主体，整合多元力量，因而需要一个有效的运行机制。高校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的具体构建如图1所示。整个运行机制分为三个层面。
(一)引导层面：通过问责机制调控协同创新主体的行为
引导层面即顶层设计。由政府主导，通过协同创新项目布置、章程管理、监督及问责机制构建，从最高层面引导协同创新体系有效运转。政府的引导作用具体体现在：
首先，组织和评估协同创新主体高校(或科研院所)的项目或方案是否对接国家战略、面向科技前沿和社会发展、企业发展的重大前沿需求，是否具有前导性、紧迫性和战略价值。
其次，过程监管和服务。政府的引导作用不是一个短期行为，而是贯穿整个协同创新过程始末，是一个宏观面上的监管和服务，以确保协同创新运作良好，消除各种组织智障，平抑协同创新主体高校在跨领域、跨界资源整合中的摩擦和运作成本。
最后，通过问责机制调控协同创新行为和各个主体间的关系。问责机制涵盖过程监管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两个层面。过程监管主要针对协同创新主体行为是否存在羁越规则和暗箱操作等问题，重在章程管理(考察行为主体的行为及交易关系是否符合章程界定的行为)、财务监管和项目审计。绩效监管主要考察协同创新目标有无实现或者协同创新目标有否螺旋式上升，重在学术价值、服务价值、用户价值的评价。
需要指出的是，问责机制是一个立体动态的体系，重过程(动态性)、重内涵和实质(层次性)。例如，对于以基础研究为主的协同创新项目，以学术价值为评价内容，采取标杆评价法，重在寻找差距，促进发展。对于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的协同创新项目，则以用户价值和商业价值评估为主。
(二)主体层面：价值网络构建与资源整合
高校在协同创新有效运作方面发挥领袖作用。其作用不是简单地通过套期获利来经纪产业项目，而是一个资源整合的知识创造与技术转移平台，最终反哺高校学科发展，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发展和良性互动。
这客观上需要协同创新主体健全组织，制定章程，确定发展目标和愿景，安排和部署研究计划和开发方案。其中主体高校要充分发挥人才资源整合优势与组织协调作用，以项目切入为重点，创新激励机制，构建共享平台，促进面向需求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注重与政府、企业、其他高校的合作以及国际合作的组合互动，协同实现技术转移，推动社会化与国际化进程，深化知识合作和商业化能力，为企业、社会以及其他公共组织的发展做出贡献。
具体而言，由协同创新牵头高校成立协同创新中心，中心成员包括其他高校成员、科研院所成员、企业成员以及其他成员构成的协同创新利益相关者。由“中心”引领，集合技术转移相关者构成“价值共同创造体系”，以项目为抓手，以激励机制创新和共享平台构建为接合部或枢纽点，整合各方资源，利益互动，增强学校与政府、学校与企业、学校与专业协会的合作力度，在智力支撑、项目共建、人员培训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产学研互动，从而促进人才、创意、资本三方的有效融合。
同时，协同创新能够反哺学科发展。协同创新计划一方面为学科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最重要的是通过协同创新重塑大学人才培养理念。协同创新的人才培养理念，就是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汇集多方力量、汇聚多种手段，以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注重全人教育和人的全面发展，以知识创新和实践创新为先导，通过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推动复合型人才培养，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提升人才培养层次和质量。
图1 高校协同创新的有效运行机制和驱动力
(三)运作层面：知识服务与技术转移价值链构建
从国外高等教育实践看，无论是斯坦福大学的“硅谷园”还是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他们从来没有曲意迎合所谓社会发展，去追求“短平快”的项目，而是以创造多元需求为己任，整合多元力量，打造人才培养、学科发展、科学研究为一体的创新体系。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对于面向产业发展的共生问题，高校以其天然学科优势，联合骨干企业、科研机构及其他高校，建立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协同、多技术集成的重大研发与应用平台，形成“政产学研用”融合发展的技术转移模式。一方面通过知识创造增加全社会的知识存量，另一方面通过产学研合作知识创新，实现与技术创新网络的耦合，为产业结构调整、行业技术进步提供持续的支撑和引领，使高校真正成为国家技术创新的重要阵地[7]。
面对区域发展的重大需求，高校可打造特色学科与区域特色经济的双螺旋耦合结构，支持地方政府围绕区域规划发展特色经济。同时，还可以通过与企业、科研院所等开展多种形式的协同研发，构建高校知识服务平台，持续推动高校服务方式从粗放式向内涵式转变，实现成果转化多元化和强辐射态势，拉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新兴战略产业发展。
四、高校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的驱动力
(一)资源整合能力与方式
协同创新主体高校的资源整合能力体现在依托相关高校的优势特色学科，以项目对接与耦合为纽带，开展互补性合作，凝结创新资源，锻造优秀创新团队，营造持续创新的组织氛围和学术环境，培养、催生拔尖创新人才，使得高校逐步成为引领和主导国际科学研究与合作的前沿阵地[7]。
主体高校的资源整合能力取决于三个方面：
第一，主体高校的影响力。主体高校自身的资源承载力和影响力决定了其能否获得协同创新计划的支持，能否获得相关协同创新参与者的认同。按照“扶强”的要求，高校要检视自身的资源能力，超前布局，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强化优势学科，以优势学科带动整体学科发展和学校影响力的提升，才可能在高等教育资源竞争日益激烈的态势下赢得先机。
第二，主体高校的吸引力。国家推出协同创新计划，旨在解决面向科技前沿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前沿需求问题。按照“扶特、扶需”原则，主体高校要检视特定学科是否具有一定特色和吸引力，领军人才或研究团队是否具有一定优势和吸引力。高校可以考虑错位发展，发展交叉与融合学科、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学科，以高水平差异化的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增强学科在特定细分领域的竞争力，从而提高高校的吸引力。
第三，主体高校的凝聚力。协同增效取决于高校的凝聚力。凝聚力不单单是把不同参与主体聚合起来，而是通过有效的组织、分工、内部挖潜，对协同创新资源优化重组。协同创新必须以面向科技前沿和社会发展前沿为导向，以研究资源的现实状况为基础，反对协同创新过程中的面壁虚构。但另一方面，也必须强调协同创新对外部市场环境、战略转型、技术变革、组织与流程再造、研究方式转变等一系列变化的影响，强调协同创新的适应性，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协同创新的执行力。
协同创新资源整合与配置方式至关重要。借鉴国内彭剑锋等人相关研究的思路[8]，协同创新资源整合与配置有以下几种方式(见图2)。
图2 协同创新资源整合与配置方式
在并列型的协同创新资源整合方式中，每一项协同创新成员的职责都彼此独立，它们都单独构成一个流程的出口与入口。
在流程型的协同创新资源整合方式中，所有协同创新成员的职责共同形成创新活动的内部流程，因此，这一内部流程的开端即为流程的入口，内部流程的末端即为流程的出口。
在网络型的协同创新资源整合方式中，存在着一个具有总结性的职责，由协同创新主体高校承担，其余分工与职责都为这一职责提供输入。因此，其余职责即形成流程的入口，总结性的职责即为流程的出口。
在混合型的协同创新资源整合方式中，存在着几组相互衔接的职责和分工，形成几组内部流程，每一条内部流程都存在着一个资源投入的入口和出口。
(二)激励与自我约束机制
通过外部的问责机制有助于协同创新各方明确各自职责，理顺参与方与其流程上下游环节的关系，明确参与方在流程中的角色与权限，消除由于职责设置或者职责界定的原因所导致的流程不畅、效率低下等现象。另一方面，必须从协同创新参与方如何为协同创新创造整体价值角度，建立和创新激励机制，以激励参与方的创新激情和首创精神。激励机制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知识与技术分享。协同创新设置的初衷就定位于解决现实重大技术难题，如果创新成果不以用户导向，解决参与协同创新方的技术困境，就会抑制它们对协同创新的参与热情。同时协同创新不仅仅是对外知识的搜寻以及内外资源的交换与流动，而且是将多样化的组织或者个人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网络中，在实现群体目标的同时实现协同创新参与方自身的目标[9]。掌握着高端技术或关键知识的协同创新主体高校，会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对整体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发展方向与速度做出调控。与此同时，基于协同创新主体的多样性与独特性，协同创新成员之间的同侪评价以及知识的互补性对创新结果的质量控制起到了巨大作用。因此，建立知识和技术分享机制，对于吸引和凝聚协同创新参与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是投资回报。企业是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实体，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内驱力是从创新中获利。因而，应该明确投资风险和投资回报方式，包括投资收益、技术入股、股权激励等。协同创新的优势就在于通过组织间关系将组织边界之外的分散性创新资源有效的汇聚与整合，从而创造出超额利润或者关系租金[10]。在这样的情况下，协同创新主体间的界面规则和治理模式尤为重要。因此，协同创新主体间的合作要依法进行，协同创新章程尤为重要，它是明确协同创新各主体间责权利的法律保障。
三是使命感召。协同创新不仅仅要求各创新主体间的横向协同，还需要纵向沿时间维度的持续协同，切实改变临时合作、应急研究、追求短平快的隧道视野，打造有利于持续协同创新的宽基础厚模块，不断优化以学科交叉融合为导向的高校资源配置模式，形成创新长效机制，实现稳定持续创新[6]。创新是一个高投入且失败概率高的活动，而且科学研究难以量化，特别是一些基础性、前沿性的创新项目需要经过长期精心的培育和探索，因此需要各协同创新参与方特别是主导方，摒弃隧道视野，自觉构筑抵御各种商业戾气侵蚀的屏障，通过愿景引导、使命感召、文化熏陶、自我主导、行为自律，促进协同创新主体在更高层面上从事创新活动。
我国大学教育在艰难的前进中不断探索，为推进深层次变革积蓄了丰富的能量。协同创新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深度融合社会需求(而非迎合社会需求)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协同创新有利于高校以全域的视野盘活和用好现有资源，以重点领域聚焦和打磨优势学科，以优势学科吸引和汇聚优质研究资源，从而实现科学研究协同增效的乘数效应。同时，围绕协同创新推进高校制度创新，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创新与传承方面超越传统学科导向[11]以协同创新为契机，清除高校内涵发展的各项体制机制障碍，才能有效释放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和辐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