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前期诗歌断层化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晋论文,探析论文,断层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这话虽然过于笼统，但考之史实，也不为无稽之谈。因为自西晋潘陆张左的出现，文学一度繁荣之后，随着他们的消失，汉魏以来的诗歌艺术传统断若游丝，其间虽有刘琨和郭璞等人有意无意的努力，终因个人才力和社会现实的诸多原由，难以力挽狂澜，只是到了谢灵运等人的出现，才使这种局面扭转，所以钟嵘《诗品序》称谢氏为“元嘉之雄”，且成就“含跨刘、郭，凌轹潘、左”，而这已经是一百余年后的事了。在这一百多年间，诗歌——尤其是沿着汉魏诗歌艺术传统的诗歌，如果不能说是荒芜的，至少是寂寞的。特别是永嘉南渡以来直到东晋玄言诗兴盛前的诗歌，用断层化来称述，当是可以成立的。本文的目的和任务是，首先证明这段诗歌的断层化，然后探求其原因，进而阐述其对东晋诗歌发展的影响。
一
八王之乱后，又继以永嘉之乱，西晋王朝无力自振。永嘉元年，“并诸州郡为刘元海所陷，刺史刘琨独保晋阳。”（注：《晋书》卷五《怀帝纪》。）在这场浩劫中，大批文士死亡，曾经称雄于太康文坛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或死于战乱，或恬退自保。潘岳死于永康元年（公元三○○年），陆机和陆云死于太安二年（公元三○三年），张载则“见世方乱，无复进仕意，遂称疾笃告归，卒于家。”（注：《晋书》卷五十五《张载传》。）张协也因为“于时天下已乱，所在寇盗，协遂弃绝人事，屏居草泽，守道不竞，以属咏自娱。……永嘉初，复征为黄门侍郎，托疾不就，终于家。”（注：《晋书》卷五十五《张协传》。）左思在贾谧被诛后，“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齐王冏命为记室督，辞疾，不就。及张方纵暴都邑，举家适冀州，数岁，以疾终。”（注：《晋书》卷九十二《左思传》。）其他一些稍有成就的文士也同样如此，夏侯湛已卒于元康元年（公元二九一年），张华、石崇、欧阳建均死于永康元年（三○○年），嵇绍被害于永兴元年（公元三○四年），嵇含被害于光熙元年（公元三○六年），曹摅战死于永嘉二年（公元三○八年），阮修被害于永嘉四年（公元三一○年）（注：据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挚虞饿死于永嘉五年（三一一年），其年，王瓒和庾
也为石勒所害，潘尼病卒于坞壁，傅祗暴卒于盟津。以上诸人均未能随晋室渡江。张翰则“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注：《晋书》卷九十二《张翰传》。）很明显，思乡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其恬退的主要原因还是为了避祸。战乱不仅使大批文士死亡，更给他们的心灵以巨大的影响，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
永嘉南渡前后，大批文士滞留于江北，或无力渡江，或卒于乱世，致使诗坛一时寂寞，以致后世文学史家在叙述两晋诗歌发展时，无法详述，只能用粗线条的笔墨勾出一条简单的线索，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诗品序》，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都采用这无可奈何的方法。他们又大多本之于刘宋檀道鸾在《续晋阳秋》中的一段话：
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江左李充尤盛（注：一本作“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注：《世说新语·文学》“简文称许掾”条刘孝标注引。）
这段涉及两晋诗歌发展的文字，尤其是玄言诗发展的问题，引起后人议论纷纷。但可以从中看出，在叙述诗歌发展史时，从潘陆直接跳到孙许的玄言诗，刘勰、钟嵘等人在补充叙述时，最多也只拈出其中稍有成就如刘琨、郭璞者。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称赞郭璞的游仙诗“挺拔而为俊”，而在《时序》篇中又说：“元皇中兴，披文建学，刘、刁礼吏而宠荣，景纯文敏而优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逾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刘隗、刁协以儒学鸣世，不以文学见长；庾亮、温峤之“逾亲”和“益厚”其实并非由于“笔才”和“文思”，他们以事功擅名，文学上也主要以玄言诗自立，与潘陆之徒的继承汉魏诗歌传统尚大异其趣。而且，此时玄言诗的高潮期尚未到达，其成就也不足以与后来的孙、许之辈比肩。
除郭璞、刘琨外，当时稍有成就的诗人要数庾阐、曹毗了。《晋书》卷九十二《文苑传序》称他们为“中兴之时秀”。且不说“中兴”本是晋室的自我安慰之词，就庾、曹两人的诗歌成就来看，称之为“时秀”，恐怕也是由于“蜀中无大将”了。两人诗作多所散佚，难以窥其全貌，但从史料记载来看，其诗名不若赋名。曹毗为曹休之后，《晋书》本传称其“少好文籍，善属词赋”，“又著《扬都赋》，亚于庾阐”。《世说新语·文学》篇又载：“孙兴公道曹辅佐才如白地明光锦，裁为负版绔，非无文采，酷无裁制。”而以《扬都赋》得名的庾阐为庾亮本族，亮虽极力为之扬名，谢安却不以为然，称之为“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注：《世说新语·文学》。）从他们现存的诗作来看，也确实不如刘琨、郭璞之辈。将庾的《游仙诗》十首同郭的同题之作相比较，高下立判。这样，刘琨、郭璞便成了潘陆之后、孙许之前的硕果仅存者。那么，是否因此而改变了东晋前期诗坛的寂寞状况呢？以下可对此作些分析。
刘琨早年厕身贾谧“二十四友”之中，声誉不算太好，清人王鸣盛曾慨叹：“潘岳、石崇附贾谧，望尘而拜，不待言矣。而刘琨、陆机亦皆附谧，在二十四友之数。赵王伦之篡，乐广号玄虚，仍奉玺绶劝进，而刘琨则为伦所信用，晋少贞臣如此！”（注：《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九。）虽然可以找出许多理由为刘琨辨解，而在个人品性中毕竟是一个污点。但他在后来国破家亡的现实中，对自己早年的放达作了反省：“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注：《答卢谌书》，《文选》卷二十五。）诗歌也因之大进，《诗品》置于中品，说他“善于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从他现存的《扶风歌》、《赠卢谌》、《重赠卢谌》来看，确有建安风力。但他以军功闻名，史料也不载其他诗作，即使有，当也不会超过上述诸作。而且他于大兴元年（公元三一八年）遇害，又从未南渡，即使诗歌有所成就，也不能和郭璞南北呼应，只能寂寞地走完他的英雄之路。
郭璞出身寒门，多才多艺，永嘉之乱开始前，他已觉得世将纷乱，遂避地东南。他的诗歌，后世每推其《游仙诗》，而在当时，名士们更欣赏他“林无静树，川无停流”这样的作品，阮孚称之为“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注：《世说新语·文学》。）他的游仙诸作，究竟作于何时，已不可考，但钟嵘《诗品序》在谈到东晋玄言诗时说：“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据此，再结合前引《续晋阳秋》之言，当作于东晋时期。有论者认为：“他的诗歌创作，分为西晋东晋两个阶段。五言游仙，体现西晋诗歌的新精神；四言雅诗，则开东晋玄风。”（注：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第356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问题当然尚可讨论，但重要的是， 他的《游仙诗》即使作于东晋，对当时诗坛也没有什么冲击，也就是“未能动俗”。钟嵘《诗品》评云：“乃是坎
咏怀，非列仙之趣也。”《文选》卷二十一李善注：“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铒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见非前识，良有以哉。”李氏从游仙诗的体制出发，认为郭诗不合游仙诗本旨。所谓的“见非前识”，“谓《诗品》讥其无列仙之趣。”（注：黄侃《文选评点》第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其实，《诗品》并非讥意，正相反，认为它“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因此方能“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注：参见周勋初师《郭璞诗为晋“中兴第一”说辨析》，载《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但这都已经是后人的评论了。也就是说，郭璞及其《游仙诗》即使后人觉得有成就，当时则是淹没于玄风中的，所以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干脆不提，其云：“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从诗歌发展史角度来说，这样叙述，与其说是对郭璞的“忽略”，不如说更能看清文学史的脉络。
郭璞死于太宁二年（公元三二四年），这一年，王濛约十五岁，支遁、孙绰十一岁，谢安和简文帝五岁，王羲之四岁，许询生年虽不可考，但他活动时期与孙绰等人同时，属同辈人。也就是说，郭璞死时，渡江士族第二代还没有成长起来，玄言诗高潮时期还远远没有到来。至于玄言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当属别论。在这个基础上，把潘陆之后、孙许之前这段时期称为诗歌断层化时期，当不为牵强。也许正因为这种断层和寂寞，当袁宏讽咏他那并不算高明的《咏史诗》时，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以至于声誉鹊起。《世说新语·文学》：“袁虎（宏小字）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尚）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说“自此名誉日茂”。袁宏也借此成为名士。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两首《咏史诗》。
周昌梗概臣，辞达不为讷。汲黯社稷器，栋梁表天骨。陆贾厌解纷，时与酒梼杌。婉转将相门，一言和平勃。趋舍各有之，俱令道不设。
无名因蝼蚁，有名世所疑。中庸难为体，狂猾不及时。杨恽非忌贵，知及有余辞。躬耕南山下，芜秽不遑治。赵瑟奏哀音，秦声歌新诗。吐音非凡唱，负此欲何之。”（注：《全晋诗》卷十四。）
谢尚之欣赏此诗，正与谢安之欣赏《大雅》中的“訏谟定命，远猷辰告”一样，是因为它有一种“雅致”。《诗品》评云：“彦伯《咏史》，虽文体未遒，而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应该说，此诗不算太差，在当时平淡之风中尤属难得，而置于纵向文学史线索中就难为上乘之作了。《文选》卷二十一咏史诗类不收此篇，我们当然不能据此而否定它，但至少也说明部分问题。陈延杰说：“此诗是学左太冲者，有讽谕之致，特波澜不大耳。”（注：《诗品注》第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所谓“文体未遒”，“波澜不大”，正可见成就有限耳。如果将左思《咏史诗》与之比较，且不说艺术形式上的区别，尤少风云之气，更谈不上什么“左思风力”了。
二
存在这段断层期，当然主要是由于战乱的因素。这种混乱使社会处于无序状态，给这段时期的诗歌影响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它造成的直接影响是使大批文士在肉体上的消亡，特别是潘陆张左等人。虽然残酷的现实有时更能刺激诗人敏锐的思维，使之产生更有力度的作品，但对两晋之际的诗歌来说，至少曾在西晋前中期存在的一个寒素士人群体已不复再有。况且，张协、左思等人也根本未能渡江，在司马睿称帝前已谢世。正是由于潘陆张左等人的消失，原本不为雄厚的诗歌队伍更加难以壮大。值得一提的是，这批人的消失，正当他们的壮年时期，除张华年岁稍长外，陆机死时四十三岁，陆云四十二岁，潘岳五十四岁，左思约五十五岁，欧阳建仅二十余岁，下一代青年诗人还没有成长起来（或根本就夭折于战乱）。这些人的死亡，除各自身世遭际有异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经济上的原因：他们大都出身寒门，即使免于兵燹，也根本没有力量携家南渡。特别是在永嘉之乱和“五胡乱华”中，整个江北大地哀鸿遍野，战争、屠杀、饥馁、瘟疫、掠夺，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字眼史不绝书。大批官僚尚难自保，贫寒之士更难幸免。如夏侯湛，《晋书》本传说“湛族为盛门”，即使如此，还是“遭中原倾覆，子侄多没胡寇，唯（弟淳）息承渡江。”同样，阮修为当时名士，得王敦之助，“避乱南行，至西阳期思县，为贼所害。”（注：《晋书》卷四十九《阮修传》。）郭璞在避地东南过程中备历艰难，作《流寓赋》以述行，而这尚是永嘉乱前的情形，战乱中间则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连“将相侯王，连头受戮，乞为奴仆而犹不获，后嫔妃主，虏辱于戎卒”（注：干宝《晋纪总论》，《文选》卷四十九。），贫寒之人除了死于乱世之外，当时的出路不外乎两条：一是沦为豪族强宗的佃客或部曲，一是沦为流民。而东晋朝廷一般都将流民阻于江北，不让过江。对于其中的文化阶层——寒士来说，生存能力较一般贫寒者尤低，若非有特殊才能而蒙拔擢的话，只能早逝于乱世中。于是，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士族和土豪或筑坞自保，或举家南迁。渡江而来的侨姓士族求田问舍，也是为了生计。由于这些原因，使得东晋前期的文士中只能以高门名士居多。
高门名士多尚玄谈，不具备汉魏诗歌传统的素质。元康以来，王衍之徒大纵浮薄之风，以勤恪为耻，以虚浮为高，后人对此有清谈误国之论。事实上，王衍临死前已慨叹：“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注：《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西晋之灭亡是否由名士之清谈来解释，恐怕难以一言以蔽之。东晋时谢安就已不同意清谈误国论。《世说新语·言语》：“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谢安之言虽有诡辩之嫌，但若非得如后世论者那样，集矢于王衍等人之清谈，恐也失之简单。倒是干宝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口吻，持论较为公允。他在《晋纪总论》中分析晋武帝死后的形势：
民不见德，唯乱是闻。朝为伊周，夕为桀跖。善恶陷于成败，毁誉胁于势利。于是轻薄干纪之士，役奸智以投之，如夜虫之赴火。内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实反错，天纲解纽。国政迭移于乱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李辰、石冰，倾之于荆扬；刘渊、王弥，挠之于青冀。二十余年，而河洛为墟，戎羯称制。二帝失尊，山陵无所。何哉？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弊犹乱；作法于乱，谁能救之？（注：干宝《晋纪总论》，《文选》卷四十九。）
这种分析直接从统治者本身和政治体制上寻找原因，至少要深刻一些。（注：南宋人多从民族情感出发，推重东晋君臣“不与刘、石通使”等骨气，故不难谈玄。）而且，《晋纪》的撰写，是在王导的授意下，也应该代表了王导和东晋前期统治者的旨意。而我们之所以讨论这段史实，是为了探讨其与文学的关系。
西晋时期，虽然世家大族在兴起，但社会政治还是君主制，特别是晋武帝时期，平吴之后，社会统一，国力也较强盛。晋武帝为了统治的需要，一方面提倡儒学，一方面提拔寒素士人，如傅玄、张华之辈。而儒学和寒素正是西晋文学发展的两个动力。自正始时期何晏、王弼之徒大倡玄风以来，嵇康、阮籍的行为又成为魏晋风度的典范，名士们以谈玄为高。然而，王衍、乐广之徒在哲学上无法企及王弼的理论高度，也不具备嵇、阮的坚贞之志和内在品性，徒以谈玄以谈玄，把谈玄化为一种标榜清高的形式。同时，名士们对汉魏诗歌艺术传统也不重视，甚至轻视。一些名士既为谈为高，便不重著述，也未必长于著述。如《世说新语·文学》篇载：“乐令（广）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将让河南尹，请潘岳为表。潘云：‘可作耳。要当得君意。’乐为述己所以为让，标位二百许语。潘直取错综，便成名笔。”这些名士们既不务实，又不喜儒学，却能够凭借门第高华，获取政治上的种种利益。而晋武帝之提倡儒学和提拔寒素，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自己统治的需要，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名士们的务虚，国家需要一批务实而有才干的人士使统治机器正常运转。对于寒素士人来说，儒学和文学正是他们的进身之所。同时，他们也无法跻身于玄谈名士之列，当然也无意于与之争胜。所以，西晋玄学名士少有诗作佳者，诗歌上有成就者几乎皆属儒士或寒素文士，观《晋书·文苑传》可略见一斑。傅玄、傅咸、张华、张载、张协、张亢、左思、潘岳、潘尼、郭泰机皆出身寒素。曹毗虽为曹休之后，家道早已衰落。庾阐虽为庾亮本族，但从小孤贫。这里，值得分析的是二陆兄弟和吴姓士人。
二陆出自吴郡陆氏，乃江东世族子弟。但西晋平吴后对吴人尚有戒心。吴人在政治上受歧视，甚至被视为“亡国之余”（注：《世说新语·言语》“蔡洪赴洛”条。）。二陆兄弟虽为名门之后，可入洛求进身之阶并不顺利，甚至受过一些北方大族子弟的侮辱。当时认为，“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注：《晋书》卷四十六《李重传》荀组语。）按这个标准，二陆已无世祚之资，应被视作寒素。
陆机入洛，带着满腔热忱和希望，想重振家道，恢复父祖昔日的荣光。所以他汲汲于世，不惜投靠贾谧，以求成功。尽管他是南士中的佼佼者，可早已时过境迁，也不能如北姓高门那样凭恃冢中枯骨可坐致公卿，只有凭借自己的才华而求赏识。关于陆机和贾谧的交往，后人有不同评说。沈曾植说：“贾充之德丑矣，谧之人才亦何所取，士衡与交，徒以其中朝贵胄耳。此诗（《答贾长渊诗》）从晋室开基入手，取径避就可玩。”（注：《海日楼札丛》卷七。）问题当然可继续讨论，但纵观他的整体诗作，包括不少拟古诗，虽然咏事抒情难以指实，但一种羁旅之感还是可以看出的。特别是他的一些赠答诗，给吴中亲友的往往情意渊茂，比较其《答贾长渊诗》和《赠从兄车骑》，不难体会其情感倾向。所谓“余固水乡士，总辔临清渊”（《答张士然》）、“孤兽思故薮，离鸟悲旧林”（《赠从兄车骑》）、“誊言怀桑梓，无乃将为鱼”（《赠尚书郎顾彦先》）等等，可谓一往情深，中有吴中情结。这与吴人当时的共同命运有关。他们位于同一处境，自然而然产生一种亲和力，而吴人之多情又为其文学增添了一份色彩。更重要的是，南北学风的差异导致了南北士族在文学表现上的分野。西晋前期虽然崇学倡儒，一些北方高门士族如琅琊王氏等也是儒学世家，可此时玄学早已深入他们的心中，谈玄论虚已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其末学把谈玄理解为一种高自标持的形式，进而崇尚放达的行为。江南士人对于京洛名士们的放荡则很是反感，他们又大都以儒学立世，唐长孺先生考证后总结说：“晋室东渡之后，玄学开始在江南发展，江南成为各种新学风的移植地域，但南方土著保守旧业者还有其人，贺、虞、顾、陆诸家和葛洪都是。一般说来，江南土著之学还是以儒家经典注释见长。”（注：《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378页，三联书店 1955年版。）
西晋统治者虽然后来考虑到吴人的对立情绪，稍稍作出让步，如让他们出任一定的朝廷之职，在经济上不触动江东世族的利益等等，但在整个西晋时期，吴人还是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一些江东世族子弟如顾荣、贺循等人在乱世中都纷纷恬退自守。顾荣与二陆同入洛，时人号为“三俊”，但一来仍为北方高门士族轻视，一来身处乱世，难有作为，甚至与友人说：“吾为齐王主薄，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以至于“永嘉初，征拜侍中，行至彭城，见祸难方作，遂轻舟而还。”（注：《晋书》卷六十八《顾荣传》。）对吴人的歧视，甚至一直到东晋时期，仍然存在一些侨姓高门士人心中。《世说新语·方正》篇载：“张玄与王建武（忱）先不相识，后遇于范豫章许，范令二人共语。张因正坐敛衽，王熟视良久，不对。张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往。范是王之舅，乃让王曰：‘张玄，吴士之秀，亦见遇于时，而使至于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张祖希若欲相识，自应见诣。’范驰报张，张便束带造之。遂举觞对语，宾主无愧色。”（注：《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张凭诣刘真长时，也受轻视。）张玄和张翰一样，出吴郡张氏，吴中四姓之一。王忱为王坦之子，出太原王氏。这则故事的结局虽然是“宾主无愧色”，皆大欢喜，但张玄在气势和心理上总是屈于王忱。值得注意的是，东晋时的吴人已经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地位，而在心理上却始终没有优势。陆玩之拒绝王导请婚，也未尝不是出于一种深沟高垒的心理保护自己。
陆机在吴亡后读书十年，以博学见长，发之于文学，自是才雄思深。潘岳虽人品有可议之处，才学自能骄人，故有“潘江陆海”之称，《晋书》卷五十五史臣论云：“机文喻海，韫蓬山而育芜；岳藻如江，濯美锦而增绚。”（注：《世说新语·文学》：“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余嘉锡解释说：“陆文固深于潘，然未见潘之果较陆为净也。此自兴公性分有限，故喜潘之浅耳。”这种论点值得商榷，可聊备一说。）左思则“家世儒学”，张载“博学有文章”，张协“少有俊才，与载齐名”，成公绥“博涉经传”，褚陶“清谈闲默，以坟典自娱”，王沈出于寒素，作《释时论》以疾世，庾阐从小“好学，九岁能属文”，曹毗“少好文籍，善属词赋”（注：以上诸引文皆据《晋书》本传。）。汉魏诗歌艺术传统与正始以来的“诗杂仙心”本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前者需要学问和文采，后者本须思深，偏偏中朝名士既无王弼、嵇康之思深，又无阮籍之胸中块垒。于是，仿效前者则画鹄不成尚类鸢，倾慕后者则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要之，西晋一代有成就的诗人，皆出身寒素，兼服膺儒业，正与当日玄谈名士了不相类（注：二陆兄弟入洛后，亦曾好玄。但他们还是恪守家学传统和江南学风，好玄恐怕也只是为了交际场上的需要和赶时髦而已。），从而得以承继汉魏诗歌传统，故《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说：“曹王陈阮，负宏衍之思，挺栋干之邓林；潘陆张左，擅侈丽之才，饰羽仪于凤穴。斯并高视当世，连衡孔门。”这些人消失了，而本不长于诗的玄谈名士崇尚的不是文学，而是行为，一种看似飘举入云的风度。因此，同是重情，诗人发之于抒发情感的诗歌，故“诗缘情而绮靡”，潘陆张左诗中皆多情语，陆之思乡，潘之悼亡，张之情诗，左之寒怨，皆是其例。而名士之重情，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行为。王戎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桓伊的“每闻清歌，辄唤奈何”，也可谓一往情深，却不见他们发之于诗。诸名士之放达，也正借纵情之名。在他们看来，只须纵情之行为，无须抒情之诗歌。对于诗歌，他们宁愿撷取现成的为自己宣情服务。《世说新语·任诞》篇：“王孝伯（恭）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余嘉锡解释说：“《赏誉篇》云：‘王恭有清辞简旨，而读书少，’此言不必须奇才，但读《离骚》，皆所以自饰其短也。恭之败，正坐不读书。故虽有忧国之心，而卒为祸国之首，由其不学无术也。”（注：《世说新语笺疏》第7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这话解释得有些牵强。 汉魏以来一直以悲为美，《离骚》之得宠，正以其悲怨和哀情，其浓烈的主观色彩尤令文士引为知音。寒素文士用自己的诗文抒写情和怨，诗中多有楚骚意象，赋则直接取则楚骚（注：楚骚与魏晋赋在体制长短上有区别，晋赋之多短篇小制，恐也与当时崇尚清简有关，但寒素文士主要还是看重其中的怨情。）。玄谈名士不愿（甚至不屑或不能）以诗文发情，只能体情，故熟读《离骚》与痛饮酒可使形神相亲一样，在一种身心两忘的境地中体会那痛苦哀婉和悲伤绝望的感情，找到那痛快淋漓的感觉，这与一些名士好听挽歌和悲音异曲同工，故上引《任诞篇》接着又载：“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王恭固是读书少，但一些玄谈名士如孙绰等人并非不读书和乏文采，而他们更愿以诗表现理，更愿意追求潇洒的行为和一种“高风”。《高僧传》卷四《于道邃传》载：“孙绰以邃比阮咸。或曰：‘咸有累骑之讥，邃有清冷之誉，何得为匹？’孙绰曰：‘虽迹有洼隆，高风一也。’”这种对“高风”的追求，随着东晋朝廷的苟安更具现实性，终致一个玄言诗高峰期的来临。
三
东晋的建立，是在皇权和门阀大族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特别是琅琊王氏，居功尤多。《南史》卷二十一史臣论：“晋自中原沸腾，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国，年移三百，盖有凭焉。其初谚云：‘王与马，共天下’。盖王氏人伦之盛，实始是矣。”当时的“王与马共天下”实非虚语，内有王导，外有王敦，江左政权自一开始就依赖于士族，形成门阀政治的局面。（注：详参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晋元帝虽也有所不甘，任用刘隗、刁协等士人欲以“排抑豪强”（注：《晋书》卷六十九《刘隗传》。），但效果甚微。王敦起兵，以清君侧为名，逼得刁协、刘隗或死或逃，元帝也无可奈何，只得委曲求全地对王敦说：“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琊，以避贤路。”（注：《晋书》卷六《元帝纪》。）这种门阀政治的结果是天下的苟安，而苟安又是产生浮虚玄谈的温床。大批侨姓名士又重操旧业，还有一批吴姓士人，由于政治地位的相对提高，经济上尚富足，兼之在自己的土地上，又产生附庸风雅的欲望。此时的士人中，寒素人士已所剩无几，江左世族也开始丢弃自己的传统，更无潘陆张左辈的文学大家的出现，文坛只得拱手让位于玄谈名士。
玄谈名士既主文坛，自然会在自己的胜场驰骋。他们的胜场是玄谈，若用诗歌表现出来，只能是玄言诗。玄言诗是玄言和诗歌的结合体，玄谈名士们对汉魏诗歌操作系统并不熟悉，也无意着力，所以桓温、庾亮只能作出“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即使如此，他们的玄言诗成绩也不大，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才力苦小，不长于文学，一方面也是由于整体社会环境的制约。因为玄言诗的侧重点不在诗，而在玄言，玄言却需要一个名士群体环境和社会氛围。看《世说新语》中记载的玄谈情形，可知玄言重在群体的论辩和阐发，非如抒情诗那样重个人感悟，永和九年的兰亭集会便是典型事例。玄言诗的高潮是在东晋中期，主将是孙绰、许询、支遁、谢安、王羲之、王胡之等，基本上属渡江士族第二代。这种情形有其原因，如环境的相对稳定和安逸，人才的成长和兴盛，经济的富足，时间的闲暇等等，而从文学自身来说，则是因为玄言诗继承的是名士玄谈传统而光大之。这种继承又是因为汉魏诗歌传统的失落，名士们只能就地取材，俯拾现成的结果。
文学传统具有传承性和连续性，需要文学主体的不断继承和创新。时代和社会背景固然影响着文学，但文学自身又有其特殊规律。在一定时期，个体的文学天才的出现，往往导致一代文风的转变。遗憾的是，东晋百余年间，并无其人出现。（陶渊明在当时以隐士擅名，文学上并无影响。）直到晋宋之际，谢灵运姗姗来迟，尚须借得个人坎坷不平的经历之助，直攀潘陆之枝。前此的殷仲文、谢琨等人因才力有限，纵有心栽木，也难结硕果。究其因，不能说与东晋百余年间诗坛的荒芜无关。本来，郭璞是有能力领袖前期诗坛并将汉魏风骨发扬光大的，但在特殊的艰难时世中，他首先要考虑生存，以致于要“坎咏怀”尚须以“乖远玄宗”的方式，最终还是未免于难。在紧接而来的东晋中期，玄言诗作者们生活在另一个缥缈的世界中，苟安的局面和暂时的稳定更粉饰了太平。名士们虽然在生活行为上逐渐从粗俗走向高雅，未走向纵情的极端，却更多地选择了忘情和矫情。前者例子甚多，对于矫情，可以许询等人为例。《世说新语·言语》：
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出都就刘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许曰：“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
二人并有愧色。
许、刘之高风朗韵于此荡然无存。甚至，为了生计和“风度”，不惜曲解经义以为己用。《世说新语·假谲》：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在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对于汉魏诗歌传统，名士们可以借用现成的诗句表情达意，自己却在玄言诗中体味玄理。名士们对潘陆张左其实并不陌生，却更欣赏嵇康的风度。况且，嵇康的四言诗中含玄言成分，更令他们欣赏把玩。（注：参见胡大雷《论嵇康的四言诗及对玄言诗的启发》，载《中国诗学》第四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前文说过，玄言诗重在玄言，玄言重理性的把握，诗歌则重感性的领悟。同是清风朗月，玄学家感到了理性的沉蕴，诗人则看到了生命的妩媚。不同的思维方式使得玄谈名士对汉魏诗歌传统熟视无睹，最多只是如谢氏子弟那样在私门之内讲赏文义，以悦情性。所以，晋宋之际，随着朝代的变迁，诗歌开始恢复元气，而由于东晋前期诗歌的断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玄言诗高潮，颜谢等人在取法前人时，并非从殷仲文、谢琨那里承继遗产，也越过郭璞和整个东晋，直承潘陆，再上溯汉魏（注：不少论者谓谢灵运山水诗从玄言诗中来，此大可商榷，然牵涉面大，当另文专述。）。颜谢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就是博学和文采，文学进入再自觉时期。这已经是以“百年孤独”为代价了。
诗歌创作是个人项目，诗歌思潮却有赖于群体氛围。诗歌发展如同河水，一旦断流，甚至枯竭，其间将杂草丛生。同样以河水为譬，一旦顺流而下遇到阻遏，它将泛滥而改变流向。战争、死亡、寒士和经济因素、作者身份的变化、社会思潮和文学趣味的变异，这些产生断层期的因果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也意味着潘陆张左等人的死亡直接影响江左文学格局和西晋诗歌的歧异及变化。至于晋宋之际寒人的崛起、世族的由武功转向文学、对汉魏诗歌传统的复兴等问题，虽与这种断层有关，然牵涉颇广，非本文所能尽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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