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的困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企业家论文,困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月23日，青年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中山大学的岭南财经论坛发表题为《中国企业家的困惑》的演说，却深深折服了上百名来自各地的企业老板和老总。一些老板尊称眼前这位比自己还年轻的教授为“张老师”。显然，张维迎搔到他们的痒处，击中他们的要害，阐明他们的困惑。
张维迎的基本观点明确简单：企业家是市场买卖出来的，而不是政府委派出来的。国有企业的经理是由政府官员而非资产所有者选择的，政府官员有权选择经理却不须为此承担责任，因此他们没有适当的动力去发现和任命有能力的人当经理；而良好的业绩并不能保证在位经理能一直干下去，从而经理不可能有长期的激励。简而言之是，产权没有得到清清楚楚保护的资本家，就没有企业家，也没有经理人。显然，至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种机制能够保证只有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善于创新、勇于冒险、精于捕捉市场机会）的人才会被选为经理。因此，中国的企业家仍然有着面对政府的困惑，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诸多困惑。
【企业家“傍”政府】
一问：中国的企业家为什么要“傍”政府？
张维迎：与西方相比，中国这个市场最大的特色是：政府是市场的主导力量，控制着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和企业家需要利用的市场资源。
中国任何一个企业都要得到政府大大小小、上上下下好多个部门的批准；另外，政府也是我们最大的供应商，你要上市，获得银行的贷款，都需要政府的批准，政府的支持，否则不可能；政府也是企业最大的客户，政府还有好多的采购行动，我强调一点，政府不仅是采购，还通过地方保护，限制一个产品的市场进入，好比你是广州的产品，要去湖南、河北，没有政府的支持，你可能根本进不去。
另一个呢，政府政策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未来，政府的政策左右着我们的经济形势，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策风险，而不是市场风险，所以预测政府的变化比预测市场的变化更为重要，但预测政府政策比预测市场更难。这就是好多中国的企业家特别热衷于出席参加政府的经济研讨会。
二问：怎么“傍”？
张维迎：办企业，首先要“搞掂”政府，要在政府内部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学习胡雪岩如何“搞掂”政府官员？！还有是“戴红帽子”，为了得到政府支持，即使是一个私人企业，也想办法搞成一个集体企业，乡镇企业；还有办法呢，我们的企业家能够直接进入政府的决策部门，如当政协委员，全国劳模等，有了这样的位置，就有可能见到政府的领导人，就可以提出一些政策方面的要求，也可享受一些优惠的待遇。我到地方调查的时候，搜集了好多企业家给的名片，我看了一下，很少能在名片上找不到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或全国劳模的；最后的一个办法是去贿赂政府官员，我们感到无奈。
我们企业家用大量时间、精力、资源花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我问过一些企业家，你有多少时间在与政府打交道，他说有50-60%都用在这个上面。民营企业花在与政府处理关系上的时间比公有企业还要多。
三问：企业家“傍”政府，”傍”出一个啥？
张维迎：但是政府官员的偏好与我们企业家的偏好不一样。政府官员有政府的功能，而企业家要经营好企业，创造利润创造财富，那么这样就变成由政府官员的偏好来主导企业家的偏好，好比说，我前面两个困惑都与此有关。
为什么企业需要快速的高速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政府需要保持增长速度，对每一个地方政府来讲，增长速度是他的正题。
另外企业也需搞大，为什么？只有搞大，你才安全，你才能得到领导支持，才能搞到钱；政府呢，最在乎是否安定团结，而企业很大，一旦垮的时候，就会有安定团结的问题，这时政府一定会来想办法帮助你。
另外，我们的企业也不断投资新项目，因为政府需要这些，只有新的项目，才能代表他的政绩，他总不能老看旧项目，他一定要看一个新项目，所以政府一定会喜欢搞新项目。
我在这儿引了湖北幸福集团周作亮的一些话，我知道，幸福实业有限公司，两年前就已经垮了。周作亮的话道出了我们好多企业家的心理状态，他说：“我们是国家树起来的企业家，有责任带这个头，幸福怎么办，我们的目标就是快速壮大。如果领导到这里，你不发展行吗？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向省里请示搞幸福铝业，（他最后搞的一个厂，被这个企业拖垮了）我在全国十佳乡镇企业中排第五，如果我们再不上，而别人上去了，别人就会甩掉我们，别人上去了，我们对得起领导吗？反过来，上级领导也不会再树我们这个典型了，如果我们不搞三大项目，省里的领导哪个会来开现场办公会？哪一个部门会来支持我们？领导需要好企业家，企业家需要好领导，这是辩证的，不是孤立的。”
周作亮的话，我想代表了中国企业家的典型心态。
【企业家与他的经理人】
一问：我们总是喜欢把这个企业做大，但要把企业做大，靠一个人又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雇佣更多的经理，雇佣更多的员工，那么你要你的员工，特别是高层经理，按照你的意思，实现你的理想，你就一定要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到你的核心资源，可当这些员工经理人获得了这些资源、渠道之后，他也可能想，我为什么要跟你干，为什么不利用这些技术，自己干？
张维迎：这可能是我们好多民营企业面临的非常残酷的问题，我们企业大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好多“叛军”出来了，而且叛军通常不是一个人，一个副总离开的时候，可能老总就很难留住副总部门经理下面的人。当然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存在的问题，在西方也存在着。
那么在中国提这个问题有非常特殊的意义，西方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保护企业家的产权，而中国的法律制度非常落后。
最重要的一点是法律保护，一个人离开你，产权保护越少，他离开你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国家的产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一个国家的企业就不可能做得大。
二问：既然我们不能阻止“叛军”离开我们，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张维迎：我们就贿赂他，使他不离开我们，这也就是科技、智能型企业里面的股权。这里，我要强调产权的保护越困难，产权的分享就越重要。
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们家有一棵苹果树，苹果树离我们家比较远，离另一户人家比较近，我很难保护这株苹果树，所以我们家每年摘的苹果就会送给这家人两筐，这样他就不偷苹果了。我们的企业也是这样，当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的时候，一定要送他两筐苹果。
我们原来一些企业家不愿意分享产权，最后连苹果树都砍走了。
另外，在企业里要培养许多核心的员工来保驾护航。也许你的副总，也许你的部门经理背叛你，但他下边的人不跟他走。
三问：有了产权，万事大吉？
张维迎：没有职业经理，就没有大企业，但难点是职业经理的职业道德问题。在中国，可信赖的经理比能干的经理更稀少，我有一次去一个企业，在郊区，养了好几条狗，我问“你怎么养这么多狗？”他说：“我养狗比雇人便宜多了，狗比较忠诚，它也不会偷你的财产，所以养狗比雇几个人更重要。”
当然这只是个笑话，但也说明一点，一个职业经理对企业的忠诚多么重要。
四问：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缺乏职业道德？
张维迎：并非因为中国人的品性差或我们的道德水平比较低，而是一个制度问题。职业经理要有职业道德，首先要对职业道德有市场需求，在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国有企业的管治下，我们职业经理的职业道德是不值钱的。
职业经理的道德是由企业家培养出来的，就像一个保姆的道德是由家庭主妇培养出来的一样，如果我们不能改变产权制度，那么我们职业道德的建设就会非常慢。
五问：在现实中有老板的困惑，也有职业经理的困惑，你是不是过分的强调了职业经理要有职业道德，却忽视了“黑心老板”的控诉？要不要提老板的职业道德？
张维迎：这个我同意，既然职业经理人要有职业道德，那么老板也要有职业道德。
数字说话
当问及加入WTO能否给企业带来机遇时，13.6%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机遇很好”，58.1%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有些机遇”。但有71.9%的企业经营者感到“压力很大”或者“有些压力”。（图一）
面对WTO带来的机遇和压力，企业经营者拟采取的应对措施依次是：增加技术创新投入(57.2%)，加强与大企业的合资合作(42.8%)，加大人才引进力度(42.3%)，加强信息化建设(37.7%)等。（图二）
杨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