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学与中国体育行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体育论文,智慧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召开，是人类历史上的新事件。它标志着世界和平、人民的生计和幸福、社会进步等问题，已经进入了广大群众的自觉视野，迫使政治家们不得不予以高度重视。
2000年10月1日，受到全人类关注的、成功的、欢乐的、历时17天的27届奥运会，落下了帷幕。奥运会的实践史，证明它是促进和平、交往、幸福和进步的、卓有成效的、世界规模的群众运动。
在27届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28块金牌、16块银牌、15块铜牌，金牌数超出参赛史最高数12块，为奥林匹克运动和中国体育作出了光辉的新贡献。
然而，中国仍然没有能够取得世界一流体育强国地位。何以金牌和奖牌总数位居第三，而犹未能进入世界体坛一流？袁伟民团长说，在田径、游泳等主要项目上还存在着显著差距。同时，我们还可看到，三大球等项目差距强烈。中国奥委会发言人何慧娴说：“俄罗斯和德国……从体育角度来讲，它们要强于我们。”（引自《参考消息》2000年9月30日第1版）
中国金牌，多数来自于少数国家或部分国家开展着的边缘项目，或如女子举重这样的、刚刚进入奥运会的新项目，而在奥运会主流项目上，严重落后。（在田径、游泳项目上的表现甚至不如日本。斯里兰卡夺得女子200米铜牌，这对中国也是非常耀眼的。）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中国体育行政对运动生命缺乏智慧学分析，是其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无法取得世界体坛一流强国地位。面对着北京正在申办中的2008年奥运会，这个问题便异常地突出和急迫了！
悉尼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成就，也可说是“避实击虚”战略的成就。为要夺取世界体坛一流强国地位，就不能再“避实击虚”、回避实实在在的硬任务——就主流项目进行决战决胜。为了胜利地解决这个硬任务，首先要在智慧学问题上——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战胜自我”。
1 运动生命和训练智慧
对于人类社会所建构和制造的一切事物来说，其生命力均来自于智慧性实践。“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是缺乏智慧学修养的人对于体育运动的误解。从这种误解出发，需要的就主要是或仅仅是苦练、自信和拼搏。实际恰恰相反，体育运动是超级复杂的巨系统，其主要生命力就在于对应智慧对于实践的基本正确的驱动。中国体育行政对这个根本性质的问题，缺乏感觉、缺乏意识、缺乏认识、缺乏自觉。从几十年行政实践的行为过程来看，基本上是模模糊糊地倾斜于误解者一边的。
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一些古今学者，把人类的智慧分作3大类：技艺；实践理性；纯粹理性。（还有其它的分类法，例如，将知识分为：可编撰的知识：事实、原理；不可编撰的知识：技能、经验等。）体育运动需要全部三大类智慧综合地、相对正确地进行对应，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得以实现进步和发展。
“技艺”是自人类诞生起就具有的智慧类型，是人类最古老的、又是常用常新的一种智慧。在理性思维中，“纯粹理性”（思辨理性）是最晚发展起来的一种智慧类型，是最抽象、最概括的一种智慧类型，似乎也可以说是智慧类型中的上层建筑。在“纯粹理性”中，又以“逻辑思维”较最“纯粹”；在“逻辑思维”中又以“数学”最为“纯粹”。有学者说过，一门科学在使用了数学语言后才进入了高度的科学境界。各门科学的理论、原理、规律等等，都是使用逻辑思维的语言来表述的。
把理性思维看作人类智慧的全部；把理性思维看作正确行为的唯一根据；这是又一些误解（这就把技艺、直觉、顿悟等等排除出“智慧”领域）。从这些误解出发进行划分，体育运动若不是同人类智慧无关，便仅仅是同人类智慧中的理性思维部分具有某些关系。事实上理性思维只是人类智慧的一部分。同时，理性思维即使是在基本正确的情况下，也只具有对于真理认识的相对性，常常只是“知性认识”，即只能是趋近着而并不能到达于客观真理。更何况它还常常可能部分地、甚至基本地陷入错误。人们正确的实践操作行为并非仅仅来源于理性思辨。体育行为更是如此。
体育运动训练工作的智慧驱动，可以大体上作这样的划分：技术性的、直接实践的训练操作智慧（简称“训练操作智慧”）；战略性的、总体和总过程上的训练掌握智慧（简称“训练思路”）。
“训练操作智慧”的主体成份属于“技艺”。“技艺”主要属于非理论的智慧。“技艺”可以在历史中积累，在社会中传递；在积累、传递的过程中，可以容纳创新，这就实现着进步和进化。同时，它具有“可以意会（领悟），难于言传”的性质，因此，它同理性思维存在很大不同。若不了解、不清楚这样一种性质，便谈不上就“技艺”问题展开竞争。而“技艺”竞争，主要地是进步和进化的竞争。
“训练思路”不能不运用逻辑思维。因此，它的主体成份不能不属于理性观念：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其中，逻辑思辨又占有最高的地位。
“训练操作智慧”不能不受到“训练思路”的影响、作用、甚至主宰。作为理性观念的“训练思路”，其落后和错误部分，会阻碍和限制训练工作的成就；而其有益部分，则会对训练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前已分析，正确的理性思维也只能是相对正确而不可能绝对正确，而理性思维犯错误的可能性却是经常性地存在着；再加由于人体本身，作为已知世界中最复杂的事物，它的许多问题尚属于未知领域，尚处于黑箱状态；这就更加加强了“训练思路”的非可靠性、不成熟性和相对性。因此，综观“训练操作智慧”和“训练思路”今天的、全部的、整体的状况，训练工作只能努力“走向”科学化。如果说，某个训练工作已经实现了“科学化”，这是不可能的。今天不可能存在完全“科学化”了的训练工作，存在的只能是相对先进的和相对落后的训练工作。
在“训练思路”中，常常把一些所谓“训练规律”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训练规律”，主要是由思辨理性表述出来的。究竟它是否部分正确或完全正确，是自封的、还是客观存在的，必须依靠实践的检验。
没有对比就无所谓检验。所以，独立思考、多元竞争，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活跃思路、丰富选择、实现检验、实现发展的唯一正确途径。
作为“训练操作智慧”的“技艺”，其发展没有极限。而作为“训练思路”的理性思维，更远未臻真理，非常需要在“百家争鸣”中不断发展。两者都存在着许多“创新空间”。
因此，今天的运动成绩，不可能到达了人类运动能力的极限，却主要只是迫近了、或到达了今天的训练水平所许可的“极限”。运动进步，大有可为，进步潜力就存在于“创新空间”之中。从增强健康、增强体质出发的健身体育，其进步潜力也是存在于“创新空间”之中。
因此，体育运动的掌握者和实践参与者（领导者、研究者、教练员、运动员），需要高瞻远瞩，把注意力敏锐地放到训练工作的创新潜力的搜索和挖掘上。这就需要大力活跃训练行为与“智慧”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切忌思维僵化。在某个运动项目上，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哪个国家在训练创新上做得更较好些，哪个国家就会在竞赛中取胜。这同国家大小、人口多寡、经济发达程度，并无多大的直接联系。
2 训练理论和训练实践
训练工作，一开始是在实践中不断进步的。在训练实践中，训练思路也开始产生。在大量的训练实践和训练思路的基础上，训练理论开始产生。训练理论使用逻辑语言，需熟练掌握逻辑语言的人来开发，因此，它是在关心体育的“学者”中诞生起来的。
“训练思路”普遍存在于体育运动的领导者、实践者、观察者和爱好者等等的观念中。其实际运行，则主要系于教练员和领导者。
一般地说，由于教练员（基层干部也与此近似）密切地接触着训练实际，不仅他的“技艺”会在实践中不断进步，他的训练思路也会在实践中不断进步。他理性观念中的错误部分，由于感受着实践效果负面作用的反复的、经常的、直接的刺激（其中还包括主要对手的相应情况反馈信息的刺激等），从而会引起无意识的、下意识的、甚至是有意识的改良和修正；而他理性观念中的正确萌芽，则会在实践效果的相应回报中逐步得到肯定并发育和发展。这个过程，就表现为“技艺”和“实践理性”领域的进步、进化过程，以及二者对于“思辨理性”的基础、检验和促进作用。而“思辨理性”如果果真接受以实践为根据的“技艺”和“实践理性”的检验而调整和发展自己，那么，反过来就会有利于对前二者的促进。这样，就会出现良性循环。这就是国际体坛训练工作一般的、基本的进步和进化状况。
在国际体坛，训练理论是理论界的事，并不直接融入教练员的训练思路。它对于教练员并无行政约束力，它只具有参考和影响作用。错误的训练理论对教练员只形成不良的外在环境，形成不良于思的外在阻力；而正确的训练理论则对训练创新具有外在的催化作用。实际上，国际体坛的训练理论主要是一些喜欢体育的学者们的爱好，而且，训练理论常常是跟在实践后面进行解释，它主要是“事后诸葛亮”；对于实际训练工作的进退并无决定作用。
这就是说，教练员只要面对实际、面对竞争、不断努力，他的“训练思路”会渐渐地向进步的方向发展；即使在理论叙述上似乎并未发展，但若从实践行为去仔细观察，也会看到其思路的细微的、甚至是显著的发展形迹。
训练事业的成败固然同许多条件甚至运气有关，但是，决定性因素还是存在于专业领域的智慧水平之中。一般地说，对专业的“技艺”和“训练思路”的历史成就和当前进展，全力以赴地进行搜集和领悟努力，从而促进自己的创新努力，同时并支持运动员的创新努力（运动员由于成见较少，客观上具有一定的、可贵的创造力），在这样的氛围中，就会出现成功的、杰出的、先进的教练员；如果陷入陈腐理论思维程式的束缚而不自拔，又缺乏对于发展着的现实的注视和领悟能力，这就会出现失败的教练员。以上是对具有充分自主权的教练员说的。如果教练员不能自主确定其训练思路，这个认识过程的良性循环便被阻断，创新进步和进化的自然过程便被阻断。
国外的训练理论是理论界的事，教练员在训练工作中具有创新自由。中国的训练理论由体育行政规定，教练员只能接受，无权自由决定自己的训练思路，创新和进化便被严重地阻断了。
3 竞赛胜败的因素
竞赛在对手之间展开。流行训练理论的正确、错误，若是双方共同的，并不直接影响运动竞赛的胜败；只有所直接奉行的训练思路的差别，才影响、甚至决定运动竞赛的胜败。
对于现代体育运动来说，运动竞赛外表是运动员的竞赛，关键是训练工作的竞赛，包括训练操作智慧和训练思路的竞赛。
由于训练理论只是参与构成了训练工作的外在环境，由于流行训练理论是共知的、作为外在环境是共同的，因此，它只能影响运动成绩的水平，并不直接影响胜败。
要夺取胜利，在于工作的量和质。工作的努力程度、苦练程度，这是“量”方面的问题；训练操作智慧和训练思路的落后或创新，这是“质”方面的问题。在这里，“量”是加减法，“质”是乘除法；所以，工作努力固然必须，更重要的是创新。抓创新，这才是关键。
抓创新，就要寻找“创新空间”，尽可能充分利用“创新空间”。流行技艺的平庸处和疏忽处，这固然是“创新空间”；而错误的流行训练理论或流行训练理论的疏忽处、错误处，更是巨大的“创新空间”。
所以，不要认为胜利者所认可的、或奉行的训练理论就是正确的。它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是这样。如果胜利者所奉行的训练理论是错误的，它就正好为后继的、新的胜利者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创新空间”。
对这个问题要认真地、反复地分析、辨认、研究。这就是说，要在“智慧学”领域里进行巨大的艰苦努力。不要一开始就在思想领域里解除武装，从根本上放弃这种努力。
有人说：“如果说五十年代苏联训练理论的基本点是错误的，为什么苏联能在现代奥运史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呢？”这就是自动解除思想武装的明显表现。殊不知：第1，苏联训练理论对于各项目的苏联训练实践并无直接的行政约束力；第2，苏联训练理论也是处在不断的发展中（即使主流理论的主要语言并未变化而其实际含义却已经在变化），而且苏联训练理论领域在70年代起还产生了公开的激烈争论；第3，教练员的实际训练思路比训练理论发展得快，尤其是先进教练员的实际训练思路发展得更快，苏联的主流训练理论并不、或并不完全反映教练员的、尤其是先进教练员的实际训练思路。退一万步讲，即使苏联运动队所奉行的训练思路就是苏联的主流训练理论，也并不能排除从这种训练理论中发掘“创新空间”。
4 极限观和进化观
常常听到运动水平已达到了人类运动能力极限的议论，同时也听到运动能力受人种决定的议论。如果我们弄清楚当前的运动训练并未能达到“科学化”，体育运动正处在不断的进化之中，那么，便会弄清楚，当前的运动水平不可能达到人类运动能力的极限；既然运动能力未达极限，那么，当前运动水平的人种决定论也就无法成立了。
在27届奥运会上，我们看到，男子200米冠军并非黑人，男子撑竿跳高、跳高、跳远等等项目的冠军也并非黑人，女子跳远冠军、100米亚军以及其它一些项目的冠军也并非黑人，由白人组成的立陶宛篮球队几乎战胜了由黑人组成的“梦4队”……等等，这些事实都不支持人种决定论。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数量第一的大民族，是世界优秀民族之林的一员。中国的民族特点不可能成为奥运会主流项目成绩低迷的藉口。以田径为例，高桥尚子的马拉松冠军，贾亚辛格的200米季军，以及澳大利亚土著弗里曼的400米冠军等等，都以事实抵制着这类藉口。中国人既可以在举重项目上夺世界冠军、创世界纪录，为什么就不能在田径、游泳等项目上夺取相应成就呢。事实上，无论田径赛或游泳，中国都曾经创造过世界纪录、夺取过世界冠军。当前田径、游泳水平的低迷，只能从工作中找原因，不可能从人种学找原因。
在其它相应条件的一定支持下，运动水平的决定性因素是训练水平，而训练水平需要智慧发展的驱动。自觉的智慧学分析，可以促进智慧的发展。
中国体育行政对运动生命缺乏智慧学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忽视体育运动和训练操作的“技艺”特性；坚持训练思路的一元化而排斥多元化；坚持训练业务由中国体育行政自上而下统一领导和布置（一元化业务操作线），不主张在训练单位和教练员生动活泼的自主操作（多元化业务操作网）中竞争发展。
一句话，对体育运动的看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运动水平已经趋近极限了，训练理论已经“科学化”了，竞争就只在苦练程度上展开了。对体育运动的进化本性缺乏了解，眼光不注视在创新上。即使谈训练发展，也主要是在辅助措施上（例如，认为体育科研主要就是研究辅助措施的），而并非主要在于训练操作技艺、尤其是训练思路上。
有人在评论“世界记录何以一再刷新”时说，成绩提高系于“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技术、训练和装备”。可以看到：其所说的“技术”，同技艺直接关联；所说的“训练”，同训练思路直接关联。在评论者看来，这两个领域的发展并未到头，并未达到极限。评论接着说，例如，伊恩·索普，脚的打水速度快了，而手的划水速度慢了。曾3次荣获奥运会金牌的罗迪·盖恩斯说：“他（索普）划得慢了，但前进得更快了。”（引自《参考消息》2000年9月19日第5版）
现代游泳已经具有百多年的历史，游泳技术数得清的就是这么几个动作，而且处在众目睽睽之下。然而，上述报导和评论表明，即使单拿动作技术这个具体环节来看：各个运动员还是存在着细微的、甚至明显的差别的；技术水平的先进或不足还是客观地存在着的；技术发展并未到尽头，其发展运动是无穷的。要游泳取胜，必须对于包括游泳技术在内的、训练的各项内容和各个环节，进行一方面是不拘陈见的、又一方面是细致入微的，精益求精的、创造性的研究。
在中国体育行政高度重视、密切抓紧着的足球项目中，长期坚持：“打‘力量足球’、不打‘技术足球’”的方针。这就是对“技艺”智慧、这个体育运动的一个主体成份视而不见的典型例子。足球是富“技艺”的项目；贝利、马拉多纳、罗马里奥……等等世界顶级球星，不少是身材矮小、灵巧、机智而极富足球技艺的人材。中国民族又是富有灵巧和智慧传统的民族。开展中国足球而坚持“力量”、蔑视技术（在选材时还只求高大而排斥矮小），若非无视体育运动的智慧学基础，又在“训练思路”上沉溺于“一元化”偏见，是不可能做出这种既脱离“足球世情”、又脱离“中国国情”的方针，并长期力排众议地加以坚持的。
中国体育行政早在50年代就把当时的苏联体育理论奉为“科学的体育理论”，运用行政力量在全系统加以贯彻（这包括作为行政认定的“科学”教材在体育院校进行教学），迄今没有改革意向。这就形成了中国体育行政官方“训练思路”的一元化。这种做法，同几十年来国际体坛的实际发展走势，越来越睽违、矛盾着。使训练思路不仅落后于一般国际，也落后于发展、变化着的苏、俄实际。
在中国的体育科学研究所的系统建设中，忽视体育理论、忽视训练思路。即使在曾经存在过的极少数的“理论研究室”设置中，也是只重视技术性的研究（例如，怎样更好发展“速度素质”、“力量素质”……），而不认可、不许可根本性的研究（例如，这些所谓的“素质”是不是客观存在？）。
中国体育行政长期推行的“三从一大”训练方针，更反映了对智慧的忽视和无视。“严、难、大”只注视刻苦程度的“量”的差别，而把“技艺”和“训练安排”等关乎训练实质的“智慧”内容的推敲和创新撇在一边。“严、难、大”既把“从实战出发”挤到了“摆设”的位置，而“从实战出发”又演变成只注重眼前效应的短期行为，无视运动员成长“全周期”的整体内涵。通观整个“方针”，看不到智慧学方面的内容。
我们对于“苦练”并无分歧，分歧出在“走向”上。问题是：苦练的内容要走向抓准而不要走向抓偏；苦练的节奏要走向涌立成绩高峰而不要走向摊平这个高峰；苦炼的掌握要走向“当时”的“适度”而不要走向无度；“苦练”的目标要走向更高的效益，而不是走向不讲效益。所以，“苦练”应当是走向“满负荷”，而不是走向形式主义。然而，所有这些，在“三从一大”中都没有反映。抓形式而不抓内容，实际“走向”就变调、甚至反了过来。这样的方针，把“走向”排斥掉，也就把创新排斥掉了。（至于“苦练”的动力和落实，这就不是训练学业务问题，而是组织管理、思想政治工作和激励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了。）
然而，创新研究并不是行政力量所能禁绝的。实践的和理论的创新研究，虽处在在被压制着的境遇下，还是分散地、艰难地在继续着。这就使中国体坛，既有官方的僵化的训练思路在垄断着，又有民间的发展着的训练思路在踉跄着，两者力量悬殊地、对立地存在着。
就像小岗村的生产自主权被市场经济所确证了的所那样，训练单位和教练员的业务自主权，是繁荣创新所必需的制度保障。然而，中国体育行政通过各种钦定的训练大纲、示范计划、检查评比等等措施，对训练业务实行自上而下的一元化布置。这种计划经济式的干预做法，迄今仍在坚持。这就使广大教练员严重地丧失了业务自主权而沦入训练操作员的地位，从而极大地阉割和窒息着其创新可能性。中国足协的“体能测试”和“体能集训”，就是突出的典型。这就使12亿人口的伟大中国，沦为训练创新领域的小国，沉重地压制着运动水平的发展进程。
5 周边高、中间低的凹曲面
运动竞赛在国内外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这迫使广大运动员、尤其是教练员努力寻求训练进步。当中国体育行政的训练思路停滞不前的时候，只要能有机会，项目队和教练员便有意无意地使用“下有对策”的办法，不同程度地寻求突破。这便使“边缘项目”和“杂牌军”占有了很大优势。例如，射击项目具有很大的技术特殊性，可以避开身体训练与专项训练两分的办法。柔道等项目也是如此。又如，体操、跳水、乒乓等项目，动作数量多，技术既复杂又日新月异，也有利于一定程度地避开身体训练与专项训练两分的办法（乒乓在全国集训中仅用3天时间进行“体能训练”，这同足球用整整一、两个月的全部集训时间进行“体能训练”，存在着极为显著的差别）。
同时，这同各项目的历史特异性也有关，如果某个项目某个典型开创了一定程度的突破，便会传布开来，并历史地延续下去。这还同各项目是否关注国际情况有关。例如，举重项目是个突出体力的项目，它本应严格执行身体训练与专项训练两分的办法；而且事实上在60年代末，黄强辉等世界级举重运动员，就是因为被迫贯彻“大搞全面身体训练”练伤，因而过早地退出举坛的。但接着在70年代，保加利亚举重突出专项，并采取台阶式滚动着前进的训练安排办法，以人口不多的一个小国，排挤掉苏、美等大国而独霸世界举坛。这个现象十分醒目。中国举重队在70年代中期就派出代表团前往访问取经，从而使中国举重也避开身体训练与专项训练两分的办法，形成了自己的训练局面和传统。
纵览中国的体育运动成绩水平，看到“周边高、中间低的凹曲面”，便不足为奇了。这就是：边缘项目水平高、主流项目水平低；“杂牌军”水平高（夺得女子20公里竞走金牌的王丽萍就不是国家队员），“主力军”水平低；体育行政放手时水平高，体育行政抓紧时水平低。这个“凹曲面”，与不同项目训练所受行政干预的程度，与训练工作中创新行为的难易程度，是密切地关联着的。
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和中国女子垒球队在奥运会上的喜人成绩，也都是明显的具体例证。中国男子足球在体育行政一竿子到底式的“重点抓紧”下，几十年间屡战屡败；从聘洋教练霍顿起，渐渐放松一些对于训练思路的行政干预，足球水平也就稍稍呈现一些起色。中国女子足球队在不获体育行政重视的条件下夺得世界亚军，当体育行政给予重视的时候却下坡了（不仅指这届奥运会战绩，从一年来关于马元安教练的多次采访报导中也可连续地看到有关反映）。中国女排在具备一定业务自主权的袁伟民教练的主持下，夺得辉煌的“三连冠”，并为后续的“二连冠”打下基础；然而，当中国女排变成为体育行政直接抓紧的重点单位十来年后，竟下降到世界二流地位。
这些现象，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关键问题还是明确的。这就是，中国体育行政推行的“训练思路”是歪曲的、落后的。如果被这种训练思路罩住、而且无法搞“下有对策”，运动成绩便无法在世界上冒尖了。
运动员、教练员、科研人员、体育爱好人员是体育队伍的主体。如果体育行政号召创新、领导创新，如此广大的群众都是训练创新的积极力量。如果体育行政：容许他们的创新、倾听他们的创新、尊重他们的创新、在实践竞争中检验他们的创新、允许失败又允许再试、择善而从，他们本应是体育行政麾下的基本创新队伍。如果这样，训练创新就会在中国体育行政的面前集中，中国的体育运动成绩，自然应当表现为中间突出、周边也许略低的凸曲面了。如果体育行政脱离他们而自行其是，他们的创新潜力，在无法发挥的地方只好停止发挥，在有一点发挥机会的场合就努力发挥一点，反映在中国体育运动的成绩水平上，就必然表现为“周边高、中间低的凹曲面”了。
在27届奥运会上，我们为国外的一批35、36岁的优秀运动员仍在夺牌而赞叹，又为我国的许多优秀运动员年纪轻轻地退出运动舞台而惋惜。既然这是规模训练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就需要从训练思路中找找原因。
6 让教练员放手工作，依业务实绩选拔教练员
计划经济的特点是行政干预，思路僵化。人们在岗位上难以独立自主地展开智慧、放手工作，从而压制创新，保护落后。
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制订游戏规则，鼓励尝试。落后者（包括盲闯者）淘汰，先进者（首先是创新者）胜利，从而使智慧的发挥、竞争和进步获得有利条件。
训练智慧的传统载体是运动员和教练员。教练员大量地从事训练智慧的积累、集中、反复思考和尝试，便自然地成为主要载体。激烈的竞争：加速训练智慧的积累、集中和反复再加工；加速落后者的淘汰、优秀者的发挥和创新；促进着训练进步和进化的步伐。
教练员的训练智慧首先集中在训练操作技艺上，同时也必然要涉及训练思路。例如，从前不只个别国家在足球训练中存在着搞脱离专项的“全面身体素质训练”（“体能训练”）的独立阶段。近20年来，国际体坛理论界的相应理论并没有大变化，然而，在足球训练实践中，这样的阶段却消失了或大大地压缩、淡化了，即使搞一点，也都强调从专项出发了。这就是在教练员进步竞争中出现的、存在于训练实践中的训练思路进化。这种进化，并非以理论形式出现，因此，缺乏跃进色彩而富于渐进色彩。但若从实践中仔细考察，发展轨迹却又是客观地存在的；特别是若从几十年为阶段的两头进行对比，变化就非常显著了。
NBA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以一个非国家级的竞赛集团体系，竟然创造出世界最高的篮球水平。由NBA组成的代表队被称为“梦之队”，4次参加便连续在四届奥运会上普遍地以压倒性优势战胜对手而夺得冠军。可以看出，让教练员放手工作，依业务实绩选拔教练员，在激烈竞争中加速业务进步步伐，便是这个体系的一个主要经验。
网罗出色的教练员以集训运动员，也可显著地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澳大利亚体育学院（也有文章译为澳大利亚体育研究所）为悉尼奥运会的澳国成就做出了巨大贡献，就是一个明证。澳体院75名教练中有不少外籍教练，其中中国教练就有7人。澳体院把世界上的优秀教练看作一个大市场，需要什么人就竭尽所能地挖过来。波波夫的教练图雷茨基就是从俄国被邀至澳体院的，而波波夫本人也就成为澳国游泳队的陪练高手和示范高手。
如果某个运动项目在具体地域形成为积极的文化传统，就比上述两种情况更加自然，多方面更具优势。这有利于训练水平内涵因素的综合集中和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这包括儿童运动的广泛性以及自然形成儿童技艺的先进性，成年运动的经常性以及成年优秀运动员的常见性，还包括业务探讨、研究的社会性。几百万人口的立陶宛成为世界顶级的篮球强国，就是明证。在27届奥运会的半决赛中，立陶宛队仅以2分之差惜败于“梦4队”；若非最后1分钟由于过分紧张投篮不中和3罚不中，则已经战胜对手了。保加利亚的举重、罗马尼亚的体操、希腊和芬兰的投掷、牙买加的短跑（也常同国外优秀教练相结合）等等，也都可资证明。
从上述观察可知，训练工作类似于“艺术”那样，既存在着社会和历史渊源，更有赖于当事者个人或小集团的造诣。这样，形成着既是历史的、社会的、又是个人或小集团的、高超的训练操作技艺和训练思路。了解了可作为目标的这个的特点，就可以积极地争取之。培养、识别、争取高超造诣的教练员，同时使之具备业务自主权，具备必要的组织工作和物质条件支持，业务动力得到激发，就可以培养出走向胜利的运动员或运动队。
以上叙述了训练智慧在竞赛、竞争中出现的细微发展的渐进性。那么，有没有出现跃进性发展的可能呢？我们知道，“技艺”和“实践理性”的发展主要是渐进性的，而“思辨理性”有可能出现跃进性的发展。落后的“思辨理性”（包括“无知”）客观上处在“不作为”或阻力的地位上，那时，如果出现先进的“思辨理性”批判性地指明道路，并得到必要的支持，跃进性的发展就会出现了。
70年代末，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邀请南京大学理论力学组组长梁昆淼教授在本所助理研究员尤启骏等同志的支持配合下进行研究，攻克了“旋”的力学原理。这项原理属于国际首创。根据这项原理，尤启骏等同志成功地设计出简明有效的教法。这就使“旋”的教学和训练产生了跃进式的进展。后来，尤启骏同志担任体操教练，各种器械上高质量的“旋”动作，就在他所教的运动员身上大量地涌现了。
1982年有人发表了关于“跑的单步”力学原理的研究文章。指出“后蹬是跑的唯一动力、前蹬是制动性阻力”这一传统的经典理论是不妥的、错误的。根据高速摄影精密测量中前蹬时存在明显加速的事实，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人体在跑进中不仅有平动，而且有旋动，两者相结合，前蹬中也产生着重要的前进动力，并据此展开了跑的合理动作体系的系统论述。由于这个论述在国际上无先例，这篇文章不但没有引起重视，甚至有人批评它犯了“常识性的错误”。然而，包括迈·约翰逊的“奇怪”跑法在内的诸多实例，虽然有悖于“跑”的传统的运动力学结论，但却都是可以运用这篇文章的原理进行阐释、认识和分析的。
上述两点指出，在这个、哪个具体动作的训练上，由“思辨理性”的创造性以促成实践中的跃进性发展，这是可能的。那么，“思辨理性”的创造性，有没有促进训练工作实践整体地出现跃进性发展的可能性呢？
7 简化论、整体论
早在50年代中后期，就有青年体育工作者，密切结合实践，学习哲学和多学科知识，研究“训练思路”问题，使所在单位的训练实践，出现了整体的跃进性发展。在连续多年实践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在60年代初公开发表文章，指出那时的苏联训练理论的基本点是错误的，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重大革新意见，希望贡献给我国训练界共享。然而，却被中国体育行政的一报一刊所发动的持续几个月的大批判给打击了下去。
这株多元化幼苗的夭折强化了训练理论一元化统治地位。就像打击不同学派而使“李森科学说”牢固统治着苏联遗传学和农学阵地那样，这次大批判使50年代苏联训练理论的基本点更牢固地笼罩住整个中国体育系统。这使训练思路创新成为令人恐惧的禁区。一方面，行政领导自认为“科学训练理论”已经在握，乐不思蜀，根本没有急需改革的警觉；另一方面，使下面有话不敢讲，鸦雀无声。然而，国际体坛（包括苏俄）近50年间的训练实践却在逐渐发展着，而其发展走势，却是背离着50年代苏联训练理论的基本点，而印证着这位青年所发表的观点的。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体育行政迄今没有觉察、没有进行纠正的意向。
打击创新观点，使僵化着的训练思路更加僵化，成为中国体育发展的严重阻力。如果大力支持创新观点，有可能使创新训练思路发育、发展成为中国体育的跃进性发展的动力，从而超越渐进发展着的国际体坛。特别是，“罢百尊一”和“百家争鸣”所营造的正反不同气氛，使损、益效应远远放大，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种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客观形势，不但50年前存在过，今天仍然现实地存在着。
对科学真理的追求是阻挡不住的。一方面，文件写的、院校教的基调仍然是苏联50年代的训练理论观点；另一方面，不顾官方的冷遇和拒绝，在执著追求者的持续努力下，训练理论创新还是在民间不断地发展着。除了分散地隐含在一些成功的训练实践之中者以外，理论形式的创新也不断出现。
传统的训练安排周期理论是机械式的。民间研究发现，运用“体力波”（这种观点认为运动能力是波浪式地存在着的）、运动应激、身体健康的3种状态、中医阴阳学说等等学术观点，可以综合建构成具有生命力的、能动的训练安排理论。这种理论可以积极地为训练提高服务，可以较有把握地掌握比赛发挥。而且，这种理论观点，正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被国内外训练和比赛实践的发展走势所印证和支持。
球场意识问题历来比较神秘。民间研究运用认知学科的前沿成就，正在揭开其神秘面纱，建构出可以指导训练实践操作的理论观点。
运动能力的机械式的“身体素质论”（“体能论”）观点已经被民间研究所否定。在有关科学知识的启迪下，运用“熵”观点研究运动能力和训练手段问题，在理论上已取得积极进展，提出了“现实系统、目标系统、训练操作系统三者，既分立、又联系的能动关系”等等研究思路，在实践操作中呈现出很有希望的生命力。
民间研究发现：几百年来，辉煌的现代制造业（他组织事物）赖以成长的、曾经被科学界奉为圭臬的、把对整体进行反复分割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的“简化论”（还原论）范式，与训练科研的本质是不相符合的。
国内外传统的训练学科研，从本体论、认识论到方法论，都是以“简化论”作为基础的，在实践检验中越来越暴露出它的非科学性。人体是自组织成长的，是整体性的；幼、壮、衰老的生命全过程也是整体性的；因而，训练科研必须以“整体论”为基础，才能走上正确道路。
从“简化论”出发，“超量恢复”被国际体育理论界公认为体育运动训练提高的根本性原理。从“整体论”出发，发现“超量恢复”观点与训练提高的客观机制是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有害的。体育运动训练的根本性原理应该是：“参与对人体有序状态后天发展的促进和调整”。
“运动比赛”的黄金时期虽在于青、壮年期，从“整体论”出发，可以看到，“运动训练”的黄金时期则不仅在于青壮年期，更在于少年和童年期。童年期的合理训练，是现代的、成熟的高水平运动员的重要成材基础。缺少合理的童年训练资源，正是在奥运主流项目上中国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合理开发这个成材基础，需要克服成人化倾向，开发“适宜形式”。在这方面，80年代初期已经有很好的民间研究发表；但迄今受到冷落和遗弃，未被中国体育行政所采纳，这是很可惜的。
从民间的训练理论研究潮流中摘取几点，它们也许并不成熟、并不完善、甚至并不正确，但是，已经可以鲜明地看出其新颖性、重要性和关键性。从本体论到方法论，挑战传统，敢为国际先。如果中国体育行政能从训练思路多元化出发，使之同传统的训练理论观点平起平坐地展开争鸣，从而使之得到传播，促进社会的规模参与，从而促进它的综合、集中、自我代谢和发展，本来是有可能为中国体育争取跃进性发展提供积极服务的。然而现在，却被中国体育行政的一元化训练理论思路所拒斥。
原因就在于，中国体育行政没有意识到：体育运动是不断进化着的；体育运动是在智慧的驱动下不断进化着的；驱动体育运动的智慧也是在不断进化着的；多元化百家争鸣是促进训练智慧积极进化的必要条件。中国体育行政没有把智慧学纳入自己的视野，纳入主要业务，却冷落并排斥涌向手边的智慧资源，从而同时丢失中国体育登上世界一流的机遇，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
“简化论”对于从增强健康、增强体质出发的健身体育，也是不利的。从“整体论”出发，才有利于促进广大健身体育不断走向更好的新高度。
8 把智慧学纳入视野、纳入主要业务
这是中国体育行政的一个突出问题。为此，谨建议：
8.1 对于体育运动，克服已经妥当、已经迫近极限的静止观点，树立正处在不断发展中的进化观点。对于训练理论，克服已经完全正确、已经“科学化”了的一元化观点，树立独立思考、“百家争鸣”的多元化观点。
8.2 体育行政的任务是开展全国的体育运动和提高水平。这是一个超级复杂的巨系统，包括各种项目、各种层次的数量巨大的不同专业。驱动着这个巨系统的，应该是一个综合着各种不同专业的、既得到充分激发又不断进化着的、创造性的、超级复杂的智慧巨系统。体育行政应该发展、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智慧，更好组织和激发这个超级复杂的智慧巨系统，以便为中国体育运动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应该是中国体育行政自己的专业智慧，是这个超级复杂的、进化着的智慧巨系统的制高点。
体育行政不应该是制订“操作手册”，让各专业去贯彻。如果这样，中国体育运动，这个应该是生动活泼的、极富生命力的、超级复杂的巨系统，会立即退化成为一个简单系统。大面上的进步、进化会马上停止，除了不同项目中自有许多爱国志士运用“下有对策”、做出杰出贡献去夺取成功以外，在国际体坛上的落后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8.3 通过阅读、询问，做到了解体育理论多元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其基本的分歧点、争论点。对于群众中呈递上来的、有内容的新观点，要及时、耐心、细心地进行了解。
不了解多元分歧，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可能的。拒绝了解，就迹近于渎职、失职。对暂不了解的问题，要不耻下问，积极了解。初到职时不可能要求了解，到任一年后应该要求做到初步的基本了解。
不能要求领导干部具备专业学者的造诣，但是，要有甘当群众小学生，欢迎学者、群众反映学术意见、反映创新观点的积极性和风度。
坚持“双百方针”，这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待学术问题的一项基本原则。不应该对不了解的问题随便表态。了解了，难免有倾向性，但是，倾向性只能作为个人意见；必须声明，工作中坚决执行“双百方针”。在这个前提下，允许保留个人意见。如果体育运动的实践走势检验出个人意见确实借了，要有自我批评的风度。如果先前的意见和后来的意见有矛盾、甚至完全相反，不能说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后来的意见也是正确的。
8.4 根据学术智慧不断发展、进步、进化的规律，要鼓励创新、鼓励争鸣、鼓励发展。但是，在争鸣问题上，行政只能是提倡和鼓励，并在可能范围内积极提供条件、提供园地。在争鸣问题上，行政既不能当“运动员”，也不能当“裁判员”。在行政岗位上，凡是有人自愿或需要当“运动员”或“裁判员”之时，必须脱去行政身份，仅仅以“百家”之一的个人身份出面。
体育院校的体育理论教学，允许教授和教师传授自己所信奉的理论观点。但是，对于不同的、或处于对立地位的另一或另数种观点，必须如实地进行简要介绍。不能只讲一种理论观点，而抹杀其余观点的存在，以便启发学生智慧化而避免僵化。
8.5 体育运动的学术问题交由学术界按学术途径去处理。不以行政身份处理学术问题。过去以行政身份处理过的学术问题，其行政处理一律撤销。由行政力量对学术问题进行的大批判，给予学术平反。所有教学大纲、训练大纲、教材等等学术材料，均可由个人或集体按必要规则和程序自由发表。凡过去由行政颁发的，一律取消行政颁发身份，恢复为作者自负文责。其他学者或体育工作者、爱好者均可对之进行自由讨论，各可自由创作、参与竞争。
行政只从法令、法规的角度，颁发必要的文件，进行游戏规则性的积极管理。例如，教练员的施教权、业务自主权，学生和运动员的人格保障、健康保障、必要的民主权利……等等。
8.6 邀请有造诣的学术人士组成10人上下的小而精的体育理论咨询联席会。其组成人员可定期或不定期调整。
当前急需处理训练理论问题，所以，简化论、整体论以及具有相应体系性内容的训练理论，均应有代表人物参加。商讨：甲、重大训练实践课题的系统调研、设计论证、总结评价等等的咨询问题；乙、训练理论重大课题的争鸣发展的正确对待的咨询问题；丙、召开年会问题；丁、刊发简报问题；戊、推荐出版问题；己、推荐讲学问题；庚、表扬、奖励的提名推荐问题；辛、邀请国外学术人士来华工作或讲学的提名推荐问题；等等。
8.7 由于我国训练水平的提高急需克服训练思路领域的一元化封闭状态，当前，可以组织不同训练思路的代表性学者，对省队以上的教练员普遍地进行一次多元化的启蒙讲学。讲学者可以争论，讲学后可以自由讨论，并不要求取得一致意见，行政并不作决定。藉以解除对训练思路进行行政规定的一元化旧习惯，开拓思路。
对于大专院校体育理论教师和院校负责人、省级以上体育行政负责人以及科教、训练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也需进行同样的讲学和讨论。
8.8 在体育总局设立学术司，处理学术行政问题（不是处理学术问题本身）。
例如，担负学术沟通的桥梁：接受著作、建议、投诉，转交有关方面，以便积极促进学术研究向实践成果的转化。关于对之进行讨论、审查、评价、实践落实、存档观察……等等措施的进展，保持联系。负责当时的答复，并负责进展中和进展后的答复，以保持对投件者的联系和沟通。以便使学术报国有门，克服学术报国无门状态。
再如：学术活动的经费问题；学术活动的行政手续问题；学术活动的行政事务问题……等等；以促进学术研究的繁荣和研究成果的及时转化。
（《参考消息》2000年10月13日第7版《诺贝尔奖为何经常光顾美国人？》一文指出，科学家们说：“美国在基础和应用研究领域的投资，再加上鼓励人们对已经被确认的东西提出疑问的竞争氛围，孕育出许许多多荣获世界上这一最负盛名的发明奖的科学家。”）
8.9 开放体育科研市场。
各级体育科学研究所均可接受国内任何训练单位的有偿服务请求。换句话说，各个训练单位可以自由选择任何科研单位的配合，寻求有偿的、负责任的、更好的科研服务；双方按商定的合同和程序办事。
8.10 允许和鼓励民间创建“训练学科研服务所”（或“中心”等等）。
它可以为任何训练单位关于训练设计、训练实践检查评估、训练思路释疑、训练实践操作指导、训练咨询服务等等方面的需求，提供服务，双方按商定的合同和程序办事。
8.11 开放训练和科研的人才市场。
制订有关条例，允许人才按条例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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