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重论文,人力资本论文,收入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分配的平均主义，并一直被国内外学者称之为收入分配高度平均主义的经济（Riskin，1987）。而随着以效率优先为导向的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的启动，中国经济开始转型，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也开始发生演化（李实，1998）。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资料证实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01年11—12月在全国12个省73个区县收集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该调查数据的样本分布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就业状态等多项指标上，与2001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百分之一抽样数据极为接近，因此有较好的代表性。从该次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来看，全国收入等级结构基本上是一个金字塔形态；城镇收入等级结构的基本形态类似一个菱形结构，它似乎已显示出了一个中间层的存在。而农村的收入等级结构形态是一个蜡烛台形状，上层极少，中层和中下层所占比例也很小，下层所占比例接近70％。[1]
附图
图1 收入等级的四分结构
在西方发达国家，其社会收入构成呈现“橄榄”型，中间是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层，高收入层和低收入层的比例小。从国际经验来看，中等收入者占全社会成员的多数，收入呈现“两头小、中间大”，是一种较为成熟的社会结构。因此，未来中国社会如何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结构，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必然选择。因为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经济层面来讲，中等收入阶层都是最稳固的阶层。他们一般都达到小康生活水平，工作稳定，对社会和政策的认同感强，而且消费稳定，是扩大和拉动市场的重要力量。[2] 中等收入者所处的群体是介于社会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即当社会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结构时，社会高收入层与低收入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受到阻止，社会矛盾就会大大缓和。由此可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对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对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应更多关注农村低收入者
任何一个收入群体都有取得自身相应收入的资本。高收入者主要拥有较多的物力资本，从而靠物力资本取得经营收入（主要是剩余收入）。中等收入者拥有较为丰厚的人力资本，这是他们有一个稳定预期收入的基础。具体地说，中等收入者凭借自身的人力资本优势通过有意识的教育、培训和健康等增值行为获得较好的职业和较高的收入，并享受医疗、养老、就业等社会保障。换言之，人力资本存量是中等收入者的内在实体，是中等收入者获得较好职业、取得较好收入和保障的内在素质。而低收入者既缺乏能获得利息或利润等财产收入的物力资本也缺乏获得高收入的人力资本，有的只是能获得低收入的简单劳动力。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这种简单劳动力对社会经济价值越来越小时，低收入者相对高收入者来说，其收入相对份额就会越来越小。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就应该更多地关注低收入者。即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就是要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向上流动。
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应该更多地关注低收入者，尤其是农村低收入者。首先，长期以来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导致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致使农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城乡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其次，目前农村尚未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除了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外，全国大部分农村低收入者缺乏最低生活保障。再次，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障碍重重。随着城市化的加快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由农村进入城市，但是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出现转移困难的局面。因此，农村收入结构极其不合理，呈现蜡烛台形状，低收入者占农村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沉淀于收入最低层的农村人口又长期无法摆脱贫困。
三、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首选手段
人力资本投资究竟能否带来较高的收入，这类问题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之后，许多国内外学者都曾对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实证研究。这些研究论证了人力资本积累与个人收入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并且还发现教育（包括正规和非正规）、劳动迁移和健康保健都是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如果存在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或排除非正常的制度因素干扰，一个低收入者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是有望向上流动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而且人力资本积累将最终导致社会范围内的收入分配趋于平等。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的有关阐述，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使人获得那些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这种知识和技能能够提高个人的获利能力。个人的获利能力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能力，二是配置能力。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还具有配置能力或复衡能力，即处理不均衡状态的能力，或者说采取均衡性行动以使不均衡复归为均衡的能力。[3] 简单地说，配置能力是发现机会抓住机会，最有效地使各种资源变成产出的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能力对一个人成功与否极为重要。一般来说，人力资本存量越多的人，更易于捕捉到信息，发现并抓住机会，更敢于冒险，因而更可能获得高收入。
倘若低收入者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进入到中等收入者行列，一方面将会激励更多的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另一方面，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带来收入提高，从而他们自身也愿意继续追加人力资本投资。同时，人力资本积累本身还具有逐渐递增效应，即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积累的速度越快。[4] 假设低收入者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获得一定人力资本存量，能够借此获得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那么在工作中就会不断积累经验，人力资本积累也将会越来越快。
近几年，城乡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引起了政府的广泛关注。在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试图帮助农村低收入者脱贫。政府一方面通过税收手段向高收入者征收高额税收，另一方面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救济低收入者。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央和各级政府在反贫困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比如“以工代赈”、“优惠贷款”和“项目扶贫”及中央政府在财政、税收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给予农村地区一些特殊优惠政策。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变农民贫困状况，但收效并不十分明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都未充分考虑农村低收入者存在人力资本存量不高的问题。由此可见，要使农村低收入者，进入到中等收入者行列，必须增加他们向上流动的能力，这就要求低收入者要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因此，人力资本投资是他们首选的手段。
四、以人力资本投资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重点在农村
人力资本投资是一个周期性很长的过程，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从我国目前的收入结构来看，高收入者主要分布在城镇，低收入者主要分布在农村。低收入者特别是广大农民由于自身素质低下而不能适时转移（区域转移和产业转移）从而长期滞留于低收入者行列。从前文的收入结构图可以发现，农村低收入者所占的比重明显高于城镇。因此，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对低收入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重点应该在农村。
对农村低收入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必须对未来的人力资本进行有效地教育和健康保健投资；另一方面，必须运用市场机制和合理的制度对现有的人力资本进行有效投资和合理配置；并且还必须不断追加人力资本投资，保证人力资本的可持续使用，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最大化。换句话说，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首选手段，但是考虑到农村经济的长远、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还必须注意人力资本投资的配置。
首先，在投资方面，通过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关键是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并实现教育机会平等。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投资完全靠政府，而政府的投资方向又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再加上教育投入资金的有限，因此出现了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分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Heckman）教授认为，城乡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中国在经济转型中存在的最重要的不平等之一。[5] 教育的均等分布要易于财富的均等分布，因而如果经济社会（包括政府、社会、市场）能够形成一种机制，平等分配教育资源， 而让低收入者享受到更多的教育机会，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这对于其参与市场竞争，选择较好职业，增加收入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中等收入者是有效的。
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还应注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保证投资的有效性，如高等教育要依据就业市场需求进行投资，使人才的供给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对教育的投资能够直接增加工作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直接提高获利能力，而对健康保健的投资则既能够增加工作时间，增强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能够提高下一代的出生质量，这两方面对未来人力资本的投资都将增加人力资本存量。
值得一提的是，人力资本投资形式不能仅仅局限于教育和健康保健投资。应该用更开阔的眼光来看待人力资本投资形式。人力资本投资比教育要广泛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在工作场所进行的培训。对人力资本的持续追加投资包括农民工的在职培训等措施，不但使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能力不断得到提高，而且也可以使现有的中等收入者不至于滑入低收入者。
其次，在人力资本配置方面，尽快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整合，建立起有利于劳动力流动和人力资本均衡价格形成的全国统一、开放的人力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发育程度、竞争状况等都会直接影响人力资本流动效率。在消除目前劳动力市场上的扭曲，并建立使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本市场有效运转制度的前提下，不增加政府预算，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也可能极大地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具体地说，放开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市场，允许私人的激励机制发挥作用，同时大力发展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借贷的市场，这样政府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极大地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
此外，由于低收入者本身的配置能力低下，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信息不对称，还需要大力发展各种中介组织，为人力资本交易提供优质的服务。在允许劳动力迁移流动的基础上，再加上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补贴，即不光管理进城农民工的各种保障，还应当管理好民工子女的教育，不仅给予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的机会，更应该注重提高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