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价值观念变化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人阶级论文,价值观念论文,队伍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工人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的现实状况如何？在我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状况，这种变化，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有益于社会进步的，还是对社会进步起阻滞作用呢？我们应当如何看待？
让我们先看看1982年以来对我国工人阶级思想状况的几次调查吧。
1982年3月初至4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会同中华全国总工会，就我国工人阶级状况组织了一次建国以来规模较大和较为系统的调查，涉及职工27万人。
通过调查得到这样一组数据，在16733份有效书面调查答卷内，回答最高理想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占29%，人数最多，排序为第一；回答是“使祖国强大”的占22%，排序第二；回答“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占18.9%，排序第三；回答“当个好工人好干部”的占8%，排序第四；回答“有一个幸福家庭”的占5.4%，排序第五；回答“好好干活多赚钱”的占5.1%，排序为第六；回答“自己有个好职业”的占5%，排序第七；回答“使本厂有名气”的排在回答“其他”、“个人有名有利生活舒适”和“不知道”之后，占1.1%，排序第十一；回答“找一个漂亮的爱人”的占1%，排序为最后，第十二。
在这组数据中，若把“使祖国强大”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两项合计，则为40.9%，比“为实现共产主义”多11.9%，所以，使祖国振兴、强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职工们最多的选择。若把“为实现共产主义”、“使祖国强大”、“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三项合计，则为69.9%。这说明，那时职工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是以社会政治理想的实现作为自己最高层次的追求。如果我们再把“当个好工人好干部”、“使本厂有名气”这些选择与前三项合计，则为79%，说明绝大多数职工的最高理想呈利他性选择。把个人生活作为最高理想的，即“有一个幸福家庭”，“好好工作多赚钱”，“个人有名有利生活舒适”，“找一个漂亮的爱人”等四项合计占12.9%。而对人生目标感到茫然的约占3.1%。
1986年3月初到5月中旬，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全总各部门、各产业工会和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总工会，对519个企事业单位、80多万名职工进行了调查。
在这次调查中，收回有效调查问卷647112份。回答自己的最高理想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占24.69%，排序第一；回答“使国家强大”的占20.33%，排序第二；回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占12.8%，排序第三；回答“有一个幸福家庭”的占10.92%，排序第四；回答“当个好工人好干部”的占10.45%，排序第五；回答“好好干活多赚钱”的占6.95%，排序第六；回答“自己有个好职业”的占6.66%，排序第七；回答“自己有名有利生活舒适”的占2.1%，排序第八；回答“使本厂有名气”的占1.88%，排序第九；回答“找一个漂亮爱人”的占1.36%，排序第十。
在这组数据中，若把“使祖国强大”和“实现四化”两项合计，则为33.13%，比“为实现共产主义”选择多8.44%。若把“实现共产主义”，“使祖国强大”，“为实现四化”三项选择相加，则为57.82%。若再把“当个好工人好干部”，“使本厂有名气”与前三项选择相加，则最高理想呈利他性选择的占70.15%。而把个人生活理想作为最高理想的，合计为21.04%。
把这组数据与1982年职工队伍调查数据相比较，可知：回答“实现共产主义”的比1982年的29%减少了4.31个百分点；把实现四化，使国家强大作为最高理想的职工比1982年的40.9%减少7.77个百分点；以社会政治理想的实现作为最高理想的职工比1982年69.9%减少12.08个百分点；对最高理想作利他性选择的职工比1982年的79%减少8.85个百分点；而以个人生活理想作为人生最高追求的职工比1982年的16.9%增加了8.43个百分点。最高理想是“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的排序由1982年调查时的第五位上升到第四位。
1991年3、4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会同浙江省委宣传部研究室，对浙江杭州钢铁厂和嘉兴民丰造纸厂这两家分别属于比较先进和处于中间状态的、在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有一定代表性的企业职工队伍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对这两家企业总共拥有2万多名职工的人生观、世界观状况的分析是：“职工队伍出现了理想淡化、追求实惠的倾向，在调查职工的生活价值观念时，健康、有钱、家庭被排在生活中最重要的前三位要素上，而知识、能力、理想则被排在第四、六、八位上。在生活模式选择上，61%的职工选择了‘生活安稳型’，选择‘工作奋进型’的只占15%，选择‘追求理想型’的仅占11%，求稳怕变，进取精神衰退的迹象比较明显，艰苦奋斗的精神明显不足。”
1992年6月至11月，全国总工会组织了继1982年和1986年两次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之后的又一次全国性调查。这次调查在广东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他省份的10个大中型企事业单位中进行。各省、区、市总工会按照全总的部署，对包括各主要行业的200家各类企业进行了典型调查。接受访谈、参加座谈会、调查会的职工3万多人次，问卷调查5万名职工，回收有效问卷48532份。
在这次调查中，职工对最高理想的选择是：回答“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占13.2%，排序第三；回答“国家繁荣富强”的占25.6%，排序第二；回答“幸福的家庭”的占27.3%，排序第一；回答“个人生活安定舒适”占12.6%，排序第四；回答“赚更多的钱”的占7.5%，排序第五；回答“个人成就”的占6%，排序第六；回答“满足个人兴趣爱好”的占3.5%，排序第七；回答“为社会服务”的占3.5%，排序第八；回答“无所谓”的占0.8%。
这组数据中，最高理想选择为“幸福的家庭”由1982年和1986年调查时的第五位和第四位，一跃而为第一位，职工数由5.4%和10.92%，一跃而为27.3%，分别比1982年和1986年增长21.9个百分点和16.38个百分点。“为国家富强”、“为社会服务”比“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选择多15.9个百分点。“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选择比1982年和1986年分别减少15.8个百分点和11.49个百分点。“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选择29.1%，分别比1982年和1986年的40.9%和33.13%减少了11.8个百分点和4.03个百分点。最高理想作利他性选择的为42.3%，比1982年和1986年的79%和70.15%分别减少了36.7个百分点和27.85个百分点，而把个人生活理想作为最高选择的占50.9%，比1982年时的12.9%和1986年的21.04%分别增加了38个百分点和29.86个百分点。
在这次调查中，回答自己劳动的主要目的是“干活挣钱”，“不上班太空虚”，“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成名成家”的占68.1%。
在这次调查中，有中共党员职工10946名，回答最高理想“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占32.72%；有共青团员10389名，回答最高理想“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仅7.51%。
在这次调查的数据统计分析报告中显示：“职工理想层次下降的同时，职工信仰宗教的比例回升。”“目前，我国信教的职工比例为9.4%。”“一部分职工，特别是一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职工不信仰甚至鄙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转而对某种宗教笃信不疑，导致了职工群众对拜金主义、封建迷信等社会性病毒的免疫力降低，这是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的‘信仰危机’。”
以上四次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了1982年至1992年10年间我国职工队伍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变化趋势。这种变化趋势，在1995年10月沈阳市总工会宣教部撰写的《带给我们的结论不是振奋而是沉思——关于沈阳市产业工人状况对比调查的分析报告》中可以间接地再次看到。
沈阳市总宣教部于1995年7月至10月，选择了1991年调查时的企业、分厂、车间里的1036名职工作为成建制的征询问卷调查点，并同6家企业的100多名干部、职工座谈，召开了有20多家企业40余名一线职工信息员参加的座谈会。
这次调查结果显示，职工对“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呈淡化趋势”，职工中“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能走下去，但很艰难’的约占53.09%，比1991年那次调查下降了20.07个百分点，而持怀疑和悲观态度、说不清的却比1991年调查时上升了18.23个百分点。对社会主义优越性深有体验和有一些体验的占69.98%，比1991年调查时下降了17.71个百分点，根本没有体验和说不清楚的却比1991年调查时上升了19.05个百分点”。
1996年3月和6月，全国总工会宣教文体部分别组织了“企业一线职工思想状况与思想政治工作现状问卷调查”和“全国企业职工思想道德文化技术素质状况问卷调查”。
在3月份的调查中，收回有效问卷2192份。职工在回答“您的最高人生理想”时，选择“幸福的婚姻和稳定的生活”的占28.87%，人数最多且又有增加，比1982年、1986年、1992年调查时分别增加了23.47个百分点、17.59个百分点、1.57个百分点；选择“干一番事业，实现个人价值”的占19.05%，不仅人数比1992年调查时的6%增加了13.05个百分点，而且排序也由1992年调查时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选择“实现共产主义”的占17.59%，尽管人数比1982年、1986年调查时分别减少14.41个百分点和7.1个百分点，但比1992年的13.2%增加了4.39个百分点，排序仍同1992年调查时的第三位；选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占11.83%，排序第四；选择“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的占11.24%，排序仍同1992年调查时的第五位，但人数分别比1982年、1986年、1992年增加了6.14个百分点、4.29个百分点、3.74个百分点；选择“理想的工作”的占7.67%，排序第六；选择“其他”和“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的占1.92%和1.74%，排序为第七和最后。
在这次调查中，职工选择“实现共产主义”、“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作为最高人生理想的比例29.42%，比1982年、1986年调查中选择“实现共产主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使祖国强大”的比例69.9%和57.82%，以及1992年的调查中选择“实现共产主义”、“国家繁荣富强”、“为社会服务”的比例42.3%继续下降，分别下降了40.48个百分点、28.4个百分点和12.88个百分点。职工选择生活理想（即“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幸福的婚姻和稳定的生活”两项）的比例40.11%，比选择社会政治理想（即“实现共产主义”、“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两项）的比例29.42%高10.69个百分点，比选择职业成就理想（即“干一番事业实现个人价值”、“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理想的工作”三项）的比例28.46%高11.65个百分点。
在这次调查中，党团员的比例分别为26.95%和18.5%，合计为45.45%，相对于选择“实现共产主义”、“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两项的比例29.42%，差16.03个百分点。
在6月份的调查，收回有效问卷5292份。职工在回答“您的最高人生理想”时，选择“干一番事业实现个人价值”的人数最多，由1992年的6%、1996年3月的19.05%，增至26%，排序由1992年调查时的第六位和1996年3月调查时的第二位，上升为第一位；选择“幸福的婚姻和稳定的生活”的，由1992年调查时的27.3%、1996年3月调查时的28.87%，降至22.9%，排序由第一降至第二；选择“实现共产主义”的占15.2%，排序仍同1992年为第三；选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占13.9%，排序第四；选择“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的占13.7%，排序第五；选择“理想的工作”的占4.1%，排序第六；选择“其他”和“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的占1.4%和1.3%，排序为第七和最后。
在这次调查中，选择“人生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两项的比例为29.1%，表现出职工的社会政治理想自1982年以来的连续下降趋势，比1982年、1986年、1992年、1996年3月调查时分别下降了40.8个百分点、28.72个百分点、13.2个百分点和0.32个百分点；职工选择生活理想的比例为36.6%，尽管比1992年的50.9%和1996年3月调查时的40.11%下降了14.3个百分点和3.51个百分点，但仍高于职业成就理想和社会政治理想的选择5.2个百分点和7.5个百分点。
在这次调查中，党团员的比例分别为23.4%和24.3%，合计为47.7%，而选择“实现共产主义”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两项的比例为29.1%，比党团员的比例低18.6个百分点。较3月份的调查，又降低了2.57个百分点。需要注意的是，党团员选择社会政治理想的比例日趋减少。如1986年调查时，选择社会政治理想的比例为57.82%，比党团员比例高9.49个百分点；1992年调查时，选择社会政治理想的比例为42.3%，比党团员的比例低6.6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存在着非党团员选择社会政治理想的可能性，则党团员选择社会政治理想的比例会还要低。这说明，已有相当一批党团员在自己内心中已实际不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
放弃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放弃以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为最高理想，对理想不愿作利他性选择，已成为目前相当一部分职工的心态，而且这种心态呈日益扩散状。我认为，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活明白了”，这种对理想选择的质的转换，是我国民族精神委靡、工人阶级阶级意识退化的表现。如果持续下去，前景不堪设想！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越来越多的职工不信仰科学共产主义，把个人生活理想作为最高理想，甚至转而信仰宗教的呢？（注：据全国职工队伍调查，信教职工占被调查职工的8－9%，但在一些城市，如上海为20%，长春为26.5%）我认为，这主要有国际和国内两大因素。其中，国内因素是主要因素。具体来说是：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的淡化和弱化，造成了一个时期内一定程度的社会舆论导向的混乱，妨碍了我国理论思想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若干深层次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正确阐述，干扰了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不仅助长了腐败现象的滋生，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人的价值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先后有两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犯了错误；从邓丽君歌曲的风行到《废都》一书的招摇过市；从七十年代末期出现的“中国人权小组”、“解冻社”，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风波；从公款吃喝成风、一些人公款嫖赌，直至出现像王宝森等人口头上大言不惭地谈理想、信念，而背地里花天酒地、生活糜烂的肮脏丑行，这些都说明强化意识形态的任务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
第二，相当一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处境不佳，有的亏损，有的停产半停产，一些职工的工资不能按时领取，或根本领不到，以致有一部分职工的家庭生活非常困难。这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暴富，一些“权贵”和“大腕”们的穷奢极欲形成鲜明对照。职工经济地位的失落，牵动和影响着职工的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的失落，导致职工的心态不能不走向消极。
企业的下岗人员持续增多，城镇失业率上升，不仅使这些职工的家庭生活出现种种困难，也给社会稳定带来影响。据全国总工会统计，1995年全国停发、减发工资或退休金涉及的职工已达6924110人，接近700万。据劳动部统计，在全国1.08亿职工中，国有企业的富余职工约在3000万左右（其中已闲置的约1500万人，隐性闲置的约1500万人），占全部职工总数的25～30%。城镇失业率1992年为2.3%，1993年为2.5%，1994年为2.8%，1995年估计为3%，呈连续上升趋势。预计2000年达到4.8%。有人认为，若包括2000万隐性失业人员和600万停产、半停产企业的在职失业人员，则1994年我国城镇失业率不是2.8%，而是10%。据上海市总工会统计，1992年全市下岗待业人员8.45万人，1993年比1992年增加6.89万人，1994年比1993年增加4.47万人，1995年则达到约25万人。在一些下岗人员中，一方面存在着因丢失“饭碗”，减少经济来源，而对社会、对改革产生的困惑或抵触情绪，甚至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另一方面，在再就业问题上又存在着“四不去”，即赚钱少的不去，干活重的不去，管得严的不去，离家远的不去。据北京市一轻总公司领导估计，内部下岗的7000名职工中，至少有70%的职工在拿着企业下岗工资，享有企业若干项福利的同时，私下干着“第二职业”。
改革开放使广大职工的生活水平确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多数职工并不认为自己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在1996年3月和6月的调查中，职工们认为，改革的受益者是非公有经济中的业主和有一定权力的人，排序依次为：首先是私有业主，其次是经营管理者，再次是国家机关干部，然后依次是技术人员、农民，最末是一线生产工人。而且，多数职工认为，当前社会的贫富差距在拉大。1996年3月的职工调查问卷中，在回答“当前社会贫富差距小”时，有18.41%的职工认为“少部分符合”，有66.7%的职工认为“不符合”。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为职工的这种反映提供了佐证：通过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程度，1994年为0.445，属于收入差距过大，已经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通常的基尼系数。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分析，1995年我国城镇家庭分5种类型：（1）家庭年收入5000元以下的贫困家庭，占家庭总数3.8%，比1994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2）家庭年收入5000－10000元的温饱型家庭，占家庭总数36.1%；（3）家庭年收入1－3万元的小康型家庭，占家庭总数的50.1%；（4）家庭年收入3－10万元的富裕型家庭，占家庭总数的8%，全国城镇有680万户左右；（5）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富有型家庭，占家庭总数1%，全国城镇约有85万户。城镇20%的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1.8倍扩大到1994年3倍。按全社会角度计算，以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户与农村中20%的低收入户相比较，则贫富差距高达13倍。
当前，值得注意的另一个动向是，劳动争议自1992年以来，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复杂多变的时期。据劳动部提供的资料，1993年发生的各类劳动争议比1992年增长51%；1994年比1993年增长54%，1995年则比1994年增长73%，达到21万多起。1996年将持续上升。
在上述状况下，我国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如何呢？1986年调查时，认为劳动积极性发挥“一般化”的职工占39.18%，认为发挥“不充分”的7.34%，认为“很不充分”的为3.28%。1992年调查时，认为发挥“一般化”的占29.9%，“基本没发挥”的占5.9%，“远没发挥”的占2.4%。1996年3月调查时，认为“较少发挥”的占41.39%，“未发挥”的占12.79%。由此来看，几年来，我国职工劳动积极性呈下降趋势，目前有54.18%的职工劳动积极性呈消极状。
职工对政治的关切度如何呢？1996年3月和6月调查中，职工选择“政治是领导的事与我无关”、“参加政治活动是被迫的”、“随大流”、“反感”的分别占57.1%和54.3%。这说明，目前我国半数职工对政治的关心与参与程度呈消极状。
第三，是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图谋的影响。邓小平同志指出：“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现在搞和平演变。”“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他们要“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6页）国际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这种图谋，在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和布热津斯基《大失败》等书中已写得明明白白；在美国政府为颠覆波兰政府向“团结工会”提供的50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中，在西方国家为加快苏东剧变的大肆鼓噪声中，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助被我公安机关通缉的罪犯出逃的“黄雀行动”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先是通过对社会主义国家文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进而对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施以软硬兼施的手段，不仅已经促成了苏东剧变，而且成为我国职工队伍“精神滑坡”的重要原因之一，增大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心理障碍。
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在我国社会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强弱，对于我国实现现代化，对于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和壮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强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武装工人阶级，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可忽视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