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若干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类社会发展所经历的伟大的革命性转变中，没有哪一次像近二、三百年来发生在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渡，使人类社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对人类历史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就是现代化。毫无疑义，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宏大并且是最深刻的一场社会革命。
1840年以后，当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可以说，自从1840年以来，现代化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题。当邓小平给我们描绘出分三步走，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蓝图时，我们对此已深信不疑。但是，如果以为中国的现代化仅仅是欧美日俄现代化的翻版，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概念。本文拟对1840年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作一反思，以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
一、中国的现代化既是中国对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的回应，也是萌动于中国内部的现代化因素不断成长的结果
现代化是16、17世纪首先从西欧和北美开始的，然后逐步向东欧、南美、亚洲、非洲、大洋洲扩展。从历史的表象看，它是一个从西向东、由北向南的运动过程。在众说纷纭的现代化理论中，有一种说法颇为流行，即现代化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早发内生型”（或称“早发原生型”），一种是：“晚发外生型”（或称“晚发次生型”、“后发外生型”）。前者的典型是英、法、美等国，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早在16、17世纪即已开始启动，而其最初的启动因素又都源自本社会内部，是其自身内在发展的必然结果；后者的代表有德、俄、日等国，它们的现代化大都在19世纪才开始起步，最初的诱发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
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哪一种类型？
人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的现代化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的。在这其中，来自西方的冲击力，是启动中国现代化车轮的关键性因素。这种冲击力，一方面是现代化的文明示范；另一方面（主要方面）是西方的霸权威胁。这就是说，源自西方的现代化浪潮是和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同时进入中国的，通俗些说，西方列强是用枪炮来中国“推售”他们的“现代文明”的。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导致了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先进的中国人从“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古训中，得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结论，中国的现代化也就由此发端。详务运动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甲午战争成为戊戍变法的导火线，八国联军入侵促使清王朝推行“新政”，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种因果关系。因此，西方的冲击和中国的回应，是中国现代化的突出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属于“晚发外生型”。
但是，如果以为中国的现代化仅仅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那就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实际上，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众多的人口、广阔的国土的中国，它之所以走上现代化道路，其内部力量的萌动和成长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历史表明，早在英、法、美等国启动现代化车轮时，明清之际的中国就已萌动现代化的因子。1840年以后中国的历次比较显著的现代化运动，无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就是一个典型）。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多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选择。因此，中国社会内部现代化因素的萌动以及这种因素在先进的中国人的培植下的成长，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不明了这一点，就难以解释中国的现代化何以走到今天，今后还会走向何方。
二、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只是对世界现代化浪潮的被动跟进；只有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中国的现代化才走上主动推进的道路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的现代化最初表现为对西方冲击的回应。如果说西方的冲击是蓄谋已久的主动行动，那么，中国的回应则是在无可奈何之下的被动选择。这种被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是防御性的现代化。这就是说，中国现代化的动机和目的仅仅是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就使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窘境。第二，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是照搬式的现代化。从洋务运动的物质引进到戊戍变法、辛亥革命的制度更新，到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革命，无不是步西方现代化的后尘，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然而，以上两点是相互抵触的。且不说“移植”的总要比“原生”的生命力弱，被“移植者”也绝不会允许“移植”者比自己强，这就是近代史上为什么“先生”老是打“学生”，而“学生”老是打不过“先生”的道理。
这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了根本的改变。从那以后，中国的现代化步入了有主义、有纲领、有远大战略目标、有眼前实施步骤的阶段。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彻底摆脱了“全盘西化”的模式，开始走上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更使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人民理性的自主选择。
三、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从上下层对立到上下层统一的逐步转变的过程
自从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之后，中国的各个阶级、阶层，各种政治集团、政治势力都自觉不自觉地做出了回应和选择。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各种社会力量对现代化的态度各异，提出的方案也五花八门。其中最突出的是上下层即统治者和人民群众对待现代化态度的巨大反差以及由此形成的尖锐对立。统治者没有认识到或者说不承认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他们仅仅是从建工厂、开矿山、修铁路、造枪炮之类的物质技术层面来理解现代化，而且他们并没有把“富民”作为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关注的只是“强国”。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他们之中的先进分子则把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结合起来，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要求，特别是他们把现代化与自己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统治集团不仅没有像德、日、俄等国那样成为现代化的推动和领导力量，而且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阻力。这样一来，中国上下层的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种冲突不仅使中国难以形成现代化的合力，而且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激烈的对抗和动荡状态，中国的现代化由此失去了起码的社会条件。
这种混乱状态到了1949年终于宣告结束。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从根本上消除了社会分崩离折的状态，结束了几千年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严重对立状况，形成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协调一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政权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制订并实施了以“富强、民主、文明”为目标的现代化战略，这就不仅形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领导和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而且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社会力量的整合和社会状态的稳定。
四、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社会革命为先导，但从以社会革命为主导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一般情况下，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都有一个社会革命的时期作为现代化正式启动的先导，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也是如此，但与众不同的是，中国社会革命的任务特别巨大，经历的时间也就特别长。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走上现代化之际，正处于政治衰败、国家分裂的乱世局面，中国不仅没有能够并且愿意推动、领导现代化的中枢力量，而且也没有协调、稳定的社会环境；二是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是在亡国灭种的民族生存危机压力下启步的，这种状况激化和深化了中国的民族矛盾；三是中国现代化是在人口过于庞大和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的基本条件下开始的，这就迫使中国必须首先消除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状况，使有限的生活资料满足人们的基本温饱，以摆脱长期以来源于生存需求的社会动乱。以上三点，就使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主要目标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而且由于革命对象的力量十分强大，也就注定了这种社会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从1840年起步，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那么，二百年的历程就以1949年为界大体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为现代化创造条件的社会革命如此漫长，这在世界现代化史上是不多见的。还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的社会革命到1949年远没有结束。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和历史的惯性，不仅使中国社会革命迅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而且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旗号下继续以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运动的形式向前推进，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刹住车。只有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真正走上正轨。因此，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以政治革命为主导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的过程。如果说，1840年到1956年的社会革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备前提，那么，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误入了歧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五、中国的现代曾长期处于急躁冒进的状况，稳步渐进的现代化战略来之不易
中国现代化发端的时候，中国正面临深刻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在反帝反封建的双重压力下，在民族救亡和文化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先进的中国人总是希望中国很快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完成社会革命的历史任务。这种善良的愿望并不错，但一些人把这种愿望推向极端，并付诸行动，就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民主革命时期的历次“左”倾错误，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急躁冒进情绪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式开始以后，这种“左”的情绪再次泛滥。人们没有认识到，现代化有其内在的运作规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只是为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现代化建设本身；社会革命只是现代化的必备前提，不是也不可能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手段。人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自然就伸手可及、指日可待了；而要实现现代化，又需采用社会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群众运动为主要特征的手段和方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现代化理论的产物。回想一下我们对“超英赶美”、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四个现代代的多次没有兑现也不可能兑现的许诺，我们就会对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急进倾向有更深的了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发，对中国的现代化战略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和清理，提出了全新的现代化战略。这一战略最突出的特点，一是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标；二是分三步走，逐步实现现代化；三是把实现现代化的时间从本世纪末推到下个世纪中叶，推迟了整整半个世纪；四是把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从“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降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稳妥渐进的现代化战略，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反思中国现代化历程，全面审视各国现代化道路，科学分析中国现代化现状而制订的，是切实可行的。
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失败、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挫折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初步成功，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现代化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并和一定的社会条件相结合进行的。因此，现代化也就具有了某种社会属性。现代化从16、17世纪在西欧、北美开始启动时起，就和这些国家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相辅相成。也就是说，现代化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又加速了现代化进程；同时，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也正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说，欧美等国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
中国迈上现代化道路之初，选择的也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就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必备前提，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中国现代化的实现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以及各种各样的中间派别，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思路来设计中国现代化战略的。但是，无论是康、梁的君主立宪，还是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或是中间派别的“第三条道路”，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答案除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深刻的内在矛盾以外，社会主义的风起云涌这个国际大背景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国情和世界大势决定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就在先进的中国人苦闷、傍徨之际，中国共产党人登上了历史舞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分析了中国国情和世界大势并总结了孙中山等人的现代化战略失败的经验教训，制订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在这一战略下，社会革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备前提；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现代化在中国的实现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巩固和发展。在这一战略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一番艰难困苦，推翻了“三座大山”，终于使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并全面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上日益陷入误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也就举步维艰。这种情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根本改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发展道路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有了全新的战略，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这一战略，不仅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战略有本质的区别，而且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根本不同。
综上所述，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表明，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力既来自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也源于中国社会内部现代化因素的萌动和成长。中国的现代化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被动跟进到主动推进、从上下层对立到上下层统一、从以社会革命为主导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急进到渐进、从资本主义现代化到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的时间有先有后，速度有快有慢，但总的趋势是向健康、良性的方向发展，而其最终的结果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