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政治形象的多维性——兼评德#183;列科维奇的“两个列宁”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多维论文,科维奇论文,形象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列宁政治形象的多维性，指可以而且应该对列宁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实践作多视角的观察和思考。在产生列宁和十月革命的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真正地做到这一点，有利于科学地、正确地认识列宁和他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
一 勇往直前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者和谨慎务实的苏维埃国家建设者
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列宁是勇往直前的战士。其表现在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欧洲一些国家产生社会主义革命形势时他果敢地推进了欧洲的或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大战刚刚爆发时，列宁在起草的著名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就指出：“在一切先进国家，战争已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提到日程上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18页）在这里，他还提出了各国无产阶级正确的策略口号，即“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号召各国无产者掀起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战争。1915年8月，他在《反战传单》中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时又写道：在所有一切交战国中，工人群众的愤慨与日俱增，“只有通过革命推翻各国资产阶级政府，首先是推翻最反动、最野蛮、最残暴的沙皇政府，才能开辟通向社会主义和国际和平的道路。”（同上书，第27卷第2页）1917年，俄国发生了二月革命。列宁认为，继续推进俄国革命，是促进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和胜利的重要途径。他在由西方返回俄国前夕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说，俄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它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但俄国无产阶级可以使俄国革命具有浩大的声势，产生革命的冲击波，“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就会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朋友——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同上书，第29卷第91页）也就是说，1917年列宁领导进行十月革命，战略意图之一在于以俄国革命推动全欧洲的或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胜利时及其后不久，他预言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马上会到来，要求俄国无产阶级支持别国的革命。在1918年3月党的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期间，他提出：“代表大会确信，工人革命正在各交战国中不断地成熟，为帝国主义的必然的彻底失败作准备，代表大会声明，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竭尽全力并用自己拥有的一切手段来支持一切国家无产阶级兄弟的革命运动。”（同上书，第34卷第33页）为了有力地推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于1919年创建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致全世界无产者宣言》提出，共产国际的任务是联合世界无产阶级的一切真正革命政党的力量，从而加速并易于取得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它的行动纲领则指出，帝国主义体系在崩溃，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支配社会，无产阶级应当夺取政权并利用政权去反对阶级敌人，改造社会。这说明，共产国际是一个推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织。列宁领导建立这个组织，意味着他以积极的态度和有效的组织措施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之所以成为勇往直前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士，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深刻地领会和忠实地执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实现无阶级、无国家、无商品交换、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显然，达到这个目标，某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无产阶级的行动是不够的。只有进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或者至少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达到上述目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执行了这一理论，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欧洲许多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帝国主义战争激化了各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形成和发展。在这个时期，不仅俄国发生了革命，芬兰、德国、匈牙利等国也发生了革命，西欧其他一些国家则发生了强大的工人运动，形成了欧洲革命的风暴。列宁正是从这个实际出发，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
可是，从俄国国内的视角看，列宁却是一位谨慎务实的苏维埃国家建设者。这个看法可以由下述事实得以证实：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时，列宁在《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宣言中，在提出欧洲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已提上日程的同时指出：“由于俄国最落后，由于它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仍然是实现彻底的民主改革所要求的三个基本条件：建立民主共和国（其中一切民族都享有充分和平等的自决权）、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同上书，第26卷第18页）这说明，列宁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日益成熟的时候，在推进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对俄国的实际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意识到俄国的革命任务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比其他国家的革命任务落后一个层次。这体现出列宁谨慎务实的态度。
十月革命胜利时，列宁没有提出并实施“立即直接”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而是采取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他当时提出，苏维埃政权可以实施的社会经济措施，主要是土地国有化、银行国有化和工人监督等等。然而他认为，土地国有化的措施和银行国有化的措施是与资本主义相容的措施，或者说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措施，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普遍地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所谓工人监督，指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由工人组织对企业的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进行监督。由于不改变所有制性质，资产者应当能够接受或者说比较能够接受。在列宁看来，实施土地国有化、银行国有化和工人监督等等，不是“立即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在准备以后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之所以未采取“立即直接”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在于他认识到当时俄国的经济社会条件不足以这样做。譬如，在十月革命过程中他多次指出：“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只要大多数居民还没有觉悟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决不能提出‘实施’社会主义的目的。”（同上书，第29卷第166页）“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内，在大量小农居民中间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同上，第442页）显然，列宁在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注意到国内条件的实际，未“立即直接”实施社会主义革命，体现了他谨慎务实的态度。
在1921年3月以后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商业与市场的作用，使俄国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当时，苏维埃政权根据列宁的思想，有力地发展了小农经济，发展了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对国外资本家实行了租让制和对国内资本家实行了租赁制等等。显然，以这样的措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是迂回的过渡。列宁之所以主张进行迂回的过渡，在于他认识到俄国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它不能不这样做。譬如，他要俄共（布）十大报告中指出：“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同上书，第41卷第50页）这即是说，俄国由于小农占人口大多数，而小农是私有者，无产阶级在确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时不能不关注私有者小农的利益要求，由此需要采取迂回过渡的措施。同一时期，他在《论粮食税》一书中指出：“在最近这几年，必须善于考虑那些便于从宗法制度、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度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到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同上，第217页）意思是说，俄国由于小生产在经济领域占统治地位，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把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中间环节”，利用它的作用，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显然，认为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应有其特殊性，即认为应该利用“中间环节”的作用实现过渡，体现了列宁谨慎务实的态度。
综上所述，在评价作为社会主义革命者的列宁时，既要看到他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也要看到他在俄国国内建设中谨慎务实的态度，善于把两者区别开来，不能只见前者不见后者，也不能只见后者不见前者。
二 政治军事斗争中的激进主张者和经济建设中的渐进主张者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俄国曾一度陷于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国外的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干涉俄国革命，力图扼杀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内的各种反革命分子发动武装叛乱，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列宁领导党和无产阶级同各种敌对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是一位激进主张者，或者说他在斗争中体现出英勇顽强、敢于胜利、善于胜利的精神面貌。
列宁在反击内外敌人军事进攻的斗争中体现出这种精神面貌。1918年2月，由于苏俄同德国之间缔结和约的谈判未果，德国帝国主义者对苏俄发起了猖狂而猛烈的军事进攻。面对严峻的形势，列宁一方面说服党内同志，准备继续同德国代表谈判，另一方面动员全国人民行动起来，粉碎德国帝国主义的进攻。他在起草的有关法令中指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万分危急之中。在德国无产阶级尚未行动起来和取得胜利之前，俄国工农的神圣义务，就是要奋不顾身地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抗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德国的庞大军队。”（同上书，第33卷第366页）他代表人民委员会提出：全国所有的人力、物力都用于当前抗击德国军事进攻的斗争中，各级苏维埃及其工作务必保卫每一块阵地，“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在国内战争过程中，1919年4月东线形势恶化，高尔察克匪军攻占了大片地域。列宁代表苏维埃政权发布了《告彼得格勒工人同志们》的呼吁书，起草了《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并且就支援东线的问题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上作了报告。他提出：“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和工会应当拿出所有力量，把一切都发动起来，用各种方法支援东线。”（同上书，第36卷第259页）他还提出，党的每个基层组织和工会组织都要展开支援东线的工作，并且每个星期都要向上一级组织报告自己工作的情况；在临近前线的地区，应当把全体工会会员都武装起来，直接进入前线的阵地；要加强在已应征者和红军战士中的宣传鼓动工作，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成立援助红军委员会，协助作好红军的供给工作，把内地可以找到的所有武器和其他各种物质集中起来，送往前线。在列宁的领导下，东线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到1920年底，国内战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上述列宁的思想和实践，体现出他英勇顽强、敢于胜利、善于胜利的精神面貌。
列宁在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斗争中体现出这种精神面貌。1917年11月28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宪民主党举行反革命游行。当天，列宁起草有关法令提出：“作为人民公敌的政党的立宪民主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必须逮捕，并送交革命法庭审判。”“本法令自签署之时起生效。”（同上书，第33卷第123页）他说，对于立宪民主党的破坏活动所造成的危机，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解决，“苏维埃政权要采取最有力、最迅速、最坚决的革命手段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势力而不管他们用什么口号和机构（即使是用立宪会议代表的资格）作掩护。”（同上，第167页）十月革命胜利后，有些资本家不服从苏维埃政权的命令，造成停工停产，企图以破坏生产入手搞垮苏维埃政权。12月7日，列宁在起草《关于同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作斗争的法令草案》时写道：资产阶级和拥护资本主义的高级职员正在实行怠工，组织罢工，反对苏维埃政权实施的革命措施，“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同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作斗争。”（同上，第157页）紧接着，他提出了“紧急措施”的具体内容，即要求资产者以及革命前在银行、股份企业、机关团体工作的高级职员在三天内向“住宅委员会”递交一式三份报告书，报告自己的地址、收入、职务和职业，以便于政权机关监督进行生产劳动；凡不实行本法令者（不交报告或提供假材料者），以及“住宅委员会”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者，每次罚款5000卢布，处一年以下徒刑；正在银行、股份企业、铁路、机关团体工作的职员，怠工或罢工者，也应受到同样的处罚。在国内战争时期，苏俄国内的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和残酷，反革命分子往往以恐怖手段进行破坏和捣乱。鉴于此，列宁提出无产阶级必须以“恐怖手段”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1919年8月6日，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这个问题时说：“阴谋家一面制造阴谋，一面要苏维埃政府放弃恐怖手段。不，我们决不放弃恐怖手段。”（同上书，第37卷第141页）上述列宁的思想和实践，体现出他在政治斗争中英勇顽强、敢于胜利、善于胜利的精神面貌。
列宁之所以在政治军事斗争中体现出激进的精神面貌，是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他个人的革命品质所决定的。十月革命胜利后产生的苏维埃政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俄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各种反动阶级，以及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都仇视这个政权，力图将其置于死地。新政权面对十分凶恶、猖狂的敌人，几度出现被颠覆的危险。如在国内战争时期，敌人曾一度占领了除首都和中心地带若干城市以外的广大地区，在各地建立起白卫政权。在首都和中心地带的几个城市里，敌人以阴险和残酷的手段进行破坏，如刺杀苏维埃国家领导人、炸毁工厂和桥梁等等。面对着敌人的进攻，任何一个革命者都会勇敢地站起来，同敌人展开英勇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是无产阶级几十年革命斗争和十月革命的继续，是保卫无产阶级利益和发展无产阶级事业的需要。列宁作为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作为一名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了几十年斗争的革命者，必然会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同敌人进行斗争。正是在这个斗争中，从他投入斗争的精神面貌，可以看出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革命品质。
近代世界以来，每一次重大的革命斗争胜利和新政权的建立，都伴随有反对旧制度复辟和巩固新政权的艰巨斗争。在这种斗争的过程中，革命领袖无一例外地采取激进的政治态度。众所周知，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克伦威尔主张以暴力措施消灭封建王朝的复辟势力，并且领导进行了这方面的斗争。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过程中，掌握了政权的雅各宾派主张实行“革命专政”，即主张建立革命军，镇压反革命，把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送上断头台，打击粮食投机活动。他们也将这些主张付诸了实践。显然，克伦威尔和雅各宾派关于用暴力措施镇压反革命的主张，体现了他们激进的政治态度。他们采取这样的态度，是这些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要求。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尚且如此，更何况20世纪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也就是说，从近代世界各国革命的一般规律看，列宁在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采取激进的政治态度是必然的。
可是，从经济建设上看，列宁是一个渐进主张者，即他主张逐渐地、缓慢地推进经济建设的过程。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关于实施“计算和监督”的思想，即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由工人组织对企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进行监督的思想，是渐进的思想和主张。值得指出的是，实施“计算和监督”，意味着不剥夺资本家的财产。1917年9月，列宁在有关文章中明确地指出：“问题的‘关键’甚至不在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单靠没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其中并不包含组织要素和计算正确分配的要素。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征收公正的捐税……的办法来代替没收。”（同上书，第32卷第301页）同年11月5日，即起义胜利后不久，列宁在《告人民书》中谈到苏维埃政权当时的措施时说：“除实际最严格的计算和监督，把以前所规定的捐税全部征收上来外，政府不打算再采取任何其他措施。”（同上书，第33卷第62页）即政府不打算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如果说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和改变所有制性质属于激进的革命措施的话，那么非剥夺资本家财产的措施则属于渐进的措施。列宁当时的设想是，通过计算和监督，制约资本家的活动，逐渐地、缓慢地削弱和消除资本家对生产的管理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显然，这是一种渐进的思想和主张。关于这一点，列宁有过明确的论述。在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在总结以往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从1917年产生接受政权的任务和布尔什维克向全体人民揭示了这一任务的时候起，在我们的理论文献中明确地强调指出，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过渡，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而且，“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同上书，第42卷第183页）他还说：“无产阶级国家在1917-1918年在人民意气风发的条件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试行了一种经济政策，起初打算实行一系列渐进的改变，打算比较慎重地向新制度过渡。”（同上，第225页）在这里，他明确地肯定，计算和监督是一种“渐进的改变”，是一种“比较慎重”的过渡。由此可见，这个时期的列宁，是一位主张渐进地发展经济建设的领导者。
1918年春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的思想，是渐进的思想。上述列宁关于“计算和监督”的设想和主张，在实践中遇到了阻碍。一部分资本家不接受“计算和监督”的措施，以种种手段破坏生产。列宁领导党和苏维埃政权对这些企业实行了国有化。到1918年春，列宁提出，必须停止国有化，把管理俄国的任务提到首要的地位。这时，他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的思想。在4月间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列宁深刻地指出：“我说国家资本主义将会是我们的救星；……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集中的，有计划和监督的，社会化的，而我们正好缺少这些。”“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一定会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同上，第34卷第236页）意思是说，在俄国生产领域里，小生产占优势，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作为大生产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小生产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只有它才能使俄国摆脱生产力十分落后的面貌，从经济上和国力上强大起来。当时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表现为对私营企业实行国家政权的监督和工人组织的监督，它同此前列宁所谓的“计算和监督”是一致的。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的目的是走向社会主义，但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就是他所说的：“如果我们俄国有了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就会容易，就会有把握。”（同上书，第34卷第236页）“只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否则，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同上书，第239页）显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一种渐进的思想。列宁是一位主张渐进发展经济建设的领导者。
1921年3月以后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也是渐进的思想。如前所述，这一时期列宁主张发展小农经济，发展城市私人资本主义，进一步搞好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商业和市场的作用，使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思想体现了过渡的渐进性和发展的渐进性。1921年10月，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用日俄战争时期的一个战例说明了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当年日军攻克旅顺口的战役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用多次猛烈的强攻，但都失败了。第二阶段改用非常艰苦、非常困难而缓慢的围攻，结果攻克了这一要塞。列宁以改“强攻”为“围攻”的历史事实为例说：“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又说：“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强迫我们采用残酷斗争的形式的条件下直接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的试验之后，到1921年春天情况已经很清楚：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进行极其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伴以一连串的退却。”（同上书，第42卷，第226-227页）显然，“围攻”的思想即渐进的思想。列宁这一时期主张渐进地发展经济建设。
综上所述，从国内问题看，在政治军事斗争中，面临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列宁体现出激进的精神面貌。可是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他充分地注意到俄国生产力水平低的实际，主张渐进地推动其发展过程。必须善于将这两者区别开来，从不同的方面具体地认识列宁。
三 评所谓“两个列宁”说
南斯拉夫学者德·列科维奇在发表于苏联《苏共历史问题》1991年第3期上的论文《列宁与斯大林》中，提出了“两个列宁”的说法。他说：“我在研究过程中感到，列宁的遗产中好像有两个‘层面’，或者说得更简单、更形象一点儿，存在着两个列宁——具体环境中的列宁和本质的列宁，与此相应也存在着两种列宁的观点和定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9页）那么，什么是本质的列宁呢？他提出：“这个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时代的要求研究问题。这个列宁是革新家和创造者。这个主张民主对话的列宁是重证据，以理服人的。这是宽宏大量的列宁，是人道主义者的列宁。……本质的列宁的理论著述是他的《国家与革命》、他晚期的那些著作和在党的机关内的发言；在这些著作和发言中他主张容忍、民主和人道主义。”他还提出：“具体环境中的列宁是个受极端严峻形势的条件所迫、为必须尽快摆脱困境寻找出路所制约的活动家。形势迫使这个列宁快速思考，急促决断，他未能每一次都考虑到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具体环境中的列宁是个生硬、严厉而又不够宽宏大量的人，是个有限民主的代表者，他对人不是说服而是训斥，要求别人服从。他不仅是个过分严肃的领导者，而且是惩罚措施、监狱乃至集中营的拥护者。”（同上书，第919-920页）他的意思是说，本质的列宁即不受具体环境制约的列宁，是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精神来行为的人，是一个主张容忍、民主和人道主义的人。具体环境中的列宁即受严峻形势制约的列宁，是没有或不能够按照马克思主义精神来行为的人，是一个赞成惩罚措施、监狱和集中营的人。
笔者认为，列科维奇提出“本质的列宁”和“具体环境中的列宁”，并且将其作为一对既统一又矛盾的范畴，是方法论上的错误。在列科维奇看来，“两个列宁”具有完全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特点：其中一个根据马克思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要求研究问题，所以能够理智地说明问题和解决问题，另一个则在严峻的形势逼迫下抱着尽快摆脱困境的目的解决问题，所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非理智性；一个主张容忍、民主和人道主义，另一个则主张惩罚措施、监狱和集中营。在他看来，这两个对立的列宁又是统一的，即它们统一于作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列宁一个人身上。他的这一看法是否符合实际暂且不论，仅就他将上述“对立”的事物命名为“本质的列宁”和“具体环境中的列宁”而言，不能不指出其方法论的错误。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本质”和“具体环境”不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范畴。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本质是事物的性质及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它同事物外部表现的“现象”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范畴。“具体环境”虽然不是科学的、严格的哲学范畴，但从它的涵意可以推断，同它既对立又统一的方面是“一般条件”或“一般情况”。可见，提出“本质的列宁”和“具体环境中的列宁”，将其看成对立统一的范畴，是看问题方法上的错误。还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方法上的错误，必然导致人们认识列宁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和困难。譬如，既然认为本质的列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要求研究问题的人，是主张容忍、民主和人道主义的人，那么应该承认列宁的这种本质是通过许许多多事实表现出来的，他在一般条件和一般情况下的活动，可以表现出这种本质，在“具体环境”中或者说特殊环境中的活动也能够表现出这种本质。也就是说，“具体环境中的列宁”也应该体现他的“本质”，“本质的列宁”与“具体环境中的列宁”应该是一致的，不应该是矛盾的。可是，列科维奇提出“具体环境中的列宁”是非理智的、主张惩罚措施、监狱和集中营的人，无疑是把以上两者对立起来了。他的这种方法，使人们对列宁的认识陷入了困境。
列科维奇所谓“具体环境中的列宁”因为严峻的形势所迫和为了尽快摆脱困境而不能体现它的“本质”，不符合历史事实。1918年初的苏维埃俄国，无疑是一个典型的“具体环境”。当时，苏维埃政权刚刚诞生，巩固政权的任务迫在眉睫。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俄国必须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当苏俄代表团就俄国退出战争的问题同德国代表团举行谈判时，俄共（布）内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以德国国内马上会发生革命和必须以战争支持德国革命为由，反对俄国退出战争，反对列宁的正确主张和方针，造成党内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严重局面。由于他们的阻碍，苏俄同德国之间的和约不能及时签订，俄国对俄国发动了全面攻势，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按照列科维奇的看法，在这样的具体环境中，在严峻的形势下，为了寻找出路和尽快摆脱困境的列宁，必然是一个“生硬、严厉而又不够宽宏大量的人”，是一个“有限民主的代表者”，他对别人“不是说服而是训服”。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时列宁虽然在许多会议上批评了“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思想上、理论上的错误，呼吁苏俄必须同德国签订和约并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但是他并没有迫使“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顺从自己。1918年2月17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要不要签订和约的问题并进行了投票。结果是列宁、斯大林等5人投赞成票，布哈林、托洛茨基等6人投反对票。18日上午中央委员会会议再次讨论这个问题并进行投票时，6人投赞成票，7人投反对票。18日晚上中央委员会会议再次就此进行投票时，7人投赞成票，6人投反对票，在中央委员会内列宁的意见第一次以多数票得以通过。2月下旬党中央有关会议和人民委员会有关会议继续讨论了这个问题，布哈林等人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们在自己成为少数以后先后辞去了党内和人民委员会内的所有职务，以表示他们坚持自己意见的决心。事实说明，当时列宁并没有武断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身边的同志，尽管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而且此时以后，列宁能够继续团结布哈林等人一起工作，委他们以重任。这个事实足以说明，列科维奇所谓“具体环境中的列宁”不体现他的“本质”的观点，是一个“有限民主的代表者”的观点等等，不符合历史事实。
列科维奇所谓“具体环境中的列宁”是一个“惩罚措施、监狱和集中营的拥护者”，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十月革命胜利后，具体环境的特点之一就是国内外敌人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同敌对势力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非常激烈。如前所述，在这样的形势下，列宁主张严厉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能不能说这时的列宁是一个“惩罚措施、监狱和集中营的拥护者”呢？不能！譬如，在巩固新政权的斗争中，列宁领导建立了肃反委员会，以利于镇压和打击敌人。然而，他在组织和领导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中，提出了必须防止冤案的政策思想。1918年1月1日，他在起草有关决定的过程中在规定对怠工的资本家采取强制性劳动的条款时提出：“革命法庭一旦得以建立，应立即审查定为强迫劳动的每一案例，或者确定劳动的期限，或者释放被捕者。”（《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19页）意思是说，在革命法庭产生以前国家政权即对怠工的反革命分子采取了非常措施，这些措施不一定都恰如其份，所以革命法庭产生后要对过去的案例进行仔细的审查，根据案情进行恰当的判断。这一时期，列宁还指出，要追究诬告的责任。他在起草的一份决议草案中代表党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如下规定：“在一切纠纷案件和个人控告中，凡提出控告而不向法院提出确凿证据的人，应视为诬告者；”“凡认为自己受到此类诬告的人，可向法院申诉。”（同上书，第124页）当苏俄的国内战争取得重大胜利从而使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有所缓和时，列宁提出肃反的策略必须相应地要发生变化。1920年2月6日，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虽然敌人有可能再次进行军事叛乱，阶级斗争有可能再度激化，但当前的形势毕竟正在转变，“应该考虑到新出现的从战争向和平的转变，逐渐改变策略，改变镇压的办法。”（同上书，第38卷第124页）从当时的实践看，作为“改变镇压办法”的实际步骤，肃反委员会已经废除了死刑。列宁高度地评价这一改变，说“苏维埃政权用废除死刑的办法迈出了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任何一个民主政权从未走过的一步。”（同上书，第123页）同年底国内战争彻底胜利后，特别是苏维埃俄国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进一步提出转变肃反的策略。1921年12月1日，他起草了《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初稿》，认为必须缩小肃反委员会的权限，特别是要缩小它的逮捕权，同时加强法院的工作。在这时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他在报告中提出，必须改革全俄肃反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意见，这次代表大会和随后举行
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关于改组肃反委员会组织的决议。苏维埃俄国的这一组织从此不复存在。上述列宁关于防止冤案的政策思想，关于追究诬告责任的政策思想，关于随着形势的变化改变肃反策略和改组肃反委员会的思想，证明列宁是个既主张对敌对势力进行严厉斗争又注意把握一定限度的人，是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而决非像列科维奇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惩罚措施、监狱和集中营的拥护者”。
列科维奇提出，“两个列宁”有时甚至表现在同一篇著作中。他以列宁的著名文章《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为例作说明，指出：“列宁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表现得极其博大和宽容，主张与非共产党人结成最广泛的联盟。而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他又极为敌视那些世界观不同的代表人物，他甚至建议把这些人送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去。”（《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0页）在列科维奇看来，这篇文章的开头体现出“本质的列宁”，即主张容忍、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列宁，结尾则体现出“具体环境中的列宁”，即生硬、严厉和不够宽宏大量的列宁。其实，这是对列宁著作及其思想的曲解。列宁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同非共产党员结成联盟，因为党的事业仅仅靠共产党员的努力是不够的，作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共产党员必须团结非党知识分子，但是被团结者必须是拥护党的事业的人，是唯物主义者。在文章的结尾，列宁提到一个事实：当时的《经济学家》杂志刊登一篇文章，攻击苏维埃俄国的婚姻制度，指责彼得格勒1万起婚姻中有92.2起离婚，并说当时的合法婚姻不过是掩盖婚外性关系的一种形式。列宁指出，写此文章和出版此杂志的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歪曲事实，表达了世界上的反动势力对待苏维埃制度的态度。他还指出，这些人可能还在苏维埃机构或有关团体里工作，实际上他们不够格在这些地方工作的，只是由于无产阶级还没有学会掌握政权的本领，所以才容留他们在这里工作，否则无产阶级已经把他们“客客气气地送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去了”。（这句话是批评他们的一种形象的说法，并非指一定要这样做）显然，这篇文章的开头和结尾，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开头提出共产党员要同非党的、拥护党的事业的知识分子结成联盟，结尾提出必须反对对苏维埃制度持敌意的人。开头的内容没有排斥结尾的内容，结尾的内容没有排斥开头的内容。实际上，结尾的内容，反映了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应持的态度。遗憾的是，列科维奇不懂得这一点，错误地认为它反映了列宁生硬、严厉和非宽宏大量的一面，体现了所谓“具体环境中的列宁”，并且由此得出了两个列宁相矛盾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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