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北部青铜器至铁器时代古人颅骨测量研究_铁器时代论文

新疆北部青铜至铁器时代古代人群的颅骨测量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测量学论文,颅骨论文,新疆论文,青铜论文,人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然地理特征上“新疆北部地区”大致可分为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伊犁河谷和天山几大地形板块。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这一区域是古代游牧人群驰骋的舞台，游牧经济占主导辅以少量的农业经济。

       青铜时代末期至早期铁器时代是欧亚草原游牧化过程中的关键阶段，欧亚草原中、东部地区在游牧化过程中是较为先进的，活动于新疆北部、蒙古中西部地区、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地区的人群是其主角。这些古代人群在新疆北部的伊犁河流域有着广泛的分布。已有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证据表明，新疆北部地区是欧亚大陆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通道。这里在整个欧亚草原游牧化的进程中，又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1]沿着横亘中部的天山山脉，向西通过伊犁河谷可以进入七河地区，并进而联系着费尔干纳盆地；穿过西北部阿尔泰山，可以进入南西伯利亚和东哈萨克斯坦地区，如切木尔切克文化和索顿布拉克文化。

       从目前已发表的材料来看，伊犁河流域无疑是这一地区考古工作开展最充分的，特别是吉林台古墓群的发掘不仅为认识伊犁河上游史前文化结构、序列提供丰富而珍贵的材料，同时也为开展人类学工作奠定了基础。

       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这一区域曾有多支古代族群先后活跃于此，如塞、乌孙、月氏、匈奴等。目前我们还无法将人类学材料与这些古代族群相对应，但对这些古代人骨材料进行深入分析，无疑有助于我了解人群的混合交流的历史。

       一、材料与方法

       1.样本和颅骨测量学标准

       吉林台古墓群于2000～2004年间发掘，共发现古代墓葬700余座[2]。采集出土人骨269例，主要包括穷科克一号墓地、阿克布早沟墓地、吉仁托海墓地、别特巴斯陶墓地、加勒格斯卡茵特墓地、铁木里克墓地、彩桥门墓地等7个墓地。依据颅骨测量标准，可判定为男性122例，女性107例，性别不明确有40例。本项对其中较完整179例颅骨，进行88项测量项目和29项形态指数进行调查。测量标准主要参考了俄罗斯[3]、中国[4]和日本[5]的颅骨测量学标准，这些标准无显著差异[6]。由于吉林台古墓群包含有多个墓地，且不同墓地间年代跨度较大，整个墓群所代表的古代人群形态特征变异较大。为了更加有效的与其他古代人群进行对比分析，笔者将吉林台古墓群所代表个体依据t检验结果分成吉林台一组和吉林台二组两个人群[7]。

       2.聚类分析

       应用多维尺度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对吉林台古墓群人骨测量学结果(15项)与新疆[8～17]、中亚材料[18～22]的青铜至铁器时代22个样本组进行对比分析(图一)。由于各个对比组间年代跨度较大，人群差异明显，为了更好地体现不同人群间的历时性变化，本项研究将对比组分为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组和铁器时代组。各对比组采用组间差异均方根和欧氏距离系数的距离量度，在此基础上对前4个PC(占总信息量的84.9％～86.6％)进行聚类分析，绘制树状结构图。

      

       图一 各古代组的地理分布

       1.天山北路组 2.古墓沟组 3.焉不拉克组 4.苏贝希组 5.察吾呼四号墓地组 6.阿拉沟组 7.索墩布拉克组 8.石河子南山组 9.接兰城郊组 10.昭苏组 11.察吾呼三号基地组 12.营盘组 13.米努辛斯克阿凡纳羡沃组 14.阿尔泰阿凡纳羡沃组 15.米努辛斯克安德罗诺沃组 16.阿尔泰安德罗诺沃组 17.天山塞克—早期乌孙组 18.七河乌孙组 19.阿莱塞克—乌孙组 20.肯科尔匈奴组 21.天山匈奴组 22.蒙古匈奴合并组

       二、结果

       1.与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各古代组的对比研究

       1)聚类分析

       首先将吉林台组古代居民与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各组古代居民进行对比，对比材料选取了9组颅骨标本。依据数据计算出各古代组的组间差异均方根函数值(表一)和欧氏距离系数(表二)，并根据欧氏距离的结果绘制出树状聚类图(图二)。

      

       图二 吉林台一组、二组与其他古代组组间联系的树形聚类图

       1.吉林台一组 2.吉林台二组 3.天山北路组 4.古墓沟组 5.焉不拉克C组 6.察吾呼四号墓地组 7.苏贝希组 8.米努辛斯克阿凡纳羡沃组 9.阿尔泰阿凡纳羡沃组 10.米努辛斯克安德罗诺沃组 11.哈萨克斯坦安德罗诺沃组

      

      

       由于组差均方根函数中用到同种系标准差，而在鼻颧角和垂直颅面指数这两项上没有同种系标准差数值，所以导致了欧式距离系数的结果与组差均方根的结果有差异，但吉林台两组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最紧密的。

       从聚类分析来看，这个时期11组古代居民分为三个大类，第一类吉林台一组、二组，这两组居民的体质特征为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混杂人群，并具有明显的短颅特征，所以与其他的欧罗巴人种古代居民距离较远。第二类为米努辛斯克阿凡纳羡沃组与阿尔泰阿凡纳羡沃组、米努辛斯克安德罗诺沃组，这一组居民属于欧罗巴人种的古欧洲人类型[23]；第三类为察吾呼四号组、苏贝希组、焉不拉克C组、古墓沟组、天山北路组、哈萨克斯坦安德罗诺沃组，这一类中除去哈萨克斯坦安德罗诺沃组其余各组在地理位置上比较接近，分别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和孔雀河下游的罗布泊地区。聚类的结果显示这四个地区的古代居民在体质特征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吻合[24]。察吾呼四号组、苏贝希组、焉不拉克组具有较相似的形态特征，而与古墓沟组相对较远。或许这正是古欧洲类型与“现代型”[25]之间差异的体现。哈萨克斯坦的安德罗诺沃组居民偏高偏狭的颅型与古墓沟组较为相似致使其与其他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和阿凡纳羡沃文化居民关系相对疏远。

       2)因子分析

       由于欧氏距离比较的是全部项目点对点的距离，没有区分各项目间的权重。因此为了更加系统地、全面的分析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各古代组居民之间的亲属关系，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的四个主成分来考察这一时期11组古代群体之间的关系。前四个主成分因子是，贡献率达到了84.903％，达到理想值，可以认为其包含了全部15个项的大部分特征信息量(表三)。

      

       根据因子得分矩阵绘制出四个主成分因子的散点图(图三、图四)可以看出，在第一、二、三主成分因子所代表的变量作用下，吉林台一组、二组之间呈现一定分离的态势，吉林台一组与古墓沟组、苏贝希组、焉不拉克C组、察吾呼四号组呈现较近的距离；而吉林台二组、阿凡纳羡沃文化组和安德罗诺沃文化组呈现靠近趋势。在第一、二、四主成分因子构成的散点图中，吉林台一组、二组的距离重新拉近，同时呈现与天上北路组、焉不拉克C组、察吾呼四号组、苏贝希组接近的趋势，而古墓沟组比较接近阿尔泰阿凡纳羡沃组、米努辛斯克安德罗诺沃组、哈萨克斯坦安德罗诺沃组所代表的古欧洲人类型。

      

       图三 第一、二、三主成分因子的3D散点图

      

       图四 第一、二、四主成分因子的3D散点图

       综合分析，虽然应用平均数组间差异均方根和欧氏距离方法所得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可能是由于缺少鼻颧角和垂直颅面指数两个项目标准差所致；但聚类分析与主成分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吉林台一组、二组相比其他各古代组颅面形态特征迥异，呈现较为疏远的距离关系。而吉林台的两组居民之间相比其他组的古代居民表现出较为相似的形态特征，但同时又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一现象与形态特征分析研究结果颇为吻合[26]，因为吉林台一组、二组居民具有较为一致的颅型，致使两组聚为一类；而两组居民在面宽和颅面比值的差异又导致两组并没有紧密的聚合在一起。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两种方法进一步证实了吉林台两组居民具有相同的基因来源的可能性，而只是在各人群的构成比例上存在差异。

       2.与铁器时代各古代组的比较

       1)聚类分析

       这一时期选取13组人群样本，同样选取15项主要线性、角度、指数值进行对比(表四)。依照表四数据计算出各古代组的组间差异均方根函数值和欧氏距离系数(表五、表六)，利用欧氏距离系数矩阵绘制树状聚类图(图五)。

      

       由表五可以看出，吉林台一组古代居民在组差均方根函数值上与天山塞克—乌孙组居民最为接近，其次为石河子南山组、天山匈奴组、索墩布拉克Ⅰ组、阿莱塞克—乌孙、吉林台二组、肯科尔匈奴组、七河乌孙组、昭苏组、阿拉沟Ⅱ&Ⅲ组。而与营盘组、蒙古匈奴合并组关系疏远，与楼兰城郊组更为疏远。吉林台二组古代居民在组差均方根函数值上与天山匈奴组古代居民最为接近，其次为昭苏组，天山塞克—乌孙组、石河子南山组、蒙古匈奴合并组、七河乌孙组、索墩布拉克Ⅰ组、肯科尔匈奴组依次与之疏远，与阿拉沟Ⅱ&Ⅲ组、察吾呼三号组和楼兰城郊组较为疏远。

       欧氏距离系数显示的亲疏关系与组差均方根函数值的结果有些差异，与吉林台一组古代居民最为接近的是索墩布拉克Ⅰ组、天山塞克—早期乌孙，与天山匈奴组、石河子南山组、肯科尔匈奴组、阿莱塞克—乌孙组、昭苏组、阿拉沟Ⅱ&Ⅲ组、察吾呼三号组、营盘组、蒙古匈奴合并组依次疏远，关系最为疏远的是楼兰城郊组。吉林台二组古代居民与天山匈奴组、昭苏组的关系最为密切，其次为吉林台一组、天山塞克—早期乌孙组，同样与楼兰城郊组关系最为疏远。

      

      

      

       图五 吉林台一组、二组与铁器时代各古代组组间联系的树状聚类图

       1.吉林台一组 2.吉林台二组 3.阿拉沟Ⅱ&Ⅲ组 4.察吾呼三号组 5.索墩布拉克Ⅰ组 6.石河子南山组 7.楼兰城郊组 8.昭苏组 9.营盘组 10.天山塞克—早期乌孙组 11.七河乌苏组 12.阿莱塞克—乌孙组 13.肯科尔匈奴组 14.天山匈奴组 15.蒙古匈奴合并组

       通过图五可以更为清楚看出各组古代人群之间关系。总体来看，大部分的组别在0～5的刻度内完成聚合。0～5的刻度内主要有两个类群和一个小的聚类组，第一个类群中石河子南山组、天山塞克—乌孙组、天山匈奴组的关系密切首先聚合，吉林台一组与索墩布拉克Ⅰ组关系较近，吉林台二组与昭苏组距离较近聚合在一起。

       石河子南山组古代居民与中亚两河类型最为接近，天山塞克—早期乌孙组古代居民具有古欧洲类型向中亚两河类型过渡的特点，天山匈奴组被归入了具有少量蒙古人种混合特征的中亚两河类型；索墩布拉克Ⅰ组古代居民为欧洲人种的中亚两河类型，昭苏组居民主体为中亚两河类型少数个体属于欧罗巴人种与蒙古人种间的过渡类型[28～31]；这一个类群中，各古代组具有显著的共性，即具有短颅特征，与欧洲人种的中亚两河类型关系密切。另一个类群里面，七河乌孙组与肯科尔匈奴组首先聚合，在接近刻度5的位置上与阿莱塞克—乌孙和阿拉沟组聚合。七河乌孙组中的53例欧洲人种颅骨分为四个类型，即安德罗诺沃型、中亚两河类型、北欧型及地中海与北欧型之间的过渡类型，还有少量欧洲人种蒙古人种间混杂类型与个别蒙古人种头骨[32]；肯科尔匈奴组存在多例人工变形颅骨，既有欧洲人种特征又有蒙古人种特征，蒙古人种成分较为复杂，总体上颅型属于短颅类型，面部与突厥人接近；阿莱塞克—乌孙组居民接近欧洲人种中亚两河类型并有少量蒙古人种的混杂，阿拉沟Ⅲ组为中亚两河类型，Ⅱ组为中亚两河类型与地中海东支的过渡类型。这一类群各组居民中虽然仍表现为短颅特征，但表现人种成分构成复杂，不仅受到中亚两河类型的影响，同时也都受到地中海东支类型及多种类型的蒙古人种的影响[33]。

       察吾呼三号组与营盘组距离较近，这两组居民具有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混杂特征并显现出欧罗人种特征弱化的特点。这两组与前面各组居民在5～10的刻度内聚合。[34]

       蒙古匈奴合并组距离其他各组较远，这组居民多数形态特征与西伯利亚类型相似，但从突起的鼻骨等特征上来看或许包含某些不确定的欧罗巴人种成分。[35]

       楼兰城郊组与其他各组距离最远，在刻度25的位置上完成与其他各组的聚合，这组居民被认为是典型的欧罗巴人种的地中海东支类型。[36]

       综上所述，同属索墩布拉克文化的石河子南山组、索墩布拉克组、吉林台一组、二组、昭苏组古代居民在体质特征上呈现一致性，主要特点是短颅化，与中亚两河类型居民比较接近；吉林台一组和二组在表现体质特征相似的同时，又呈现出差异性，表明这两组居民在人群构成上不一致；这一时期的古代居民人种类型关系逐渐清晰，各组间形态特征相似性与差异性初见端倪；宏观来看典型的古欧洲类型和地中海东支类型的居民在这一时期与伊犁地区的古代居民几乎不存在人群交流。

       2)因子分析

       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继续对这一时期的15组人群进行深入分析。表七列出前4个因子的特征根值、方差比及累计贡献率。

      

       前三个主成分因子的累计贡献率为80.81％，已经达到理想值；第四主成分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86.87％，但方差贡献率比较小仅为5.75％，表明第四主成分因子所代表的变量对解释原有变量贡献不大。可以认为前三个主成分因子已经包含原有15个项目所代表的变量，并就有较高的可信度。

       另一方面，由图六碎石图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第一主成分因子的特征根值很高，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最大，前三个点显示的高度十分陡峭，可以认为基本包含原有变量的绝大多数特征，而后的第四点已经开始趋于平缓，对解释原有变量帮助不大，故可以忽略。

      

       图六 全部15个因子的碎石图

       第一主成分因子最大载荷的原变量包括颅长、颅宽、颅高、上面高、总面角、鼻颧角、颅指数、颅宽高指数、上面指数、眶指数、鼻指数，基本代表了颅面部的主要形态特征，方差贡献率为50.83％；第二主成分因子最大载荷的原变量包括有面宽、眶高、颅长高指数、垂直颅面指数，基本代表面部宽窄和颅面比例，方差贡献率为21.84％；第三主成分因子载荷的原变量不够明显，又采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结果显示各主成分因子信息不重合，但是主成分因子的载荷变量无法所对应的颅骨性状，且过于分散，故仍然使用无旋转的结果进行分析。根据因子得分矩阵绘制出的三个主成分因子的散点图(图七)。

      

       图七 第一因子、第二因子和第三因子散点图

       1.吉林台一组 2.吉林台二组 3.阿拉沟Ⅱ&Ⅲ组 4.察吾呼三号墓地组 5.索墩布拉克Ⅰ组 6.石河子南山组 7.楼兰城郊组 8.昭苏组 9.营盘组 10.天山塞克—早期乌孙组 11.七河乌孙组 12.阿莱塞克—乌孙组 13.肯科尔匈奴组 14.天山匈奴组 15.蒙古匈奴合并组

       菱形图案所代表的各古代组居民表现为较近的空间距离，说明这些组古代居民在颅骨形态上呈现较为相似的体质特征；编号4、5所代表的察吾呼三号组和营盘组古代居民呈现相似的体质特征，远离菱形标记所代表的各组居民；3号阿拉沟组居民体质特征上呈现了欧罗巴人种的中亚两河类型同时呈现部分地中海东支类型因素，所以呈现疏远的趋势；7号的楼兰城郊组和15号的蒙古匈奴合并组表现为游离在边缘，说明这两组古代居民体质特征与多数组别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前者与欧罗巴人种的地中海东支类型居民较为相似，后者表现为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及不确定的欧罗巴人种因素，所以这两组距离非常远。

       三、讨论与结论

       1.与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居民的关系

       这一阶段，聚类分析研究表明吉林台一组、二组古代居民为一个独立的聚类，其体质特征呈现一定的相似性，总体上属于同一类型的人群。从颅型上看，两组居民为典型的圆颅型。而其他组别无论是境外的阿凡纳羡沃文化组、安德罗诺沃文化组，还是塔里木北缘的察吾呼四号组、吐鲁番地区苏贝希组、罗布泊地区古墓沟组、哈密地区的天山北路组、焉不拉克C组居民颅型明显偏长，多为长颅型或中颅型。颅型上的差异使得吉林台一组、二组与其他各古代组人群表现出较远的距离，暗示吉林台组居民与其余各古代组具有不同的基因来源或者人群间几乎不存在交流。进一步观察，吉林台一组、二组虽然为一个小的聚类，但是这一个小聚类是在刻度5以外才完成；这一现象说明，吉林台一组、二组居民体质特征在相似的前提下又存在差异。在与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具有不同人群来源的群体比较时，吉林台一组、二组居民间体质特征的共性被突显出来，直接导致两组聚为一类。

       吉林台库区墓葬从考古学文化上属于索墩布拉克文化[37]，对于索墩布拉克的文化面貌学界认可其为东西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对于来源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议，代表性的观点：①安德罗诺沃文化、卡拉苏克文化、甘青地区的沙井文化都可能是其来源。②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差异明显，基本不存在承继关系；偏室墓因素与中亚地区的萨帕利文化和瓦克什文化关系密切；陶器形制和彩陶纹饰与察吾呼文化密切；陶器上的杉针纹可能是受到西伯利亚的影响；仰身直肢葬俗的源头可能在卡拉苏克文化。③索墩布拉克文化的形成与中亚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形成时间基本一致，目前还不能确定安德罗诺沃文化与索墩布拉克文化毫无联系[38]；石棺墓和仰身直肢的葬俗可能都来自卡拉苏克文化；除了与察吾呼文化的联系以外，彩陶和单耳器也可能来自苏贝希文化。总的看来索墩布拉克文化是由多种不同的文化而形成的，但在葬俗和文化形成大背景上，尤其需要注意与中亚地区和新疆伊犁河流域以东的地区诸文化之间的联系。

       反观人类学材料，目前缺乏来自中亚地区早于索墩布拉克文化的青铜时代居民的对比数据。伊犁地区以北的人骨数据只有来自分布在米努辛斯克盆地、阿尔泰地区、哈萨克斯坦地区的阿凡纳羡沃、安德罗诺沃文化居民，从颅骨测量学研究的结果来看，吉林台组居民与以上组别居民呈现较远的形态距离，还不能证明人群间存在遗传关系。

       基于测量学性状的多元统计分析表明，察吾呼组四号墓地和苏贝希墓地居民与吉林台一、二组居民具有较远的形态距离；但是从牙齿非测量性状反映的人群关系，可以看出吉林台组居民与洋海墓地居民间无显著差异，表明两组居民可能存在相同的基因来源或者存在较多的人群交流。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洋海组材料主要取自洋海一号墓地，苏贝希组材料主要来自苏贝希一号、二号墓地。这一结果可能暗示了吉林台组居民与苏贝希文化早期阶段居民存在人群交流，而年代稍晚阶段这种人群间交流在减少或中断。

       与新疆境内年代较早的古墓沟组、天山北路组居民的对比结果显现，吉林台组与古墓沟组所代表的古欧洲类型居民和天山北路组所代表的欧罗巴人种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混合的“过渡类型”居民关系疏远，表明人群间几乎不存在遗传关系，或者具有不同的基因来源。在与新疆东部天山北路组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两者间较大的形态差异，故没有必要在更远的地区选取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古西北类型)居民材料来进行比对，因此本文研究中没有选取青铜时代甘青地区人骨材料。

       2.与铁器时代居民的关系

       通过与铁器时代各个古代居民组的聚类分析，可以看出多数组别的聚类在10的刻度范围内完成，表明相关人群体质特征差异性不显著。吉林台一组、二组与天山塞—早期乌孙组、天山匈奴组、七河乌孙组、肯科尔匈奴组、阿莱塞—乌孙组等在刻度5范围内已经完成聚类，此外在因子分析中这些古代组也呈现趋近的态势。这一结果暗示这些组别所代表的古代居民在体质特征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同属索墩布拉克文化的各组关系更为紧密。这一阶段由于更多相似人群的介入，使得吉林台一组、二组之间的差异性“被放大”。这种差异性“被放大”的结果导致吉林台一组与索墩布拉克Ⅰ组直接聚为一组，吉林台二组与昭苏组聚类在一起；石河子南山组虽然没有与吉林台一组或二组直接聚合，但组差均方根函数值和欧氏距离系数均反映石河子南山组与吉林台一组距离更近，表明二者之间具有较多的相似性，这一结果在因子分析(图七)中具有更直观的表现。

       吉林台一组居民中主体因素为中亚两河类型，短颅化是其最主要特征，同时面部相对窄而低；索墩布拉克Ⅰ组和石河子南山组均为欧洲人种的中亚两河类型，面部特征与吉林台一组也较相似；吉林台二组同样具有中亚两河类型的短颅化特征，但是相对吉林台一组其面宽明显增加同时伴有面高轻微增高的趋势，蒙古人种北亚类型因素混入可能是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正是面部特征的改变使得二组居民与昭苏组居民呈现较近的距离。

       吉林台一组、二组与察吾呼三号组、营盘组、阿拉沟组、楼兰组、蒙古匈奴合并组距离较远，显示出离散的趋势；而察吾呼三号组与营盘组相对较近，两组居民在体质特征上均表现为既接近欧洲人种又接近亚洲人种。阿拉沟组中的Ⅱ组为中亚两河类型居民，Ⅲ组为中亚两河类型、地中海东支类型混合类型，这样的体质特征显然与吉林台组居民有明显差异，所以距离较远。楼兰城郊组被认为是地中海东支类型，蒙古匈奴合并组虽然含有不确定的欧罗巴人种因素但还是蒙古人种成分为主，所以这两组最为疏远并向不同方向离散。

       综合来看，吉林台组居民与伊犁河流域的索墩布拉克文化所属各组居民体质特征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并与中亚地区各组居民呈现一定的相似性，表明这些人群交流较多或具有相同的基因来源；而与新疆其他地区的古代居民关系相对疏远，表明之间人群交往并不密切。

       3.多元同流

       汉代以后中国文献开始逐渐涉及新疆(西域)各民族的情况，天山以北主要有月氏、乌孙，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的“行国”；月氏，原居住在“敦煌、祁连间”(今天新疆东部天山)[39]约在公元前177～前176年，大月氏被匈奴击败，迁至伊犁河流域，赶走了原来居住在那里的塞人。公元前130年左右，大月氏又被臣服于匈奴的乌孙人攻击，大月氏向西迁徙至阿姆河流域并征服大夏，建立都城(巴克特里亚，蓝氏城，今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40])居住下来。乌孙，与大月氏同在“敦煌、祁连间”，曾经被大月氏所攻，人民逃至匈奴的领地；公元前130年左右，乌孙在匈奴的帮助下又攻打已经在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居住下来并游牧于此[41]。除月氏、乌孙以外还有44国，泛称“西域三十六国”，分布在天山以南的各绿洲，这些小国多为城郭国，经济结构主要是畜牧兼农业。[42]

       “乌孙国……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之种云”。从这段文字中，可以发现塞、月氏、乌孙、匈奴先后在特定的地域和时间内存在过接触—而且应该伴有人群间交流。这些人群(民族)通常被认为是游牧性质的，或者说至少存在部分游牧性质。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考古丁作者将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的古代民族进行对比研究：索墩布拉克墓葬形制和陶器风格与哈萨克斯坦伊犁河流域同类型墓葬相近，其文化属性可能与伊犁河流域的塞克人有关[43]。石河子南山墓地属于索墩布拉克文化，墓葬中普遍见有羊骨和小铁刀，墓葬偏室皆开在竖穴北壁，与伊犁河下游哈萨克斯坦境内发掘的塞克—乌孙的墓葬和索墩布拉克墓葬完全一致[44，45]。昭苏土墩墓地表有封堆，墓室均竖穴，大部有木椁结构，死者仰身直肢；随葬品较贫乏，多为日用陶器，器形朴实简单制作粗糙。铁器比较普遍，多为小刀、锥类，伴有马、羊等骨骼。这些墓葬可能与公元前后几个世纪占据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有关，其中个别材料也可能与塞克有关[46]。阿克布早沟墓地，从墓葬形制看基本延续了索墩布拉克文化特点；头北脚南的葬式，出土的长铁剑和铁刀，还有颅骨变形等现象与蒙古汉代匈奴墓比较相似，总体来看受到匈奴的影响较多[47]。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塞人除帕米尔以外地区体质特征基本一致，为短颅型、相当宽的面部，并具有面部扁平性质和中等突起的鼻等，主要为安德罗诺沃类型向中亚两词类型过渡形态，阿莱地区和哈萨克斯坦的塞人存在蒙古人种因素；帕米尔塞克为长颅、狭而高的面，极端突出的鼻及面部水平方向强烈突出，与地中海东支类型居民形态相似。乌孙以欧罗巴人种为基础，混有蒙古人种因素，人种构成复杂，但基本上为体质特征一致的民族人类学共同体；其中欧罗巴人种因素可能为安德罗诺沃型向中亚两河类型过渡或者中亚两河类型，蒙古人种因素还不确定为何种区域类型。[48]中亚匈奴存在地区差异：肯科尔匈奴具有不特别强烈的蒙古人种性质和轻度欧洲人种成分，而天山匈奴具有强烈欧洲人种成分，可能为少量蒙古人种混合特征的中亚两河类型。[49]

       综合文献、考古资料来看，塞、乌孙、月氏、匈奴都曾经在伊犁河流域活动过，文化上存在交流，并存在向中亚地区流动的可能性。本文研究发现吉林台组居民与北疆及中亚铁器时代居民具有较近的距离，尤其与同为索墩布拉克文化居民及中亚地区塞克(天山、阿莱)、乌孙(七河、昭苏)、匈奴(天山、肯科尔)居民体质特征呈现一定的相似性，表明伊犁地区，的确如考古学研究和历史文献记载的那样，人群交流十分复杂。

       虽然目前无法确认吉林台库区墓葬人群的族属，但通过对比发现，吉林台全组居民与塞、乌孙人群体质特征的确存在着趋同性，偏短的颅型，面部扁平性质和面部宽度均超过欧罗巴人种的一般变异范围。但通过分组进一步分析，发现吉林台二组的面部宽度、颅面比值增加的特点；这一现象在中亚其他乌孙居民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差异性是由于不同体质特征人群的混入造成的，单纯的欧罗巴人种面部一般较窄，蒙古人种因素的介入似乎可以更好的解释其面部特征的改变。考虑到种系特点、地理位置、经济生活方式等因素，这种高面、阔面的蒙古人种因素来自北亚类型(古蒙古高原类型)的可能性更大。

       现代欧罗巴人种、蒙古人种之间的过渡类型小人种有两个：南西伯利亚人种和乌拉尔人种。前者属于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之间的一个中间类型，其蒙古人种的成分占明显的优势。他们一般具有中等深度的色素，中等硬度直发和比较发达的胡须，鼻根较高，鼻突度较大，眼部具有不十分发育的内眦皱褶(蒙古褶)，面部既高且宽，并相当扁平，多为短颅类型，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为这一人种的典型代表；乌拉尔人种蒙古人种成分要少一些，内眦皱褶出现率不高，鼻子不很突出，鼻梁凹陷，面部较垂直，面宽中等，颧骨欠突出，显示出白海—波罗的海人种和北亚人种相混合的性质。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南西伯利亚人种的形成在公元前后甚至更晚的蒙古帝国时期，是蒙古人大量西迁的结果，同时古代月氏、乌孙、突厥人、蒙古人、阿拉伯人等对其形成产生过影响。[50]

       吉林台库区墓葬无论是考古学文化上、体质特征上均属于一个整体，吉林台一组、二组均为短颅类型，与欧罗巴人种中亚两河类型居民接近，而吉林台二组居民中蒙古人种因素略有增加，并呈现出一些南西伯利亚人种特征。正是人群种系结构方面的原因，使得吉林台二组与昭苏组呈现出较为一致的体质特征形态。伊斯马戈洛夫曾提出乌孙体质特征是形成南西伯利亚人种类型的重要因素；韩康信先生也指出乌孙的体质类型可以较为合理的解释南西伯利亚人种的开始。

       任何人种的形成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南西伯利亚人种的形成同样是漫长而复杂的，期间有很多民族或者人群参与其中，不能简单地视为蒙古帝国时期蒙古人大量西迁与欧罗巴人种混合，一蹴而就形成南两伯利亚人种。综合以往的观点及本文研究的结果，我们或许可以做出如下大胆的推测：早在公元前几个世纪，以吉林台组尤其是吉林台二组居民为代表的欧罗巴人种中亚两河类型人群已经与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存在一定的人群交流并形成比较稳定的人类学群体，初显南两伯利亚人种体质特征；这样的群体游走于北疆及中亚地区并不断地与周邻人群发生基因交流，为南西伯利亚人种的形成提供了稳定的遗传学基础。

       致谢：本项研究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第三期专项经费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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