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与结构偏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偏差论文,中国人口论文,水平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 言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 程度的重要参数。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按照目前国家统计的数据，与现有的经济发 展水平、工业化程度相比，都大大低于世界同类国家的平均水平。一般认为，人口城市化基 本 上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因此，国家统计数据所显示的中国城市化人 口水平异乎寻常地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及工业化程度，值得怀疑。
本文运用两种不同方法重新估算中国目前的实际人口城市化比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国际 比较。结果显示，无论是与世界同类国家相比，还是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率的拟合方 程预测，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虽然略微偏低，但基本上未超出正常值范围，而城市化产业内 部结构却存在显著偏差，不利于充分发挥城市的功能，降低了城市化效率。研究发现，城市 化 产业内部结构显著偏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发展的规模结构不合理。
二、中国实际人口城市化水平的重新估算
目前中国国家公布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严重偏低，而低估实际城市化程度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自20世纪50年代实行城乡分隔的户籍管理制度以来，城乡人口一直是严格按照户 籍人口而不是居民的实际从业状况及居住地统计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实行严格限制 城 市人口的政策，居民没有城市户口，就无法在城市正常就业从而长期居住。因此，按照户 籍人口统计的城市人口比重基本上正确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但是，近20年来的改 革，极大地促进了包括人口在内的资源流动。体现在城市化方面是大批新兴城市的产生，大 量农业人口移居城市，并就业于第二、三产业。由于这种人口的移居是在已有户籍管理制度 基本不变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出现了许多已经在城市定居多年的人和不少新兴城市的常 住人口在户籍上仍然是农业人口的现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滞后，使国家统计的城市人口 比重明显低于实际的人口城市化水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注：洪银兴、陈雯(2000)已经注意到以国家统计的城市人口比重衡量，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被 大大低估了。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国家公布的城市人口统计口径受限于户籍管理制度，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统计口径有较大不同，直接比较没有可比性。《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指 标说明提醒研究者必须注意各国指标之间的差异。）
正确估计中国目前的实际城市化水平，需要对目前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进行适当的调整和 改算。我们定义城市化人口为常住城市地区、从事非农职业的人口。当然，也包括这些从事 非农职业人口的常住城市地区的家庭人口。此外，目前的中国城市生活方式决定了在城市人 口中还应包括一定比例从事直接服务城市生活的农业人口。这部分农业人口长期居住在城区 边缘，除了在户籍上不是城市户口，从事直接服务城市生活的农业等活动外，生活的其他方 面几乎同城市非农业人口一样，同样享用各种市政设施，也参与城市的经济社会活动，是这 个城市人口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近20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中，他们是最先被城市化的农业 人口。因此，可以把这部分人口列为城市化人口（注：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于不仅符合中国现有的城市生活方式，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有例可循 的，一些国家的城市设置标准中也允许城市有部分农业人口存在（林毓鹏、李文溥，2000）。）
根据上述想法，我们构造了下列公式，利用国民经济中从业人员的就业比重推算总人口中 城市化人口的比重：
式中，P[,u]为实际城市化人口比率；P[,uo]为城市人口比率；P[,n]为非农业人口比重；P[,no]为基 期 非农业人口比重；
P[,l]为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P[,lo]为基期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 ；K为城镇非农人口比重;δ为；
。
此方法的估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1999年中国的实际城市化水平%
二三产业从业实际城市化 二三产业从业
实际城市化
地区人口比重
人口比率地区
人口比重
人口比率
全国 49.9 38.99860河南 36.4 28.44787
北京 88.1 68.85323湖北 51.1 39.93644
天津 80.4 62.83541湖南 39.6 30.94879
河北 51.4 40.17090广东 58.8 45.95426
山西 54.0 42.20289广西 34.6 27.04111
内蒙古
45.4 35.48169海南 39.1 30.55802
辽宁 62.4 48.76778重庆 41.5 32.43370
吉林 50.6 39.54567四川 38.7 30.24540
黑龙江
51.6 40.32721贵州 27.5 21.49221
上海 86.2 67.36832云南 26.2 20.47622
江苏 57.5 44.93826西藏 24.1 18.83499
浙江 59.4 46.42318陕西 42.9 33.52785
安徽 39.4 30.79248甘肃 41.1 32.12109
福建 51.6 40.32721青海 39.1 30.55802
江西 44.8 35.01277宁夏 41.5 32.43370
山东 47.1 36.81030新疆 42.5 33.21524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为了检验这种估算的可信程度，我们用调整后的市镇总人口进行比较（注：在《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中有两个市镇总人口，Urban Population和City/Town P opulation。前者统计对象是城市户籍人口，它占总人口的比重，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口城市 化率，1999年该比率为30.9%。后者是按行政建制统计的市镇总人口，包括行政辖区内的全 部农业、非农业人口。1999年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3%，显然不是通常所说的人口城市 化率。）
。《中国人口统计 年鉴》中的市镇人口是按常住人口统计的，不包括外来人口。我们知道，目前在中国城市中 常年居住着大量的外来人口，其大多数虽然是农业户籍人口，但常住城市，从事各种非农职 业，是实际城市化人口的一部分。在仍然实行城乡分隔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农业人口城市化 实际上相当程度上体现为城市外来人口的增长。因此，计算中国的实际人口城市化水平，必 须考虑城市外来人口的因素。我们用下列公式计算中国的实际城市化人口比重：
RU＝(PN/R＋PF)/P；其中，PN为非农人口；R为非农——市镇人口比；PF为外来人口；P为 总人口。这种估算方法的结果如表2所示。
从全国看，按照市镇人口加外来人口计算的实际城市化人口比率和按照国民经济就业人口 结构推算的实际城市化人口比率非常近似，1999年二者分别为38.5%和39%，比同年国家统计 的人口城市化率(30.9%)分别高出7.6和8.1个百分点，相对偏差为25%～26%（注：我们注意到两种方法对各省市的推算结果有些比较近似，有些则有差距。这里的原因之 一可能是外来人口的跨省区流动，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统计资料，我们无法对各省市的人 口统计数据进行必要的调整，而全国的数据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三、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我们认为，38.5%～39%的实际城市化人口比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现阶段的实际城市 化水平。这个城市化水平是否与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相称？似乎不存在准 确的数量标准。一个比较可取的方法是通过国际比较进行评价。我们以人均GNP作为城市化 率的解释变量。因为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城市化需求的产生，并决定了 一国城市化的水平。在样本的选取上，为了使问题更有说服力，我们仅选取有一定人口规模 的国家作为样本，同时增加1980年的数据，扩大样本容量。此外，考虑到人均GNP达到12000 美元后，不同的国家相继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为了更好地拟合数字，我们把样本范围控 制在人均GNP为12000美元以下（见表3）。
表3
1980年和1997年部分国家的人均GNP与人口城市化率
国
家年份
人均GNP)
人口城市化率
（美元） (%)
孟加拉
1980 90 11
埃塞俄比亚
1980 130 15
印度 1980 190 22
巴基斯坦 1980 260 28
印度尼西亚
1980 370 20
印度 1997 390 27
埃及 1980 480 45
巴基斯坦 1997 490 35
菲律宾
1980 600 36
尼日利亚 1980 670 20
斯里兰卡 1997 800 23
中国 1997 860 38
哥伦比亚 1980
1 010 70
乌兹别克 1997
1 010 42
乌克兰
1997
1 040 71
印度尼西亚
1997
1 110 37
埃及 1997
1 180 45
菲律宾
1997
1 220 56
土耳其
1980
1 330 47
韩国 1980
1 480 55
墨西哥
1980
1 640 67
巴西 1980
1 780 65
俄罗斯
1997
2 740 77
南非 1997
3 400 50
西班牙
1980
4 380 74
巴西 1997
4 720 80
意大利
1980
5 250 69
英国 1980
6 320 91
阿根廷
1997
8 570 89
日本 1980
8 810 78
法国 1980
9 950 78
美国 1980 10 630 73
德国（原西德） 1980 11 730 8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81年、1998年。其中中国 的人口城市化率采用我们估算的数据。
从图1的实际观测值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城市化率存在着由快到慢的变化趋势 ，因此，我们采用对数模型进行拟合。考虑到不同年份的数据可能对人口城市化率产生影响 ，我们先在模型中加入年份变量，建立初步模型：人口城市化率＝a＋bln（人均GNP）＋c年份 。
经过计算，发现数据的不同年份对人口城市化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舍去年份变量， 仅以人均GNP作为人口城市化率的解释变量，回归得到拟合方程：
?人口城市化率＝－65.4＋16.31n（人均GNP）
R[2]＝0.79，F＝122.08，SIG＝0.000。
用该模型进行预测，在中国现有人均GNP水平上的人口城市化率预测值为44.5%，而中国的 实际观测值为38%（1997年推算值），落后6.5个百分点。
三种方法国际比较的结果显示，1997年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大约比国际正常水平偏低5% ～15%，均值为10.19%。从同类国家样本观测值与均值的离差看，属于正常离差范围。因此 ，我们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现有的实际人口城市化水平无论是与世界上同类国家的人口城市 化平均水平，还是按照各国人均GNP与人口城市化率的截面拟合趋势值比较，都不存在异乎 寻常的偏低现象（注：洪银兴、陈雯(2000)认为中国目前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偏低，除了中国的数据直接引用了 偏低估计的官方统计数据外，国际比较的国外参照系用的是钱纳里等（1975年）的数据。但是 ， 钱纳里模型中的人均GDP是60年代的数据，将其与中国90年代末的数据直接比较，显然是不 合适的。）
四、城市规模结构与城市化产业的内部结构偏差
从人口城市化程度看，目前中国的实际城市化水平与世界同类国家相比，差距不大，可以 说是基本正常。但从结构角度看，却存在着较大不同。我们利用表3中的样本，取其中人均G NP在600～1200美元之间国家的三次产业结构进行比较说明。
表4人均GNP在600～1 200美元之间国家的产业结构比较
%
国家年份
农业工业 服务业 城市化率
菲律宾 1980
24.00
35.00 41.0036.00
尼日利亚1980
22.00
45.00 33.0020.00
斯里兰卡1997
22.00
26.00 52.0023.00
中国1997
20.00
51.00 29.0038.00
哥伦比亚1980
29.00
28.00 43.0070.00
乌兹别克1997
26.00
27.00 47.0042.00
乌克兰 1997
13.00
39.00 48.0071.00
印度尼西亚 1997
16.00
42.00 41.0037.00
埃及1997
16.00
32.00 53.0045.00
平均
20.89
36.11 43.0042.44
数据来源：同表3。
从中国与其他9个国家各项指标的均值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偏低4.44个百分 点，相对偏差为10.46%。三次产业结构上，农业比重与其他9个国家均值基本相同，而工业 比重高出均值14.89个百分点，相对偏差达41.23%，服务业则低于均值14个百分点，相对偏 差为32.56%。因此，从结构角度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水平，与农 业非农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符合世界上类似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一般情况，但城市化 产业的内部结构（工业、服务业）则与世界类似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存在较大偏差。也就是说， 比城市化水平偏低更为严重的是城市化产业的内部结构偏差。造成城市化产业内部结构严重 偏 差的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抑制服务 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等。然而，难以理解的是，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已经转向大力鼓励服务 业的发展。但是，近10年过去了，城市化产业内部结构严重偏差并没有得到纠正，相反，却 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1991年，中国的工业与服务业增加值之比为1.3363∶1，而1997年则 变为1.7586∶1（世界银行，1993、1998）。为什么政策导向从抑制转向鼓励已多年，却没有 产生预期的政策效果？城市化产业的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城市化战略是不是影 响城市化产业内部结构偏差的一个原因呢？为了检验这个假说，我们对福建省22个城市的城 市规模与第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为了更好地观察城市规模与第三产业发展之间的 经济关系，我们从现有第三产业产值统计扣掉了政府服务等非经营性第三产业部分（见表5、 图2）。
表5
城市规模与第三产业的发展
辖区人口市区非农人口辖区部分
辖区人均部分
编号 城市 （万人） （万人）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产值
（万元）
（元）
1福州143.69
105.74
2 014 377.5 14 018.913
2厦门126.5959.34
1 784 907.6 14 099.91
3 莆田 35.0214.51360 636.15 10 298.005
4三明 26.9919.92175 081.25 6 486.8933
5漳州 49.0523.13693 723.75 14 143.196
6南平 48.6823.09 147 712.6 3 034.3591
7龙岩 45.1123.74601 640.99 13 337.198
8福清117.9013.94474 893.25 4 027.9326
9长乐 67.40 7.46 235 100.5 3 488.138
10
永安 31.4013.07 174 441
5 555.4459
11
石狮 29.30 9.13705 430.75 24 076.135
12
晋江 99.9012.61
777 436 7 782.1421
13
南安147.6010.87
448 083.75 3 035.7978
14
龙海 76.9010.19234 440.5 3 048.6411
15
邵武 30.00 9.9377 708.65 2 590.2883
16 武夷山21.20 5.27
45 574.075 2 149.7205
17
建瓯 50.90 9.92 98 878.5 1 942.6031
18
建阳 33.80 8.55 81 791.5 2 419.8669
19
宁德 40.50 8.48111 160.5 2 744.7037
20
福安 59.0010.08
156 076.88 2 645.3708
21
福鼎 54.70 7.94123 2362 252.9433
22
漳平 27.20 5.23
70 145.475 2 578.8778
注：地级市统计数据不包括所辖县及县级市。
资料来源：《福建省统计年鉴(1999)》表15—1、15—2；《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 第27页。
从图2可以看出，拟合曲线具有明显的凸性，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第三产业呈加速增 长趋势。进一步观察发现，当城市辖区人口在40万至65万之间时，辖区部分第三产业的产值 基本上徘徊在20亿元左右，也就是说，在城市辖区人口40万至65万之间，人口的增长并没有 导致第三产业的同步发展，而当城市辖区人口超过了65万后，曲线突然陡峭起来，人口的增 长引起了第三产业的加速增长。
从图3可以看出，人均第三产业（部分）的产值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而迅速增长。对照表 5的数据，我们发现，在拟合线左边的11个城市的非农业人口平均规模为25.41万人。而集中 在图3的左下方拟合线右边的城市，多数非农业人口不到10万，其非农业人口的平均规模不 及前者的一半。市区人口规模与人均第三产业产值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证 实的问题，即在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上，10万市区人口是不是一个城市第三产业有基本发 展空间的最低人口规模（注：城市规划专家、同济大学教授陈秉钊先生在福建省政府的一次政策咨询会议上指出，从 城市基础设施（如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等）的最小有效规模看，5万城区人口是一个城市的 起 点规模。这可以视为城市的最小技术规模，城市的最低经济规模一般大等于最小技术规模 。它究竟应该多大，值得进一步探讨。）
观察一个省份的城市样本得出的上述结论，对全国是否具有一般意义呢？我们从不同角度分 析了全国的数据，得出类似的结论。我们考查了全国不同省份城市化率、小城市比重与城市 人均第三产业产值三者之间的关系。基于同样考虑，我们仍然不是以全部第三产业产值，而 是以部分第三产业的产值作为研究对象。我们计算的部分第三产业产值包括交通通讯、国内 贸易、餐饮业、农业服务业、地质水利、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等行业的产值。
根据表6，首先考查人口城市化率与人均第三产业产值之间的关系对全国各省区人口城市化 率与人均第三产业产值的关系进行回归，得到趋势方程：
Y=exp(5.90+0.048x)
R[2]＝0.82，F＝130.32，SIG＝0.0000。
人口城市化率与人均第三产业产值之间存在着较显著的相关关系。
现在回到我们在考察福建省样本城市时提出的问题：城市结构与第三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我们用不同省份的小城市（20万人口以下）占该省城市的比重为横轴，考查它与人均第三产 业 产值之间的关系（见图5）。
对小城市比重与人均第三产业产值的关系进行回归，得到下列趋势方程：
Y＝2088.43＋0.000782/x
R[2]＝0.77， F＝99.42， SIG＝0.0000。
图4和图5揭示了一些规律性现象：(1)一个地区的人均第三产业产值与该地区的人口城市化 水平正相关；(2)人口城市化水平相同，人均GNP水平较高的地区人均第三产业产值也较高； (3)一个地区的人均第三产业产值与该地区的小城市比重负相关。
上述前两点内含的经济关系比较直观，易于理解，因此无须进一步解释，但是，为什么人 均第三产业产值与该地区的小城市比重是负相关的？
小城市不利于第三产业发展，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直观地感觉到。我们在福建、广东省的 有关地区进行城市化问题调查时，经常见到这些新兴的工业小城市服务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之 间明显不成比例，多次听到当地的政府官员谈及服务业比工业更难发展的情况。他们往往感 叹当地的居民生活消费需求不足以支持饮食服务、娱乐等基本生活服务业的较大发展；苦于 水、电、热、污水处理等必要的市政基础设施服务因城市规模太小难以达到盈亏平衡生产点 ；抱怨附近较大城市的会计、法律、信息咨询、金融保险、仓储运输等服务业吸纳了当地的 大部分商务服务需求。
对这一现象的经济解释是：服务业与工业的生产消费性质有所不同。工业生产与消费在时 间、空间上的分离，使工业生产基本上不依赖于当地市场容量，尽管相关工业加工能力的适 当集中对提高工业生产效率有重要意义。但是，服务业生产与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可分 隔 性，使当地市场容量成为制约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当城市人口低于最低有效规模时，服 务业由于达不到最小规模经济点，而无法成为独立的社会分工，盈利的商业活动，相当部分 生活服务只能停留在自给性服务状态，现代社会生产所需要的金融保险运输仓储等商务 服务、会计法律信息咨询等专业服务、文教卫生服务、邮电通讯交通污水处理社会公共服务 或是无法满足，或是被附近较大城市的服务业吸纳。因此，当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低于最低 有效规模时，服务业将无法得到必要的发展，而当城市人口规模虽然大于最低有效规模，但 低于 最优规模时，服务业尤其是商务服务、专业服务、文教卫生服务等较高层次的服务业则无法 充 分发展。二者都会使城市功能无法得到充分开发，导致城市化的效率比较低，城市居的民生 活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而从宏观角度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小城市比重过大， 尽管政策鼓励第三产业的发展，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市场空间，必然难以发展，从而产生城市 化产业内部结构的严重偏差，导致宏观经济效率的损失。
然而，统计数据显示，近2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主要体现为发展小城市。1978～1999 年，中国增加了472个建制市，而新增3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占新增建制市的75.84%。30万 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占中国城市（建制市，下同）的比重从1978年的62.83%上升到1999年的72.0 1%，而其中1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占中国城市的比重，则从1978年的15.18%，一度上升至27 .56%，至今仍然高于1978年。而这仅仅是建制市的统计，事实上中国的小城市还包括大量不 属于建制市的县城甚至行政级别更低的镇（注：可能有人不同意这一看法，认为建制市中小城市比重增加是由于县改市导致的，这种说 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与此同时，是大量的乡改镇，显然，后者的数量大于前者。此外，由 于乡镇工业的发展而形成的许多小城镇，其规模大多也是比较小的。因此综合考虑，中国近 20年来存在着小城市比重上升的趋势。
）。与此同时，30万～50万人口的城市比重在20年 中有波动，但1999年与1978年基本持平；而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比重却从1978年的20.94%下 降到1999年12.97%（国家统计局，1999）。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城市规模结构不合理， 小城市（镇）比重过大是中国城市化产业内部结构严重偏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小 结
人口城市化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内在要求，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因此， 城乡分隔，严格控制城市人口的户籍管理制度，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中国的人口城市化 进程，但是，并没有改变随着经济增长，人口逐步城市化的规律性趋势。而近20年来的经济 市 场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包括人口在内的资源配置流动性，从而使中国的人口城市化的 实际水平逐渐接近世界同类国家的水平。中国目前的人口城市化实际水平约比世界同类 国家偏低10%，基本上属于正常略微偏低范围。现有的官方城市化人口统计数据受制于传统 的户籍制度规定，未能真实地反映中国实际人口城市化水平及其进程。
可以由此引申的政策结论是：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基本上是一定阶段经济正常发展的内 在要求，并非城市化水平普遍偏低而产生的“补课”需要。因此，推进城市化，必须以各个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基础。经济发展较快，非农产业迅速增长的 地区，有城市化的强烈需求以及必要的资金积累，加快城市化进程有利于促进这些地区的经 济社会发展，能收事半功倍之效；相反，在那些经济发展水平较缓慢，非农产业尚未得到较 大 发展的地区，经济内部不存在城市化需求的需求和条件，强行推进城市化，不仅事倍功半， 而且不利于经济正常发展。这些地区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提高工业化水平，为城市化创 造必要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需要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城市化实行区别对待，分类 指导的政策。
国际比较显示，与同类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产业内部结构存在显著偏差，工业比重过高 ，服务业比重过低。从城市化角度看，这是由于中国在过去20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延续 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隔绝分别发展的政策思路，过多地发展小城市（镇），城市规模结构不 合理造成的。摆脱传统政策思路的束缚，调整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适当控制小城市（镇）的 比重，侧重发展中等城市，改善城市规模结构，不仅有利于纠正现存的城市化产业内部结构 严重偏差，充分发挥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化效率，改善居民生活质量，而且对宏观经济结构
调整以及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也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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