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溢出机制、技术进步路径与经济增长绩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技术进步论文,绩效论文,路径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内外理论界对FDI（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迄今有关东道国在FDI溢出效应作用下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及其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问题尚未得到关注。虽然有不少的研究用外资参与度作解释变量验证了我国FDI行业内存在溢出效应并讨论了其特征（陈涛涛，2004,2006），但尚未有文献将外资企业创造新价值的程度与溢出效应联系起来，也没有文献检验本地企业在外资技术溢出的条件下选择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及其对经济增长绩效产生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将系统地进行探索。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三点：一是从理论上阐述外资生产本地化反映的技术转移效应（即模仿学习效应）、外资参与度反映的溢出效应和其他溢出效应（除了模仿学习效应之外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绩效（用投入产出率度量）影响的差异，论证了FDI不同溢出机制会诱致本地企业作出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并对经济增长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二是利用27个制造行业面板数据，检验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和外资参与度对内资行业经济增长绩效影响的差异。三是采用分组检验和构造连乘变量，分别检验行业因素对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和外资参与度对经济增长绩效作用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本地企业在外资溢出效应作用下是否选择模仿学习对经济增长绩效影响的差异。
一、文献评述与理论分析
随着国际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有关FDI的技术溢出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以下从FDI技术溢出机制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方面对现有成果进行归纳评述，并从理论上探讨FDI技术溢出机制与本地企业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关系。
1.FDI溢出机制与本地企业技术进步路径
现代先进技术扩散最为显著的途径是跨国投资，而不是技术转让协议(Blomstr
m,1989)。外资技术溢出本质上就是FDI的技术外部性，强调技术优势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1981)和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内生变量的内生增长理论(Lucas,1988; Romer,1990)为FDI溢出效应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FDI对东道国本地企业产生技术溢出存在一定的路径与机制，Blomstrm & Kokko(1996)将FDI产生溢出效应的路径概括为模仿学习和竞争两种；Kinoshita(1998)、张建华、欧阳轶雯(2003)将FDI溢出效应进一步归纳为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关联效应和人员培训效应；李平(2007)则将FDI溢出效应分为直接学习效应、关联效应和R&D本地化三种，其中直接学习效应包括示范效应、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和技术或研发合作。
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通过不同的机制产生溢出效应，本地企业采取不同的策略推动技术进步。这里主要介绍本地企业在FDI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联系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四种机制下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本地企业在各种溢出机制下都可以选择模仿学习来提高技术水平，其中在示范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下，模仿学习是本地企业最主要的技术进步路径，是本地企业的主动选择。在竞争效应和联系效应下，模仿学习不一定是本地企业主要的技术进步路径，是外力迫使本地企业的选择：竞争效应下，引进技术和研发可能是本地企业主要的技术进步路径；联系效应下，技术转让、技术合作和援助可能是本地企业主要的技术进步路径。示范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可以归结为FDI的技术转移、扩散效应，因为在示范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下，本地企业都以FDI技术为模仿学习的对象。因此，可以将FDI的溢出机制重新分为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竞争效应和联系效应三种。如果东道国模仿学习能力不变，FDI技术转移和扩散就可以理解为模仿学习效应，后文视FDI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与模仿学习效应等同。在三种溢出机制下，本地企业技术进步路径选择是不同的，虽然本地企业在不同溢出机制下都可以选择模仿学习推动技术进步，但模仿的动力不同，模仿学习对本地技术进步的重要程度也不同。模仿学习效应、竞争效应和联系效应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同点为竞争效应和联系效应分别与模仿学习效应在外延上的重合；而竞争效应和联系效应与模仿学习效应的差异，则取决于非竞争或非关联诱致的模仿学习效应大小。
2.FDI溢出机制的经验研究评述
随着国际投资的蓬勃发展，FDI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的经验研究成果迅速增多，这一问题的经验研究有以下特点。第一，一般研究文献是基于本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或东道国GDP与FDI参与程度的联系构建计量模型，来判断FDI的溢出效应。外资的参与程度多是用外商投资额占GDP或投资的比例（沈坤荣、耿强，2001；包群等，2006）、外资企业资产份额(Aitken & Harrison,1999)、就业的份额(Keller & Yeaple,2003)、产值份额(Sjholm,1999)和增加值的份额(Bin,2000)等测度。外资参与程度虽然度量了外资企业的多种溢出效应，但Bin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存在缺陷，因为外资参与度反映的溢出效应并不必然是FDI的技术转移，也可能是FDI的进入引起激烈的竞争迫使内资企业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或引进技术的结果。
第二，从实证方面区分FDI的不同技术溢出机制成果主要集中在案例研究，但案例研究无法得到一般性结论。为寻求FDI溢出效应发生机制的一般性证据，一些运用计量模型的实证文献试图区分FDI溢出效应发生的不同机制。就目前而言，能成功地检验FDI溢出效应发生机制的文献，主要是关联效应的检验，研究发现后向关联效应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最大(Lall,1978; McAleese & McDonald,1978)。用联系效应测度技术转移仅能反映出FDI对与外资企业联系紧密的本地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另一些学者用其他的方法将FDI的技术转移和扩散与其他的溢出效应区分开来，Bin(2000)在用外资参与度测度技术溢出的基础上，用外资企业的专利付费占其增加值的比重和外资企业的专利付费占东道国GDP的比重测度FDI的技术转移和扩散。直到目前，虽然有实证研究能成功地将FDI的技术转移和扩散与其他溢出效应区分开来，但无法将各种溢出效应区分开来(Blomstrm,1986; Blomstrm & Kokko,1998)。
用外资参与程度检验FDI的溢出效应，主要是检验FDI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虽然有学者采用按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分组(Li et al,2001)或构造技术差距与外资参与度连乘式(Kokko,1994)的方法，检验FDI的竞争效应，但是无法分离竞争效应与外资参与程度反映的溢出效应，也就无法区分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一些学者（Kokko,1994；陈涛涛，2004）利用Wang & Blomstrm(1992)构造的FDI行业内溢出机制的理论模型，以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互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构建两个模型，验证了Wang & Blomstrm关于竞争促进技术进步的观点。在Kokko(1994)研究的基础上，Blomstrm et al(1994)选择“内资企业总资本的增量”，Blomstrm & Kokko(1995)选择“固定资产总量占总产出的比例”和“固定资产总量占总职工人数的比例”，作为东道国市场竞争程度的特征变量，验证了竞争程度与外资企业支付技术引进费用正相关的结论。但是，直到目前仍没有研究成果能将示范效应与竞争效应区分开来。
文献回顾表明，没有经验研究能检验FDI不同技术溢出机制下本地企业技术进步的路径选择对本地技术水平的影响，进而未能检验FDI不同类型的技术溢出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因此，本文的研究无论对FDI溢出理论的发展，还是对我国利用FDI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探索，都具有积极意义。
二、不同技术溢出机制下本地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
东道国政府不仅制定激励政策引进FDI，而且用业绩要求如产品的本地含量规定等政策鼓励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创造更高比例的新价值，以促进FDI转移和扩散技术，推动本地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由依靠投资拉动型向依靠技术进步带动型转变。
1.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反映的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
在本地企业模仿能力不变的条件下，模仿学习效应的关键取决于本地企业接触FDI技术的概率。FDI企业生产的本地化程度则直接反映了本地企业接触FDI技术的概率，直接取决于外资企业对技术的控制程度。外资企业对技术的控制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FDI企业选择的技术水平，决定了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的大小。其次是外资企业的雇员特别是本地雇员接触技术的程度。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直接用增加值率衡量①，用单个企业增加值率（增加值与总产出的比例）可反映企业的技术水平，用外资企业的平均增加值率则可反映所有外资企业的平均技术水平。②因此，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反映出外资企业在东道国的技术控制程度，并决定了本地企业模仿学习的最大可能性。
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也反映了雇员特别是本地雇员掌握FDI技术的程度。本地化程度越高，本地雇员接触技术特别是中间产品技术越多，本地企业就会获得FDI更多的技术特别是中间产品技术的信息，模仿学习效应就越大。虽然本地企业通过逆向模仿可以获得部分技术，但是不能获得全部技术(Bresman et al,1999; Madhok & Osegowitsch,2000)；生产、设计和开发技术诀窍的获得多数是靠直接的学习和经验积累(Cohen et al,2002)。正因为如此，Kumar(2002)认为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水平与技术转移和扩散程度高度正相关，并用其反映FDI的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总之，在本地企业模仿学习能力不变的条件下，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能度量FDI的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或者说是能度量模仿学习效应。
2.不同溢出效应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绩效，投入产出率则是衡量经济增长绩效的核心指标之一，本文将经济增长绩效界定为增加值与中间投入的比③，以下称为投入产出率。降低单位产出的投入或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取决于技术水平。FDI技术溢出是促进本地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因此，FDI的技术溢出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绩效的机制可表述为，FDI的进入——FDI的技术溢出——本地技术进步——投入产出率变化——经济增长绩效变化。
本地企业在外资不同溢出机制下选择不同技术进步路径，技术溢出的特点不同，可能对本地企业不同层面的技术进步产生影响。FDI的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主要反映在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过程中，生产本地化水平越高，本地企业接触FDI企业的中间产品技术就越多，通过模仿学习获得的中间产品技术越多，本地企业单位投入创造的新价值会增加，从而提高投入产出率和内资经济增长绩效。当FDI产生竞争效应时，本地企业虽然提高了技术水平，但可能不是中间产品或生产流程的技术改进，创造新价值的过程缩短，投入产出率下降。同样，当FDI产生联系效应时，本地企业为向跨国企业提供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可能需要进口零部件和高质量的原材料，同时可能放弃原有产品的生产，技术水平虽然提高，但创造新价值的比例可能降低，经济增长绩效下降。因此，不同溢出效应发生时，本地企业选择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进而对不同层面的技术进步产生影响，导致了内资经济增长效率的差异。
3.FDI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绩效作用的影响因素
FDI的技术溢出不是随FDI的进入而自动产生的(Blomstrm & Kokko,2001)，许多学者对影响FDI技术溢出的因素进行广泛的探讨。同样，FDI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绩效的作用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从影响FDI行业溢出效应的因素研究来看，文献主要采用两种方法进行检验：一是按影响FDI溢出效应因素的特征分组，二是构造影响因素与外资参与度的连乘变量。现有的研究成果认为，技术水平(Haddad & Harrison,1993)或技术差距(Kokko,1994; Kokko et al,1996)、资本密集度(Blomstrm & Wolff,1989; Kokko,1994)、吸收能力（路江涌，2008）、专利付费水平(Kokko,1994)、行业集中度(Dimelis,2005; Sjholm,1999)和企业规模(Aitken & Harrison,1999)是影响FDI行业内溢出的因素。影响FDI溢出效应的因素可能还有外资聚集水平和增加值率差距。FDI聚集水平越高，技术人员双向流动可能越频繁，模仿学习效应越大，内资企业获得更多的中间产品生产技术，导致经济增长绩效提高；反之，不利于经济增长绩效提高。同样，外资企业增加值率相对于内资企业越低，本地企业的模仿学习效应越小，对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作用就越小。
三、计量模型与研究方法
1.基本模型
上述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需要进一步检验。由于模仿学习在行业内部容易发生，本文利用行业面板数据检验FDI行业内的技术转移扩散效应和其他溢出效应对内资经济增长绩效影响的差异。借鉴沈坤荣和耿强(2001)、Javorcik(2004)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检验FDI溢出效应计量模型的方法，本文将对数化的人均生产函数表述为：
ln(VAD/L)=lnA+θ·SPILLOVER+αln(K/L)(1)
VAD/L为人均增加值，K/L为人均资本。A为其他因素，沈坤荣和耿强(2001)理解为制度因素，并选用市场化水平度量，令市场化制度变量NS=lnA。SPILLOVER为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根据理论分析，溢出效应可以用两种方法度量：一是用FDI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LOC)度量FDI的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即模仿学习效应；二是用外资参与程度(FSHA)度量FDI的溢出效应，主要测度FDI的竞争效应，也能反映FDI的部分联系效应和模仿学习效应。因此，FDI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反映的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与外资参与程度反映的FDI溢出效应存在部分重合，在计量中表现为共线性，共线性程度取决于外资参与程度反映的溢出效应中模仿学习效应的大小。根据投入产出率的定义，投入产出率(R)可表述为：R=VAD/MINP=(VAD/L)/(MINP/L)，MINP为中间投入量，(MINP/L)为人均中间投入量。对投入产出率表达式取对数，并将(1)式代入，得到本文基本计量模型：
但存在检验结果失真的风险；模型(3)消除了LOC和FSHA的共线性，能检验其他溢出效应即非模仿学习效应，但存在缩小FDI竞争效应、联系效应的风险。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与外资参与度是模型(2)和模型(3)的核心解释变量，其余为控制变量。资本(K)为内资企业固定资产的合计，由资产合计额减去流动资产合计额获得；资本通过创造增加值而间接影响投入产出率，预期人均资本与投入产出率正相关。市场化(NS)为非国有企业总产值占全部总产值的比例。由投入产出率的定义可以预期人均中间投入(MINP/L)的符号为负。以上数据均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内资企业的相关数据均由各行业企业的数据减去外资企业的数据获得，人均资本和人均中间投入均没有考虑物价影响。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经济贸易年鉴》及国研网。
2.行业特征变量、研究方法与检验步骤
(1)影响FDI溢出效应的行业因素
FDI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绩效作用的影响因素很多，本文仅考虑本地企业的技术能力、行业集中度、外资聚集水平和增加值率的差距四个因素。内资企业技术能力用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衡量。内资企业的增加值率水平用内资企业价值增值率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率之比度量。行业集中度一般用Herfindal指数反映，由于数据的局限性，本文采用Sjholm(1999)方法，即根据一个行业的总产量与企业数正相关关系来计算Herfindal指数。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和外资参与程度作为解释变量，二者可能相互影响。从理论上说，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和外资参与程度越高，示范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越大，模仿学习效应也越大；如果二者都低，模仿学习效应就小；如果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高（低），而外资参与程度低（高），则模仿学习效应小。外资参与程度作为解释变量时，用外资企业增加值占行业的比值测度，反映外资参与的绝对水平，但不能充分体现外资参与程度的行业差距，本文将外资参与程度的相对水平即集聚水平作为分组标准和构造连乘项的变量。外资聚集水平用行业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与制造业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之比度量。
(2)研究方法与检验步骤
检验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有两种方法，一是按行业特征分组检验，二是通过构造行业特征变量与反映溢出效应的变量之连乘式进行检验。因此，本文检验步骤如下：
第一，按设定的4个行业特征对样本进行分组⑤，通过运行模型(2)和模型(3)，初步考察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反映的FDI技术转移、扩散效应和外资参与程度反映的溢出效应以及其他溢出效应对内资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差异；同时分别考察对应两组样本中FDI企业生产本地化变量系数的差异、外资参与度系数的差异和调整的外资参与度系数的差异，判断行业因素在FDI的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外资参与程度反映的溢出效应及其他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绩效作用中的影响。
第二，通过构造技术能力、行业集中度和外资聚集水平分别与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的连乘项⑥，将模型(2)改造为模型(4)；构造内资企业技术能力、行业集中度和增加值率水平分别与外资参与程度的连乘式⑦，将模型(2)和模型(3)改造为模型(5)和模型(6)。按照内资企业技术能力、外资聚集水平和行业集中度三个标准分组，运行模型(4)，利用模型(4)的三个连乘项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考察内资企业技术能力、行业集中度和外资聚集水平在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绩效作用中的影响。按照内资技术能力、增加值率水平和行业集中度三个标准分组，分别运行模型(5)和模型(6)，利用模型(5)和模型(6)的三个连乘项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考察内资企业技术能力、行业集中度和增加值率差距在外资参与度反映的溢出效应和其他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绩效作用中的影响，并且还考察外资参与度反映的溢出效应和其他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绩效影响的差异：
其中，TECHGAP为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外资企业的比值，度量内资企业的相对技术能力；HERF为HERFINDAL指数，即为每个企业平均产量占行业总产量比例的平方和乘以100%，度量行业集中度；CLUR为外资聚集水平，用某行业外资企业增加值占行业的比值与制造业外资企业增加值占制造业的比值之比度量；VRGAP为内资企业增加值率与外资企业的比值，度量内资企业价值增值率的相对水平。
四、检验结果及分析⑧
1.不同溢出效应影响经济增长绩效及影响因素的初步检验
为检验行业因素对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和外资参与程度反映的溢出效应对内资经济增长绩效作用的影响，对模型(2)按设定的四个分组标准得到的子样本进行估计，结果见表1。
从整体上看，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的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比外资参与度反映的溢出效应更能促进我国内资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提高0.01，内资企业投入率提高4.7%以上；而外资参与程度提高0.01，内资企业投入率提高幅度最大的也只有0.05%，有时甚至阻碍内资企业投入率的提高。从行业因素的影响看，表1中按同一因素分组回归得到生产本地化的系数均没有明显差异，说明本地企业的技术能力、价值增加值率、外资聚集水平和行业集中度影响外资的技术转移和扩散对内资经济增长绩效的作用不明显，行业因素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检验。行业因素明显影响了外资参与程度反映的溢出效应对内资经济增长绩效的作用。具体来说，在内资企业技术能力高样本组中，外资参与程度的系数为负值；内资企业技术能力低样本组中，外资参与程度的系数为正值。在外资聚集水平高样本组，外资参与程度的系数为负；外资聚集水平低样本组，外资参与程度的系数为正。内资企业价值增值率低样本组的外资参与程度系数是高样本组的近5倍，行业集中度对外资参与程度系数的影响并不显著。
为检验行业因素在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反映的模仿学习效应和外资参与程度反映的其他溢出效应（即非模仿学习效应）对内资经济增长绩效作用中的影响，对模型(3)按设定的四个分组标准得到的子样本进行估计，结果仅有常数项和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的系数与模型(2)估计结果有微小差异，其他变量系数、模型显著水平和调整的R[2]均没有变化，因此模型(2)和模型(3)检验的结论是一致的。模型(3)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外资的竞争压力下，本地企业通过引进技术等路径产生的技术进步率占外资溢出效应对本地企业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的比例较高。
2.行业因素影响FDI技术转移效应对经济增长绩效作用的进一步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行业因素是否影响FDI的技术转移对经济增长绩效的作用，对模型(4)按分组的子样本进行估计，结果见表2。从本地企业技术能力的影响看，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与本地企业技术能力连乘项的系数在内资企业技术能力低样本组是高样本组的4倍多，说明本地企业技术能力越低即外资企业技术水平越高，FDI技术转移对内资经济增长绩效提升的促进作用越大。从外资聚集水平的影响看，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与外资聚集水平连乘项的系数在外资聚集水平低样本组的显著水平达到1%，在外资聚集水平高样本组则不显著。因此，外资聚集水平较低时，FDI的技术转移才能促进内资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从行业集中度的影响看，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与行业集中度连乘项的系数在行业集中度高样本组的显著水平达到1%，在行业集中度低样本组则不显著，意味着行业集中度较高时，FDI的技术转移才对内资经济增长绩效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
3.行业因素影响FDI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绩效作用的进一步检验
模型(2)初步检验了行业因素对FDI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绩效作用的影响，利用模型(5)按分组的子样本对影响FDI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绩效作用的因素进一步检验，结果见表3。
外资参与程度与本地企业技术能力连乘项的系数在内资企业技术能力低样本组的显著水平达到1%，在高样本组则不显著。这说明只有内资企业技术水平相对于外资企业较低时，FDI的溢出效应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绩效的提升。外资参与程度与外资聚集水平连乘项的系数在本地企业的价值增值率高低样本组截然相反，内资企业的价值增值率相对于外资企业较低时，外资参与度反映的溢出效应能显著地促进内资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而内资企业的价值增值率相对于外资企业较高时，外资参与度反映的溢出效应阻碍内资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从行业集中度的影响看，外资参与程度与行业集中度连乘式的系数在行业集中度低样本组的系数是高样本组的2倍。这就是说，外资参与程度反映的溢出效应在行业集中度低样本组对内资经济增长绩效的负面作用明显大于高样本组。
4.FDI溢出效应与其他溢出效应对内资经济增长绩效影响的差异
利用模型(6)按分组的子样本进行检验，与模型(5)的经验结果进行对比，观察外资参与度反映的溢出效应和调整的外资参与度反映的其他溢出效应对内资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见表4。
在按本地企业技术能力分组样本的回归中，调整的外资参与程度与本地技术能力连乘项的系数在内资企业技术能力两个样本组均不显著。这说明内资企业技术水平无论高低，本地企业如果不通过模仿学习，而是通过引进技术等路径提高技术水平，对经济增长绩效提升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在按本地企业价值增值率水平分组样本的回归中，调整的外资参与程度与外资聚集水平连乘项的系数符号在本地企业的价值增值率高低样本组虽然相同，但仅在内资企业的价值增值率相对于外资企业较低样本组显著，且符号与模型(5)的结果即未调整的外资参与程度的系数完全相反，说明本地企业如果不通过模仿学习而是通过其他方式提高技术水平，反而阻碍经济增长的绩效。在按行业集中度分组的样本回归中，调整的外资参与程度与行业集中度连乘项的系数在行业集中度低样本组的系数是表3中外资参与程度与行业集中度连乘式系数的3倍，说明本地企业如果不通过模仿学习而是通过其他方式提高技术水平，对内资经济增长绩效的负面作用更大。
5.检验结果的解释
从经验检验结果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这些结论都有其内在的原因。
第一，外资企业在生产本地化过程中转移和扩散的技术能显著提高内资经济增长的绩效，而外资参与程度反映的溢出效应不一定能提高内资经济增长的绩效，即使能提高内资经济增长的绩效，其作用也远远低于技术转移与扩散的作用。其原因是，外资参与程度的提高，意味着竞争更加激烈或内外资企业关联更多。因此，竞争压力迫使本地企业更多选择引进技术等路径提高技术水平，导致增加投入水平，进而对经济增长绩效产生负面作用，这将部分抵消外资参与程度度量的模仿学习效应对经济增长绩效的正面作用。
第二，内资企业的技术能力、外资的聚集水平和行业集中度是影响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过程中技术转移对经济增长绩效作用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说，内资企业的技术能力越低，FDI技术溢出风险小，外资企业为降低成本而提高生产本地化程度，本地企业通过模仿学习能获得更多的中间产品技术，本地企业的投入产出率就会提高；反之，本地企业通过模仿获得更多的是终端产品技术，不一定能提高投入产出率。行业集中度越高越可能阻碍内资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原因可能是行业集中度越高，行业内人力资本流动越少，如果人力资本单向流到外资企业，则会降低内资经济增长的绩效。在外资企业技术领先情况下有利于FDI的技术转移和扩散；而在内资企业技术领先的情况下则不利于FDI的技术转移和扩散，反而因技术人员流失而降低经济增长的绩效。
第三，外资参与程度反映的溢出效应和其他溢出效应对内资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内资企业技术能力较低时，或者内资企业的价值增值率水平低时，外资进入产生的竞争促使内资企业模仿学习外资的技术，FDI参与程度反映的溢出效应与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反映的技术转移与扩散趋近时，能提高本地企业的投入产出率。如果内资企业迫于竞争压力不是模仿学习外资的技术，而是选择引进技术等其他路径提高技术水平，FDI参与程度反映的其他溢出效应对内资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就不显著或是负面的。行业集中度较低时，外资进入引起激烈的竞争使外资企业为控制技术外溢而大量进口中间投入品支持企业生产，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水平降低，本地企业通过模仿学习获得更多的是终端产品生产技术，中间投入依赖于进口，外资参与程度反映的溢出效应对内资经济增长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当本地企业不通过模仿学习而是选择引进技术等路径提高技术水平时，外资参与程度反映的其他溢出效应对内资经济增长绩效产生的负面作用更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地企业在FDI溢出效应发生的不同机制下选择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对经济增长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将FDI溢出效应分为FDI的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和竞争效应及联系效应三类。FDI的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发生时，本地企业主要是选择模仿学习提高技术水平；FDI的竞争效应发生时，本地企业可以通过模仿学习或引进技术等路径来提高技术水平；FDI发生联系效应时，可以通过外资企业的技术援助或技术合作或模仿学习等途径提高技术水平。FDI的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实质上就是模仿学习效应）可以用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度量。FDI的进入会与本地企业产生竞争和联系，诱致本地企业模仿学习FDI的技术，如果诱致的模仿学习效应在竞争效应和联系效应中比例非常高，竞争效应和联系效应与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过程中的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趋近，FDI的竞争效应和联系效应能促进内资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如果本地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和联系中选择引进技术等其他路径提高技术水平，获得的是终端产品技术或某一中间产品技术，而生产投入依赖进口，投入会增加，创造新价值过程缩短，经济增长绩效就会下降。
理论研究结论和经验检验的结果对我国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通过节能减耗提高投入产出率是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节能减耗提高投入产出率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而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扩大FDI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是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措施。FDI的技术转移、扩散效应和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差异，只有本地企业在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过程中模仿学习FDI的技术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因此，政府应甄别不同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绩效的不同影响，制定相应的政策，如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对外资企业产品的本地含量特别是外资企业在本地创造新价值的比例作出相应的规定，提高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本地化程度，既可避免FDI企业生产的飞地化，又可以促使其转移和扩散更多中间产品生产技术。同时外资企业技术水平越高，模仿学习的空间越大，FDI技术转移与扩散对经济增长绩效的正面作用越大，因此政府应提高引进FDI项目的技术含量。利用外资水平高的行业要控制利用外资的水平，避免外资的聚集水平超过一定的限度，因为适度的外资聚集水平有利于本地企业模仿学习FDI的技术，进而提高投入产出率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张建华教授、李永友博士、付文林博士、耿强博士、杨宇博士及湖南商学院第六期“博士沙龙”与会者对本文的修改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在此一并致谢，并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
注释：
①2000年和2002年Kumar认为，生产本地化程度是外资企业在东道国生产的产品中销售一个单位产品的价值增值率。这一定义本质上将生产本地化程度界定为外资企业增加值率，不过，Kumar只定义了外资企业在东道国生产的产品中销售部分的增加值率，不包含出口部分产品的增加值率。Kumar认为，外资制造业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反映了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创造的就业机会、知识和技术转移与扩散。但是，这一定义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忽略了外资企业知识和技术在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转移。因此，2010年傅元海和沈坤荣将生产的本地化程度直接定义为外资企业价值增值率，见《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中间产品技术转移与内资经济增长绩效》，2010年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厦门）会议论文。
②2000年郭克莎、2001年王美今和沈绿珠指出，工业的价值增值率是衡量技术含量的重要指标。
③沈利生、王恒2006年利用中间投入率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
④感谢匿名审稿人提示LOC和FSHA可能与R存在内生性，即增长绩效较高的行业吸引了更多的FDI或诱使FDI企业提高本地化程度，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FDI比例高且外资企业本地化程度明显高于内资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利用外资比重低且外资企业本地化程度明显低于内资企业，因此，增长绩效高不是FDI进入和提高本地化程度的原因，即解释变量LOC和FSHA与被解释变量R存在内生性的可能性很低。
⑤技术差距分组按1999-2007年间多数年份内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之比是否大于0.6分为两组，技术差距大组样本包含13个行业，技术差距小组样本包含14个行业。行业集中度分组按1999-2007年间多数年份的Herfindal指数是否大于0.015%分为两组，行业集中度高组样本包括16个行业，行业集中度低组样本包括11个行业。增加值率差距分组按1999-2007年间多数年份内外资企业增加值率之比是否大于1分为两组，增加值率差距大组样本包含13个行业，增加值率差距小组样本包含14个行业。外资聚集水平分组按1999-2007年间多数年份行业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与制造业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之比是否大于1.2分为两组，外资企业聚集水平高组样本包括11个行业，外资企业聚集水平低组样本包括16个行业。
⑥未考虑内资企业增加值率的相对水平与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LOC)的连乘式，因为二者连乘即为内资企业的增加值率，无法反映增加值率的差距对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的技术转移、扩散效应的影响；相应地，未考虑按内资企业增加值率的相对水平分组检验模型(4)。
⑦未考虑外资聚集程度与外资参与程度的连乘式，因为外资聚集程度与外资参与程度本质上是一样的；相应地，未考虑按外资聚集水平分组检验模型(5)和模型(6)。
⑧由于实证检验主要是考察行业因素影响不同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绩效的效应，基于可比性，同一模型对按同一标准分组的样本估计方法一定相同，对按不同标准分组的样本估计方法则不必相同。通过模型设定检验，表1中按技术能力分组的样本采用固定效应估计，其余均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