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中国论文,新兴产业论文,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本内涵
理论界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定义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学者们根据中央领导的讲话和国务院近期颁布的指导方针，将含义分为战略性和新兴性两部分，并赋予其性质上的诠释。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出背景，借鉴社会各界的主流观点，本文认为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需分别从新兴性和战略性两方面入手，综合时代发展要求与产业自身特性，全面而细致地加以剖析。
(一)新兴性的内涵。
国内外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对新兴产业下了定义，归纳起来共包括四点：即创新性、需求性、盈利性和成长性。
创新性指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前者指新的技术代表国际科技发展前沿，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并在未来具有广阔的提升空间和突破的可能性。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还应与时代同步，以现代信息和智能控制等技术为主攻方向。后者则指新的产业组织形式、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应体现未来发展趋势，即打破陈规，与国际先进模式看齐。
需求性指产品要有稳定且前景可观的市场需求。作为新兴产业成长的重要保证，市场需求尽管在产业发展初期尚未凸显，但在长期应随着对新产品认知度的提高而不断扩大，并拉动商业机会的扩张。
盈利性指具有良好的技术经济效益和长期盈利特征。新兴产业在培育初期往往需要投入大量成本，只有当后期收益足以弥补前期成本时，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对企业而言才有利可图，新兴产业才能顺利成长。
成长性指新兴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这种发展空间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能够扩大规模并高速增长，成为未来的支柱产业；二是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强的带动作用，甚至推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发生。
(二)战略性的内涵。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关系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导向性和动态性等特征的产业。据此，战略性的内涵可从这四大特征上体现。
首先，全局性意味着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其中，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表现为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和产业安全，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转换；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则表现为能够增加就业机会，广泛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其次，长远性意味着产业的增长潜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是长期的。一方面，表现为该产业具有良好的长期效益；另一方面，表现为该产业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即具备资源能耗低的优良特征，符合低碳、环保等先进理念。
再次，导向性意味着产业的发展方向与政府的政策导向、未来的经济发展重心相一致。即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方面要体现国家的竞争优势，通过科技创新来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另一方面要具有较高的关联度和趋于上升的辐射力，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带动传统产业的改造与提升。
最后，动态性意味着产业发展能够根据时代变迁和环境变化做出调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以科技进步为核心，而重大科技的创新通常伴随着较高风险，与此同时，资源、市场、政策等因素的不确定性也为产业发展带来挑战。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只有能够根据复杂多变的客观环境做出灵活调整，才能避免外界干扰，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正确的支撑与导向作用。
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上述内涵特征，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涵盖领域为七类，即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应理解为简单的某几个具体产业，而是一种涉及领域广泛、细分产业众多的产业或产品集合，其范围不仅涵盖新兴产业，还包括一些有待提升的传统主导产业。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标准
温家宝总理指出，科学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非常重要，选对了就能跨越发展，选错了将会贻误时机。因此，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标准必须谨慎加以确定。目前国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指标体系的建立刚刚起步，应充分借鉴现有关于主导产业、优势产业等与之特征相近产业的研究成果，并深入挖掘战略性新兴产业自身的独特性，综合构建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指标体系。
(一)国内外关于产业选择基准的主要理论和观点。
国外已有理论研究为产业选择基准的制定提供了丰富的参考。其中，对主导产业的研究起步较早，其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成长阶段》中率先提出。随后，经济学家们对主导产业选择基准进行了深入探索，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众多产业选择基准，代表性成果有赫希曼基准、筱原基准、比较优势基准和竞争优势基准等。赫希曼基准的产生源于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在其《经济发展战略》中对产业间关联度和工业化关系的研究，该书指出发展中国家应优先发展后向关联度较高的产业，并依据后向联系水平来确定主导产业基准，因此该基准的指标是产业关联度，即产业的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之和。此后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提出筱原基准，即提倡选择需求收入弹性大、生产率高的产业为主导。而在国际贸易领域，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每个国家都应选择那些发展潜力大、影响力深远的比较优势产业，由此形成比较优势基准。此外，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波特在H-O模型下创立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指出一国竞争优势取决于本国的四项决定因素(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支持产业、企业的组织与竞争)和两种外部力量(随机事件和政府)，于是产生竞争优势基准。上述理论虽然各有差异，但均一致主张主导产业或优势产业的选择基准应根据一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进程、对技术的吸收能力和经济效益确定。①
借鉴国外成果，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新的产业选择基准，如持续发展基准、市场基准、效率基准、就业基准、技术进步基准、平衡基准、瓶颈基准、后发优势基准和社会效益基准等，这些基准不仅用在主导产业、优势产业或高新技术产业的选择中，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也具有一定启发。但作为新时期经济振兴的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标准绝不能照搬以往的经验，必须更加全面、精确、灵活。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的指标体系构建。
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指标体系的构建中需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可度量性原则，即指标必须可以通过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测算和评价，否则无异于空想；二是动态性原则，即指标体系应能够适应客观形势的不断变化，必要时应便于随着具体条件的改变灵活调整，尤其是在对其定义尚未达成共识的现阶段，更要强调这种动态性原则；三是全面性原则，即尽管构建出的指标体系可能存在某一方面的不足，但仍需坚持全面的原则来减少这种指标设计上可能出现的漏洞。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指标体系应由三部分构成，即产业主导力、产业发展力和产业竞争力。在这三项一级指标中，产业主导力是从主导产业的选择经验中借鉴而来，产业发展力和产业竞争力则是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自身特点创建得到。原因在于，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主导产业的选择标准侧重于突出产业带动力、就业吸纳力和经济增长效应等特征，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是向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转变，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会兼有主导产业选择的某些标准。但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又不仅仅具有主导特征，还应代表未来科技发展前沿和产业发展趋势，即包含低碳化、绿色化、研发密集性、产业风险性、区域协调性和高需求性等属性。所以，凸显产业发展力和产业竞争力两类指标的贡献程度，正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应有之义。本文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和特征为视角，重点突出其“战略性”和“新兴性”两大内在属性，从三个维度提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的思路，并分别进行细化分析，具体如下：
1.产业主导力。在现有的主导产业选择基准中，产业增长力(筱原基准)、产业波及效应和就业效应标准最能体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导向性内涵，所以本文将之作为产业主导力项下的三个二级指标。其中，产业增长潜力标准反映新兴产业的增长潜力，仍由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基准构成；产业波及效应标准则反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关联度，在构成上除包括原有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外，还新增了产业空间集聚度系数，用来体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协调发展的程度；而就业效应标准则反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就业带动属性，结合现阶段国情，其构成要素在原有的就业吸纳能力、就业人员素质外，还添加了就业环境。
2.产业发展力。鉴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导性作用，本文从环境效率、技术效率和风险—赢利率三方面考察其所具有的产业发展力特征。原因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可持续发展和高技术外溢的特征，肩负着引领科技创新和推动低碳经济的使命，所以其发展力应由环境效率标准和技术效率标准两项指标来刻画。其中环境效率用资源消耗率和污染排放率来体现；技术效率则用专利密度系数和技术密度系数等指标来衡量。此外，从产业的生命周期角度来看，主导产业处在产业的朝阳期，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新兴产业”的特征，这就使得我们在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标准时需要考虑到“新”产业的短期风险与长期盈利性特征。本文加入风险—赢利率指标来进一步测度产业未来的发展力，该指标由产业成长风险和产业赢利率两项子指标构成。
3.产业竞争力。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具有较强竞争力是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标准，本文将之细化为自主创新力、产业需求力和出口带动力三项指标。其中，自主创新力指标的纳入是基于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环节的高要求，如果仅靠引进和模仿，新产业的长期发展将再次陷入核心技术空心化的尴尬局面，长期受制于人。而加入产业需求力和出口带动力指标则是出于对其市场需求状况的考虑，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想发展，必须拥有广阔的市场需求空间和前景，否则将难逃“夭折”的厄运。具体而言，产业需求力从产品被接受程度来体现其竞争力，用市场占有率和最终依赖度指标来衡量；出口带动力则集中体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出口能力，对扭转我国出口贸易结构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选择了三个一级指标、九个二级指标和十六个三级指标来构成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的指标体系，具体形式如表1所示。
尽管指标设计在理论上可以作出更多细化，但实践中并非越多越好，而只有选择适当才能分清主次，从而准确的反映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众多，但并不是所有的衡量方法都适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的指标体系权重设置方法包括关键特征调查法、特尔斐法、德尔菲法、专家评断平均法、两两比较法、层级分析法(AHP)、因子分析法等，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通过主观的问卷调查和客观的数理运算来获得数据来确定指标权重。鉴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时间较短，现阶段缺乏可以获得的相关统计数据，本文认为通过问卷调查法(如AHP法和德尔菲法)来确定指标权重较为切实可行。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区域布局
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指出：“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兼顾一、二、三产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规划产业布局、结构调整、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在最有基础、最优条件的领域率先突破”，这对本文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思路。现实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却与此相悖，从200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出台至今，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各地方政府都雄心勃勃的加紧制定“十二五”规划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标，目前已有29个省市圈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领域。但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各省市圈定的众多领域大相径庭，如果不加以引导和规划，任由其发展将出现地方产业高度同构化，无疑会导致地区间的恶性竞争。为此，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初期之际亟待我们对于各区域适宜发展的细分领域和重点方向进行探讨，以避免“各地为政”、盲目规划，使得错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期。为了让各区域在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时真正的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各区域分工有序、各司其职，本文将从各区域资源、经济、技术、环境、社会基础等角度入手进行分析，力图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区域合理安排提供参考。
1.资源优势比较。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发展初期对于资源的要求较高，因此，国家层面应该在政策上适度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一方面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利用。从区域比较差异来看，西部生物资源丰富地区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上更具优势，可以作为新的产业进行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吸纳点。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水能、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在发展新能源产业上无疑具有先天的优势。当然东部地区基于临海的优势，在潮汐能和风能上也有用武之地。中部地区现阶段是中国最为重要的煤、电、化工、钢铁和有色金属工业基地，矿产资源和有色金属资源丰富，这为新材料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2.经济优势比较。根据《中国经济研究报告2009-2010》中对各区域工业化阶段的测评结果可以知道，2007年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工业化指数分别为68、24、18，按照该报告对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我国东部地区大都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期阶段和后半阶段，北京和上海甚至已经到达后工业化阶段；中部地区大都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西部地区则大都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少数省市到达工业化中期阶段，而西藏则处在前工业化阶段。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对市场需求的要求较高，就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东部地区人均GDP和人均消费能力都比中西部地区更高，对新能源汽车的消费需求也更大，同时，东部地区的上海、浙江、广东、江苏等地汽车产业基础雄厚，适宜新能源电动汽车的早期布局。当然，中西部地区部分有基础及市场的省市也可以进行局部的推行和发展。
3.环境承受力比较。与东部地区不同的是，西部地区大都属于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大江大河的源头之地，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环境的保护。而节能环保领域需要的投入资金和技术水平是中西部地区可以承受的水平，这就可以成为中西部地区率先发展和突破的领域。而东部地区也可以将一些信息技术加工基地等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4.社会环境比较。近年来，我国尽管在经济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就业压力。我国从2000年以来城镇失业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中部地区的失业率最为严重，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失业率最低，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缓解就业压力。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领域中，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都可以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避风港”，吸纳大量劳动力。
5.人才、技术优势比较。技术进步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而技术的进步离不开人才的作用，又尤其是对高素质、高端人才的需求。东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相比，技术创新水平更高、创新体系更为完善，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上技术优势更为明显，可以在诸如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电动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等领域对技术要求较高的领域较早布局，并逐步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综上，本文根据各区域资源、环境、经济、技术、人才、就业等相关优势比较和各区域现阶段相关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基础，并结合本文前面建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的指标体系，初步规划了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初期的区域布局图。
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条件与制约
能否培育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现有的客观条件。唯有认清这些条件才能全面、深入地把握当前形势与客观规律，从而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下一步发展理清思路，提供适当的政策建议提供依据。
(一)有利条件。
1.资源禀赋。就资源禀赋而言，中国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上具有明显优势：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领域，国内具有充足的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富含锰、铁、钒、磷等可供开发性资源；在生物领域，多项物种的资源储量已达几十万种；在新材料领域，西部地区拥有大量稀土、钨、钛、钼、钽、铌、锂等特种功能材料所需的重要矿产。这些资源禀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生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2.技术支持。温家宝总理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将8种技术，即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先进能源技术、海洋技术、空天技术和激光技术规定为前沿技术，并指出这些技术将对国家未来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目前，国内在信息、生物、激光、先进制造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对较小，部分技术具有同发优势甚至比较优势，并逐步应用在新一代信息、生物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在先进能源、空天技术方面，国内对部分关键技术已基本掌握，如太阳能发电、航天器级间分离等国际先进技术都已开始投入使用；在海洋和新材料技术方面，国内虽因起步较晚而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差距，但凭借自身充足的地域资源和后发优势，也有望缩短这一距离。
3.产业化支持。截至2010年11月，国内部分新兴技术在开发和利用上已取得一定进展。在新能源领域，风能和太阳能的产业化动力强劲；在新材料领域，市场规模历年保持高速扩大态势，并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在节能环保领域，1.5MW风电叶片、电力负荷移峰填谷蓄能空调系列等多项产业化研究已取得显著成果；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国内Top10企业已制定共同行动计划全力推进产业化进程，而政府也实行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小排量车购车减税、汽车下乡等政策来刺激消费；在生物领域，已形成多产品、多产业迅速发展的态势，如国产转基因抗虫棉产品被大范围推广，2010年3月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93％；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天津、武汉等市已先后建设航空航天和3S技术道路智能采集装备的产业化基地；在新一代信息领域，武汉、西安等地也已建成多家大型新兴信息产业化基地。
4.政策支持。中国历来高度重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陆续制定《专利法》、《国家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纲要》等旨在支持高新技术发展的法律和条例，并实施了一系列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等支持性政策，不仅有效维护了科技部门的创新权益，而且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国外对中国实施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风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央及时把握机遇，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各级部门也都在抓紧制定方针、落实方案。由此可见，当前的政策环境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十分有利。
综上所述，国内客观环境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中国应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这些优势条件，根据七类产业各自特点，从政府引导、企业研发、市场开拓和国际合作等多条渠道入手，有针对性地提升技术和积累经验，从而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开创有利局面。
(二)制约因素。
在认识以上支持因素的同时，更需关注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面临的挑战。概括而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面临的挑战分为两方面：一是现存制约，二是潜在风险。
1.现存制约。
(1)资源制约。目前，中国在新能源、生物和新一代信息等领域存在着资源供给瓶颈。在新能源领域，国内铀资源相对短缺。按照国家发改委制定的核电发展规划，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要从现有装机容量910万千瓦提高到4000万千瓦，这将消耗铀资源储量约13万吨。在资源短缺的局限下，前期消耗将导致2020年以后的铀资源进一步短缺，并进一步阻碍未来核电可持续发展的步伐。在生物产业，生物安全隐患、生物资源流失和外来物种入侵都将成为生物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威胁因素。而在新一代信息产业，纵向和横向资源的整合也存在严重欠缺。其中纵向上表现为信息产业链条中各个环节的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整合，横向上则表现为各类信息的资源尚未通过整合手段达到推进信息化建设的效果。上述资源供给瓶颈将对相关产业的结构、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构成严重制约。
(2)技术制约。当前几乎全部战略性新兴产业均面临核心技术空心化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现有技术不足以生产高质量的新产品。以新材料领域为例，尽管复合材料的发展已历时多年并基本形成规模和体系，但仍远远满足不了高新材料生产所要求的高性能、多功能和低成本等条件；二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因其起步较晚，所以制造企业多为中外合资企业，三大核心技术(电池领域、电机领域和电控系统领域技术)的决策权始终为西门子、德尔福、博世等国外汽车巨头所控制，致使国内企业长期掌握不了发展的主动权；三是缺少高层次的技术带头人和高级管理人才，导致企业缺乏自主创新动力。如新一代信息产业中就存在着人才结构失衡的问题。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对科技创新激励制度的落实不到位，且存在地区间的不平衡。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早在2007年就已出台，但截至2010年初，全国仍有近1/2的省市未能落实该项法律。二是对创新成果的保护力度不够，主要表现为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多且维护成本高。三是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使大部分企业丧失掉自主研发的积极性。所以业内人士担心，新兴产业的发展将再次滑入“引进—落后”不断交叠的旧轨。
(3)产业化制约。产业的市场消化能力是产业内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但目前中国的七类战略性新兴产业普遍存在着本土市场成熟度低、消化能力弱和运营风险大的缺陷，导致很多创新成果被“束之高阁”，无法转化成现实产品投向社会。其阻碍来自多方面：首先，在生产方面表现为企业专业化程度和经营水平低。以光伏电池产业为例，虽然国内的光伏电池产量居世界首位，但其装机容量远低于产量水平。其次，在研发方面表现为科研院所布局不合理。如生物产业中，研究机构创办企业与企业开设研究机构同时进行，造成重复投资、资金浪费和技术力量分散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产学研一体化难以有效开展。再次，在中介方面表现为评估体系不健全。同样以生物产业为例，由于缺乏科技成果评估机构，企业与科研成果持有人之间信息不对称，致使科研人员在推动产业化的过程中缺乏二次创新的动力。最后，在需求方面表现为社会认同度低、应用领域进入难、工业布局分散，以及政府与下游产业的采购力度弱等。如新能源产业由于战略性长期以来未能得到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所以电网基础设施建设始终不到位，致使新能源产品很难在市场上推广。
(4)政策制约。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然而，由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刚刚起步，支持与配套政策还不尽完善，主要表现为管理体制混乱、融资渠道狭窄和政策制定失效三方面。首先，在管理体制方面，由于主管产业发展的部门较多，致使管理体制上呈现多头和无序的局面，即各部门仅从自身职能出发制定相关政策，相互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所以难免出现政策间的支离破碎，导致资源分散和管理低效问题接连发生。其次，在融资渠道方面，国有企业也缺少有效的风险投资保障机制，而民营企业融资不畅进而阻碍自主研发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新兴产业多以无形资产为主，民营企业固定资产的数量较低，不足以作抵押或担保，所以很难从银行处得到贷款；二是缺少有效的风险投资运作机制通过放大资金和调节风险，来支持民营企业从萌芽、成立直至产业化的发展壮大；三是民营企业尚未形成集中的融资联盟，承担金融风险的能力尚不足以将资本市场的青睐从大企业也转向自己。最后，在政策制定方面，重点表现为税收政策的制约。尤其在生物和新兴信息等产业，增值税率高、个人所得税得不到抵免、出口退税政策不完善，以及缺少国家层面的引导性资金等原因，使这些产业内的企业因背负过重的负担而难以通过发展高新技术来打造与国际领先企业齐名的品牌。
2.潜在风险。除受现存因素制约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还面临着潜在风险。这些风险遍及产业、政府、企业和要素等各个层面，并集中表现为可能发生的各种冲突。概括而言，在产业关联上，表现为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冲突；在政府政策上，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冲突；在政企目标上，表现为政府导向与企业利益的冲突；在要素分配上，表现为知识、资本与劳动力的冲突。
(1)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冲突。当前举国掀起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热潮很可能在高度重视新兴产业的同时，使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受到忽视。诚然新兴产业是未来经济的增长点，但传统产业依然是近期支撑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依托。如果忽略传统产业的发展，将不仅造成产业本身出现问题，更会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等一系列损失。以新加坡经验为例，1970年至1990年间，新加坡的技术进步率始终处在0.1％上下，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作出任何贡献。根据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阿尔文·杨分析，造成技术进步率如此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过快的产业转移使其没有足够时间来消化新技术，导致产业不得不过分依赖国外投资，并不断依靠资本积累来维持增长。新加坡的教训表明，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过渡虽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若一味建设新兴产业而忽视传统产发展，则同样会造成产业结构的扭曲。而结合当前现实情况看，中国刚刚从金融危机中走出，首要任务是确保稳定，所以绝不能为追赶热潮而在新老产业间顾此失彼，应合理统筹新老产业的并行发展，妥善处理稳定与高效二者的关系，唯此才能避免在不同产业和不同区域间形成制约，促成最终目标的实现。
(2)政府导向与企业利益的冲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面临着政府导向与企业利益不一致的门槛。科技部科技经费监管服务中心副主任房汉廷将之归纳为两种矛盾，一是战略性技术的高度战略化和低度市场化之间的矛盾，二是低端技术市场化与高端技术政治化之间的矛盾。其中，战略性技术的高度战略化和低度市场化指一些战略性高新技术虽然外部溢出较大，但是市场立基狭窄，所以尽管从溢出或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应当予以优先发展，但从商业化回报的角度看，短期内低额的报酬很难使企业对之产生兴趣。而低端技术市场化与高端技术政治化则指产业链中真正具备战略性的高端技术通常存在较大的发展风险。换言之，虽然从国家意志出发，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维持在高端技术层面，但就企业目标来看，由于衡量其投资优劣的指标并不是应对风险和开发新技术的能力，而是获利水平与价值增长的高低，所以企业更倾向于规避高端技术而选择低端技术。②简言之，由于新兴产业市场立基小而投入风险大，难以成为企业的现实选择，所以产业中具有较大外部溢出、体现国家意志，并在产业链中具备核心战略性的产品和技术，由于不能成为企业的现实选择而缺乏开发与应用的载体。
(3)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冲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取向上的差异同样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面临的风险。根据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观点，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自利倾向和晋升偏好。国内实际情况也表明，由于地方经济指标位次和地方级干部的晋升主要依赖中央政府，而政策考评体系的指标又多集中在GDP总量和引进外商投资总额等方面，所以当中央政府出台一项政策时，各地方政府之间往往出现竞相追逐的“羊群效应”，即以互相模仿、过度开发等方式追求政绩，使得重复建设、技术积累缺失、投资效率下降和地方保护主义抬头的问题屡见不鲜。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针的提出，这种“羊群效应”已开始在多个省市蔓延，以新能源产业为例，自2009年11月国务院提出重点发展新能源产业之后，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已有18个省份喊出要打造新能源基地的口号，上百个城市提出把新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③试问这些地方部门如此大力投资新产业，还会有多少精力和资金去支持当地传统产业的发展？
(4)知识、资本与劳动力的冲突。前文指出，中国在产业结构升级上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根本原因是技术滞后。在科技进步引领全球发展的今天，原始的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已无法引领中国在国际上赛跑，所以必须及时转变生产方式，从以劳动和资本生产为主转向以知识创新为主。但是在转变过程中，有两个关键问题不可轻视。一是就业问题。中国拥有13亿人口，就业水平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特殊国情决定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绝不能以牺牲就业为代价。倘若一味偏重对资本和知识要素的开发而忽视劳动力的价值与复杂性，将影响民生和社会的改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初衷背道而驰。二是要素分配问题。由于不同产业的技术积累周期长短不一，长期以来又受资金和人才因素阻碍，所以此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绝不能完全照搬美欧等国“多领域齐下”的模式，而必须有选择、分阶段进行。因此，如何对产业的发展顺序作出选择便成为首要问题。是以技术积累速度为标准，还是以产业战略地位为标准？在不同的选择条件下，劳动力、资本和知识应当如何在七类产业间进行配置，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对技术的积累和消化给予支持，为人才引进与培养提供空间，以实现知识、资本和劳动力“三位一体”的优化布局，推动新兴产业的整体发展？这些问题需在发展之初即有所规划。
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思路与政策建议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宏观思路建议。
1.统筹新老产业间的并行发展。如前所述，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存在资源合理配置等统筹发展的潜在冲突。但事实上，新老产业间并无本质矛盾，如果协调得当反而可以相互支撑。
一方面，新兴产业的发展基础很大程度来自传统产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初期，技术与体制尚不成熟，所以应重点通过改造升级传统产业来形成新产业，譬如新一代信息产业中的物联网就是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形成的。
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为传统产业带来生机。“战略性”意味着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和较大的带动系数，所以新兴产业将通过产业集群的方式带动一批传统产业振兴。波特的钻石模型表明，影响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因素就是支持产业的竞争力。而新兴产业由于科技含量高、资金投入量大，必将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和产出率，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相比之下，传统产业因科技含量低，竞争力相对薄弱。那么根据波特理论，通过竞争力强的新兴产业带动传统产业发展，将提高传统产业的竞争力与综合素质。芬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也表明，如能良好完成新老产业间的衔接与互补，将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同样，中国也具备实现产业融合的潜力，如节能环保产业中的减排技术就可以广泛应用到多类传统产业中，并促进这些产业的优化升级。
2.促进政企目标间的协调一致。由于新兴产业投入风险大，难以成为企业的现实选择，导致政府导向与市场选择出现偏差，因此，必须解决好高端技术的市场立基和投入风险两个根本问题，才能将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协调一致，保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正常发展。而对科技成果市场转化力的提升，需要从院所设立、成果评估、下游采购、企业推广和资本市场支持等多个角度同时进行。在科研院所设立上，应加强技术力量的集中度，避免重复投资和资金浪费，从而实现行之有效的产学研一体化；在成果评估上，应建立科技成果评估机构，以提升企业与科研成果持有者之间的信息透明度，从而保证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在下游采购上，应为创新成果打开足够的市场，鼓励下游产业对科技成果加大采购力度；在企业推广上，应引导企业通过广告宣传等方式将成果进行有效推广；在资本市场支持上，应加快资本市场的完善，拓展国有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
3.加强中央与地方间的相互合作。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分歧的原因，经济学家Qian等人作出解释，即一方面来自地方对中央权威的依赖，一方面来自双方间信息不畅通。所以化解分歧的有效途径就是正确处理这种依赖关系，不断加强双方间的信息交流。与布坎南所主张的地方政府受自身利益驱使对中央政策具有负面作用的观点相反，哈耶克等经济学家认为，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了解本地区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因此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能够作出更加科学的决策。由此可见，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上，中央的指导方针离不开地方的密切配合，而地方也需要依靠中央支持，寻找符合当地资源优势和发展要求的增长点，以此来实现自身经济的振兴。因此，依托中央的战略部署，着力发展新兴产业，从而推动本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既是促进各省自身经济发展的最优决策，也是立足国家长远发展、有效应对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合理举措。
4.合理规划产业布局，有效分配三类要素。就业问题和现有要素约束条件下新兴产业的发展次序问题，关系着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所以，应从国内实际出发并结合三类要素各自特点统筹规划。现阶段应重点使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而知识则以引进为主，从而既保证就业又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应合理规划新兴产业的空间布局与发展顺序，以便有效分配三类要素。根据现存的支持条件，全国应以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为版图，以珠三角、长三角、北部湾、环渤海等主要经济带为核心，因地制宜地发展符合地区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具体而言，新能源产业应由西部、东北等地和近岸海域重点开发风能，由东北、西南和南方三大林区重点开发生物质能；生物产业应重点发展地处各经济带的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着力打造这些地区的生物与医药产业基地；节能环保产业应重点培育上海延华智能、辽宁北方重工等龙头企业，并进一步建设珠三角、长三角、北部湾和环渤海等地的生态工业示范园区；高端制造业除建设近岸海域的海洋工程、低纬度地区的空天工程外，还应大力发展浙江、辽宁等省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新一代信息产业应率先发展国内重点城市(如北京、上海、大连等)的信息产业基地，并进一步开通IPv6互联网；而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则应由西部地区重点提供相关材料的矿产来源，并由国内领先企业开发研制。总之，应协调有序地进行产业发展部署，以实现知识、资本和劳动力“三位一体”的优化组合。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具体政策建议。
1.制定《“十二五”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央已作出发展新兴产业的决定，正在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也涉及了新兴产业发展。由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伴随外界条件和内部因素变化的一个长期过程，所以战略部署在短期和长期应有所区分。根据产业关联、技术进步和政府角色的演进规律，建议对产业发展在短期和长期的侧重点做以下区分：
首先，在产业培育上，短期应分项培育各类产业，长期则应加强不同产业间的融合。具体而言，初期由于技术和体制尚不成熟，应按有限重点、循序渐进原则，在具备基础条件的关键领域努力实现点式突破；中期应全面采用高端技术发展新兴产业，并搞好共性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推进七类产业共同进步；长期则应加强不同产业的融合，通过整合资源、延伸产业链、调整结构和优化布局等，加强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之间的互动，提高产业整体水平。
其次，在技术进步上，应兼备长期的前瞻性和短期的策略性。即把握当代科技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力争在长期依靠自身力量实现重大战略高端技术的原始创新；与此同时，为避免延误时机，在短期采用引进和跟踪国外先进技术的方式使新兴产业快速成长。
最后，在政府与市场的角色转换上，短期应以政府扶持为主，长期则由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新兴产业科技含量高、带动系数大、综合效益和市场前景好，可是由于企业缺乏必要的技术、资金和管理条件，起步阶段亟须政府扶持。而在企业发展新兴产业的内生机制初步形成、外部环境逐渐改善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将自然增强，并长期发挥主导作用。
此外，在操作层面建议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打破由某一部门编制规划的常规，把发展新兴产业作为专项规划的重中之重，组织发改、工信、科技、教育、财税、金融等部门共同研究制定，力求目标合理、任务明确、措施得力，既有中长期规划的战略前瞻性，又有行动方案的明晰可行性，从而为今后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发展提供导向和保障。
2.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完备的金融支持，所以应尽快理顺我国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为此提供了重要启示：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律决定了二者配合的随机性，即实体经济需要长期、缓慢的积累，而金融资本则具有投机性的短期盈利倾向，所以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时，实体产业通过此前的积累尚可维持生存，而金融资本则会因无利可图而撤出市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因体系存在漏洞，难以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相比之下，一些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却因过度飙升而备受政府干预。这种差别在现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若能有效加以利用，将为我国企业融资带来巨大帮助。
具体而言，我国应瞄准目前一些外资金融机构因受本国政府干预而把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的有利契机，不失时机地引进国外资本，为企业成长注入活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引进外资只是恰逢时机的短期办法，在长期唯有建设国内的资本市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问题。因此，现阶段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融资制度，鼓励和扶持新兴产业的上市企业。国家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各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应对新兴产业项目和企业实施优惠政策，即优先提供贷款和担保。与此同时，应适度放宽贷款条件，延长贷款期限，降低贷款利率，加大贷款贴息力度，并积极开拓各类融资渠道，设立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业投资基金，以全面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3.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完善税收、补贴和政府采购制度。如前所述，受当前税收制度的约束，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难以获得足够资金来开发高端技术，与此同时，长期以来的过低报酬使科技人才严重流失，造成企业缺乏创新动力；此外，政府采购力度与供给数量不配套，也使处于发展初期的产业很难将成果推向市场。有鉴于此，应尽早完善税收、补贴与政府采购制度，合理调整三者结构，并在一些重要环节上加大减免税、补贴与采购的力度。
首先，应在整合现有各类专项资金的同时，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开展企业创新风险投资试点，并通过研究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和加强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
其次，通过补贴和提高薪酬等措施引导各地区引进人才，结合各级科研单位和全国高等院校确定的科研方向与专业方向，有重点有选择地对科研带头人进行投资，并在此基础上投资建立科研梯队，大力支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设立新学科，与此同时促进国内机构同国外企业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必要时应通过相关措施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并购境外科技型企业，不断为巩固和提升特定领域的研究水平提供支持。
最后，在现有各项促进成果转化的财政政策基础上，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周期长和成果转化难等特点，从激励企业创新和拉动消费的角度入手，综合运用减免税、补贴和政府采购等手段，制定出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
4.为新兴产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与促进机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初期，发展环境和促进机制都有待完善。
首先，在发展环境方面，主要问题表现为管理体制无序、资源供给缺乏、优惠政策缺失和重复建设凸显等。对此，应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核准与备案、土地供给、环境评价、资金支持、税收减免等方面给予优惠，构筑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项目的绿色通道、服务高地和资金洼地，从而促使各类资源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汇集。与此同时将各地区在建的企业提升工程、项目工程、并购工程、产业集群工程、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工程等重大举措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成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助力和平台，并有针对性地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一些项目的核心，有重点地协同推进。
其次，在促进机制方面，主要问题表现为各级政府间尚未建立高效的沟通渠道，相关部门的权利尚未界定清晰，导致一些工作难以落到实处，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总体进程也因此受到拖延。对此，各级政府应及早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具体工作应由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目标责任制，层层分解落实各项任务与政策，以保证工作的顺利进展；还应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情况的监督检查与考核评价，以确保各类项目的实施质量。
此外，应研究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指导目录》，并定期修订，使之成为新兴产业和相关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依据；最后，应建立专家咨询制度，定期听取各方面专家的咨询建议，以提高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
注释：
①王传荣：《产业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房汉廷：《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过七道坎》，载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10年1月25日。
③《战略性新兴产业：立足创新切忌跟风》，载于《中国电子报》(电子网)，2010年3月9日，http://www.sina.com.cn.
标签：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经济风险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社会风险论文; 新能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