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时空演化
韩帅帅1,2,3，孙斌栋1,2,3
(1.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2. 华东师范大学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3.华东师范大学 未来城市实验室，上海 200241)
摘 要 ：地区分割会破坏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利于人力资源的流动和规模效应的发挥。鉴于以往研究缺乏对21世纪以来劳动力市场分割态势和空间格局差异的分析，本文利用2004—2014年19个行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数据，采用相对价格法构造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指数，并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经历了“在波动中趋于整合”的过程；地区间分割程度差异明显，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逐渐增强，南北从差异不明显逐渐演变为从南向北逐渐减小；从影响因素来看，以政府财政支出为代表的制度因素和外贸出口起到了推动劳动力市场整合、提高区域一体化的作用，而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市场规模和外贸进口则在客观上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程度。研究为探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因素和制定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分割；相对价格方差；市场一体化；区域差异；固定效应
一 、引言
2015年中国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规模达到2.8亿[1],过去30年劳动力流动对中国GDP的贡献超过20%[2]。但是，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已经实现一体化，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和享受的公共服务等还处于较低水平。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户籍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形式已经由限入限出的硬性壁垒逐步转变为地域歧视、部门分割等无形措施。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在时空上呈现两个明显特征：时间维度上，虽然学者对于国内市场分割程度是趋于上升还是趋于下降存在争议，但一个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中国的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依然非常严重；空间维度看，中国各省和各区域之间的分割程度差异较大，从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增强[3-5]。经过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趋于收敛还是发散？这是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分割的劳动市场环境阻碍了中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不利于人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割裂了人口规模与人口红利的协作效应，具体表现为劳动力跨省人口流动受阻，供求失衡导致经济增长乏力[6]。中央政府对于市场分割的问题历来重视，《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政策文件，要求破除地方保护，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而探究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各区域间劳动力市场分割？这是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
从以往相关文献来看，2000年以来的长时间序列分析很少，因而本文将研究时段放在2004—2014年，并进一步分析了地区差异和影响因素，这对于从较长的时间周期来把握中国劳动力分割的近期态势具有积极意义，为制定区域市场一体化政策提供了证据。
结构跟踪是确立可靠性养护、维修程序的起点和最重要的元素。结构数据说明汽车的组成是确定汽车部件状态和使用的关键，可为所有其他相关活动提供相关结构可靠性数据。
二 、文献综述
对于市场分割的概念，已有文献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市场分割是指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本地资源外流，同时限制外地资源进入本地市场的行为[7]。以上概念强调市场分割是地方主体的主动行为，与自发形成的市场分化不同。地区间贸易量的增加，意味着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1995年麦卡勒姆(McCallum)利用省际和国际贸易数据对加拿大的市场一体化进行测量，发现贸易量与GDP、地区间距离和边界效应相关[8]。此后，沃夫(Wolf)、赫利韦尔(Helliwell)、黑德(Head)和迈耶(Maye)分别对美国、加拿大、欧盟的市场分割进行了研究[9-11]。对中国市场分割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蓬塞特(Poncet)利用省际贸易量数据，发现1987—1997年中国省际的市场分割状况加剧[12]。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市场分割的趋势未形成统一结论。赵奇伟和熊性美利用中国1995—2006年的职工平均实际工资测算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数，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表现出稳定的收敛趋势[13]。但多数研究强调发散的趋势和分割的负效应。宋锦发现，中国省份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逐渐加强，农民工跨省流动的比例逐年降低；由于户籍门槛的限制，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越难进入[1]。巫强等认为区域分割导致中国跨省劳动力潜在流动规模降低了27.74%—43.84%[14]。韩秀华等认为，国内劳动市场处于一种多元分割的状态，但是尤以城乡间的地域分割最为严重，且有逐渐加剧的趋势[15]。从地理分布和空间演化的角度探索市场分割的时空差异性的研究寥寥，桂琦寒等发现1985—2001年中国的商品市场趋于整合，且东部地区的价格波动幅度远远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16]；金培振等则认为，东部地区的要素市场分割水平相对较低，中部次之，西部最高[4]；江曼琦和谢姗对京津冀地区的研究发现，北京与河北之间的市场整合程度最低，河北省内城市间的分割水平最小[17]。以上研究多从市场分割的某一方面入手，缺少最近年份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整体演变趋势的研究，对于市场分割的空间差异也未形成一致结论，而对整体演变趋势和空间差异的判断是制定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基础所在。
本文采用面板固定效应作为估计方法，同时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模型中增加异方差稳健标准误以减小异方差的影响。报告结果如表2所示。第(2)列展示的是以省际相邻为前提假设，第(3)列省际相邻和不相邻统筹考虑。
为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该领域分别在水文测验、水文模拟与预报、水资源综合管理及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等技术方面，引进了78项国际先进的技术和仪器，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创新转化了45项产品和技术，开发软件22套，集成系统29个，并在189个工程中得到推广应用，促进了水文水资源信息监测、模拟预报、综合管理水平，提高了我国水资源优化配置与管理能力。
市场规模的系数为正，意味着地区市场规模越大，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越大。本文尝试加入市场规模的二次项，结果显示二次项不显著，因此可以判断在现阶段的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超过最优规模，对劳动力市场分割起到了加剧的作用。
三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时空演变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目前对市场分割(或地方保护)的测度方法包括生产法、价格法、贸易引力模型、经济周期法等，但在实证研究中被认为存在弊端。生产法在方法逻辑上不足以说明指标与市场分割的关系，价格法多用于农产品市场，适合微观时间序列密集的测度，而贸易法选取的指标不能剔除规模经济和要素禀赋对贸易流变化的影响[3]，且难以组建面板数据库。帕斯利(Parsley)和魏尚进2000年在萨缪尔森(Samuelson) “冰川成本模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对价格法，以不同地区要素相对价格方差的变动来反映地区市场分割趋势的变化[28-30]。其基本原理是，找出市场中不同类别的产品，测算这些产品在不同地区的相对价格，并计算相对价格在不同产品间的方差，最后通过去均值的方法把由行业特征、单位属性等与产品相关的固定效应去除，尽可能保留由市场环境造成的价格变异[8]，价格变异幅度的增大说明市场分割的加剧。该方法由桂琦寒和陈敏等在2006年引入对中国商品市场分割的测度[16]，后来被广泛应用于测度各种市场的分割。相对价格法基本步骤如下[注] 相对价格法的理论基础与具体步骤请参考帕斯利和桂琦寒、陈敏、陆铭等学者的相关文献，本文对此不进行详细评述。 ：
从具体数值上看，基于省份相邻假设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水平(图2.a至图2.c)要大于同时考虑省际相邻和不相邻情况下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水平(图2.d至图2.f)。江曼琦和谢姗对京津冀地区市场分割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17]。可能的原因是相邻地区由于地理邻近可能存在更为激烈的“政治锦标赛”，所以更可能采取“以邻为壑”的策略。
(1)
(2)
其中，i ，j 表示不同省份，t 为年份，k 代表某类行业，P 为要素价格
为i 省与j 省之间k 类商品t 年的相对价格绝对值。为了剔除商品之间由于异质性导致的不可加效应，对
做OLS回归去除固定效应，残差值
即是未被
解释的部分，也就是工资差异中仅与分割因素和随机因素相关的部分。最后计算残差值的方差，即
数值越小，表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水平越低，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采用相对价格法研究国内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优势在于：第一，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主要包括迁移的交通成本、异地的生活成本以及区域壁垒造成的分割成本等，不同于商品运输中不可避免的“冰山融化”，劳动力流动中的交通成本占迁移后人力资本增值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相对价格可以更加科学精准地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第二，相对价格法操作性更加灵活，允许放松“本省的分割政策优先作用于邻省”的假设，鉴于劳动力跨省大范围流动的事实，若将考虑范围缩小至相邻省份，会带来较大误差[4]。因此，本文将考虑省际相邻和相邻与否统筹考虑两种情况[注] 考虑到所有省区市的完整性，这里假定海南省和广东省接壤。 来对比分析。
原始数据来自中国31个省市的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由于2002年以前的行业工资统计口径不一致，因此选取2003—2014年全部19个行业平均工资，构成面板数据。平均工资=报告期实际支付的全部就业人员工资总额/报告期全部就业人员平均数，根据现行的统计制度，工资总额包括计时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工资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还包括个人缴纳的养老、医疗和住房等基金，基本包含了个人的绝大部分收入。19个行业分别为：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囊括了国内所有的市场行业。依据当年地区消费价格指数(CPI)将原始数据依次换算成2014年水平的可比工资价格。基础数据来自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2015)、《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5)。依据相对价格法进行计算，得到31个省级单位2004—2014[注] 原始数据为2003—2014年，对平均工资求环比指数得到2004—2014年结果。 年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数。
2.测算结果
按照年份对各个大区域的分割指数进行平均，得到全国和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2004—2014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变化趋势(见图1)。
图1 2004—2014年中国四大区域劳动力市场分割水平变化趋势
图1(a，b)显示，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四大区域，2004—2014年劳动力市场分割水平整体上显示出在波动中收敛的趋势，也就是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处于不断整合的过程中。作为比较，赵奇伟和熊性美对1995—2006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趋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程度呈现收敛的趋势，这与本文的结论一致，且具有前后相承的关系[13]。分阶段看，2004—2006年市场分割水平处于急速下降阶段，这是由于2001年4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强调要破除地方保护，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受政策影响，地方政府减少了对本地市场的干预程度，在客观上提升了市场因素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整合作用；2004—2011年为平稳发展时期，分割指数稳定在较低水平；2012—2014年为波动时期，其中2012年分割指数异常，可能的原因在于2011年国务院要求“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是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目的地。因此，特大城市政府有很大激励去控制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流向，因此提高劳动力迁移的进入门槛。
从图1(a，b)看，不同区域的分割水平波动态势较为一致，意味着地区间的分割策略具有互相“模仿”性，当某一地区采取分割策略时，其他地区(无论相邻与否)都会竞相“模仿”，也设置保护壁垒，进而导致不同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水平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趋势。
(2)对外贸易因素。分别采用进口和出口货物总额占GDP比重，从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表征对外开放程度。本文认为，进口比重越大，不仅会挤压本地的产品市场，还会进一步降低本地居民的就业量，因此本地的劳动力市场会进一步排斥外来劳动力，加剧分割。而出口量越大，促使企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进行生产，不仅解决本地的劳动力就业，更会吸引周边地区的劳动力流入，因此，出口量增大会使地区更加开放，分割程度变小。
在2004年、2009年和2014年，各省劳动力市场分割水平呈现明显区域差异。东西方向看，在省际相邻假设下,西部地区分割指数最大，随着时间推移，分割逐渐向中部地区蔓延；同时考虑省际相邻和不相邻也展现了类似的分布趋势。对于分割省份连片分布的原因，范子英和张军认为那些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相似的地区竞争激烈，更有可能采取分割的策略，以期在“政治锦标赛”中获得经济增长和职位晋升[25]。而对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间的市场分割现象，林毅夫和刘培林认为落后地区实行分割策略在于积蓄“后发优势”，进而在下一次产业革命之际对发达地区进行赶超[26]。南北方向看，2004年差异不明显，2009年中部地区市场分割程度增大，2014年南方地区提升最明显，劳动力市场分割呈现从南至北依次递减的趋势。
其次，传统教育的内容已经与当下的传播环境存在落差，总体而言，业界已经把新闻传播教育大大甩在后面，新闻传播教育不能跟上业界的变革步伐。传统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基本属于从传统媒体的生产流程总结而来，可以分为史论教育、业务教育、产业教育等三大部分，涵盖了传统媒体从新闻信息的采集、选择、制作、编辑（含技术手段）、出版发行全过程，也涉及到了对媒体的道德伦理审视、经营广告等内容。
图2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水平的空间变化趋势
为了探究全国省域劳动力市场分割在空间上的方向分布趋势，采用ArcGIS分别绘制2004、2009和2014年的标准差椭圆。参照已有文献做法，将椭圆的大小参数设定为1个标准差(约包含68%的要素)，输出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空间的方向分布
从图3可知，第一，无论是省际相邻还是同时考虑省际相邻和不相邻下，各年的标准差椭圆的长轴都大致指向东西方向，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梯度差异主要表现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第二，从2004、2009到2014年，椭圆的长轴与短轴长度之差越来越小，也即椭圆越来越接近标准圆，这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空间差异越来越小，没有明确的方向指向性，这也与图1的结论基本一致。最后，从椭圆的中心看，逐渐向东、向南转移，说明我国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有所降低，而东部和南部的分割程度正逐渐加重。
四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因素
国内劳动力市场在2004—2014年经历了逐渐整合的过程。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整合趋势？为什么市场分割在空间上有如此差异？综合文献，本文从制度、对外贸易、发展差距和市场规模四个方面构建影响劳动力市场分割演化的计量模型。
1.变量和数据
(1)制度因素。制度内容广泛，本文以财政分权指数、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当年GDP比重和国企就业占城镇在岗职工总就业数比重作为代理变量，表征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①财政分权指数。这里采用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占全国人均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财政分权程度。已有研究表明，以支出衡量的财政分权预期有利于缓解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20]。②当年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征政府对地区市场的影响。一方面，已有研究认为政府参与经济越深入，越可能采取非经济手段加剧分割；另一方面，随着现代政府的体制改革，财政支出越大，表明政府更倾向于破除地方分割障碍[26]，促进地区间交流融合。因此，最终结果取决于两方面效应的大小。这两个指标参照孙斌栋等的建议[31-32]，去掉其中的科教文卫等公共支出。③国有企业在岗员工就业数占城镇在岗员工就业数的比重。一方面，依据文献，国企就业比重与市场分割程度成正相关关系[21]。但另一方面，国企职工工资由政府制定，相对于私人企业工资水平而言，内部差异较小，所以该指标越大，表明地区内工资水平与其他地区差异越小，也就是分割越小。同样，最终结果取决于两方面效应的差值。
采用统计全局趋势的方法对2004年、2009年和2014年各省劳动力市场分割水平的总体空间变化趋势进行展示。通过ArcGIS软件中的统计趋势分析模块，将各省劳动力市场分割水平的点数据分别投影至南北方向和东西的正交平面上，以各平面上的投影点分别拟合二次方曲线，以此反映劳动力市场分割在全国不同空间方向的变化趋势。
(3)发展差距。劳动者在选择迁入地时，会观察和比较迁入地以及迁入地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以选择最优的迁移地点。当一个地区相较周边具有比较优势时，便会通过向心力集聚资源，扩大地区间的差距和分割水平。借鉴已有研究成果，采用本地区的人均GDP与周边接壤地区的人均GDP的比值来衡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发展差距越大，预期分割程度越大。
(4)市场规模。一般衡量地区的市场规模的指标有人口密度和人均GDP，我们采用两者的乘积表示地区市场规模，即每平方公里土地的经济产出[21]。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本地需求效应和政府管制效应的不同影响，需要通过实证进一步检验。
对外贸易对当地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机制各不相同。进口越大，劳动力市场分割越严重，出口则正好相反，这些结果符合理论预期。已有研究中将进口和出口合并为外贸总量(或外贸依存度)，笼统地认为对外开放加剧地区市场分割程度，可能忽视了进出口之间的异质性。
表1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结果
2.估计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对于影响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金培振等认为要素价格不仅取决于供求关系，更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制度因素和地区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4]。①制度因素。财政分权越大，地方政府获得的中央“转移支付”越多，越可以弥补发达地区因为放弃市场分割而带来的损失，也使落后地区越可能尽快融入整个国内劳动力市场，可见财政分权对于先进地区和发达地区而言是一个双赢的策略[18]。刘小勇发现财政分权加剧了市场分割程度[19]，而任志成则认为财政收入分权会加剧市场分割，而财政支出分权可以减轻分割程度[20]。刘瑞明的研究表明所有制结构深刻影响着市场分割程度，地区国有比重越大，对市场的垄断越强，市场分割越严重[21]。银温泉指出市场分割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强，分割程度越大[7]。②对外开放因素。这主要存在两方面效应：一方面，李坤望、陈维涛发现对外贸易和出口技术复杂度有利于农村高技能劳动力进行职业培训，由此缩小城乡间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促进城乡融合[22-23]。另一方面，陆铭、张杰等研究发现经济开放会加剧地区间的竞争，使分割程度进一步加剧[3，24]。③发展差距因素。范子英和张军认为，为了要扶持本地经济，落后地区会限制资源流出和外地产品流入，通过市场分割的策略获得更多的税收[25]。林毅夫、皮建才的研究显示，落后地区基于“后发优势”理论，会策略性地放弃与发达地区合作，以期在下一轮经济发展中实施赶超战略，因此地区收入差距是市场分割的决定性力量[26-27]。④市场规模因素。一方面，市场规模越大表明可以容纳就业的劳动者越多，本地需求的增加促进市场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收外来就业；另一方面，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为了控制城市蔓延和解决交通拥堵、环境恶化问题，会实施比较严格的人口管制政策，制造人口流动的区际壁垒，因此市场规模对市场分割的最终影响有待于进一步验证[21]。
表2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因素
从回归结果看，制度因素中，政府财政支出占比的系数为负，说明政府财政支出越大，劳动力市场分割越小，与文献的结论一致。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支出偏向，特别是落后地区政府为了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会将大量财政支出投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提高人力资源的流动性，从而使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33]。国企就业比重与市场分割负相关，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现实国情考虑，大部分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收入由政府制定，地区间的平均工资差异很小[注] 经验事实证明：在中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之前，国有企业(包括集体企业)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主体，全国各地区平均工资水平基本一致，俗称“吃大锅饭”。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推进，民营企业异军突起，地区间的工资差异越来越大。 ，分割程度也就越小。财政分权的系数为负，在统计上不显著，但符号符合预期，即地方政府的财税权力越大，分割程度越小。
从病理生理层面可知，双侧椎动脉血流在SSS中扮演着主要角色，是“盗血”的焦点部位。临床上椎动脉病变十分多见，尤以椎动脉起始部为常见，是脑血管中除颈内动脉分叉段之外，最易发生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的部位［3］。然而，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报道主要集中于单纯锁骨下动脉狭窄引起的SSS，关于合并椎动脉狭窄性病变的相关研究较少，仅少数研究通过CDFI或数字减影技术显示SSS合并椎动脉狭窄性病变时临床症状更明显，血流动力学可能更复杂［4-6］。未见从TCD角度对锁骨下动脉盗血综合征合并椎动脉狭窄临床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客观评估。
以上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3—2015)、《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3—2015)、《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3—2015)。数据描述如表1所示。
发展差距的系数为正，表示本地与周边地区发展差距越大，分割的程度就会越大，符合预期。由于人力资源稀少，落后地区有意愿将劳动力锁定在辖区内，人为制造一体化障碍。对于先进地区而言，为了巩固已有的经济基础和防止资源外流，也会实行地方保护。此处的回归结果也与图2的空间差异结论相一致。对比模型(1)和(2)发现，发展差距的系数只在省际相邻假设下显著，且模型(1)的变量系数都大于模型(2)，说明只有在地理接壤的地区间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时，市场分割才会变大；而在不相邻的省际，由于区位条件和发展基础差异，“政治锦标赛”并不激烈或不存在，因此不存在相互之间的贸易壁垒[注] 这也很好理解：中国是区域发展战略模式，相同区域内部才具有可比性。以官员晋升为例，辽宁省官员政绩再突出，大概率不会影响云南官员的升迁。而辽宁与吉林接壤，具有相似的地理和经济社会环境，两者之间就更可能存在“政治锦标赛”。 。
[7]戚均慧：《水利风景区旅游解说系统的构建探讨——以甘肃冶力关国家水利风景区为例》，《中国水利》2016年第4期。
老年肺炎是呼吸系统多发而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在我国其发病率及死亡率较高，是65岁以上老年患者住院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4］。由于老年肺炎病原学检查阳性率低，费用高，对于早期诊断意义不大，易错过临床最佳治疗时期，是导致老年肺炎患者死亡率较高的重要原因［4］。如何快速准确的诊断老年肺炎，指导抗生素合理应用，在临床工作中有着重要意义。
综上，基于对文献的分析，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①目前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研究的文献多集中于某一方面，缺少对近年，特别是21世纪以来，整体发展态势的关注，而探究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发展现状是进行政策制定和区域管理的基础和关键；②中外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文献多集中于经济、管理研究领域，缺乏从地理角度对空间格局差异的分析，而这对于探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因素和制定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至关重要，以上构成了本文研究的起点。鉴于中国是“行政区经济”的典型，研究省际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变化对促进全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同时，重视并解决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对于国家和地区制定一体化发展战略、实现劳动力区域间自由流动、财政转移支付调整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稳健性检验
由于本文使用的是短面板数据，鲁德曼(Roodman)认为短面板数据结构更适合用动态面板方法处理[34]。刘瑞明认为政府的市场活动与市场分割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限于数据搜集困难，使用政府财政支出占比、国企就业占比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阿雷利亚诺(Arellano)和邦德(Bond)提出的差分广义矩估计法(DIF-GMM)主要针对动态短面板，而且能够利用变量的滞后信息处理模型的内生性，其基本思路是对模型先进行一阶差分消除固定效应，然后利用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差分后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本文也采用DIF-GMM进行稳健性检验。
限制滞后期数为2期，以防出现可能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表3显示，在差分广义矩估计下，各个变量的符号并没有发生变化，表现出了较好的稳健性。而且在处理了变量的反向因果后，制度因素中财政分权的系数变得更加显著，使前面的结论更有说服力。另外，除了上述的回归结果外，本文还替换解释变量进行检验，如制度因素中将国企就业比重替换为地区国企单位数比重、对外开放因素中将进出口指标替换为外商直接投资、市场规模分别替换为地区常住人口数量、人均GDP和人口密度等指标，结果都与前面一致。最后，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按照已有文献的做法，分别剔除变量前后各1%、5%数据后回归，发现结果依然稳健，限于篇幅省略报告。
将新鲜的左肾修剪为4 mm×3 mm×3 mm的组织块，经固定、脱水、透明化、包埋、切片（6 μm）处理后按常规方法进行HE染色，中性树胶封片，用光学显微镜观察肾组织病理学变化。病理标本进行编号，每组随机选取3个标本在光学显微镜下随机选取7个视野，根据肾小管损伤程度进行评分。0分：无损伤；1分：肾小管上皮肿胀，出现炎症浸润；2分：肾小管出现大面积炎症细胞浸润及管腔扩张；3分：肾小管上皮细胞核染色消失；4分：肾小管结构破坏，上皮细胞核无着色。
表3 稳健性检验
总体上看，回归结果表明地区间发展差距、市场规模和进口越大，在客观上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程度，而以政府财政支出为代表的制度因素和出口则起到了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地区整合，提高国内市场一体化的作用。
五 、结论与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2011年的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进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从而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市场。而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地区间的分割状况依然严重，这极大地不利于人力资源的流动和整体规模效应的发挥。虽然已有学者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进行研究，但缺乏对21世纪后市场分割趋势的整体探究，对不同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在空间上差异和演化也较少涉及。在此背景下，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发挥地区专业化优势和比较优势、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国欧安诺集团网站2018年9月10日报道】 2018年9月10日，法国欧安诺集团(Orano)在特里卡斯坦(Tricastin)举行一座铀转化厂的落成仪式。法国经济和财政部国务秘书Delphine Geny-Stephann、欧安诺执行董事会主席菲利普·瓦兰、欧安诺首席执行官菲利普·诺奇、来自60个国际客户的代表及其他相关人士参加了此次仪式。
以价格法计算市场分割指数，本文利用2004—2014年的中国省份19种行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测算31个省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刻画在时间上的变化趋势和空间上的地区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水平整体上展现出“在波动中整合”的趋势，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逐渐增强，南北从差异不明显逐渐演变为从南向北逐渐减小。而通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本文发现，以政府财政支出为代表的制度因素和出口起到了推动劳动力市场整合，提高区域一体化的作用，而地区间发展差距、市场规模和进口则在客观上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程度。
本文结论对于促进国内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具有一定政策启示意义。首先，通过外贸政策调节以鼓励出口，从而减轻分割程度。其次，地方政府要立足于打破区域壁垒，加强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省际资源流动，并通过在更大尺度的区域内统筹，从而达到市场规模的最优化，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程度，在不断的区域分工和合作中实现市场分割的下降和一体化程度的提升。
本文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是虽然采用了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但是估计的只是市场分割与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二是相关机制还需要深入检验。以国企就业比重对市场分割影响为例，理论上存在正负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国企对市场的垄断会造成市场分割加剧，但另一方面，地区间国企收入差距小且稳定，造成市场分割变小。本文发现只是显示了总效应，如果能够区分并剥离出两种不同方向的效应，对相关机制的认识会更加深入。
【点评】小作者以小见大，通过表姑家所在地方的环境和生活状况的今昔对比，表现了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富有时代气息。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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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temporal Evolution of China ’s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HAN Shuaishuai1,2,3，SUN Bindong1,2,3
(1.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2.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3. Future City Lab, East China Norn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Market segmentation will undermine the unified labor market,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flow of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effects of scale economies. Based on the average wage data of employees in 19 industries from 2004 to 2014 in China,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index by using the relative price method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rough the fixed effec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1) China’s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volatility tends to integrate”. 2) There we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division between regions, which gradually increased from the east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gradually decreased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from the non-obvious differences. 3)Judging from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represented by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 and the export of foreign trade have played roles in promoting integration of labor market and region. However, the gap amo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level, the market size and the import of foreign trade has exacerbated regional the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objectively. The study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explor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and formulating the policy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Keywords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relative price variance;market integration;the regional difference;fixed effects
中图分类号 ：F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19)02-0092-13
DOI ：10.3969/j.issn.1000-4149.2019.02.008
收稿日期 ：2018-03-30；；
修订日期： 2018-09-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优化研究”(17ZDA068)。
作者简介 ：韩帅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未来城市实验室博士研究生；孙斌栋(通讯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未来城市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刘爱华，方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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