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建设中的认同问题
王希恩
[提要] 把分散的多民族打造成一个整体的国家民族建设，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发展的一个普遍倾向，中国也不例外。中华民族建设实际上也就是“多元一体”建设，一方面要包容文化和族体的多样性，一方面又要认同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实现国家层面的一体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要从文化认同上表现出来。中华文化认同包括三个层面：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和中华民族的一体性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基于政治、经济和地域等因素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除了讲文化认同之外，还要讲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既包括国家认同，也包括利益认同与命运认同。自觉认识和发挥中国民族建设的优势，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旗帜，努力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我国民族理论工作的一项重要责任。
[关键词] 中华民族；民族建设；文化认同；国家认同
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认同问题有重合的地方，但是分开来讲还是有差别的。按我的理解，民族意识或民族共同体意识包含民族认同，或主要是民族认同，但不完全等同于民族认同。[1]所以，我选这个题目，主要谈其中的认同问题，还是能够成立的。①就这个话题，我想着重讲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建设
第一个问题，我想先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一个背景上的梳理。这里，先需澄清几个概念。
首先是怎样理解“多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我们在文章、教科书和著作中经常提到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又讲我们是一个“民族国家”。既然是“多民族国家”，怎么又是“民族国家”？这不是很矛盾吗？其实这两个概念原来的确不是一回事，指的是单一民族构成和多民族成分构成的两种国家形态，但现在可以统一了，这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当把“民族国家”仅仅理解成是由单一民族构成时，我们肯定不能讲中国是“民族国家”；但当“民族国家”也可以是多民族构成时，中国就既能说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可以是一个“民族国家”了。两者并不矛盾。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都和我们谈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认同问题直接相关。
综上所述，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程小青本人的诗学形态对于西方事物的态度都是认可的，并希望借助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思想来改变旧中国。受这两种因素的影响，程小青在翻译侦探小说这一新文学样式时，分别采用了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的策略；但在使用两种策略时，译者的侧重点不同，有着不同的原因。
所谓“民族国家”，实际上是来自欧洲的一个概念。西方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把历史上的国家形态做了一个排序：最早是城邦国家，比如希腊，古希腊就属于城邦国家。城邦国家都是小国寡民，一个城邦就是一个国家，比如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等。按此理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乃至以前的“国家”也都是城邦国家，所谓“方国”“古国”“邦国”等即是这样的国家。夏、商、周可以看作是由这些小邦国构成的“联邦”。那时候的人口不多，一个城市加上周边一些领地就是一个“国家”。城邦国家之后是帝国，帝国就是由皇帝、君王统治的大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统治集权，像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波斯帝国等。中国自建立秦朝之后就进入了帝国时代，秦汉、大唐、元、清等都曾是强大无比的大帝国。欧洲进入中世纪后帝国解体了，进入了封建时代，出现了割据一方的所谓“封建领地”。每一块封建领土就类似一个小国家，有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的等级。在“封建领地”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及城市的形成，出现了市民阶级与封建君主结盟的民族君主国。民族君主国也就是早期的民族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从西方学者的观点来看，民族国家是城邦、帝国和封建领地之后的另外一种国家形态。但这种国家形态在欧洲比较典型，在中国，封建领地则不明显，因为自秦汉以后都是帝国形态，尽管有分裂割据的存在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封建领地时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是辛亥革命以后接续清朝这个帝国开始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但同时也是一个基于政治、经济和地域等综合因素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所以我们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只讲文化认同就不够全面，而是在讲文化这个根本认同之外，还要讲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
18世纪以后，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普及，民族国家逐渐成熟。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两个：一个是自然形态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就是与民主政治相结合的主权原则。具备这两个特征的民族国家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时候还比较典型，像法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甚至德国、意大利等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同时基本呈现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结构。但是越到后来，特别是到了20世纪以后，这些传统的“一族一国”结构便慢慢分解，一个国家普遍不再只是一个民族了。当然，这种变化与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引起的族际人口跨国性流动直接相关。
体育教学是为了培养学生强健的体魄和健身的意识，高等教育阶段的体育教学重在后者，因此高校体育教学要以学生为本，要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在高校的教育评价中必须重视学生评价，从体育教学对学生的有效性角度进行体育教学的评判。同时，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强化学生评价也是为了让体育教师更加重视学生的体育学习需求，使体育教学与实际需求密切联系，也是提高有效性的重要方式。当前阶段，高校体育教学中学生评教的地位还不突出，在具体的实行过程中也还有不完善之处。
所以至少自20世纪以后，我们讲民族国家的时候，它就不再具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个特征了。如今的民族国家实际上已更多地是一个国际政治单元，它可以维持原来的一个民族，但是更多地已是多个民族。所以我们讲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国际政治单元中的民族国家，这两个概念并不冲突。从英文表述里就很容易看出两者的不同：多民族国家的表述是multi-ethnic country，而民族国家则是nation-state。中文里虽然都用了“民族”，但两个术语中的指向是不一样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是“ethnic”单元，而“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则等同于“国民”。“民族国家”中的民族“nation”可以是一个“ethnic”单元，也可以是多个“ethnic”单元。所以，我们讲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是对的，因为她有56个民族；同样，说她是一个民族国家，也是对的，因为她的国民都属一个中华民族。两者属于不同的话语系统，但并不矛盾。
承认各自民族文化认同的合理性，实际上也就是承认文化多样性的理念。文化多样和民族多元在民族存在的时代是对应的。文化多样性是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在国际社会得到普遍认可的一个理念，包括中国。这从国家领导人有关文明和文化的讲话中可得到证明。给人印象很深的如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一些外交场合的致辞，2014年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的讲话等，都表达了文明互鉴、文化多元交流交融的观点。这和世界大多数国家对文化多样性的强调和鼓励是一致的、相通的。文化多样是世界的一个本来面貌，人类社会本来就是多姿多彩的。多元、有色彩才有活力，多元交流才能互鉴互融、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多元或多样性不但是色彩问题，也是创造力的源泉。我们经常讲民族之间要交流，为什么要交流？因为民族相互之间有不同，各有所长。如果没有这种差异、没有这种不同，人类就没有必要有那么多的你来我往。所以说我们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长处，也要尊重其他民族和他们的不同。这才符合世界本真和规律。正因为这样，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政策才始终坚持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政策，而不是民族融合、取消民族的政策。只有各个民族共同发展，既包括经济的发展也包括文化的发展，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呈现出更大的活力，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应该说，中国的民族建设自近代以来或者说自辛亥革命以后就开始了，而当前我们所谈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中国民族建设的继续。在当代中国，强调中华民族意识与强调爱国主义教育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强调爱国主义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他们也一直在强调中华民族意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到其后的中华民族精神，再到当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是如此。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建设是一致的。这里的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就是中华民族。强调中华民族意识，就是强调爱国主义。
民族国家既然是进步的、先进的，那不管是历史存在也好，还是现代经济发展促成的也好，国家的单一民族成分毕竟是少数，多民族存在却是一种常态。那该怎样解决这一矛盾？这就提出了“民族建设”或者“民族国家建设”问题。
“民族建设”或者“民族国家建设”的英文表述是nation-building。原义是借助一种建筑学的比喻，指一个国家内部走向一体化，使其居民成为一个“民族”(nation)的过程。[3](P.489)也就是说，通过一种“建设”使多元的族体或民族(ethnic)熔铸成一个民族整体，以对应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想。当然，起初这种熔铸是以消融多元族体或民族为目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纯粹的同质化建设不可能实现，更多更普遍的民族建设是包容多样性文化和族体存在的一体性建设。在我国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建设，即一方面包容文化和族体多样性的存在；一方面又要认同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实现国家层面的一体化。把分散的多民族打造成一个整体的国家民族的民族建设或民族国家建设，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发展的一个普遍倾向，中国也不例外。
目标趋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建设”原本是一种民族主义理念。其实，不要把民族主义都看成是坏东西。从学术思想发展史来看，启蒙时代发端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一样，也是在追求人类的美好未来，只是和世界主义的追求途径不一样，以至于在它的理论发展中走向极端了，后来它的极端性、保守性、狭隘性得到了扩张，而原有的那种积极的东西、合理的东西被掩盖了。民族主义有进步、积极的一面，也有反动、消极的一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着充分的论述。他们对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和批判，但对其合理的、积极的和有益的东西则是借助和吸纳，所以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完整立场是批判、借助和吸纳，而不是一味地反对和拒绝。[4]同样在民族国家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正如上面我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国家始终是持肯定态度的。正因为民族国家是有益于社会发展进步的，也是马克思主义所肯定的，那我们在实践中自觉进行的民族国家建设也是必需的、必要的。民族国家的另一面是国家民族，二者是一体两面，所以民族国家建设与国家民族建设是一致的。
但是民族国家是不是也适合社会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明说。可从他们的论述逻辑来看，也还是肯定的。特别是列宁和斯大林，还是倾向于认为民族国家也是适合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力发展的。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以阶级意识为主导的意识形态逐渐被以文化、“族性”为标志的意识形态所代替。这在国家层面的表现就是国家利益强调得多了，民族利益、民族意识强调得多了，爱国主义、民族建设得到凸显了。不光是中国，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也都如此。“族性”张扬已经成为时代的一个特征，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所以我们提倡和强调中华民族意识是时代使然，是顺应潮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
二、中华文化认同的三个层面
民族国家建设或民族建设要求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要抓。物质方面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等，精神方面就要搞文化建设和情感建设。我们的中华民族建设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强调中华民族意识，强调中华民族凝聚力，实际上就是在强调中国民族建设中的文化建设和情感建设。精神方面也很重要，现实条件下我们在这方面明显有缺失，所以近年来中央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十九大又把它作为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加以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一条主线，成为中华民族建设中的一项基本建设。不仅如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写入新近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华民族”入宪，说明增强中华民族意识已经上升到国家的根本大法，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其意义非常重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是一个认同问题，这种认同首先要从文化上表现出来。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此有明确的表达，讲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的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解决好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5](P.252-253)文化认同是根本，因为民族的根本区别是文化的不同。我们谈中华文化认同，涉及到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怎么理解。所以，我认为中华文化认同应该包括三个层面，这就是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和中华民族的一体性认同。
采用SPSS 17.0软件，比较鼻出血患者血型构成比与同期我院住院患者中创伤类患者血型构成比，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去看民族国家的历史地位？民族国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普遍认可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国家形态。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经典作家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民族国家的论述。他们的普遍看法就是，“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2](P.225)；“从民族关系方面来看，民族国家无疑是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2](P.228)。经典作家这样说有着充分理由，因为民族国家是随着资本主义上升而形成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政治统一了，文化统一了，市场也统一了，最容易促进生产力发展。
护理人员在护理工作中进行整体护理，将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运用到工作中，以患者为中心，增加了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感，改变患者对医院以及医护人员的看法，建立更加和谐的护患关系，保障了患者的就医环境与就医氛围，减少患者的不满情绪，增加了患者的满意度。同是对于患者来说，更加了解自己的疾病，消除忧郁，焦虑，紧张的心理因素，乐观积极的接受治疗，有利于尽早的恢复健康，回到健康的生活中。
其次，由于当前的值班律师采用的是“轮班制”，而且每个值班律师面对的案件又较多，因此值班律师在案件的处理上往往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值班律师通常仅仅为被告人提供一些暂时性、过渡性的法律服务。相比那些当事人委托的辩护律师和法律援助律师，值班律师的服务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二个层面的认同就是民族之间的认同，即中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这也是文化认同的应有之义。“认同”首先是一个感受、一种自我归属感，同时也包含了肯定和认可的意蕴。所以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各民族之间的包容和接纳，也是在中华文化认同的范畴之内的。我们既要自我认同，也要相互认同、相互接纳、相互包容。这是认同的应有之义，不能把它抛弃在外。
“酒局圈”即有的地方某些官员中形成的人员刚性不变、时地相对固定的聚吃聚喝。但他们真是为了喝酒吗？“酒局”之上，或结利益同盟，搞权力交易，拉关系、投靠山、通路子、站队伍，编织“人脉”网络；或为一己营造声势，捞取政治资本，并利用“小圈子”明争暗斗，争权夺势；或充当“地下组织部长”，岂但是妄议人事安排、泄露组织机密，更有筹划于“酒局”，发难于官场的；或是传播小道消息、散布流言蜚语，妄议大政方针、妄测时局走向；或是在“酒局”上与商人称兄道弟，行“江湖义气”，搞权钱勾兑等等，总之不一而足，总之“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权力也！
一般而言，我们对不同民族的文化持认同和肯定态度是能够做到的。比方说旅游，现在内地的人去旅游最想去的就是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因为那里的文化与自己的文化差别大，人们感到很新鲜。又比如，在电视上，我经常看“星光大道”。“星光大道”节目的整个方向还是比较民间化和大众化的。而一般来说，少数民族的选手往往能够在观众和嘉宾的投票中得到更高的票数，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对少数民族文化抱着一个非常欣赏的角度去接纳它。从面上来讲，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大家都非常认可、接受。但是在一些具体层面，比方说在网络上，涉及到民族问题的一些讨论却充斥着大量非理性的声音，暴露出一些人在文化观念上，在对待其他民族的态度上缺乏起码的尊重。这都不是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所应有的态度。大家现在都谈到民族工作的重心越来越转移到城市去了。为什么？因为城市是容纳或分解民族聚居的一个主要场所。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大量的聚居人口被分解。在这种场合，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上的对撞和矛盾就显露出来了，造成了当前城市民族工作的分量越来越大，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在讲民族之间的关系或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方面需要重视城市民族工作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谈任何理论问题，都和实践息息相关；而谈中华文化认同，如果忽略了民族之间的认同，这个认同也不全面。
第三个层面就是中华共性文化认同。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各民族文化的统称，也有着实在的一体性内容，这就是覆盖中国各民族的共性文化。这个认同事关中华民族存在的根本，可以称得上是中华文化的大认同。我们需要尊重56个民族各自的小认同，更要强调中华文化共性层面的大认同。在中国，56个民族都各称“民族”，但是放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我们都是中华民族。我们被称为一个民族是基于我们有更多的共性。否认了这种共性，否认了中国人都有的共有特点，就等于否认了中华民族的存在。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所以说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承认我们有共性。
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举出许多更宏观的例子。比方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儒学理论、天下归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注重忠孝节义的社会伦理、各地同一的节庆礼仪，以及当今各族共享的汉字、普通话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等。儒学理论最早由孔子创立，他在世时和其后的相当时期内流行并不广，但是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以后，就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共同推崇的治国理论了，包括那些少数民族主政的朝代。汉代以后是魏晋十六国和南北朝。这一时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非常多，包括匈奴、鲜卑、乌桓、氐、羌、羯、高车等。所谓“五胡”只是少数民族的泛称，其实远不止五个。这些少数民族不管原来与汉族有多少文化隔阂，只要在内地建政，都要借助汉族士大夫运用儒学理论作为自己治国理政的思想工具。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再到宋辽夏金和元明清，不管哪一个民族当政，都会以儒学做基础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一些人老是批判中国政治是集权政治，将它描述得如何如何不好，但我们躬身自问，中国历史上何曾出现过成形的非集权政治？不要老拿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政治传统，秦代以来沿袭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绝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而是适合中国社会、适应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选择。马克思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确有其普遍性，也符合中国古代历史实际。我们现在讲西方的民主制度靠选举支撑，而这一制度至少是从其形成国家时就有的，是适应小国寡民的城邦社会，而后又不断发展延续下来的。它和中国这么一个小农经济占主体，国土广袤、民族众多的社会完全不一样。很难想象除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甚至被诟之以病的专制之外，还有什么体制可以将中国社会组织起来行使有效的统治。这些政治传统也不断被各族统治者所承袭和发展，成为我们的一种共性文化。我们谈历史也好，谈现实也好，总是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离开了这一点，很难形成正确的认识。
在各民族自身的文化认同应该得到承认的同时，还有一点应该提出，就是要注意分辨哪些是代表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哪些是文化糟粕。我们认同的应该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一种民族文化，总体来看，我们可以承认它、尊重它，但它总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我始终反对凡是文化都要尊重这种观念，是否值得尊重、值得认同应该做具体分析，弄清哪些是我们应该尊重的、认同的，哪些是该抛弃的，不要搞那种无原则的“文化崇拜”。这是第一个层面的认同。
我们说汉族人讲忠孝节义，其实少数民族也讲忠孝节义，这个是共性。普通话也是一种典型的共性文化。现在有人把普通话叫国语，其实不妥，这个问题早就有过讨论，只不过20世纪50年代就解决了，不叫国语，就叫普通话。普通话的基本成分还是汉语，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成分。因为普通话基本上是以北京话为基础，而北京话则是从宋、金以来，生活在当地的汉人和女真人、满人以及蒙古人等民族的语言不断交融发展的结果。所以普通话也是中华民族典型的共性文化，值得我们自觉认同、大力弘扬。
在中国，中华文化呈现出较多的汉文化色彩很正常。我们讲共性文化也好，讲各民族的文化也好，都是这样。因为汉族自古到今在人口上始终占绝对多数，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上的各种文化也是汉文化占主流。以此说中华文化呈现出较多的汉文化色彩并不奇怪，但这绝不等于说中华文化就是汉文化。这是两个概念，和中华民族不能等同于汉族是一个道理。但是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会把汉文化和中华文化等同起来。这种观念过去有，时至今日仍然有，汉族社会有，少数民族社会也有。把中华文化等同于汉文化的现象非常普遍，我们去翻翻包括一些名家在内的文学著作、史学著作，看看一些网上的解释，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时很容易留下这个印象。我们去做社会调查，包括问卷调查，当你问什么是中华文化的时候，很多少数民族就把它直接说成是汉族文化，这和很多少数民族把中华民族当成汉族是一回事。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但有些人可能意识不到。如果这种错误被某些人放大和利用，问题就大了：因为如果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只等于汉民族和汉文化，那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只是汉族的事儿，与少数民族有什么关系？这是很简单的逻辑。民族分裂势力也恰恰是利用这一点来作为分裂理由的。所以在认同中华文化这个问题上，绝不应该含糊：中华文化是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共有的文化。“要向各族人民反复讲，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做出了贡献，各民族要相互欣赏、相互学习。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把本民族文化置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都是不对的，都要坚决克服。”[6]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非常有针对性。
三、增强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
小学阶段是学生各方面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并且一旦养成某种习惯，后期很难改变。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学生的这一特性，不要过分注重学生的考试分数，而是注重对其人格的培养与锻炼。教师要转变观念，将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注重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与学生保持平等关系，拉近与学生的距离，从日常生活小事着手，对学生进行反复的思想品德训练，使得这些训练过程和结果在学生的脑海中形成固定模式，即条件反射，并在日常的实际运用中逐渐外化为自然习惯。
为了使我们提出的教学活动设计框架更具有可行性，我们将基于《综合商务英语》课的教学实践提出有效实施商务英语教学活动的策略。
这里还要提到一个概念问题，就是我们以前都是讲“中华民族”，现在多讲“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本是一个意思，因为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共同体。现在为什么要在“民族之后”加上“共同体”呢？显然是为了凸显“共同性”和“一体性”的意味。对此，我们要理解两者在使用上的细微不同，理解党中央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
“中华民族”一词最早是1902年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开始使用的。此后，对“中华民族”的理解实际上延续着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这个概念指的是谁？指的仅仅是汉族呢，还是也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部中国人？另一条线索就是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共同体：它只是民族学意义上的一个族类共同体呢，还是一个也包含着其他属性的综合共同体？这两条轨迹演化的一个结果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中华民族不仅仅是汉族，而是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全体中国国民，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民族；另外一个结果是，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或族类共同体，还是一个容纳了政治、经济、地域因素在内的综合共同体。由于这种综合性和一体性，故也称为“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第一个层面是各民族自身的文化认同。中华民族是由56个具体民族所构成的，56个民族层面各自的文化认同是必须的、必要的。我们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是实实在在的存在，都有自己的文化，这就决定了每个民族成员对自己的文化都有一种感情，有自己的文化归属感。这就是文化认同。抹杀它或否定它都是不对的，因为这是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基本面，没有这个基本面，中华文化认同就是一个空泛的存在。认同中华文化和认同56个民族各自的文化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56个民族认同自己的文化，是中华文化认同的一个层面、一个部分。
正因为中华民族具有这样一个综合的属性，所以我们讲中华民族认同的时候，只讲文化认同就不够了。56个民族的文化尽管有很大的共性，但有些民族之间的文化还是有较大差别的，语言不通，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同，如果仅仅强调文化认同可能就比较勉强。另外，还有的民族是近代以后才从外面进来的，进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时间不长；还有很多是跨境民族或跨界民族，有着与境外民族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这就使得他们的文化认同有着很大的可变性和多重性，完全靠文化认同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加和加强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非常有必要。
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从无到有得益于国际间交流和合作。中国第一次深入参与可再生能源项目，是中德签署的3个能源合作项目，以北京市大兴县义和庄等三处作为项目示范点，进行新农村规划和建筑设计，安装新能源设施。之后中国与欧盟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合作。具体包括：
政治认同包括什么？首先是国家认同。人类有各种社会组合形式，国家是最能满足人类安全保障和生存发展的政治形式。国家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除此之外，国家也有民族性。因为任何国家都由特定民族的人口所组成，都要维护特定民族的利益。冷战结束以后，以阶级色彩为主调的意识形态减弱，民族因素、宗教因素、文化因素等所谓的“族性”色彩突出，相应的民族国家的地位也得到了加强。而在中国，爱国主义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中得到彰显，这是对世界大势的顺应。我们讲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什么叫全球化？全球化无非就是人口、资本、信息、技术等等突破国界和地区界限，在世界范围内传布的现象和过程。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全球化的研究十分热烈。学界一度有这样一种看法，就是全球化将会使民族国家时代成为过去。从逻辑上讲，这是能够成立的。因为全球化突破国家界限，人类社会必然会形成一个由“全球政府”主导的世界。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实践，全球化尽管在突飞猛进地推进，却并没有使民族国家退出历史舞台。甚至在全球化历程开始得最早、步伐走得最远的西方世界，各自的民族国家立场不但丝毫没有得到动摇，反而更为坚定。当前的西方国家正在集体向后转，从拥抱全球化的立场向画地为牢的民族国家堡垒退缩。
天葬师听到了远空的鸣叫，却并未抬头。他探出左手，扣住天葬台上尸体腰间的白布，猛然发力，将尸体高高抛入空中。尸体旋转着下落，天葬刀只如一道红色的闪电，在尸体周身上下翻飞。
特朗普从竞选到现在，摆出的政治姿态就是不断回缩到赤裸裸的国家利己主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美国优先”。不管是颁布“禁穆令”、修建边境墙还是发动贸易战、退出国际组织，都在向最大限度地满足美国利益这个立场退缩。欧洲也一样。欧盟原来是人们看好突破民族国家向所谓“世界政府”过渡的一个区域性组织，现在则面临重大危机：英国脱欧已使欧盟的完整性大打折扣。意大利、奥地利、法国等国的极右势力已经羽翼渐丰。法国的马克龙在参选的最后时刻才险胜勒庞。勒庞是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的领导人，其政治倾向主要就是排斥外来移民甚至脱欧。2018年9月10号，瑞典大选中的极右势力票数上升到17%，这是前所未有的。瑞典可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样板国家。极右势力首先反对移民(这些移民主要来自中东和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世界)，然后就是主张脱欧。如果法国是勒庞上台，那么勒庞领导的法国可能很快就会像英国那样启动脱欧进程。右翼势力反移民、主张脱欧，维护的是什么呢？维护的就是以各自原居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民族国家最终是会退出历史舞台的，但是现在还远远不是消亡的时代，也远远没有褪去自己的民族色彩。所以说从世界形势来看，中国也没有理由不更加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中国56个民族都从自己的国家中获得安全、安宁和发展的利益，也要为祖国奉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国家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一环。
国家认同与具体的政治制度分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国情和历史的选择。我们认同国家，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什么叫国家？有两种涵义：一种就是政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就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具有强制力的公权力；另外一种就是人们常说的领土、政府和国民三者的结合。所以我们谈国家认同一定应是完整的、具体的。具体到当下，有人认为，国家认同和爱国只应限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其上的人民，避而不谈带领我们前行的党和政府，这是说不过去的。平心而论，中国如此多的人口和民族、如此广袤的国土、如此复杂的社会构成，离开一个强大的党和强大的政府，很难想象会是一种什么状态。
政治认同包括完整地认同国家，也包括认同各民族共同的利益和命运，也就是利益认同和命运认同。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壮丽辽阔的国土、灿烂多样的文化，还是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近代以来抗击列强压迫，争取祖国解放，维护国家独立和中国特色现代化奇迹的创造也都是各族人民共同完成的。历经数千年的中华各民族早已形成了休戚与共、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这种关系促使各民族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一个命运共同体。
利益认同在认同理论中非常受重视。能够决定认同取向的是三个因素：文化、利益和环境。其中文化是“天然”的成分，文化认同最持久、最深厚；而利益是现实的因素，利益认同最直接、最有力。利益和命运密不可分。就此而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环节中，我们要重视文化认同，同样要重视利益认同。利益认同可以弥合文化认同，也可以分解文化认同。为什么？因为利益涉及的是人们需求的方方面面，包括基本的物质条件，而文化总是退居其后的精神需求，与精神需求相比，物质需求总是更直接、更基础。人们可以不认自己的文化，但不能不吃饭。人与人之间可能有隔阂，但有了共同利益以后就可以摒弃前嫌，在共同的利益和命运下成为一家人。利益认同有时比文化认同还要厉害，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利益认同的作用。中华各民族之间原本就有着休戚与共的利益关系，忽视这一点，原有的文化认同也会失去根基。
毛泽东讲过:“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7](P.120)这句话讲的就是中华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人口众多，只有和地大物博结合起来，中国才有实力，包括物质实力、人口实力、经济实力。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讲国情的时候说民族地方有“六个区”，就是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5](P.20)，这和毛泽东讲的一样，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好、开放发展也好、民族振兴也好，都离不开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相互依存关系。我国各民族只有依靠共同的国家，凝聚起强大的凝聚力，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中华民族的利益共同体属性和命运共同体属性必将愈发凸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每一个民族都不可能独享其荣、独善其身，而只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九大，党中央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述有了一些新的期望，讲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也提出中华民族应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人口最多，拥有的国土面积也大，理应对人类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孙中山曾讲“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地位，还要对世界负一个大责任”[8](P.691)，毛泽东也讲“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9](P.157)，习近平更直接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中国应当对人类负起更大的责任、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的应有担当、应有胸怀。但承担起这种责任和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果自身都是散沙一盘，怎么去承担这个责任？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11月18日，澳大利亚动用直升机为墨尔本的四个博物馆安装2700多块太阳能电池板。这将是墨尔本最大的太阳能电池阵列。整个项目将使维多利亚州博物馆的碳排放量减少35%，每年减少4590吨二氧化碳排放。
四、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旗帜
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和中国的国运一脉相承、一体两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现代化强国的建成也是一体两面。我们提到中华民族建设或类似的问题，那么中华民族到底是已经存在了、形成了，还是有待形成之中？我的理解，中华民族既是一个客观存在，也是一个需要不断建设的共同体。所谓客观存在，即中华民族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而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按费孝通先生的提法，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过程。自在阶段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自觉阶段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开始的，从原来的“自在”性存在发展到“自觉”意识的形成是逐步演化的。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属性，进入近代以后，各族人民经受了沉重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压迫，继而奋起反抗，与外国列强发生了激烈的正面对抗，由此产生了作为一个“民族”的强烈自我意识，完成了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演化，形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民族。所以，不论从“自在”的角度看，还是从“自觉”的角度看，中华民族都已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是中华民族虽然已经形成，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的不完善、不完整和不成熟，至少我们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经济上还有很多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上也都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所以说中华民族既是一个历史和现实的存在，又是一个有待建设和发展的共同体。正因为这样，我对这一问题的表达一直是用“中华民族建设”，而没有用“中华民族构建”。这两个概念虽然很近似，但又有一些区别。严格来讲，“构建”的意思是在不存在或没有的条件下的一种建设；而“建设”的含义，既包括从无到有的构建，也包含已经有了但还需要巩固完善的意味。所以我认为谈到中华民族时用“建设”比用“构建”更合适。因为中华民族已经存在，它有一个完善发展的过程，需要建设，而不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构建。
从世界主要国家的民族结构和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的民族建设有着自己特有的优势和基础。近代以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赢得民族独立的世界各国，都在有意无意进行着民族建设，但建设的基础不一样，可以分多种类型。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拉美国家在内的移民国家是一个类型。这种民族建设的主体是外来移民。他们从原来的民族母体中脱离出来，到了另外一片土地上去创建一个新国家、建设一个新民族。他们不仅是移民，而且成分还多样化，前后一直在持续，这使得他们的民族建设比中国要难很多，成本太大。他们引以自豪的或者说他们很成功的一个方面，就是靠着所谓“宪政爱国主义”来打造政治认同，用移民主体的核心文化来树立文化认同，但是他们远没有中国这么一个强大的、原生的中华文化认同基础。美国在这方面非常典型。它的整个国家建设、民族建设应该说是很成功了，但是面临的困难也在逐步加大。因为它的文化结构和民族结构正在不断地复杂化、多元化，原来用以维系文化认同的盎格鲁-新教文化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因此亨廷顿才那么急切地追问“我们是谁”。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是另外一个类型。苏联建立前的沙俄是靠300年的殖民扩张建立的大帝国。苏联解体有很多原因，但是那么大的地盘、那么复杂的民族构成，不管用什么制度、什么文化来作为自己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都难以成功，先天条件太差。印度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它的居民人口、文化传承在历史上是断裂的。古印度和当今印度的人口、文化并不是一个系列。非洲直到现在还是一个“部族”传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他们大都接受了西方的政治理念和制度，也在从事民族建设，但他们大都还是部落政治、各自为政，难以建立统一的政治认同，更难形成坚固的文化认同。
唯有中国历经了5000年文明的洗礼，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地发展到今天，56个民族多元一体，相互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所以说不管政治认同也好、文化认同也好，中华民族建设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其他大国的民族建设相比，有着天然的优势。在这方面我们决不应该妄自菲薄，不应该放弃这个优势。为什么国家建设要增加一些民族色彩，搞民族建设，因为其一，国家本身就有民族属性，这是抹不掉的；其二，民族因素有助于国家凝聚力的增强，毕竟民族仍然是当代世界最具动员力和感召力的因素之一。所以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果剥离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联系，去掉国家的民族符号，就等于丢掉了我们自己的一项优势，既不现实，也不可取。自觉认识和发挥中国民族建设的优势，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旗帜，努力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我国民族理论工作的一项重要责任。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和自觉地担负起这个责任。
注释 ：
①本文是作者2018年9月15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新时代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研习班”授课的整理稿，原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认同问题》。
参考文献 ：
[1]王希恩.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J].民族研究，1995(6).
[2]列宁.论民族自决权[A]//列宁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4]王希恩.批判、借助和吸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J].民族研究，2007(5).
[5]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Z].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6]转引自丹珠昂奔.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J].求是，2015(15).
[7]毛泽东.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A]//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Z].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8]孙中山.三民主义[A]//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9]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A]//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中图分类号 ：C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9)05—0001—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少数民族视域研究”(17ZDA15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希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北京 100081
收稿日期 2019-03-09
责任编辑 李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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