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转轨模式的普适性——关于经济转轨过程的一个人力资本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人力资本论文,过程论文,理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转轨，到现在已有30年的历史了，我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其他转轨国家在转轨过程中则遇到了不少尖锐的问题，经济大都长期低迷甚至大幅下滑。于是，我国转轨模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国转轨模式对其他国家是否适用？这个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杨(Yang)，萨克斯、胡和杨(Saches，Woo and Yang)通过理论分析和经验检验，对中国渐进式改革提出了严密和全面的批评。他们认为，在缺乏宪政秩序的条件下，中国改革以及实行的财政分权制度严重破坏了经济赖以发展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因而是没有效率的，迄今为止的中国成功转轨存在高估的嫌疑。他们还分析了俄罗斯宪政转轨和中国的乡镇企业两个例子，并用大量实例说明了缺乏宪政的经济转型所付出的长期巨额代价，这一代价远远超过平滑转型的短期收益。[1][2][3]
从社会福利角度着手，刘、钱和罗兰(Lau，Qian and Roland)则认为，“双轨制”(渐进式改革中的具体措施之一)改革方式是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的一种巧妙机制。他们认为，在以计划经济为转轨起点的改革中，市场机制的引入为参与市场交易的经济主体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可以改善自身状况，而同时保留计划体制作用的领域，又可为市场化中潜在的利益受损者提供隐蔽的转移支付，具体方式是保护其计划体制内应得的租金。[4]
林毅夫、蔡昉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就能够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快速提升要素禀赋结构，以“小步快跑”的方式进行产业和技术升级。要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取得改革的成功，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相对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渐进式改革道路。[5][6][7]王廷惠也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渐进式改革是优于突变式改革的一种转轨形式。[8]
笔者认为，任何经济制度要正常发挥作用，均需与之匹配的人力资本体系，这种人力资本体系可能原本存在，也可能是在某种制度被确立之后内生形成的。计划经济需要的人力资本与市场经济需要的人力资本不同，与计划经济适应良好的人力资本可能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反之亦然。因此，如果经济制度从计划体制转变为市场体制，而人力资本并未成功转型，那么就可能导致经济崩溃。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实践，转轨国家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本；而计划体制期间对市场经济的排斥，又消除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本。因此，要想成功转轨，就必须有相应的市场经济型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并非朝夕之间就能完成的，因此，转轨过程只能采取渐进式的行动策略。
二、理论
众所周知，一个企业的生产需要多种投入品，如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等。实际上，企业生产过程中还需两种重要的要素：人力资本和制度。本文所说的人力资本主要是指企业管理层的经营能力以及工人的技术水平和对相关管理模式的适应能力。这里提及的制度包括企业内的制度和企业外的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公有的，企业内外的整个经济制度均为计划经济模式，因此，企业生产和经营中采用的人力资本也都是适应计划经济制度的人力资本。这样的人力资本在市场经济下有可能失效。
在研究转轨问题时，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及其速度。受人为因素控制的制度转换可以速度很快，但人力资本积累却是缓慢的过程，人对于新的制度或管理模式有一个学习和适应过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人力资本适合计划经济的体制特征及其要求。这种人力资本与企业内外的经济制度吻合，虽然这种制度效率可能较低，但至少还能维持生产。市场经济要求的是与计划经济体制截然不同的人力资本。比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可以不考虑其他企业的竞争，因为有国家整体安排和计划协调，一般没有重复建设。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是开放的，其他企业可以进入各个行业，所有企业必须面对竞争对手和竞争压力。同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可以不关心产品营销和新产品开发，甚至可以不关心盈亏，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些都必须考虑。
在突变式改革下，价格短期内全部放开，企业被迅速私有化。从制度层面上看，经济很快从计划经济模式转化为市场经济模式。由于在经济转轨初期各国缺乏适应市场经济的人力资本，计划经济下能够生产的企业和个人在突然处于市场经济后不知所措。即使与计划经济下相比，这时的生产也可能大幅度下降。在取消了政府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扶持和补贴之后，这些企业也难以为继，生产随之大幅下降。而在价格放开之后，由于消费品本就短缺，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又进一步导致生产下降，物价大幅上升。
而渐进式改革则不同。此时，制度演进的过程给了原本适应计划经济制度的市场参与者学习和适应新制度的时间。而且，制度变换为试错过程，制度的每一变化必须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因而每一步改革都会使生产增加，而不是下降，这与突变式改革的结果恰好相反。在这样的情况下，适合新制度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以相同速度增长，经济进入平稳发展的状态。
图1是这两种改革模式下GDP变化的时间路径示意图。假设一个经济开始时的国内生产总值为GDP[，0]，在t[，0]时刻，该经济的管理者决定实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如果采用突变式转轨，那么制度转轨后人力资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适应计划经济的人力资本尚未适应市场经济，因而在转轨初期该经济的总产出迅速下降。之后，随着人们慢慢适应市场经济，适合市场经济的人力资本缓慢增加，于是产出开始上升，最后超过原计划经济下的产出水平GDP[，0]。如果采取渐进式转轨，那么在t[，0]时刻，经济制度本身虽有变化，但变化不大，该经济的人力资本基本还能适应稍有变化的经济制度，而经济制度的微小变化有效调动了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产出增加。随后，经济制度继续微小调整，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继续学习并适应新的制度，于是产出继续增加，这一过程循环往复，就得到了一条永远高于原计划经济下的总产出GDP[，0]。
图1 两种转轨模式对总产出的影响
突变式改革可能导致制度的迅速变迁，高效率制度建立的速度可能快于渐进式改革，因此，也许有一天突变式改革的产出会超过渐进式改革(图1中的突变式改革2)，但这个时间到底需要多长却是个未知数，在这一段时期内经济还会受到大量其他意外因素的冲击。因此，一旦突变式改革下产出下降，也许最终会演变成永久性低于渐进式改革情形的局面(图1中的突变式改革1)。实际上，苏联解体已经20年了，原苏联国家的经济绩效依然无法恢复到原计划经济下的水平，这与中国的情形无法相比。
我们再来考虑一下这两种转轨方式的福利效果。如果人们的经济福利与其消费水平或GDP正相关，如果渐进式改革的产出永久性地高于突变式改革，那么与前者相应的福利水平显然要高于后者；如果后者的产出最终赶上前者，这两种转轨模式下总经济福利的差额也就是与图1中的不规则三角形ABC相应的产品总额所带来的福利水平，而且两种转轨路径相交所需的时间跨度越大，这两种转轨模式下总经济福利的差额也就越大。因此，相对而言，渐进式转轨要优于突变式转轨。
三、人力资本与经济转轨：历史考察
同样是经历了转轨过程，中国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其他转轨国家的经济表现完全不同(见图2和图3)。无论是从经济总量看，还是从人均GDP来看，东欧以及原苏联成员国家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这些国家在改革之后的10年之中，经济非但停滞不前，而且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以俄罗斯为例，改革伊始，其1990年的GDP为11 510.4亿国际元。到1998年，俄罗斯GDP为6 644.95亿国际元，总增长幅度为-42.2％，平均每年负增长4.7％。但俄罗斯的表现并非所有转轨国家中最差的，乌克兰、阿塞拜疆以及未在图2和图3中列出的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衰退情况更为严重。相比之下，中国每年9.12％的增长率显得尤为突出。
图2 转轨最初10年典型国家GDP总量的变化
注：GDP水平单位为按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PPPs)估计的1990年国际元。典型国家的选取是按照东欧、原苏联国家在东欧、中亚、西亚各随机选择一个国家，加上转轨的两个代表性大国——俄罗斯和中国。除中国以1978年为转轨基年以外，其他国家的转轨都以1990年为起点。而由于原苏联国家的数据缺失，其数据只持续到改革第九年。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96—304，334—339。图3同。
图3 转轨最初10年典型国家人均GDP的变化
要理解经济转轨过程，就必须明确经济转轨的起点。而就转轨起点而言，中国和苏联有许多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经历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在政府的有意安排下，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微观经济单位都变成了清一色的公有经济，即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国家代表全民掌管几乎所有的经济资源，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转轨开始。
其次，价格由政府控制，到经济转轨开始时，几乎所有物品的价格都在政府严格控制之下，所以价格机制的自动调节功能丧失，人们对市场经济没有充分的认识，对其适应能力比较差。
而从转轨起点上分析，两国最大的差异在于运作市场经济的人力资本之存量不同。经济转轨开始时，计划经济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已实行了几十年，而各国在实行计划经济期间往往也不对外开放，人们不了解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对市场经济不熟悉，缺乏从事市场运作的人力资本。原苏联实施计划经济接近70年，到经济转轨的初期，对市场经济还有点印象的人基本上已经作古，可以说对市场经济已经全然陌生。中国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1977年，经历了21年的计划经济，人们对市场经济可以说也比较陌生。但相比而言，中国情况要好得多。中国经历了21年的计划经济，时间虽然也不短，但至少在1977年的时候，1956年时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当时的年龄也就是四五十岁，正当壮年，而比他们年龄稍大一些的人还健在，因此在中国开始经济转轨的时候，人们对市场经济仍有所了解。而且，我国“土地改革运动”之后，曾在农村实施“四大自由”政策——允许农民有借贷、租佃、雇工、贸易的自由。因大跃进时期发生的全国性大饥荒，刘少奇在1962年曾推出农村经济政策“三自一包”。“三自”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这些政策都在中国农村留下了市场经济的种子。反观苏联，将近7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再加上对单一公有制的教育、宣传和执行，原先的市场经济型人力资本存量已基本消失，在转轨伊始其市场经济型人力资本几乎为零。这种市场经济型人力资本的存在，成为中国和原苏联经济转轨的一大差异。
四、人力资本与经济转轨：经济计量分析
我们也可以用计量经济方法对上述理论予以检验。如果上述理论正确，应该有如下推论：转轨之初市场经济型人力资本存量越大的国家，转轨过程越顺利，经济增长速度就越高。
(一)经济计量模型的设定
由于转轨初期的市场经济型人力资本存量是一个不易直接量化的指标，而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实行计划经济年限越长的国家，其市场经济型人力资本存量也相应越少，因此，笔者用转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年限作为市场经济型人力资本存量的代理变量。经济增长率就用转轨开始后10年的人均真实GDP的年均增长率来衡量。考虑到分析的样本不大，因此估计的方程越简单越好，否则容易出现计量结果的可信度问题。因此在这里的分析中，笔者用转轨开始后10年间各国的人均真实GDP的年均增长率对各国在转轨开始前计划经济的实施年限进行回归，即模型设定如下：
人均真实GDP增实率=
+
×实行计划经济的年限+μ(1)
在这个模型中需要检验的假设为“=0”，即实行计划经济的年限对经济增长不构成影响。若该假设不成立，则说明实行计划经济的年限即市场经济型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少对经济有着重要影响。
(二)数据介绍
本部分对7个东欧国家、原苏联地区的15个国家以及中国及越南共24个转轨国家的经济表现与转轨初期市场经济型人力资本存量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数据选取的是麦迪森对各个国家人均GDP的估计数字，这些数值是按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得出的。[9]在本部分中分析的是24个国家转轨开始后前10年的人均GDP增长率，计算方法为：
(三)回归结果
用表1中的数据对以上方程进行回归的结果(括号中表示t统计量)为：
真实GDP增长率
=12.2-0.276×实行计划经济的年限
(5.453)(-7.382)
+μ (3)
=0.712；n=24
实行计划经济年限的估计系数为-0.276，而且非常显著，表明每增加一年的计划经济时间，将使转轨开始后10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0.28个百分点。这个方程的达到了0.712，说明实行计划经济的年限解释了接近71％的GDP增长的变动，因此人力资本的不同是GDP增长率变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总结
在对经济转轨模式的讨论中，本文赞同“渐进式”转轨过程的必要性。众所周知，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实践，转轨国家已经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本；而在此期间对市场经济的排斥，又消除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本，而要想成功转轨，就必须有相应的市场经济型人力资本，但人力资本的积累并不可能突变完成。因此，转轨过程就必须采取渐进方式。本文还通过对中国和原苏联国家转型的历史经验分析，证明了人力资本是影响转型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如果人力资本差异是影响转轨过程的重要因素，中国转轨模式就具有很强的普适性。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作了相应的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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