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成规”的建立——对《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再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规论文,晚霞论文,班主任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程光炜 李杨
主持人的话：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最为今天的研究者熟悉的阶段无疑是八十年代文学。不仅仅因为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大多是八十年代文学的亲历者，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知识与文学理解大都孕育和成型于八十年代。在今天的中国语境中提出“重返八十年代”，源于九十年代以后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的自我反思。在这一视阈中，“八十年代”已经不再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一段既亲切又真实的“历史”，而是一个以“文学”与“历史”为名的现代性建构。“重返八十年代”意味着将八十年代重新变成一个问题，它尝试通过将八十年代历史化和知识化，探讨何种力量与何种方式参与了八十年代的文学建构。我们的工作，包括对一些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的重读——既有对一些已形成定论的作品的重新解释，还应该包含对一些主流文学史无法容纳的作品的再解读。与此同时，它还包括对文学思潮的重新探讨，对八十年代文学制度化过程的分析，包括对文学刊物，文学出版、文学评奖、文学组织机构、文学政策、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学史的写作等等的个案分析……我们希望通过类似的工作，挖掘在八十年代知识建构过程中被遗失、压抑或被扭曲的一些元素，重现被遗忘或被改写的知识和思想——通过重新理解八十年代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读解当下中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而思考文学的位置和意义。“重返八十年代”专栏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思想的平台，热诚希望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参与。
程光炜 李杨
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由《人民文学》一九七七年第十一期刊出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招来一些人的指责；但不久，更重要的意见开始压倒不同意见，认定它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①。到一九八五年一月出版的具有“总结”意味的《新时期文学六年》一书中，《班主任》的“正典”地位正式明确并稳定了下来。与此同时，刊发于《十月》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同属“伤痕”题材的礼平的长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以下简称《晚霞》)，却在同样“强烈反响”和相同文学环境里受到“冷遇”：更耐人寻味的是，它尽管也像《班主任》一样受到责难，但文学界并未像处理“《班主任》现象”那样最终为其“拨乱反正”地“正名”，所以后来的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始终未把它列入“正典”文学。直到九十年代后，始有人重新提起它，不过仍然将其放在“前伤痕文学”之中，而没有对已然形成的“文学史常识”有任何僭越和质疑。于是，一个“问题”就浮现在研究者面前：同属“伤痕”文学作品，照例备受瞩目，两篇小说的文学归宿为什么竟如此不同呢？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哪里？是什么力量使这一“差异”继续扩大并加以定型的？个中“文化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兴趣。
一、“揭露”的历史范围及其限度
毫无疑问，如果撇开后来夸张的“叙述”，“新时期”前后大多数的“地下文学”或“公开文学”，实际上都在有意无意地遵循着“揭露‘四人帮’”这条艺术的“潜规则”。但是，“揭露”的范围究竟应该有多大，限度在哪里，当时大家都不太清楚。这就使得文学界在一度形成比较活跃、时髦和极不确定的“探索”的潮流时，也会因文学观不同而在讨论和交锋过程中陷入“无序”的状态。《班主任》为读者叙述了这么一个“故事”：虽然已“在这一九七七年的春天”，“好青年”谢惠敏仍未从“四人帮”时代僵化的思想状态中“解放”出来。她认为，凡不被“报纸”承认的都是“黄书”(即使老师和同学都喜欢的《牛虻》和《青春之歌》也不例外)；对班里的“错误倾向”，她习惯于开会“狠批”而不愿与人平等沟通。因此，与老师和同学的关系闹得很僵。宋宝琦是一个“小流氓”，他无知、粗暴，把《牛虻》读成“牛亡”，把《辛稼轩词选》说成“新嫁车的词儿”，“仿佛一个被污水泼得变了形的灵魂”。最后，小说通过“班主任”张俊石之口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吁。《晚霞》并不满足于这种“揭露”、“呼吁”式的叙述，它对造成“悲剧”的历史成因和人的命运中所潜藏的存在主义命题的兴趣，似乎远远超出了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例如，在固定化的“文革”叙述框架中，它引出一对恋人兼仇人李淮平和南珊的“特殊身世”，而且对四十年代那场“大战”的“意义”刨根问底；同样是控诉和展示“伤痕”，但作品却执意超出社会学的禁忌，而将命运与存在、宗教的终极价值做令人不安的“深度互动”。两部小说在处理同样题材的方式和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明显差别，后来成为文学批评和争鸣的一个主要关节点②。
批评界对两部小说采取的是不同的态度：在当年杂志上人们看到，肯定《班主任》的多是“著名”文学评论家，而参与《晚霞》争鸣的则多数是“未名”批评者——这种不同“待遇”还显示为，《晚霞》后来又被拿到稍低一级、而且含有被“质疑”意味的杂志《作品与争鸣》上来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与小说作者“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主题设想相一致，众多“著名”文学评论家正是在这个新的“价值标准”上肯定《班主任》的“现实意义”的。朱寨指出：“以《班主任》为代表的几篇小说，揭出了由‘四人帮’造成的不同形态的社会弊病，目的是为了引起疗救，作者的批判锋芒，始终是对着‘四人帮’的。”③ 与此同时，在一篇题为《道德的追求和历史的道德化》的文章中，敏泽虽然肯定了《晚霞》“结构新颖、观察细致、文笔流畅、富有情采、表现了较强的对于生活的艺术感受力”等优点，但对小说“关于道德的说教”感到失望。此文指出，小说对历史事件不是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而是把抽象的道德观念如“宽容”、“爱”等放在小说描写的事件和思想的主宰地位，从而把历史给道德化了。这样，就必然会否定历史的发展规律，最终使历史成为无端倪可寻的乱麻一团④。在文学评论家看来，《晚霞》的问题正是出在对历史的“越界”上，而《班主任》的“主要贡献”则体现在“始终对着‘四人帮’”这一历史性的“预设”之中。在“著名”文学评论家这里，“历史”显然是存在着“限度”的，而这一限度，在他们的观念中被认定为是“筛选”、“甄别”或“淘汰”当时的文学作品的文学史线索和批评规则。
在当时，文学评论家都还没有今天这样明确的“文学史意识”，不过，他们的批评话语中实际已包含了“文学史”的意识和选择。在我看来，更多的评论家不是从审美的角度来选择“好作品”的，而是把“选择”理解成了“限制”，即把批评看作是思想上的“把关”。例如，郭志刚批评《晚霞》的一段话就是一个明显例子：
《晚霞》毕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作者对十年动乱期间红卫兵运动的描写，对这一运动所造成的社会恶果的揭示，是真实的，有着一定历史认识价值的，但由此得出的关于社会历史和人生信仰等问题的答案，却是错误的。
他分析道：
究其原因，是作者对一般历史和社会现象进行观察的时候，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用抽象的善恶观念代替了阶级观念，作者在向现实人生寻找答案的时候，陷入了宗教玄学，在描述历史事件的时候，又陷入了唯心主义。⑤
在这里，评论家提出了“限制”的重要命题，即用“权威叙述”限制“非权威叙述”，从而达到维持对“历史事件”进行“叙述”的特殊权力的目的。
当然，在八十年代初，由于“思想解放”一度压抑着传统的思想“禁忌”，“鼓励创新”成为文坛上的“主旋律”，这就使文学批评对创作的“限制”经常处于时紧时松的状态。还因为，文学评论家本身也有“思想解放”的要求，很多人也都有过这样那样的精神“创伤”，因此，在对待作品思想和艺术“探索”的态度上具有一定的弹性，尤其是当揭露“四人帮”的文学成规没有最终形成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所以，郭志刚的文章虽然对《晚霞》的“答案”表示了不满，但他仍然认为，作品对“社会恶果”的揭示，是“真实”的，有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这样的作品，也是“允许”存在的。
但礼平对人们的“批评”心怀不满，他认为批评界在“历史问题”上理解错了作品的初衷，他辩解说：“我在这部小说中说历史，说文明，说战争，说人生，还说到了哲学和宗教。其他的好像都不重要，我所说的哲学却触动了许多的人。在李淮平和南珊的爱情故事中，有一个哲学命题作为一条线索贯穿了始终……那是一个幽灵……而就是因为它，我被人抓住了把柄。”
透过作者的“抱怨”，我们实际上可以注意到另一个问题：这就是谁有“权力”来叙述历史？文学评论家们认为，对“历史”的解释一定要在适当的范围内来进行，而不能随意为之。而在《晚霞》的作者看来，“文明”与人为划定的狭隘的“历史”之间并不矛盾，在认识、叙述和艺术表现它的过程中，是可以稍微做一点“哲学”的思考的。他把自己最终“放弃创作”归之于对历史环境的过于超前，不过也有人指出：“问题不在你写的是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你在“当时”“写出许多人们想到或者还未曾想到要说的话”⑥
二、“具体”或“抽象”的叙事
围绕《晚霞》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它对“抽象”叙事热烈而“错误”的追求。按照当时的文学观来理解，所谓“具体”叙事是指作家作品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是在一种被事先规定的历史场景和历史认识中展开的；而“抽象”叙事则被看作是对这一“规定”和“本质”的脱离，是一种明显的改写、扩展，因而无形中对已经设限的具体历史场景和认识构成了直接威胁。
这一文学成规，成为《晚霞》招致“批评”的主要历史成因。与当时大多数流行的“伤痕”题材不同，《晚霞》的表面叙事是“伤痕”，它的深层叙事则是“宽容”、“忏悔”和“爱”。它不满足于那种“就‘伤痕’而写‘伤痕’”的创作范式，而试图透过当事人的“身世之谜”去直接追问“历史之谜”。在“抄家”的描写中，李淮平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他带红卫兵所“抄”的竟是恋人南珊的家。而南珊的外公楚轩吾，居然又是他父亲当年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现在已称作“民主人士”)！但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一连环套式扑朔迷离的叙事中，心灵真正受到“震动”的并不是这场“意外”和“误会”，而是被他“审问”的楚轩吾那段发人深省的“忏悔”。这种精神“忏悔”直接动摇了主人公李淮平对“文革”的迷信，从而整个颠覆了那个曾经对他的“精神成长”有过至深影响的“历史叙事”。而这个历史“诱因”，直接导致了多年后李淮平、南珊和长老在泰山上对人性、宗教和存在意义的那场“精神对话”：
长老说：艺术既然可以不真实，宗教为什么一定要真实？艺术的意义不在于真而在于美，同样，宗教的意义也不在于真而在于善……宗教一事，本为人心所设，信之则有，不信则无。
李淮平对南珊说：我却不能相信你没有痛苦……抄家，那仅仅是抄家吗……生活被破坏了，感情受到了蹂躏……丢掉你的宽容，拿出你应有的谴责和愤怒来……这样我也会好受一些。
南珊回答：你错了，淮平。你应该看到，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少年相识，中年重逢，这中间隔了整整一个青年时代。(然而)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他们毫不痛惜地摧毁古老的大厦，似乎只是为了给新建的屋宇开辟一块地基。这一切，是好还是坏？是是还是非？这样反反复复的动力究竟是什么？这个过程的意义又究竟何在？
《晚霞》一九八一年春问世时，“伤痕文学”的“成规”已经基本形成。因此，这段对话对上述成规的挑战，显然使文学界的心理和分寸大乱。人们注意到，对《晚霞》的批评，无一例外都集中在这一“抽象叙事”上。若水在《文汇报》上撰文指出，“历史对南珊是不可知的”，她的“错误在于，她企图用一个固定不变的抽象的道德尺子去衡量历史”。虽然小说对楚轩吾的塑造有所“突破”，但“我只是觉得作者把楚轩吾过分‘拔高’了，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⑦ 刘燕光则尖锐地指出了“抽象叙事”的“危害性”，他说：小说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而通过李淮平、南珊和住持和尚“艺术化地虚构出一种新的信仰模式”，但它将对“正在进行人生探索或由于某种挫折而发生迷惘的青年心灵的侵蚀更加严重”⑧。对小说试图超越具体的“历史环境”的描写，于建更是严正地表示：作品把“历史的必然性”归结为只是一种偶然的、不可知的“命运”捉弄了楚轩吾，如果按照这一观点，那么，那场大战“不仅是偶然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根本无所谓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⑨。
《班主任》显然是“伤痕文学”成规的受益者。它之所以没受到这种“质疑”，是因为它将对“生活”的描写严格限定在“具体叙事”上，而且对“现代小说”的叙述关系做了有利于这种叙事的变动和调整。于是人们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作品中那个乐于向学生“施教”的班主任事实上就是作者刘心武自己。刘心武既是小说的“作者”，同时也是它的“叙述者”(这本来是应该由班主任张俊石独自承担的角色)，他们之间采取同一叙述立场、同一叙述步骤，在作品中难分彼此，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布斯《小说修辞学》中那种“互文”性的“作者”与“叙述者”的关系规则，丝毫不为《班主任》所理睬。有时候，张俊石甚至会超出“叙述者”的角色，直接代替“作者”刘心武对读者大众发言：
他想到自己的职责——人民教师、班主任，他所培养的，不要说只是一些学生，一些花朵，那分明就是祖国的未来……(然而)有多少宋宝琦式的“畸形儿”，已经出现！而且，甚至像谢惠敏这样本质纯正的孩子身上，都有着“四人帮”用残酷的愚民政策所打下的黑色烙印！
如果避开这一“表面现象”做深层分析，也许我们的发现不会止于文学史对两篇小说的不同结论上，而是关涉到作者与历史某种“非文学”的现实联系。众所周知，虽然当年批评界已经指出过作者尚不具备“创作经验”和“写作基础”的《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不正因为这种密切“关系”而被指认为“优秀作品”的吗？在当代文学史上，尽管一般认为是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乃至文学教科书在“筛选”作家和作品，其实最后的“裁决者”总是没出场的历史本身。由此可见，需要研究的“问题”也许主要不在《班主任》对“作者”和“叙述者”小说身份的故意混淆上，而是写作者要通过它得以实现作者、作品、读者、主题、题材、创作手法乃至与历史之间的“同一性”。它的目的是要将繁琐的小说手段简化和直接化，从而使作品与“具体叙事”高度地“融合”起来。后来，作者在《班主任·后记》中曾不无“得意”地说：“我尽其所能，力图把这篇小说搞得能够打动人心。”虽然他承认作品还有“缺点与不足”，但他更确信，小说“成功的秘诀”是，“不是当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而是继续当一个与革命事业血肉相连的战斗一员”⑩。
当然，讨论或者再纠缠“具体叙事”和“抽象”的对与错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在八十年代初文学的生产机制中，“经典”是怎么“生成”的。人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一篇文学作品作为“优秀作品”，而不选择、甚至取消另一篇文学作品的“优秀资格”。与此有关的文学观、批评方式和文学史意识与文化气候及其环境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怎样确定了这一时期的“文学时尚”，而这一“时尚”是怎样构筑了该时期文学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性格的。另外还有，在今天我们应该采用怎样一种方式、通过什么途径“重返”当代文学史之中，这种“重返”的方式和态度，又将会对未来的“文学史重写”带来哪些影响，哪些是有益的，哪些又是负面的，等等，都可能在我们的讨论中不断地疑惑、呈现和被调整。
无疑地，在八十年代文学史“形成”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了“具体叙事”对“抽象叙事”不断的删减、压缩和改写的例证。但是，也许没有注意到，传统的文学“成规”这时通过稍加改造也悄悄进入到“思想解放”的崭新话语谱系当中。对“抽象叙事”的冷淡、警惕以至敌视，被隐藏在天真乐观的文学氛围当中，虽不致对文学的“健康”发展造成致命伤害，但作为一个潜在的文学成规，仍然牢牢控制着文学的评奖、选稿、办刊，以至于对一部具体作品的分析和评论，成为文学筛选制度中一个相当稳固的监督因素。也许，会有少量幸运的“僭越者”，但大多数作品都像《晚霞》一样背时，如《调动》、《飞天》、《公开的情书》、《苦恋》、《公开的“内参”》、《重逢》和《人啊，人！》等。由于被“筛选程序”的拒绝，它们最后只能作为“有争议作品”而被置放在比较次要的文学选本中。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文学史对“有争议作品”的命名，成为“具体叙事”压抑“抽象叙事”的另一种形式。仲呈祥就曾用一种“不屑”的语调指出过《晚霞》的“致命弱点”，他说，“作者在试图概括南珊这类当代青年探求者时，看来对笔下的这类人物还没有吃透，对其思想性格的根本弱点还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清醒认识”，因此，南珊的理想“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脱离社会革命的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罢了(11)。为此，作者特别为文章选用了这么一个题目：《“春华”，但并未“秋实”》。
三、“人生”与“人性”的无形区别
什么是“人生”？何为“人性”？当代文学理论及其文学史对它们的“界定”、“解读”一直因时代气候的变化多端而混乱不清，同样，又因为它们的混乱不清而成为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有时候，由于时代气候的变化，“人生”会被升格为“人性”，譬如“人性美”和“人情美”之类；但反过来，“人性”也会因它的社会“异质性”而遭到贬低。如果深入观察，会发现一般情况下，“人生”往往处在一个比“人性”稍高一点的历史等级上，它更容易与“世界观”、“人生观”等社会学谱系连在一起，被赋予“正确”、“进步”等正面含义。在关于《班主任》和《晚霞》的文学批评中，即可以看到上述知识背景留下的某种时代“痕迹”。
按照惯常的思维方式，老作家草明正是从什么是“正确的人生”的角度去评论和理解《班主任》这篇小说的，在文章里，她把刘心武——教师的思想感情——张俊石的文学形象做了由此及彼、举一反三式的形象比附，这样写道，“听说你曾是一位教师，执教十多年。那么，你写教师的思想感情、精神面貌、脾气特点、责任感等等，一定摸得比较透，各种类型的教师(和学生)，在什么情况下会有什么反应，对什么问题会采取什么态度，你就好像有个相片册似的”，所以，“你创造的张俊石、尹达磊两个教师的形象”才这么“使人信服”，而且这么好(12)。
另一位批评家于建在肯定《晚霞》的“抒情气息”和“艰难的哲理思索”的同时，对作者没有停留在“人生”层面而滑向了“人性”层面的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认为这是因为“它力图表现生活的真实，却又在真实的思索中散漫着淡淡的宗教迷雾，它并不悲观于人生，却又在充满了爱和同情的心灵间涂抹上一层薄薄的宿命色彩”所造成的。结果，“神的尊严终于战胜了人的尊严，脱俗出世的玄思代替了现实人生的认真思索”(13)。和草明一样，作者习惯性地把“人生”与“正确”、“进步”等做了历史的联系，将它与正当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放在同一个思想水平上来理解。
显而易见，作家和批评家对两篇小说的“解读”，与当时《中国青年》杂志正在广大青少年中轰轰烈烈开展的“人生观”的大讨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4)。有意思的是，与对上述两位作家的批评大同小异的是，人生/人性、现实/爱、生活/玄思乃至人与神两组概念之间的尖锐对立和二分法，构成了这场大讨论中各方所围绕的主要“焦点”，而且很多人都将同情、宗教等概念与“西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做了“必然”的联系。这是毛泽东在冷战年代多次使用过的名词谱系，在他的政治理念中，具体的人只有与中国革命产生必然联系并服从于这一伟大目标，这种“人生”才真正是“历史”的，是有“价值”和“意义”的。毛泽东这一源于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和入世行为准则的思想体系，之所以在当代中国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呼应，根本原因就在它顺应了“富国强民”、“民族自救”这样的民意，缓解了广大民众“民族危亡”的集体性焦虑，并给出了非常具体和便于操作的出路。一九八○年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其实就是这一精神“传统”的回光返照与历史延伸，同样，它也构筑了八十年代初期“伤痕文学”写作的历史框架和时代氛围。在这个意义上，草明、于建对“人生”的肯定和对“人性”的批评虽然代表了他们“个人”的意见，但这种观点却明显带着八十年代的“文化症候”，是任何一个研究者在今天的文化语境重新讨论“人生”和“人性”差异性时须臾不能离开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
一定意义上，刘心武和他的《班主任》可以说是“生逢其时”的，它一发表就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是不让人觉得意外的。从作品“发生史”和读者对作家的“接受史”的角度看，这篇小说的“成功”，一定程度上还说明了它在适应传统的文学“成规”的同时，也在主动地构建着另一个新的、更具有“现实”活力的文学“成规”。不难看出，《班主任》的主题设计、题材使用、叙述安排、甚至人物选择和“矛盾冲突”都是围绕着“人生问题”展开的，作者把他文学创作世界中的“宝”几乎全押在这一方面。谢惠敏在夏天只穿长袖衬衫而不穿普通女孩都喜欢的漂亮短裙，她认为凡不是书店出售的书都是“黄书”，以及她强要同学将老乡的麦穗送回的行为中，有“人生问题”的影子。在宋宝琦穿着“尼龙弹力背心”，他把《牛虻》错读成“牛亡”，他偷书却不读书的细节描写中，“人生问题”仍然是这个“坏孩子”艺术形象的叙述支撑点。而班主任张老师对谢惠敏“僵化思想”的焦虑，他对宋宝琦三番五次进行家访的目的中，同样贯穿着这一条主要的叙述线索和说教目的。小说作者就好像已经在三个主要人物的脚下挖了一个“网络式”的秘密通道，与他们签订了一个“秘密契约”，不管作品怎样地枝枝蔓蔓，叙述怎样地散乱而不集中，令人厌烦，但这些“通道”最终都会与“人生问题”接通，将作品主题鲜明地凸现出来。因为，这时作者已经熟谙了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他懂得当时的读者真正需要什么，当然，他更知道怎样的“叙述”才能“打动人心”。
读完这篇小说，你突然会感觉它其实就是一九八○年“人生观讨论”的一次“探索性”的预演。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对“问题”的“解决方式”，同样的焦虑和激烈交锋，同样的对“焦虑”和“交锋”的转移、缓解乃至最终化解；自然，也同样是以“人生”压倒“人性”，以“集体”的利益来克制“个人”的生命欲念，最后，千曲百回并路回峰转地与“主流叙述”胜利会师。不过，对“人性”的冷淡和对“人生”的认同，虽然创建了读者对两部小说不同的“接受模式”，确定了它们在文学史中的不同位置，但却无法颠覆作品的“文本效果”：《晚霞》虽有缺陷然而对“人性”问题的紧张思索，确实比《班主任》对“人生”问题的轻巧“推演”远为深刻，有着更大、更广阔和更深沉的文学的境界。这一点恐怕是难以否定的。
“离开活生生的时代氛围，离开特定的交流空间，意义便失去了直接的、不言自明的有效性。”(15) 从另一个方面看，《班主任》的作者之所以将“人生”作为小说叙述的“中心”，而没有像《晚霞》那样偏重“人性”问题，可能有两个意思：一是由于他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写作习惯和思维方式，一时半会儿很难“调整”过来；二是“伤痕”在当时已蔚然成为各类文体的写作“时尚”(16)，一般的，尤其是“问题敏锐”的作家都不可能不考虑这一因素。不过，通过“重人生”和“轻人性”的叙述策略，可以看到八十年代初“新时期文学”的某种自我构建方式，以及作家、读者对什么是创作“意义”和作品“价值”的有趣的理解。
四、给出“答案”
能否给出“正确”的社会问题“答案”，曾经是当代文学史固执而热烈追求的目标之一。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时起时伏地将他作为一个“现代性”的方案来具体落实的。这一“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创作观和文学史意识，一直对中国作家的自我设计和文学创作有莫大的影响和引导作用。
在七八十年代的“文学转型”期，令“主流叙述”焦虑的，是怎样在“文革”叙述模式破产之后，在社会民众中建立更为有效因而更能产生凝聚力的“新时期”叙述。《班主任》一开篇这样写道：“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处吗？我想，你肯定不愿意，甚至会嗔怪我何以提出这么一个荒唐的问题。”主人公张老师在油然产生出如何“纠正”谢惠敏“僵化思想”的思想冲动，和结束了对小流氓宋宝琦“艰苦耐心”的“个别辅导”之后，他深切感到，同时也希望向广大“读者”表白的，正是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不仅要从这件事入手，来帮助谢惠敏消除‘四人帮’的流毒，而且，还要以揭批‘四人帮’为例，开展有指导的阅读活动，来教育包括宋宝琦在内的全班同学”，“现在，是真格儿按照毛主席的思想体系搞教育的时候了！”
但是，无论《晚霞》的作者还是作品中的人物，都对这一要求采取了拒绝的态度。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伏和种种磨难之后，李淮平逼着南珊回答他的困惑：“我在等你的回答。”可南珊却说：“不，不是什么回答。我是要否定你的人生信念。”李淮平用探询的口气再问：“在思索了十五年之后，你究竟……领悟到了些什么，你可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它最后的答案？”南珊的“回答”是：“远不是一切问题都能最后讲清楚的，尤其是当我们试图用好和坏这样的概念去解释历史的时候，我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为此，在作品结构上，作者安排了“春”、“夏”、“冬”、“秋”的叙述时间，这显然不是要给读者“答案”，也无意“解决问题”的叙述态度。对此，礼平的解释是，他本来就没有把它当“小说”写：“我在这部小说中说历史，说文明，说战争，说人生，还说到了哲学和宗教。”他承认，“我说不清楚我在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中扯哲学干什么”，其实，“在哲学诸多的特质之中，有一个基本的特质就是没意思。”(17)
当然，给出“答案”的文学叙述并没有什么错，五四时的“问题小说”不就首创了这一叙述模式吗？但这也不表明，《晚霞》拒绝“回答”的叙述方式一定会创作出优秀作品。不过，值得注意的倒是主流批评界对两篇小说所采取的迥然不同的“态度”。他们认为，《晚霞》的“不成功”，是因为它给读者留下的是一个“怎么办”的问题。虽然它表现了“一代人顽强执著地‘求索’”，但“可惜的是，只要一接触到‘怎么办’，就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出自己的幼稚和不成熟”(18)。也有人指出，小说并没有完全回避“结论”，关键是它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问题是它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人类历史和现实社会问题的观察，宣传一种精致的宗教唯心主义、神秘的信仰主义”，而“这种思想倾向，反映了当前我国一部分青年人对于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动摇”(19)。相反，《班主任》则因为对青少年的思想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而受到普遍赞誉，因为，作者既知道“班主任”对学生的“施教者”的角色，后来也更清楚爱情的“位置”，有着非常明确而自觉的历史“方向感”。但问题到这里并没有真正解决。尽管“新时期文学”一再声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回到五四”，事实上这时候无论文学对自己的要求还是社会对文学的期待，都与五四的目标有了根本的偏离。如果说五四时代的问题小说虽然最早出自解决社会问题的总体方案，但它的落脚点却醒目地表现为对“个人”精神生活质量的深切关注，即所谓的“个性解放”问题。而“新时期”的“问题小说”表面上尽管打着“个性解放”的旗号，但无论它的代表作家当时的思想水平还是社会环境都不允许它产生出五四时那样深邃而复杂的思考，例如鲁迅《伤逝》对子君命运的“再思考”所达到的那样的高度和宽广度。因此，显然文学评论家这时更关心的，主要不在作者给不给“答案”，而是给出“什么样”的“答案”，而这一答案，究竟符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根本原则。在八十年代初，作家和作品时常会有因为对历史的不同理解和解释，或者试图改变与读者的那种传统的“教育”关系，或想突破历史环境的某种束缚而出现“探索过度”的创作现象。这些现象，因为混杂地出现在“新时期”文学成规探索的过程中，而经常与后者发生冲突和严重的不协调。但是，随着“新时期”文学成规的最终明确，这些“危险性”较大的文学作品的文学地位开始下降，以“有争议作品”的身份充当了文学史的配角，而另一些与其关系密切的作家和作品地位则急速上升，成了“新时期文学”事实上的主角。
对给出“答案”的文学作品以更高评价的文学史现象，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即“文革”后的社会民众的压力。由于“文革”失败而带来的政治危机、思想意识危机也连带到文学的危机，致使一个时期社会出现了对“信仰”的“混乱”和“动摇”。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文化政治当然需要在“纠正”上述错误倾向的时候让文学来帮忙。而要落实这一目标，仅靠“改革开放”本身的有限资源是不够的，它还要部分恢复五六十年代文学中某些仍未耗尽的活力作为补充，例如，鼓励“主流作家”和“主流叙事”的出现、确定“暴露与光明”的关系比例、提倡正确的“人生观”，以及提倡“健康”、“向上”和“乐观”的文学精神，等等。当然，这是一个相当复杂和棘手的工作：既不能“再走老路”用“老办法”，免得操之过急给人留下破坏“改革开放”的印象；它同样也不能不“态度鲜明”，没有“原则性”。于是，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找到一个社会与文学之间的“中介人”——即主流批评界(例如“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同时选择一部合适的作品——这就是《班主任》。因此，通过对两篇小说从思想倾向到主题、从题材到人物的甄别、筛选、比较、排斥与肯定，“新时期文学”的“成规”终于建立了起来。而借助“主流成规”的肯定、褒扬和提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和小说也最终浮出地表，真正迈入了文学史这一“公共空间”。
当然，《班主任》的“新时期文学经典”的地位有时也会受到“重写”文学史的威胁。在“重读”当年一些主流批评文章的时候，人们发现草明、朱寨其实已相当敏锐地指出过它有“概念化”、“议论不少”和“头绪过繁”等“缺点与不足”，但这一提醒并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警觉。最近，刘锡诚在他的《在文坛边缘上》一书中也谈到，在“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过程中，实际上许多担任评委的老作家对青年作家“喜欢”写“伤痕文学”都不太以为然，例如，孙犁就认为“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政治上很好，但艺术上不成熟”，但同样不能理解的是冰心却主张将这篇小说列于获奖作品的第一位(20)。显然，“伤痕写作”当时已成为多数老作家虽不满意、在青年作家中却相当流行的一种“时尚题材”，已经牢固地形成一种恰好与“文学成规”合拍、于是对当时的评奖、文学批评、读者接受、图书市场以至当代文学史撰写起到了新的控制作用的“文学气候”。(21) 如果不厚道地说，《班主任》事实上是一篇比较平庸的“时尚之作”，它在人物塑造、叙述形式、作品结构包括艺术想像力上，对文学史可以说没有什么明显的“贡献”。但是，为什么一篇较“平”的小说却又获得了这么高的“文学史地位”呢？可能的解释只会是：一是它对现实“暴露”得恰如其分，成为主流叙述所确认的一种艺术表现上的“行业标准”；二是由于它在文学叙事上属于“大叙述”，而非《晚霞》那样的“个人叙述”，与文学管理层对文学创作的“传统理解”没有必然的冲突；三是在小说选材和艺术风格上能做到“面面俱到”，使上面和普通读者皆“喜闻乐见”。因为在当时，任何“怪异”的题材和文学叙述都会使他们感到不安。一定程度上，从《班主任》的“历史机遇”中，人们进一步看清楚了当时文坛对文学作品的“筛选”过程和操作程序，由此还可以加深对八十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在与“主流叙述”新型的“交流”关系中自我建构方式和特点的认识。不过，这一刚建立不久的文学行业认可标准及其成规，在后来更为狂躁的“现代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文学认可时尚和浪潮中却很快被人忘记了。
注释：
①刚开始，它曾受到是“暴露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责难。但是，随着草明、朱寨、冯牧、孙犁、冰心、陈骏涛、刘再复、阎纲、张炯、何西来、蔡葵等文坛“重镇”和新锐批评家的“介入”，尤其1978年8月15日《文学评论》以“为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扫清道路”为题召开的座谈会的充分肯定，大半年来围绕这篇小说出现的“争执”逐步趋向“统一”，该小说终于获得文学界的“一致好评”。
②在八十年代中期前，文学界往往会因一部作品的“思想倾向”和“创作技巧”发生“争鸣”。但是，这些“争鸣”大多与作品本身的创作水平和价值无关，焦点主要是“符合不符合”社会核心价值“标准”的问题。即是说，通过一部作品，既可以看到它对“正确思想”的“干扰”和“破坏”，也可以看成是对僵化思想的“解放”和“突破”。权威方面对文学不断设定“限度”，和文学不断对这些限度探索性的“突破”，则反映出八十年代文学走向的某一重要侧面。
③朱寨：《对生活的思考——谈刘心武的〈班主任〉等四篇小说》，《文艺报》1978年第3期。
④敏泽：《道德的追求和历史的道德化》，《光明日报》1982年2月8日。
⑤郭志刚：《让光明升起来》，《中国青年报》1982年4月15日。
⑥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自序》，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⑦若水：《南珊的哲学》，《文汇报》1983年9月27—28日。
⑧刘燕光：《战斗唯物主义还是宗教信仰主义》，《光明日报》1982年6月3日。
⑨于建：《人生价值的探索》，《读书》1981年第8期。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批评”文章都否定《晚霞》对人生探索的“积极”意义，而是将对“文革”的“具体叙事”与之展现在一个更大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中的“抽象叙事”严格区分开来，这种看似“辩证”的批评模式在当时文学界非常流行，被认为是导向“正确”的批评。
⑩刘心武：《班主任·后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
(11)仲呈祥：《“春华”，但并未“秋实”》，《作品与争鸣》1981年第10期。
(12)草明：《致青年作者刘心武》，《十月》1978年第2期。
(13)于建：《人生价值的探索》，《读书》1981年第8期。
(14)该杂志当时发表了二十三岁的女青年潘晓的一封信，信中关于“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观点，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生准则”、“人生价值”等“人生观”核心观念的“大讨论”。《中国青年》杂志从1980年第5期起，特别列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专栏，几个月内，编辑部收到六万余封读者信件和各类讨论文章。到第二年六月，该杂志发表了《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的文章对这次讨论做了小结。显然，这次讨论是出于对“文革”结束后一些青年“人生”信仰“混乱”和“危机”的深刻忧虑而组织的，目的不是做纯“哲学”的讨论，而是要“正确地引导”。
(15)张旭东：《幻想的秩序——批评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学话语·序言》，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16)例如，“天安门诗抄”、“领导人回忆录”、“朗诵诗”、“揭露文章”、“报刊社论”、“平反昭雪文件”，以及关于“牛棚”、“怀人”、“监狱”、“向阳湖”、“烈士张志新”等等的“记述”，共同营造了八十年代初期社会的“大叙事”，它对作家的文学创作不可能不产生某种心理暗示和影响。
(17)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自序》，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18)庄临安、徐海鹰、夏志厚：《评〈晚霞消失的时候〉——兼评〈公开的情书〉、〈人啊，人！〉》，《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1期。
(19)卢之超：《一个不可忽视的战斗任务》，《光明日报》1982年6月13日。
(20)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214—217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21)在《人民文学》杂志社“1977—197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获奖的二十五篇作品中，超过总数一半的小说属于“伤痕文学”题材或与之有关，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军的《神圣的使命》、王蒙的《最宝贵的》和萧平的《墓场与鲜花》等。而1979至1986年间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如郭志刚等的《当代文学史初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新时期文学六年》和张钟等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等，都对“伤痕文学”给予了正面的、甚至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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