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与执政依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群众路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14)03-0005-05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一个重大抉择，也是掷地有声的郑重承诺。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历经六十多年执政之后，面临着新的考验。如何经受挑战，继续向前迈进，创立新的伟业，已成为不能不思考和不能不解决的历史性难题。为此而强调党的群众路线，要求忠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确实是排除执政隐患、廓清执政方向、夯实执政基础的根本保障。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如此重视群众路线?归根到底，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党执政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从而为党沿着正确的执政轨道发展，赢得了牢固的执政依靠。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题中之义，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要弄清楚群众路线与执政依靠的关系及其内在规律。 一、群众路线与依靠群众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始，即定位于“群众党”。党明确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P90)党必须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夺取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政权。为此，党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P834)的群众路线。概括地说，群众路线就是“两个一切、既来又去”。“两个一切、既来又去”，循环往复、没有穷尽，而每一次这样的循环往复，都使领导者的认识和实践愈加正确完善。群众路线如此丰富的内涵规定和严谨缜密的逻辑建构，蕴涵着党必须进行社会动员、坚定依靠群众力量的深刻义理。 “一切为了群众”，是党的根本出发点。在共产党诞生之前，世界上已有无数的政党。共产党作为一个有着“解放全人类”的宏大情怀和宏伟抱负的新型政党，它与其他政党的区别在于“人民群众”构成了它的全部视阈。《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P411)共产党致力于人民的运动，在于人民要当家作主，这就决定了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为民”。在“为民”的进程中，党不过是人民的公仆，党要忠实于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如果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口号喊喊的话，就一定要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把出发点植根于“一切为了群众”之上。 “一切依靠群众”，是党的根本立足点。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中，共产党只是人民群众的“领路人”，而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共产党全部力量的源泉，就在于能够密切地联系并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要尊重和支持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要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因此，党在一切工作中，都要通过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去实现人民群众自身的解放，谋取人民群众自身的利益。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真正发动和自觉行动，仅仅局限于党的干部这样少数精英人物的空忙，人民群众的解放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曾以安泰的故事为例，教育共产党人必须依靠群众，千万不能脱离群众。安泰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力大无比，没有人能与之抗衡。而安泰的力量，来自于大地——他的母亲。安泰每次与敌人决斗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母亲身上一靠，由此获得无穷的力量。依靠大地是安泰克敌制胜的法宝，离开大地的依靠，安泰便会显得软弱无力。后来，安泰的敌人利用了他的弱点，把他举到空中，扼死了这位失去力量源泉的英雄。[4](P399)共产党要避免脱离群众，失去力量，就要去除任何的包办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的错误思想，把根本的立足点确定于“一切依靠群众”之上。 如果说群众路线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关乎世界观和立场的唯物主义总体的宏观抽象性认识，那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则进一步解决了怎样依靠群众这样微观具象性的现实行动和运用操作的辩证方法问题。 “从群众中来”，是为了熟悉群众、了解群众，知道群众想什么、要求什么。这样一来，群众的痛痒便真正占据了领导的灵魂心境，使领导真正为群众的利益而朝思暮想。同时，通过“从群众中来”，更重要的是党的干部听取了群众的意见，把群众的意见原汁原味地带了回来。群众的意见难免七嘴八舌、杂乱无序，这就需要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整理制作，化为系统的意见，成为领导决策谋划的依据，以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措施。 “到群众中去”，是为了把已经酝酿的、形成了的工作思路、解决问题的对策，回到群众当中去，在群众中得到实行、贯彻并坚持下去。然而，“到群众中去”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这些工作思路、对策必须接受群众实践的检验，在群众的行动中考察是否正确、是否有效，以便随时修正改进。从相互间的关系说，“从群众中来”是“到群众中去”的前提，但比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更显得深刻重要。“到群众中去”就是解决群众的问题，务求实际、务求成效。没有这样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务实”精神，“从群众中来”就会失去方向，失去意义。由此可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实践“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具体途径、有效方式。而“到群众中去”，更是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的关键所在，它从群众关注的事情做起，把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为群众办好事情真正落到了实处。 可以说，群众路线的义理和精髓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学养、扛鼎之作，它被中国共产党视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是与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相并列的伟大学说。[2](P832)群众路线严密的理论体系和鲜明的观点主张，不但从思想认识上科学地解决了“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而且从实际行动上科学地解决了“怎么依”、“在哪依”的问题。归根到底，群众路线是以依靠群众为依归的。 二、革命依靠与执政依靠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依靠群众已由过去的革命依靠转变为现在的执政依靠。革命需要依靠群众，执政同样需要依靠群众，革命依靠与执政依靠一脉相承、义理相同。但是，由于环境的变迁，条件的变化，革命依靠与执政依靠二者又各自带有自身的特点，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革命依靠处于压力状态，执政依靠则处于舒缓状态。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遵奉躬行群众路线，紧紧依靠群众，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道理。此时的共产党作为革命党，虽然代表着人类发展的要求，反映着社会前进的规律，但是面对统治者的疯狂和狡诈，只有不断壮大自身的力量，才有胜券的机会。特别是革命党无时无处不面对着风险危急，面临着生死关头，共产党人身边有没有群众，能不能受到群众的保护，能否得到群众的革命依靠，对共产党而言，构成一种生存压力。人们耳熟能详的《沂蒙颂》，演绎的就是一个源自生活的感人故事：1947年秋季，在山东沂蒙山区沂河村头，共产党员、解放军排长方铁军在战斗中负伤，极度干渴、生命垂危，恰巧被挖野菜的老百姓英嫂发现。英嫂考虑到回家取水路程远，留下伤员也不安全，情急之下果断地挤出自己的乳汁，喂给方排长喝，救活了他的命，并将他隐藏在山坳里。第二天，地主恶霸还乡团闯进英嫂家，以英嫂孩子的性命相威胁，要求交出方排长。而英嫂为了保护共产党员，宁可冒着牺牲孩子的危险。[5]革命时代残酷的环境，造成共产党人危险重重，只有在群众的庇护下才能获得安全，这就天然地、本能地促使着或者说逼迫着共产党人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得到群众的革命依靠。然而，到了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情况则大为迥异。随着公开的、拿枪的敌人被消灭，危险的逼迫压力消解了，共产党人已不再有生死忧虑。共产党人面对更多的是鲜花、掌声、一片歌舞升平。党的各级干部过去穿的是草鞋，现在穿的是皮鞋；过去坐的是硬板凳，现在坐的是软沙发。这样温柔惬意的状态，使一些共产党人觉得，过去是共产党求老百姓出力办事，现在是老百姓求共产党出力办事；过去是共产党向老百姓鞠躬致敬，现在是老百姓向共产党鞠躬致敬。酒酣耳热之际，得意忘形之时，精神懈怠、颓废奢靡风气随之而起，久而久之，还有谁会去关注是否得到群众的执政依靠问题。 其次，革命依靠具有唯一性，执政依靠则具有可选性。在革命战争时期，尽管中国共产党心怀天下、志气高远，却是一穷二白、无权无势，它除了群众之外一无所有。共产党人如不依靠群众支持革命，又有什么可以依靠呢?然而，到了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革命依靠的唯一性已经转变为执政依靠的可选性。一些共产党人嘴巴上可以照样喊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口号，却可以不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了。因为执政党手中可依靠、可支配的东西逐渐地多了起来，它拥有权力，可以指挥动用各种各样的资源。与过去的干部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的艰辛不同，现在的干部可以轻松自如地依靠会议、文件、报告、讲话等开展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时，毛泽东就发现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这里有一个山东省历城县的材料。……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6](P166-167)。这样的“五多五少”现象说明，一些共产党人已经不再依靠群众了，他们整天以办公室为据点，浮在表面上，发号施令，放纵会议、文件、统计报表的泛滥，对发生在基层的问题，根本不到下面去及时就地给予解决。执政依靠的可选性带来了易变性，使一些共产党员很容易地蜕化变质为官僚主义者。 其三，革命依靠主要是经济输出，执政依靠则是全面输出。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群众工作的重点靠的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措施，提供物质性供给。对于群众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生活的利益诉求，共产党能够打动群众的，也主要的就是给物给利，使群众得到物质上的满足。毛泽东以十分明快的语言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7](P467)当年响彻神州大地的“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最响亮的动员令。打土豪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就打不倒土豪；打倒了土豪要分土地，不分土地也无法发动群众、无法依靠群众。“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正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经济型输出而取得革命依靠的生动写照。然而，到了和平时期，在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革命依靠的经济输出型已经转变为执政依靠的全面输出型。全面输出型的执政依靠，不但包括要为群众的经济利益提供保障，而且还要为群众的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提供保障。特别是在我国达到初步小康水平后，相对于满足群众的经济生活利益而言，现在满足群众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方面的利益显得更加重要，成为执政依靠的重点。如果偏离了群众工作的这个重点，执政依靠就是一句空话。 三、问题求解与民主政治 革命依靠与执政依靠的对比表明，群众路线在革命时期和执政时期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执政时期要获得的执政依靠，远比革命时期获得的革命依靠来得复杂、困难。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立志要长期执政的执政党，在当代执政的环境条件下，党要更好地巩固执政基础，壮大执政资源，确保长期执政，必须把贯彻实行群众路线作为头等大事，可以说，贯彻实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赢得执政依靠、保持长期执政的首要规律。要贯彻实行群众路线，真正依靠人民群众，就必须认真解决它所面临的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就是前面所述的缺失压力、易变蜕化、偏离重点的问题。解决这三大问题的出路何在?就在于把群众路线与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走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 其一，缺失压力问题。在今天，贯彻实行群众路线依然需要压力机制，但很显然，在和平时期，执政党不可能再寻求一个“拿枪的敌人”来逼迫自己。执政党要寻求的压力机制，只能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就是一种最好的压力机制。习近平曾经非常准确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就是“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讲的是民主授权的问题，即共产党各级干部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担任各种职位的干部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试想，在民主授权之下各级干部还敢不走群众路线吗?如果不走群众路线，必将遭到群众的唾弃。凡是在实行了民主选举的地方，群众都会说，“过去说当家作主，感觉是空的；现在说当家作主，是实实在在的。用谁不用谁，咱老百姓说了算。”“权为民所用”讲的是民主用权的问题，即共产党各级干部要用权力为人民谋利益。如果各级干部不能民主地使用权力，是不可能为人民谋利益的，人民也不会满意的。民主政治打破了干部的“金饭碗”、“铁交椅”，直接把选择评判的权利和标准交给了群众，充分展示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正体现了群众路线的无比威力。因此，民主政治所形成的压力机制，确实是和平时期能够形成的最为强大、最为良性的压力机制。 其二，易变蜕化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来说，能否保证贯彻实行群众路线而不至于更改易变，从根本上说，也取决于能否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众所周知，群众路线的对立面，就是诸如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宗派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高高在上、养尊处优、当官做老爷等等通病。这些发生在旧国家官员身上的通病，也会发生在一些共产党人身上，使他们发生蜕化变质。这些通病的根源，就在于专断、专制，与民主相对立。要贯彻实行群众路线，就要与专断、专制作斗争，充分实行民主。离开了民主政治，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等弊端就难以根除。由此可见，真正贯彻实行群众路线，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实行民主政治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发展民主政治的根本制度和核心制度，它与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高度一致。正如毛泽东深刻阐述的，民主集中制要求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的发展过程，就是群众路线的发展过程。毛泽东说：“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8](P816)这说明，民主集中制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过程，是同群众路线的“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完全一致的。是否执行民主集中制、有力地推动民主政治发展，这是衡量共产党的一个最好的标准。对此，葛兰西明确指出：“如果党是进步的，它就会‘民主地’(在民主集中制的意义上)执行这个职能；如果党是退步的，它就会‘官僚主义地’(在官僚主义的集中制的意义上)执行这个职能”[9](P129)。 其三，偏离重点问题。在和平时期，贯彻实行群众路线依然要满足人民的物质利益要求，但不要以为，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人民币的问题，依靠人民的力量就是依靠人民币的力量。在新时期，贯彻实行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的重点恰恰在于民主政治，这是党对“文化大革命”教训作出的深刻的经验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强调，“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使党的领导“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10](P10)。正是因为离开了民主、丢掉了民主，导致了一个人可以说了算，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性的决策失误。群众路线既然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那么，从这样的核心观念出发，现阶段的群众工作重点就必须放在民主政治上，通过开展群众路线，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如果贯彻实行群众路线而没有民主，又变成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就难免不会发生类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群众路线也就真戏假做、名存实亡了。当前，通过群众路线推进民主发展，关键是落实“四民主”和“四权”，即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发展民主政治的重心在于发展基层民主，要在村庄、乡镇民主选举和治理的基础上，推进到县级层次，搞好县一级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今后进而实现中层和高层的民主政治铺平道路。发展民主政治，还要实行群众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要切实分开，对干部的所作所为进行全程监督，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标签：党的群众路线教育论文; 群众路线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