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循环方式再探析——从云南的形势看全国其他西部地区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云南论文,西部地区论文,形势论文,民族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系统之间的交易活动都表现为价值的空间循环过程。一定的经济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资源交换关系，即经济循环方式，依存于系统的开放性和系统与环境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在一个交易对象多元，经济资源赋存结构殊异的交易环境中，不同经济循环方式底蕴着不同的要素互补关系和开放效应。如何将不同的要素互补关系有机地统一于系统的演进过程中，构成了一定的经济系统对外开放战略及政策研究的基本命题。过去，有人对开放条件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循环方式作了有益的探讨，施正一提出了“双向循环模式”（1989年），潘照东提出了“双循环模式”（1988年）。但是，已有的研究都未能对全方位开放条件下，西部民族地区所面临的贸易作出全面的分析与把握，因而未能对全方位开放条件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循环方式作出系统和准确的理论概括。我们认为，进一步研究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循环方式，扩大西部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内向主导型循环的机制成因及弊端
无论是从现实的贸易区域构成看，还是从潜在的贸易机会看，国内的东、中部地区；周边邻国；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构成了西部民族地区与外界进行经济资源交换的基本环境。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与要素赋存结构，其面临的外部环境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工业结构不完备，而自然资源赋存值高的周边中小邻国；二是自然资源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小，工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国内东、中部地区；三是劳动力资源及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经济技术处于世界领先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以下简称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西部民族地区与外部环境之间多样的要素互补结构使其面临着通过要素多向互补，经济资源的多向循环来加快经济发展的机会。
对外开放以来，随着西部民族地区对外贸易及边境贸易的发展，西部民族地区与外界的经济资源交换方式突破了内向型单循环格局。但是，从循环规模及循环的功能取向看，内向循环仍居于主导地位。以云南为例，1993年在批发零售贸易业和商品销售总额中，对外贸易出口额仅占4.82%，边境贸易出口额仅占1.93%；在商品购进额中，对外贸易进口额占2.23%，边境贸易进口额占1.12%[①]。从经济资源的空间流向看，也具有鲜明的内向主导型循环特征。1988—1993年，云南主要的出口创汇产业化工、有色金属矿采选及压延、纺织、机械等部门年平均每万元产值用汇水平；低于全社会平均水平；而内向型产业如烟草、印刷等行业的用汇水平，明显高于全社会平均水平（见表一[②]）。通过边贸输入的商品中，又有93%的土产品，90%的优质木材，86%的海产品，75%的特种工艺品原料，83%的橡胶及制品，84%的中药材运销内地；在输出商品中，有88%的轻工产品，76%化工产品，71%的药品来自内地（袁瑞琪，1991）。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内向主导型循环特征还有进一步被强化的趋势。1981年至1988年云南省外贸出口额年平均递增18.65%，明显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递增率（11.94%）；而1989年至1993年，云南外贸出口额年平均增幅降为8.71%，弱于对外开放初期的增势，也低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③]。在边境贸易中，由于产业跟进滞后，一些西部沿边地州出现了边贸增长率持续递升，与财政收入增长率递减并存的现象。
表一 1988—1993年云南省主要工业部门每万元产值年平均创汇额与用汇额比较（美元）
一定地区与外界的贸易空间循环格局，不仅取决于这一区域与外界的要素互补势能的空间分布状况，还会受到贸易政策的调节。对外开放以来，我国对民族工业实行了高关税保护政策，并形成了内向工业的高利润回报和相对有利的发展环境。为了熨平因进口壁垒所带来的内向产业与外向产业之间的政策差别，国家对出口创汇产业实行了扶持政策。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受生产技术要素及资金短缺的限制，加之工业不发达，制成品缺乏竞争力，难以进入国际市场。1992年云南省产的中黄五、六级烟叶，欧洲口岸比内销价高出47.6%，由同级烟叶制成的卷烟，国外价却比国内价低[④]。出口初级产品虽然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初级产品的出口增长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资源存量的硬约束，因而西部民族地区的出口规模难以持续扩张。从要素赋存及产业结构看，周边中小邻国加工业不发达，工业结构不完备的状况，为西部民族地区发展边贸加工业，输出制成品提供了良好的市场进入条件。但是，我国一直未对边贸加工业实行扶持政策，通过边贸输出的产品不仅要缴纳我方征收的出境税及对方征税的各项入境税费；还要在国内不折不扣地尽其“国民义务”，全额缴纳与其相关的各项税金。目前，由中缅边贸输出的我方工业品，出入境成本约为我方边境地区售价的20%，由此降低了我方边贸产品在邻国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因此，我们认为宏观贸易政策的空间倾斜指向，与西部民族地区贸易潜力区域指向的偏差，是全方位开放条件下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内向主导型循环被强化的机制成因。
在国内市场对工业制成品的高关税保护下，经济内向主导型循环方式不失为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但是，由于受政策逆向调节的作用，西部民族地区已有的贸易循环不同程度地偏离了比较利益的原则。在已有的循环中，内向循环的主导地位是以放弃内向以外的循环规模的扩张为代价的；同时，以政策倾斜来推动的贸易循环，也难以持续扩张，一旦政策因素消失，循环势能就会减弱，循环规模就会下降。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内向主导型循环的弊端已日渐显露，转换循环方式已势在必行。
第一，在与周边邻国的经济交往中，以国内市场上已趋饱和，生产能力过剩的中低档工业品为主的输出结构，难以形成推动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拉力。同时，随着周边邻国经济的恢复与重建，其需求结构及市场容量将发生变化，中低档工业品需求弹性低，难以分享周边邻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市场扩张。近年来，我国产品在缅甸市场上出现了退缩之势。在腊戌市场上，中国产品的占有率从70%降为50%；在曼得勒，中国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仅15%（王文长，1994）。提高输出品档次，不仅有可能形成推动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拉力，还可能扭转我国产品在邻国市场上的被动局面。虽然周边中小邻国的外汇支付能力普遍较低，但我方有可能凭借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通过开展边境贸易和小区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等途径，避开对方因外汇支付能力弱，对机电产品输入所形成的种种限制。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的机电行业已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以云南为例，彩电、冰箱、中卡、轻卡等机电产品均已形成生产能力。转换西部民族地区向周边邻国的输出结构，是进一步扩大与周边邻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客观要求，并具有地利与人和之便。但是，西部民族地区的机电产品在质量和价格方面，还缺乏在邻国市场上与国外同类产品竞争的能力，加之对国内市场实行高关税保护，既增大了西部民族地区边贸加工业引进技术设备的成本，又形成了内向工业相对有利的发展环境，从而客观上限制着西部民族地区通过“内联外引”来强化对边贸加工业的资金及技术投入。
第二，在对外贸易中，以初级产品为主的输出结构，难以分享进出口条件改善所带来的扩大出口的机会。一方面，初级产品的出口规模与资源存量紧密相关，随着出口规模的扩张，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资源存量下降，出口成本上升的状况；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又呈长期下降的趋势。近年来，云南省传统的出口产品，在资源存量下降和贸易条件恶化的相向作用下，出口规模和效益均明显下降。云南省有色金属矿出口额，由1990年的6438万美元下降为1993年的4034万美元；同期，茶叶出口额由2176万美元下降为108万美元[⑤]。
第三，在与内地的经济交往中，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在“轻型化”战略的指导下，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以原材料为主的输出结构有了明显改善。但是，已有的结构调整基本上是在对国内市场的高关税保护下实现的，不少产品与国际市场上的同类产品相比，质量差、成本高。对云南103种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的抽样比较表明，产品技术含量与国外同类产品大体相当，价格偏高的有23种产品，产品的技术含量以及质量、性能与国外同类产品存在较大差距有23种，两项合计占样本数的44.7%[⑥]。
二、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三向二级循环模式”与依据
为便于分析，我们首先对贸易循环的具体形式及其功能作如下界定：在以要素直接互补为基础的双边贸易联系中，由于经济资源的输出输入，可图示为一个完整的环流，我们称之为贸易单循环。在以要素间接互补为基础，由三方组成的贸易联系（三角贸易）中，由于经济资源的输出输入表现为由两个环流组成的循环过程，我们称之为双循环（见图一[⑦]）。双循环相对于单循环进一步强化了贸易主体与环境的要素互补势能。在多边贸易规则支配下，任何贸易方，向另一方的输出输入，不受数量限制。当输出能力与输入需求不对称时，便可将输出余额转换为国际支付手段，并从第三方输入短缺产品，形成贸易双循环。双循环过程通过另一市场的功能性参与，它既扩大了单循环双方的贸易联系与规模，又扩大了贸易主体与第三方的贸易联系与规模，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贸易主体与环境的要素互补势能。在三方或三方以上的贸易联系中，底蕴着不同要素互补势能的贸易循环方式，我们称之为不同的循环级；在同一循环级中，交易主体与不同的交易对象，所组成的不同的循环及其要素互补关系，我们以循环向来区别。在多边规则支配下的多边环境中，一定的国家或区域与环境的资源交换关系，存在着实行多向二级循环的可能，循环的大小强弱取于要素互补势能。
图一 三角贸易循环图示
立足于西部民族地区与三类市场之间的要素互补结构，西部民族地区与环境的资源交换方式存在着以下可能：一是三向单循环。以要素直接互补为基础分别与三类市场形成的贸易联系。二是三向双循环。以要素间接互补为基础，西部民族地区与任意两类市场形成的贸易联系。并简称“三向二级循环模式”。其具体思路表述于下：第一，以要素直接互补为基础，积极开展向周边邻国输出日用工业品，输入原材料的贸易单循环。同时，以周边邻国经济恢复与重建过程中，对我方充裕的劳务、技术、建材等要素或产品的需求为契机，开辟劳务、技术、建材等要素或产品的输出渠道，扩大原材料及资源产品的西向输入规模，并通过国内市场或国际市场的转换作用，强化技术设备的引进势能，装备机电产业；再通过机电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强化对周边邻国的输出输入势能，进而扩大与国内市场或国际市场的交换能力，形成以西部民族地区为枢纽联通周边邻国市场与内地市场，周边邻国市场与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市场的双循环。第二，以要素直接互补为基础，拓展西部民族地区与内地之间的资源交换关系，同时，扩大资源产品对内地的输出规模，输入资金。一方面，以人民币的可兑换为契机，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作用，强化技术设备的引进势能，装备内向输出产业，进一步扩大与内地的交换能力，形成以西部民族地区为枢纽联通内地市场与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市场的贸易双循环；另一方面，以输入的资金，在国内市场上换取技术设备，装备边贸产业，并通过邻国市场的转换作用，输入国内短缺的资源产品，进一步扩大西部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交换能力，强化以西部民族地区为枢纽，联通内地市场与周边邻国市场的贸易双循环。第三，在外向输入初级产品，引进技术设备，装备出口产业的同时，以进出口条件的改善为契机，扩大初级产品的出口规模，强化技术设备的引进势能。一方面，装备边贸产业，并通过邻国市场的转换作用，输入可供出口的资源及原材料，来进一步扩大与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交换能力，强化以西部民族地区为枢纽，联通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市场与周边邻国市场的贸易双循环；另一方面，装备内向输出品产业，并通过内地市场的转换作用，不断积累资金、技术，逐步提高创汇产业的技术及价值含量，强化以西部民族地区为枢纽联通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市场的贸易双循环。（这个“三向二级循环模式”图示二见下页）。
三向二级循环模式，将西部民族地区的各向输出产业开发及经济发展，置于西部与三向市场要素互补的整体背景。因而，在三向二级循环模式中，任意一向输出产业都面临着通过单循环形成的要素互补，和双循环所形成的要素互补为势能，来推动其开发的双层动力结构。三向二级循环战略的实施，必将进一步增强西部民族地区各向输出产业的开发势能，全面启动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不断提高西部民族地区与外界的交换能力。
图二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三向二级循环模式图解
实施三向二级循环模式具有充分的现实依据：第一，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为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出口产业，扩大外贸规模奠定了物质基础。我国西部享有种种资源“王国”的美誉，人力资源充裕，价格低廉。在与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交往中。西部享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优势，要素互补性强，贸易前景广阔。随着我国经济的国际化，西部的进出口条件在不断改善，为西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密集型产业来扩大出口提供了机会。我们认为，从对初级产品的加工、包装及已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改造入手，增强对创汇产业的投入，将有效地促成西部创汇产业的发展。
第二，周边中小邻国部分资源种类赋存值高，而产业结构又不完备的状况，客观上为西部民族地区扩大与周边邻国的贸易提供了条件。在与我国相邻的国家中，除俄罗斯、印度外，均为中小邻国。由于受资源赋存种类及国力的限制，这些国家很难形成完备的工业结构体系，而国内需求又是多样的，这一矛盾使周边中小邻国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对外贸易。在与周边邻国的贸易中，我国西部享有地利与人和。另一方面，周边中小邻国的部分资源赋存值高，资源输出潜力大，如与西北区相邻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铅、锌、银、钨、铋钒、钡的储量，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居首位。铜、钼、镉、铝钒土居第二位，石油和煤炭的储量也十分可观，并已形成以有色金属、钢铁、煤炭、石油、化工、机械、建材为主的工业结构。但日用工业品不能自给，家用电器、服装、建筑装饰材料，以及烟、酒、糖、茶等日用工业品供不应求。我国的日用工业品由于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在哈萨克斯坦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王希隆，1994）。再如与西南区相邻的缅甸、老挝、越南，是世界上开发潜力很大的地区。以缅甸为例，其耕地资源垦殖率仅为50%左右，森林及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是世界上水稻、优质木材、珠宝和玉石的重要产地。但开发程度低，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不到10%，日用工业品不能自给，在仰光市场上热水瓶、瓷器、针织品、炊具、自行车、家用电器等日用工业品均来自国外（滇云，1991）。从对方的资源赋存结构看，其潜在的输出产品，不仅可以弥补我方国内市场上短缺的资源，还有可能直接出口。
第三，我国内地人均资源占有量小，市场容量又大，是西部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主要输出地。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资源产品及原材料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并将有力地促进西部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开发。另一方面，我国内地又拥有多样的资源和完备的工业结构，为西部民族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实施产业转换提供了回旋余地。
第四，就总体而言，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尚处于不发达状态，但经过四十多年的开发建设，已形成一批具有一定的技术开发及资源加工能力和商品集散功能的大中城市，如兰州、成都、南宁、昆明等。为西部民族地区实施资源转换战略奠定了经济技术基础。同时，近年来欧亚大陆桥的贯通，澜沧江——湄公河航道的开通，以及南昆铁路的建设，将使长期制约西部民族地区对外经济交往的通道问题得到缓解，从而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三、政策讨论
三向二级循环模式立足于西部民族地区与外界的要素互补及其协同作用上，而赋予各向输出产业以均等的政策环境确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三向二级循环的前提。目前，由于以输出产业之间的政策差别为基础的内向主导型循环，抑制了西部民族地区与邻国之间贸易规模的扩张，因此，熨平政策差别，赋予边贸输出产业以均等的发展机会，既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三向二级循环的前提条件，又是启动循环的政策着力点所在。我们认为，要进一步扩大边贸输出输入规模，有以下几个政策性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沿边开放的模式取向。我国沿边开放与沿海开放所面对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故形成了沿边开放以输出加工制成品，输入资源产品及原材料为主，而沿海开放以输出资源及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输入技术设备为主的输出——输入结构。从国民经济运行的角度看，沿海开放的特殊功能在于扩大资金及国外先进技术的引入规模，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沿边开放的特殊功能在于为国内加工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同时输入经济发展中短缺的资源和原材料。沿边地区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又进一步强化了沿边开放与沿海开放在输出——输入结构功能上的差异。沿海地区相对优越的投资环境，为引进资金、技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沿边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社会发育程度低的状况，客观上制约了国外资金、技术的进入。因此，在沿边开放中，拟确立以建立自由贸易区为目标的政策导向为宜。
第二，对边贸产业实行与外贸产业同等的政策扶持。我国贸易政策中，一直存在着“重大贸、轻边贸”的倾向，边贸产业一直未被列为国家的扶持范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人们将边贸视为调剂余额的小额贸易，忽视了边贸的发展潜力，以及边贸市场上多边经济力量角逐的竞争格局。近年来我国边境贸易的发展表明，邻国市场既是我国产品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又是邻国以外的产品进入我国市场的跳板。竞争优势取决于各方经济力量的对比。我们认为，在遵循国际惯例的前提下，应赋予边贸产业与“大贸”相当的政策环境。一是要扩大边贸加工企业的进出口权，使边贸企业真正成为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主体，为促进技工贸一体化的产业组织的发育创造体制环境；二是要降低边贸出口加工企业的技术设备进口成本和产品出口成本，使边贸出口加工企业轻装上阵。考虑到我国东西空间跨距大，以及边贸出口产品种类多而散的特点，对边贸出口加工业的政策扶持应体现区域倾斜与产业倾斜相结合的原则，并与欠发达地区的开发战略相配套。在具体操作中，可将政策扶持空间范围限于地缘优势明显的西部省区，以此来改善西部地区边贸加工业发展中“内联外引”的政策环境，尽量减少我方边贸输出产品因远距离运输所带来的成本；产业扶持拟限于比较优势明显，市场前景广的少数产品，并分期筛选推出，逐步建创边贸出口的骨干企业和拳头产品。
第三，沿边开放政策的实施与推进，不仅要根据双边经济贸易的发展来逐级深入，还要充分考虑与邻国相邻的国家，实施沿边开放所带来的在贸易及其政策方面的竞争，相机决策，保持与其他邻国大体相当的边贸环境，推进我方与邻国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
第四，边境贸易基本上是在双边贸易规则支配下运行的，其规则不仅取决于我方的输出能力，还取决于对方向我方的输出能力与规模。周边邻国由于资金、技术短缺，输出扩张能力弱，在与我方的边境贸易中普遍面临着“出不抵入”的问题，并已成为进一步扩大边贸规模的制约因素。因此，在扩大我方的输出规模的同时，还应当拓宽输出渠道，输入资金、技术促成对方输出规模的相应扩张，形成以出养入，以入补出的边贸循环格局。
注释：
①③《云南统计年鉴》199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②《云南统计年鉴》1989—1994。
④⑥《云南省关于复关对策研究报告》1993.10打印，第26、27页；第2页。
⑤《云南统计年鉴》1991、1994。
⑦图一以萨谬尔森关于三角贸易的图示为例，补上价值流向而成。参见萨谬尔森《经济学》（第12版）中译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14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