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川回汉民族关系现状及相关因素分析——以恭门镇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民论文,为例论文,现状及论文,因素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我国对民族关系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民族群体的层面上，对民族成员(个体)关系的研究还没有引起众多学者的重视。这使得我国民族关系深入研究受到限制，在科学性上人为制造了“不科学”，对我们制定和调节民族政策会带来不利影响。国外学者除关注民族群体的研究，大多关注民族个体的交往，而民族个体的交往中，很容易把定性的描述转化为定量的测试，使民族关系研究转向深层次。如美国学者英格尔(J.Milton Yinger)试图在三个层面上分析族群关系：第一个层面是心理和意识形态层面；第二个层面是群体层面；第三个层面则是微观层面的个人行为。[1]196本文则采取以民族个体为研究民族关系的对象，利用族群分层理论①，把社会学量表测试与深度访谈相结合，以实证的方法研究区域性民族关系。文章中所研究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位于甘肃省东部，全县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0.03％，占天水市总面积的9.1％，耕地58万亩。2003年，全县总人口31.35万人，其中回族占全县总人口的69.75％[2]681，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回族贫困县，现辖2镇17乡、266个村民委员会、1294个村民小组、4个居民委员会[3]195。
一、思路与方法
1.样本的确定
恭门镇位于该县的东部，有27个村民小组，笔者选取两个纯汉族村——河峪、西坡；两个纯回族村——麻山、古土；两个回汉混合村——恭门、麻崖。从地理角度看恭门镇属东西走向的带状地形，从东到西，河峪、恭门、古土正好在东西走向的一条带状线上，西坡、麻崖在恭门镇的西北方向，麻山在恭门镇的东南方向，这六个村地理位置上基本代表了以恭门村为中心的四周区域。这六个村总计1479户，7193人，占恭门镇总人口的28.22％，汉族689户，回族790户。其中人口比例基本符合恭门镇的回汉比例。
下表是所调查六个村2006年的情况。
从表格中看，人口最多的是西坡村，人口最少的是河峪村，人均收入最高的恭门村，其次为古土村，最低的是河峪村。
采用社会学等距离数(利用计划生育表册)抽取回汉样本各100户，样本量占13.52％，发放问卷200份，收回186份，回收量占93％，尽量做到信度和效度的统一。在村干部的帮助和深入访谈中对被调查者进行分层，以宗教信仰、经济收入、社会职业、被调查人的教育程度、年龄五个方面归类。②
2.研究方法
在测试民族“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③时，利用社会学的利克特量表测试的方法，“因量表法通过精确度量一个较抽象的或综合性较强概念，特别是度量态度和主观性的差异，比单一指标或间距获得更真实、更准确的信息。”[4]280利克特量表是一种根据被调查者的意见来确定问题或语句的量表，是将对某一问题的态度分为5个等级(非常同意、同意、中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让被调查者从中选择一个与自己态度相近的等级。把每题的选择所得分数相加，其总值愈高则说明该人对问题的态度愈倾向于肯定，反之则愈倾向于否定。
问卷中30个问题设置的质量直接关系着对民族间“社会距离”测试的效果，笔者从人际交往，消费观念、生活习惯，参政议政、婚姻，对子女教育等方面进行全面考虑，对回汉族各设置15项正向陈述，15项反向陈述，回汉问题侧重点基本相同，目的是考察对同一问题各族成员所持有的态度。正向陈述分值为“非常不同意”(1分)；“不同意”(2分)；“中立”(3分)；“同意”(4分)；“非常同意”(5分)。
15个问题(回族)为：(1)汉族人厚道，重义气，可以交往；(2)汉族工匠干活实在，我愿意叫汉族工匠；(3)汉族人注重文化教育，在这方面回族应向他们学习；(4)汉族人说话守信用；(5)社会越来越开放，只要汉族不歧视咱们，咱们也要尊重人家；(6)汉族人当“一把手”比回族人要好；(7)不管是回族、汉族都可以成为朋友；(8)如姑娘执意要嫁给汉族，我只好同意；(9)汉族和回族尽管信仰不一样，但信教都是为“来世”有个好“接落”(当地方言，归宿的意思)；(10)在没有其他回族人在场时，我只好请汉族人来帮助；(11)偶尔在汉族家吃饭属于正常情况；(12)和汉族人做生意比回族人一起做生意更合适，因为汉族人厚道，不作弄人；(13)汉族人攒粮呢，回族人修房呢；(14)回族人有钱用在吃穿，汉族人有钱用在儿女；(15)汉族干部态度和蔼，比回族干部要好。
15个反向陈述(回族)前10个为(1)汉族是“脑袋迷”(当地侮辱汉族的叫法)；(2)汉族人不讲究卫生；(3)汉族人心胸狭窄，不能交往；(3)汉族人很笨，不会做生意，只知道做责任田；(5)汉族人生活习惯一点也不好，既抽烟又喝酒，吃肉又不讲究；(6)汉族人不团结，“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7)汉族人过年、婚嫁太浪费，不会精打细算；(8)如女儿要嫁给汉族人，宁愿和她断绝关系；(9)有房子，宁愿闲搁着也不要租给汉族；(10)宁愿饿死，也不愿吃汉族家的饭。
为了统计分数方便，对15个反向问题，分值是倒过来计算，即“非常同意”(1分)；“同意”(2分)；“中立”(3分)；“不同意”(4分)；“非常不同意”(5分)。这样累加结果的分值越高，表示民族之间的“社会距离”越近，民族隔阂越小。实质就是反映民族个体对整个外民族心理态度。
二、调查结果
对回汉族各设置的15道正向陈述和15道反向陈述的问题，前15道正向陈述每道得分为3分以上，15道反向陈述每道得4分以上，总积分≥105者，说明民族关系良好，分数越高说明民族之间越融洽；反之，说明民族心理上有隔阂，分数越低则民族心理上隔阂越大，在民族关系上就足以见得不太好。经过认真统计与分析，下面是得出的结论。
1.通过对回汉族成员的统计积分，他们的关系程度比率如下：
从表格内容可以说明回汉族总体关系较好，并且回族得分高于汉族，说明回族群众心理上对汉族的认可度高于汉族对回族的认可度。
2.回族村庄积分的排名次序为恭门、麻崖、古土、麻山；汉族村庄为恭门、麻崖、西坡、河峪。从村庄上的排序看有以下规律：
(1)民族之间的融洽度以恭门镇为中心，离恭门镇较近的村庄，民族之间的融洽程度较高；反之，民族之间的融洽度较低。
(2)回汉混合村中民族之间的认同感强，民族之间的融洽度明显高，如恭门村、麻崖村。
(3)偏远山区如河峪、麻山远离镇中心，交通不发达，信息闭塞，民族间缺乏交流与来往，对异民族的排外性较强，“社会距离”较大。
从以上规律中我们得出结论：民族关系与地理格局有关。
3.在调查中，家庭的经济收入划分为三个档位，即：(1)～(代指家庭人均收入)≥1500元；(2)500≤～＜1500元；(3)～＜500。民族心理测试的分数依经济收入基本从高到低排列，可以得出民族关系与经济因素有关。
4.在调查中，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问卷处理中把样本归类为：(1)“教门”好的(当地方言)，包括回族中每天礼拜，汉族中每天供佛、诵经的群众；(2)“教门”一般的，包括回族中只在特殊节日(如主麻日)礼拜，汉族中偶尔诵经、宗教节日朝山(去老庵寺烧香)；(3)对宗教不太重视，包括回族中很少礼拜，但上缴天课，汉族中不诵经、朝山，但仍上缴宗教摊派费用者。在这三个类型中，发现民族心理测试的分数从(1)到(3)由低到高排列，也就是“教门”观念淡化者比“教门”观念强者更容易心理上接受外民族。因此，民族个体的宗教信仰程度与其对异民族的态度有关。
5.在样本的调查中社会职业确定为：(1)公职人员；(2)从事运输行业、加工业、做生意；(3)宗教职员、果园种植，养殖业、在家务农。调查结果的分值从(1)到(3)是递减状态，说明个体的社会职业与其对异民族态度有关。
6.在调查中个体的教育程度设置三个档次：(1)大学以上程度；(2)中学、小学程度；(3)文盲。积分从(1)到(3)是递减趋势，所以个体的教育程度与民族关系有关。
7.样本年龄确定为三个档次：(1)15岁以下者；(2)15-50岁；(3)50岁以上。结果发现(2)档比(1)和(3)的分值都高，(3)档的分值最低。年龄差异反映出个体对异民族态度有关。
三、相关因素分析
1.历史背景
张家川回汉民族关系经历了曲折的阶段性的变化。清代对回族的政策出现偏激，导致西北回民轰轰烈烈地反清斗争。当陕西回民入甘时，由于部分起义领导决策上的失误，致使回汉民族关系出现紧张局势，发生了回民和汉族“团练”之间的残杀。据《清水县志》(民国版)记载：“祁廷献，邑痒生，慷慨就义，世居傅家川(离恭门村东5公里)。同治之乱，率其子士凤团练自卫，附近堡訾有被贼围攻者，辄引团救之，贼屡攻小河峪雪山堡(恭门村东8公里)，廷献同士凤率团勇屡与贼搏斗，杀伤甚重，雪山堡多数难民赖以保全。”[5]但“团练的活动加剧了回、汉人民之间的矛盾，引发了某些地方的民族仇杀，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6]55大部分地区汉族还是支持、帮助回族起义军。陕甘回变发生后，难民流入张家川各地，武装避祸。上磨地方回民恐怕牵连，不敢收容，汉族士绅王平安采取礼遇陕回以求自保的策略。张家川民谣唱道：
“骑耕牛，过关山，大营扎在上磨川；
上磨人，太短见；抬磨轮，打磨尖，不如王家堡子王平安。
王平安他真好汉，一笼油，两袋面，大牛拴在门外边。
由你吃，由你站，同甘共苦渡难关。”[7]166
在这首民谣中，凝聚着回汉人民团结的心声。
在张家川回族反清斗争中，不少汉族人民因不堪忍受清廷压迫，也加入到斗争队伍中。“据历史记载，李得仓率领的张家川‘南八营’军降清时尚有回汉官兵9.62万人，其中汉族3.15万，占1/3以上”[8]290。回民起义被镇压后，由于清政府的强制手段，安插陕西回族到张家川，在民族成分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汉七回三变成回七汉三的民族比例。
民国15年(1926年)后，因受河湟回汉民族矛盾的影响，张家川回汉民族相互猜疑，彼此防范，原来安定团结的关系一度趋于紧张，宣化岗道堂主持人马元超通过回族代表人物竭力疏导，向汉族群众热忱解释，说明张家川回汉民族从来是团结的，并无宿怨。经多方调和，使张家川的回汉民族感情趋于融洽，地方得以安定。
正月二十五是恭门镇的传统节日。据傅家川傅克俭老人回忆，民国初年，傅家川照例到恭门镇耍社火，可是，该村只有瘦弱的小毛驴，无法承担一天的重负，当恭门镇崔掌柜(回族)知道这一情况后，把自家的马、骡等大牲口借给汉族，借牲口的事从此开始延续几十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恭门镇回汉人民迈入了新的时代，生产关系得到了解放。恭门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完成民主革命，又进行社会主义改革，逐渐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
从张家川回汉民族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友好是主流，这种良好的民族关系根植于有共同的方言——张川话，共同的地域——张家川地区，基本相同的生产方式——以农耕为主，部分的文化、心理认同——伊斯兰文化与儒、释、道文化和而不同的特点。
2.民族分布地理格局因素
从民族分布而言，恭门镇回汉混合村有恭门、西关、麻崖、城子、灵台、团结、张巴，占25.92％；纯汉族村有河峪、杨坡、柳沟、傅川、西坡、天河、河北、袁河、袁家、毛山、张窑，占40.74％；纯回族村有麻山、古土、毛磨、张巴、海河、梁湾、许湾、水池、仁湾，占33.33％。从被调查者交友情况我们可以研究其民族关系。
从表格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回汉混合村中交异族朋友的比例都高于纯回族村或纯汉族村。在混合村中汉族交异族朋友的比例比纯汉族村高26.8个百分点(四周邻居)，亲密朋友高22.6个百分点，回族高30.3个百分点(四周邻居)，亲密朋友高25.1个百分点。
民族混杂区内，民族摩擦较多，但融洽度也高，在分值上两极分化较大，也就是摩擦和融洽的幅度较大。在现实生活中一回族和一汉族因地界、水源、道路、生意等发生了矛盾，或因历史的沉淀使他们会对异民族做出过低的评价。反之，若两家关系特别好，超出同一民族的心理认同感，这时他们对异民族会给予较高的评价。而远离镇中心的偏远山区，民族间沟通、交流机会较少，社区内同质性较大，民族成员的“内群感”(in-group feeling)强，对外族排斥性较大。同时，“民族居住隔离程度应该与民族群体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异紧密相连”[9]333。从地理格局上我们可以看出川道、公路沿线的群众经济基础好，接触外民族的机会多，民族间“社会距离”缩小。所以形成了以恭门镇为中心的车轮形状的“社会距离”波浪。
3.经济因素
经济类型的差异是农村经济差异最主要的因素，笔者以麻崖村(回汉混合)、古土村(回族村)、西坡村(汉族村)三个村被调查户作比较。
经济类型上有下列特点：(1)该地区以农业为基础，兼营其他方式；(2)回汉混合村中类型较多，主要原因是回汉族生产方式的互相“借用”；(3)回族从事的生计方式类型比汉族多，集中在做生意、制作豆腐、贩皮、养牛、养羊等，出外打工户数较少；(4)汉族类型单一，大部分出外打工，工匠较多。
从家庭收入上来看，笔者随机选取一户来考察当地村民的经济情况。所调查的河峪村包某(汉族)一家，共四口人，两个孩子上学。包计算了他家去年的收入与支出如下：
农业收入：十亩小麦收入4000斤(4000×0.6=2400元，按当地9月市场价算)
二亩洋芋4500斤(4500×0.12=540元，同上)
二亩胡麻400斤(400×1.3=520元，同上)
其他收入：打工5000元；挖药120元；打蕨菜70元，全年共计8650元。
开支如下：粮食消费2500斤(折人民币1500元)；洋芋2400斤(折288元)；胡麻280斤(折364元)；秋季和春季两次化肥520元；看病400元(其媳妇经常有病)；孩子上学300元；碾场和耕地150元；行人情120元；冬季买菜100元；“阴阳”先生安宅费60元；化缘粮和庙会钱40元；买农具50元；电费40元；碾场买烟40元；春季农药20元，共开支3992元，剩余4658元，人均1164.5元。这个收入略高于同村的平均值，归因于风调雨顺和出外打工运气较好。
当笔者进行回汉关系调查时④，包说：
“据老人讲，清朝时有过回族和汉族的矛盾，当回族来时，汉族全村跑光了，我们老家就是古土村，现在全是回族居住，刚解放时听说还到古土村上坟。从我记得再没有发生过回族和汉族较大的矛盾，这几年情况好多了，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没有不缴皇粮的，但我们今年连农业税都免了，这都沾了回族自治县的光了。”
虽然他把免缴农业税的原因直接归于沾了回族的光，这种理解与我国对“三农”政策不完全准确，但有一点反映汉族对回族的心理认可。当前，他最担心的是孩子上学问题，他对回族学生考大学照顾表示不支持。
古土村六个村小组，拥有运输车辆80台，有车户占总户数的30％。从事运输、贩药的农民纯收入达3000元。该村马某(回族)靠农闲时间搞粮食贩运给儿子娶了媳妇，又修建了八间砖木结构的新房子。当笔者随机问怎样看待回汉关系时，马告诉笔者：“汉族有时比我们回族还要好，说心里话我这几年就是挣汉族的钱，因为回族没有多少粮食可卖，只要咱们把秤持公平，价格合理，人家把咱们也当朋友看待。”从马的言谈中我们基本能感受到其内心对汉族的亲善感。
市场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合作性、互惠性。收入越高的家庭对外民族的依赖性越大，和外民族交往的机会就越多，能了解熟悉外民族，沟通的机会就越多。“通过沟通，一方可能与另一方就某一问题达成协议，或者使某一方改变原有的主张或态度，或者使一方屈从于另一方，双方的关系即可能由于沟通而更加紧密。”[10]276对于那些处于贫困的家庭，由于生活的压力，随时遭人鄙视，在心理上容易产生自卑，怨愤，“贫困者被异化，夺取了尊严和充满了自卑，并依然是混乱和冷漠的”[11]206。正如约翰·多拉德(John Dollard)认为人类的侵犯性行为很可能是挫折(frustration)状况下的反应。[9]122贫困使他们失去了与外民族合作的信心。反之，越有经济实力，参与社会的竞争能力越强，与社会网络联系的密度越大，与外民族交往更加密切，在“共赢”中共同获利，民族之间“社会距离”越小，民族关系越融洽。
4.宗教因素
“一切民族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宗教性；一切宗教都具有一定的民族性。”[12]从宗教积极方面来说，“有益于增强该民族成员的认同感，有利于促进该民族内部的团结，增强民族的内聚力。从消极方面来说，一个民族所处的传统宗教的氛围越浓重，一般来说该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就比较缓慢。”[13]在宗教与民族二者之中，“任何一方的道德或理性成分的发展都会有利于另一方的道德或理性成分的发展，任何一方的狂热或反理性倾向都会加剧另一方的狂热或反理性倾向。在宗教之间的关系与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关系之中，任何一种关系的和谐都可以促进另一种关系的和谐，任何一种关系的对抗性倾向也会导致另一种关系的对抗性倾向。”[14]
对民族的个体调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教门”好的排外性比“一般者”大。麻山村的排名较靠后，除经济、地理条件等原因之外，宗教因素不可忽视。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中，每天礼拜的占84％，50岁以下15岁以上每天礼拜的占36％，5个清真寺共有宗教职员15名，15岁以下的满拉有4名，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浓厚的宗教氛围制约着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
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相对是一个定值，投入宗教的时间越多，在其他方面的时间越少，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就越低，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就越低。部分思想活跃，敢于与外界竞争的群体，自然投入宗教时间少，受宗教约束的程度低，其发展也相应较快，对外民族的排斥面也小。
5.职业因素
职业是指劳动者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性质。国际劳动局的《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把284种具体职业归类为8大类，我国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所使用的8类职业划分法与国际劳工局的分类是相同的。[15]67从恭门镇的调查来看，职业分类有下列特点：从事运输、皮张贩卖、食品加工、小本生意的群众由于社会活动圈较大，接触异民族成员频繁，职业特点使他们变得随机应变，不拘泥于陈规，也能注意到民族关系融洽会给他们带来经济效益，“和气生财”是他们对外交往的理念，经济合作和互补超越了文化差异，他们对外民族“心理距离”较小。
而从事果园种植、养殖业、在家务农、宗教职员等，由于接触外民族的机会较少，加之宗教信仰浓厚，自身文化素质较低，民族间缺乏交流，会在心理上对外民族产生陌生感，民族“社会距离”较大。
国家干部对外民族认可分值较高，因为：(1)国家干部整体上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基本能从全局考虑问题；(2)国家干部在基层工作，与外民族接触频繁，得到外民族拥护和支持的机会较多；(3)国家干部对外民族文化了解较多，能自觉尊重民族习惯，因文化差异所引起的摩擦较少，因而双方心理隔阂较少。
在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一种不可忽视的情况。回族中，国家干部分值较高，但汉族中部分国家干部的积分并不是特别高。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走访了部分人员。下面是姓傅的一位教师所讲：“如果你是农民，你只要种好地，打工、做生意，不存在其他事情，像我们就不一样，在回族自治县几乎所有的‘一把手’都是回族，这几年调进县城或条件好的地方的职工大部分是回族，汉族很少，汉族职工要想评职称、调工作、孩子毕业找个工作很难。我在河峪村教了15年，这几年妻子有病，我想调近一点，跑了十几趟就是没影儿。”
国家职工是民族群体中的精英，他们有权利、民主、平等的理念，这群“特殊族层”对民族关系左右度很大。这种“不平等”是政策造成的。民族自治区域内一再强调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实际上，这个地方的汉族是“少数中的少数”，民族政策中多少忽视了汉族的利益。
6.教育因素
民族个体如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语言能力、异质文化的渗透、竞争实力等就创造了个体参与社会密度较大，从社会交往中获得了较多的发展契机。教育程度越高，受益性越大。民族态度越宽松，民族间关系越融洽。民族个体若受教育辐射小，既空缺自然知识，又对本民族文化缺乏了解，加之政府忽视，如“2000，2001，2002年，县文化馆(指张家川县)图书室三年内购进的回族学书籍只有5本”[16]143，结果会对民族个体发展极为不利。恭门镇的调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笔者调查中发现发生的民族纠纷中，参与人员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其次，文化素质的低下不利于民族成员参与市场竞争。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他们处于劣势，容易使民族心理上产生剥夺感、失落感，不利于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
7.年龄因素
年龄也与民族关系有关，15岁以下的儿童，其社会活动圈很小，大部分在本村的村学上学，外民族的信息主要来自于家长，由于历史沉淀，家长对外民族或多或少的误解，自然而然地灌输给孩子。如汉族地带，婴儿哭泣，大人常常吓唬小孩“别哭了，老回回割耳朵来啦。”无独有偶，在回族村中也有类似的例子。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对蚂蚁的不同评价，汉族小孩认为黑蚂蚁是汉族，红蚂蚁是回族，因为“红蚂蚁很凶，很厉害，黑蚂蚁善良”，而回族小孩却说黑蚂蚁是回族，红蚂蚁是汉族，理由是同样的。这就反映了民族间的偏见借用外在符号表现出来。孩子的这些情感肯定是家长教育的结果。15岁以上到50岁之间，也是民族交往最频繁的阶段，通过大量的接触，民族感情加深，分数显得较高。50岁以上的群众由于体力等原因参与社会活动较少，回族多转移视线到宗教信仰，汉族有些敬佛，有些以家庭活动为主，民族交往淡化。
除以上分析之外，笔者认为民族关系是一个系统，要了解民族关系必须调查民族个体的交往，无数民族个体的外在体现才构成民族的外在体现。而民族个体对外民族的态度是一个多因素的复合体，与个人情感、性格、人生阅历、社会背景、社会网络、社区内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各种因素有关。影响民族个体交往的各种因素往往相关性很强，形成一个因果关系链。譬如，一个人文化程度越高，收入越高，思想越先进，有可能宗教意识淡化，造成民族文化差异的摩擦较少，民族间的认可度较大，民族关系越好。反之，个体文化素质较低，收入较少，可能对宗教产生强烈的信仰，造成盲目排外，民族关系一般或不好。社会的运作是一个完整系统，在这一个完整体系中，我们不应该把阻碍民族关系发展的因素归到一个点上，要从整体上把握、引导。
注释：
①族群分层是在传统社会分层理论中引进了“族群”的因素，“族群分层”的分析对象是不同族群集团之间由于其结构性差异所引起的不平等，目的在于考察一个社会的“社会分层”结构中是否含有一定程度的族群背景，社会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反映的是族群之间的不平等，各族群成员是否存在相同的社会流动机会。参阅马戎的《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页。
②对“社会分层”有简化论和综合论两种，简化论以马克思为代表，依据“资产组合”(asset group)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综合论考虑多种资产和资源的综合方法。以帕金(Parkin)“职业标准”；豪瑟和费曼德(Hauser and Featherman)的“身份权利、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等为代表。参阅[美]戴维·格伦斯基主编，王俊等译《社会分层》(第二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本文以综合论为依据，是一种多纬度多层面的分类。
③1921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派克和伯吉斯(Park and Burgess)为测试民族成员之间的“偏见”提出的理论。1925年美国社会学家博加德斯(Emory Bogardus)提出了户访中具体方法。参阅马戎的《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第208页。本文借用“社会距离”指民族成员心理上对异族的亲疏程度。
④对乡村中不识字的群众我们先讲清楚怎么选，然后读答案，让他们选择，他们基本能表达出自己感情的赞同与否，有时感情还很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