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简的诠释——由林译《黑奴吁天录》来观察中国文人对西方小说传统的早期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奴论文,国文论文,人对论文,传统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文学翻译的确不是件易事，因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现实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 ”〔1〕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由于当时对西方世界还缺乏充分的了解、认识，人们对西方文学所知甚少，文学翻译就变得尤其困难。作为中国大规模译介外国小说的第一人，由于林纾不懂外语，其助手，合作者也未必称职，这就注定了林译小说先天地存在着一些缺陷、讹误。这些错误部分地可以归因于林纾本人的“不审西文，但能笔述”，或者“急就之章，难保不无舛谬”（《西利亚郡主别传序》），部分地也可以说成是受了他的口译者的累害〔2〕。但是事实上， 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辨析的：“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也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外语程度低浅，不够了解原文”。“林译的‘讹’决不能全怪助手，而‘讹’里最具特色的成分正出于林纾本人的明知故犯”〔3〕。 对于只有中国文学传统知识的林纾说来，几乎不可避免地出现于他所译小说中的一系列“讹误”，其中存在着内在的必然逻辑；在其背后，则沉潜着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和根据——正是这种传统有力地制约着林纾及其助手们在接受异域文化时所可能发生的变异方向。
如今，在差不多已经没有人需要通过林译小说获取对外国文学的体认时，我们可以基本上摆脱对他的译事的是非评价，可以探究决定着其翻译的更深层的非个体性原因，从而不仅确认林纾，同时还确认我们的古典文化传统。删节原文是中国早期译书中常见的现象，林纾的翻译也不能例外。但是，说林纾删节非出故意〔4〕，恐就未必合宜。 本文仍以《黑奴吁天录》 〔5 〕对斯土活（stowe ） 《汤姆大伯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的多处删简为线索， 看一看林纾在面对西方文学传统时所做出的反响，同时，也借以见出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方古典小说传统的几点不同。
二
西方古典小说十分重视场景式的描述。作者常常用详尽的笔墨历历描述人物的身世、性情、品格特点，描述人物的相貌、衣饰：
他的衣着过分考究：上身穿一件花里胡哨、俗不可耐的背身，脖子里系一条蓝底黄点子、亮晃晃的围巾，再配上一根花花绿绿的领带；这副打扮跟他这个人的派头倒是十分相称。又粗又大的两只手上戴着好几枚戒指；身上还佩带着一根沉甸甸的金表链，表链下面系着一串五光十色、大得惊人的图章；每逢谈话谈得起劲的时候，他总喜欢把表链挥动得叮作响，显出一副心满意得的神气。（第一章）〔6〕
通过细致地描绘人物的装束、举止，人物就被赋予了客观、确凿的身份、面貌，从而被固定、摄取了下来。作者从一开始就以不可动摇的写实性，假定了人物的某种性格、精神特点，往后便循着这一假定性的逻辑推演下去。
在小说中，我们随处可以读到有关环境、景物场面等的静态描写，这些描写常常是大段的：
住宅前面本来是修剪得平平整整的草坪，到处都是灌木丛点缀其间；现在则落得腐草芜杂，马桩四立；马桩周围的青草已被马踏得精光，地下扔着破木桶、玉米核和其它残物，零乱不堪。各处作为装饰用的花桩子，都被当作马桩用了，挂得一根根东歪西斜。上面还狼籍地垂挂着一两朵霉烂了的茉莉花或忍冬花。昔日的大花园，如今已经野草丛生，偶尔还可以看到一两支寂寞的奇花异卉，在杂草层中凄凉地探着脑袋。往时的花房，现在连窗户框都不见了；起霉的花架子上还剩下几只干涸了、无人过问的花盆，里面竖着好些枯枝败梗，只有上面的干叶子说明这一度是花卉。（第三十二章）
西方小说努力要建立一个与我们的经验世界同形同构，但比它更集中、更精粹、更清晰、更完整的小说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仅有坚实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基础，有使情节和人物真实可信的假定性，还有人物在其中活动，情节展开于其中的具体，确定的时间空间。当情节发展到上面那个破败的庄园时，Stowe 用解析式的精细文字框定了那里的空间场景，用一重重特定的细节描绘使之从一般走向具体。它就要成为小说主人公的活动舞台，关于这个舞台的布局、景观，Stowe 努力要给读者留下确定、详细的印象，仿佛眼可见、手可触。Stowe 要把一个确定的场景连同其中翔实的人物鲜明地呈出来，她要用一幕又一幕清晰得几乎可以复制的场面，使她的整个小说世界能象我们身边的经验世界一样，获得坚不可摧的真实。
林纾的译文便大相径庭。他差不多尽行删去了第四章“汤姆大伯小屋里的一个夜晚”。看起来，林纾既不耐烦那种精细如画的静态描绘，也不看重于呈现一幕幕真实固定的场景；他不事铺展，在祸从天降的前夕，汤姆小屋里的一夜欢乐，林纾肯定觉得过于琐碎，拖泥带水，因为十数页的文字，基本上没有向前开展故事情节。林纾删除或简化了那些场景式的、嘲讽的、调侃的，总之，那些不直接推动情节进展或者阻塞情节进展的文字。前引该书第一章中的大段描绘，在林纾就变成了“衣服华好，御金戒指一，镶以精钻，又佩一金表。”同样，第三十二章的那一长段则被概括成“一路景物荒悄，似久无人行”这样几个字。精确的描绘出来，并且清晰可辨的视觉图景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隐约朦胧的诗意感受。
显然，Stowe强调具体、确定、客观化，而林纾则钟情于浑然、 简约、概略（应该看到这里有文言文的制约）。他不解析、不固定场景和人物，听任其保留在含浑、整一的状态。一个突出的例子在第十七章中：
那伙人听了这消息之后的各种站立姿态，实在值得画家画下来。雷切尔·哈里台原本在做饼干，刚放下活来听消息，这会儿举着两只沾满了面粉的手站在一旁，脸上泄露出万分关切的神色，西蒙似乎陷入了沉思；伊丽莎双臂紧抱住丈夫，抬眼望着他；乔治站在那里紧捏着拳头两眼炯炯有光；无论是谁，遇到自己的妻子将被人夺去拍卖，儿子将落到一个黑奴贩子手里去时，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法律庇护下进行的，都会显出这种表情的。
这一段被林纾删简为：
于是大众闻言，咸变色无语。
Stowe通过描述人物的姿态，捕捉并固着了他们各自的内心反响。她把最变幻不定的心理意绪转化为外在行为，并且凝定为具体的、各具特色的空间状态。而林纾简约、笼统的概括描述，不提供任何具体、确定的细节。这一笔是如此轻灵、经济，刹那之间便顺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得无影无综，它所指示的那一情形还来不及把握，不待确立，便迅速融解于情节的筋脉里了，只留下淡淡的一丝印痕。
比较而言，Stowe的原著包含一定的绘画性， 更多地诉诸读者的视觉。叙事原本是时间性流动的，Stowe 却不遵循时间流逝的速率及其一定的节奏，她不断地抻长时间，切断、阻滞时间，把瞬息即逝的情形，意态用文字固定下来，呈现为空间的形态。在她笔下，人物的外貌、行为、情绪、心理都是可以空间化的。这样，情节的一维流动被打断了，与场面交织起纵横错杂的经纬结构。在西方古典小说中我们常常可以读到一个具有充分的客观真实性的物化世界，这个小说世界会获得相当的独立自足性质。
而林纾则比较尊重小说情节的时间性流动。他不以给我们静态的空间呈现为乐事，更多地带给我们浑然整一的感受和含蓄而不可条分缕析的体味。他用概括的语言来描绘，只肯适度地点缀经济的一笔，绝大多数篇幅则以简短的对话和叙述来较快地推展情节。他很少写与故事主线距离较远的内容，看起来多余或对故事情节的发展没有必要的文字，他会整段或部分地删去，比如在第九章，他就删去了原书中对柏德参议员深夜送伊丽莎去避难的揶揄、议论及所行的那条泥泞之路的细述。他不急不慢、不紧不松地搬演情节，就是不肯停下来，故事的进展因此更加精炼、紧凑、从容不迫。而随着时间很少被打断的一维性流动，情节裹挟、带动了人物。由于语言的含浑、概略，人物原本鲜明的极端性格、品质都被融蚀、削弱了，人物都内在于、统一于故事情节，从描述，对话中散发出人物的意态，口吻声情。林译的着重点不在每一个别，独立的人物，而是故事所自含，所包蕴的纯粹天成，无所破损的情理，韵味，在一个较为狭窄，收敛的范围内，以其较为节制的方式，给予我们微妙含蓄的印象，唤起我们可以体味而不易确定的感受。
三
然而林纾删简最多的，还是充斥予原著中的那些有关黑奴制度及基督教信仰的思索，长篇对话和作者的议论。在《黑奴吁天录·例言》中，林纾曾声言：“美人信教至笃，语多以教为宗。顾译者非教中人，特不能不为传述，识者谅之。”又说：“是书言教门事孔多，悉经魏君节去其原文稍烦琐者。”但事实上，林纾的删简并不仅只缘于他的不信教，在相当程度上，实在是由于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笔记小说，容纳不下这些辞锋激烈的长篇大论。
在西方文学里，小说家常常从故事中抽绎出一个究极的形而上概念，用这一概念来阐释、剖析、解决故事中所包含、提出的问题。 Stowe有强烈的正义感，而这与她的基督教信仰是一致的。她的小说并非娱目遣兴之作，而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动机。作者在序言中说得很清楚：“本书的宗旨是想激发人们对那些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黑人的同情心；揭露他们在奴隶制度下遭遇到的种种不平和痛苦——这个制度极端残暴不仁（这也是必然的事），就连有些深切同情黑奴的人帮助他们的一点成绩，它都要加以挫伤和取缔。”Stowe渴望自由、平等、仁爱、 痛恨非人道的残忍、奴隶制罪恶。她的巨大的戏剧才能，使她将所渴望与痛恨这两极组织成极性矛盾。这部小说是她的武器，她想要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客观描述那些痛苦和罪恶的情形。她通过各式各样人物对上述主题的尽情谈论，通过作者对人物内心的呈露，通过她本人激越的抒情、议论，酣畅淋漓、鲜明有力地揭示了小说的形而上主题。打破时间一维流动的光滑顺畅的外观，揭开遮掩人类内心的帷幕——也就揭示了世界。一个巨大的观念成为统摄全书的纽结。
相形之下，林纾对小说所抱的态度要复杂、矛盾得多。如果说他在小说翻译中绝少兴寄寓托，无疑是不公正的。在他所译的小说中，尤其是前期译本里，常常可以看出他对原作的意义的一定认识，并强调小说的感人力量及因之而来的社会教育功能，尤是在《黑奴吁天录》的序、跋及例言中，林纾一再表明译此书的时势之感和社会责任感。
是书系小说一派，然吾华丁此时会，正可引为殷鉴。且证诸咇噜华人及近日华工之受虐，将来黄种苦况，正难逆料。冀观者勿以稗官荒唐观之，幸甚！（《引言》）
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既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跋》）
林纾原是个具有一定维新思想并性情激切的爱国者，生当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种种令人痛心疾首的社会现实，使他不能不心生悲慨。1908年他在《不如归序》中抒发其因国家积弱而来的“冤抑之情”曰：“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我同胞警醒，恒于小说序中，摅其胸臆。”因此，译于内外交困的光绪27年（1901年）的这部《黑奴吁天录》，自然就贯串了译者一定的抒愤，警世之念。他在译序中声称：“则吾之书足以儆醒之者，宁可少哉！”
不过，这种对小说作品意义、功用的肯定，基本上是外在的，其根本的着眼点不是文学作品本身。在一向轻视小说的中国传统社会行将完结之际，林纾其实已经通过别人的介绍，对西方文学传统多少有了一些了解。他在《迦茵小传·小引》中说到：
魏子冲叔告余曰：小说故小道，而西人通称之曰文家，为品最贵。如福禄特尔、司各德、洛加德及仲马父子，均用此名世，未尝用外号自隐。
但是林纾毕竟只是个在文化转型前夕成长起来的旧式文人，对西方文学的这一点浅显的知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他对小说价值，地位的认识。他在《黑奴吁天录》的前序后跋中一再为该书的“俚浅”加以开脱，又谈及是书的命名曰：“‘录’本名《黑奴受逼记》，又名《汤姆家事》，……余恶其名不典，易以今名。”而其请求读者“勿以稗官荒唐视之”的希望，恰恰表明小说通常为社会所轻视的社会地位。
以古文来翻译西方小说的林纾，坚持其作为“古文家”的立场。在他看来，是小说与古文相契合的方面，而非小说之为小说的独特性质，使小说具有了价值。他在《黑奴吁天录·例言》中声称：
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法，有不同而同者。
以西方小说与中国的古文文法相比并，其意原在借此高抬前者的地位；狄更斯、司各特之所以被肯定，也是因为他们可以和司马迁相比拟。因此，梁启超在谈到风行一时的林纾小说时说：“纾治桐城派古文，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与新思想无与焉。”〔7 〕不仅以小说来攀附古文，而且总的说来，林纾之重古文轻翻译的心思十分明显：他“译书”不象“作文”那样慎重，甚至根本不乐意人家称他为“译才”〔8〕
因此《黑奴吁天录》第十三章开头凭空增出的一段，就不是偶然的：
著书者曰：吾于以上十二章，均叙悲惨断肠之事，令人寡欢。
今吾须少易壁垒，令观者一新其耳目乎。
这种绝类传统说书人的叙述口吻，旨在调节气氛、娱悦读者。正是为了满足、迎合当时中国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而非信实地传译西方文学，林纾在该书《例言》中解释删节原书“言教门事”内容时说：“本以取便观者，幸勿以割裂为责。”
尽管小说的地位在逐渐提高，但是自古以来小说就被视为远离“大道”的这一传统，使林纾难以从译“闲书”的态度中全然摆脱出来。中国古典小说家一般不对经验世界抱寻根究底的哲学探索精神，与正统诗人比较起来，文人们通常不指望在小说中实现其社会使命。由于对自然大化中的时间流逝特予尊重，所以，与其说很难从他们的作品中抽取出一个鲜明有力的哲学概括，不如说，作品的真正主题常常是潜在的：对于永恒的时间来说，人最终不免于脆弱、渺小，人的努力到头来往往无益。许多长篇作品都自觉不自觉地实现了这一意图。在林纾的译本里，有关自由、人道、仁爱的议论、对话等内容大都消失了，原作者所痛心疾首的黑奴制度的罪恶也就逐渐转变为人情物理上的问题；原著中特别触目的仁爱与残忍等等的极性矛盾弱化了，被保留并得到发扬的，是人情冷暖、人心向背这样一些世俗生活现象。黑奴的痛苦成了“命运”之类不可知力量的结果。整部小说成为缺乏强烈的个人意愿和主观色彩的自发有序的生命和时间的流程。
四
林纾以“古文家”身份动手去译西方小说，无疑在题材、技巧、意义等方面为中国小说传统展示了新的前景。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谈到古人之喜欢改动小说时曾说：“因为中国人向来以小说为无足轻重，不似经书，所以多喜欢随便改动它。”〔9 〕林译小说中存在着的对原作的大量改动，也不能不溯源至此。林纾在《黑奴吁天录》中对“Uncle Tom's Cabin”的大量删简， 实际上是为了服从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文言、笔记小说）传统的剪裁；最终既不是源于合作者的草率、马虎，也很难说是出于林纾本人的随心所欲，勿宁说，是由于民族特有的文学传统、小说观念和思维方式。
在观照生活、表现生活时，我们民族不是采取西方那种分析、解剖的态度，而更重直觉感悟。这种对于对象整体的领悟感受，是不加分析、不加拆裂的，往往依靠心灵和情感中微妙含蓄的印象，进行体会、捕捉。在古代文人看来，生活不是被切割、分解，也不是重新组合、建构的人为体系。归根到底，小说场景的简约、含浑，情节顺畅的一维性流动和形而上主题的涣散，为林纾改造了的这一切，都透显着一个不曾解析，却又清明有序的浑然一体的境界，并与传统小说理念息息相关。对于中国的老式文人说来，这种流畅、简洁而又浑然天成般的情形，才是可以接受的小说形态。
注释：
〔1〕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氏《七缀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参见郑振铎《林琴南先生》：“他不懂原文， 这是他最吃亏的地方，大约他译文的大部分的错误，都要归咎到口译者的身上。”（见《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3〕钱钟书《林纾的翻译》。
〔4〕参见郑振铎《林琴南先生》。
〔5〕林纾、魏易译《黑奴吁天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 正如郑振铎所说，魏易显然是林纾“较好的合作者”。
〔6〕为意义明确起见，引文基本上都采用汉语译文。Stowe小说的现代汉语译文主要采自黄继忠的译本《汤姆大伯的小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略有改动。
〔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二十九，《饮冰室合集》。
〔8〕参见钱钟书《林纾的翻译》。
〔9〕《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