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跨世纪干部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世纪论文,干部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着眼于发展，强调“四化”，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一大批曾被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重返工作岗位、国家机器重新正常运转的时候，邓小平就敏锐地觉察到国家机器的动力轴——干部队伍结构的老化，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并及时地把我们面临的“缺少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问题，向全党提了出来。此后，他又语重心长地劝说一些老干部顾全大局，不要兼职过多，腾出位子让中青年发挥作用。并要求各级组织“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①]。希望“所有老干部都要认识到，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②]。邓小平还深刻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认为，干部制度改革“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是无限期的”[③]。他反复强调指出：这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④]，告诫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忧患意识。但鉴于我党干部队伍的现状，老干部是骨干，为数不少，邓小平又感到，“这项工作要有步骤地进行”，“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行不通”[⑤]。他创造性地采取分两步走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第一步设立顾问委员会，逐步完成新老干部交替的过渡任务，为全面实行退休制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创造条件。第二步完善和制定各类干部退休制度，全面实施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全党在邓小平干部“四化”理论指导下，加快了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步伐，干部队伍的年龄和知识结构有明显的改善。据统计，自1982年—1990年，有72万名中青年干部走上了县（处）以上领导岗位，同时有526万名老干部离休退休。前者与后者相比，前者的文化素质大大超过后者。目前，建国后成长起来的干部，已在省、地、县各级党委、政府及其他工作部门的领导班子中占大多数，其文化水平均在大专以上。邓小平强调用“四化”条件来培养、选拔跨世纪干部人才，取得了显著成绩，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时代全局的驾驭能力和高超的领导决策艺术。
二、着眼于监督，强调民主，扩大视野，拓宽选干之路，使跨世纪的干部人才脱颖而出。唯物主义者认为，一个政治集团内部缺乏民主，权力缺少制约和监督，政治体制的弊端就愈益严重，如不及时解决，势必走向失败；一个人口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关键是，有了制约和监督机制，能够得到抑制和纠正，不至于走向反面。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一问题，试图以大民主方法，解决中国历代未解决的问题，防止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由人民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避免无产阶级政权变质。这些作法在干部管理上曾起过积极作用。但由于解放后，我们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邓小平认真地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并系统地研究了这一问题，提出了许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加强干部民主化管理和保障人民监督权力的重要观点：
破不等于立，立比破更难，工作更细致。邓小平认为，目前反映在我们干部问题上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⑥]。他反复强调，这是一项认真细致的工作，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他在认真地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后指出：“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并严正宣布：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不搞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不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更不能把斗争的矛头对着干部和群众。为广大干部和群众创造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宽松政治环境。他深有感受地说：“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因此，采取的方法不能一样，后者的工作方法要求更细致、更灵活。他说：“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在不同问题上，在不同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可以很不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⑦]显示了邓小平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
论资排辈是落后的习惯势力，解放思想，不拘一格选拔跨世纪的骨干人才。邓小平认为，党的提拔干部的工作，至今仍存在着用“资格”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的错误倾向。它严重地压抑着人才的成长，使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同时还滋长了某些干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惰性，已严重影响我们建立一支宏大的跨世纪干部人才队伍工作。因此，邓小平尖锐指出：“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⑧]在这一点上，甚至连资本主义都不如。他严肃而认真地说：“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提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⑨]并强调说，这种论资排辈的制度再不改革，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下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反而不能解决呢？邓小平在这里大胆地把我们过去的干部选拔制度同资本主义作了鲜明的对比，并把它上升到“孰优孰劣”的高度，对用人思想的解放，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他反复向全党指明：“我们的人才是有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只要我们敢于把他们提起来，让他们在其位，谋其政，经过一两年就能干起来了。”要求选干要扩大视野，切实做到不拘一格选人才。他指出：“选人不完全是从党的系统里面选，视野要开阔一点。”[⑩]“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11)。并特别强调，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他还满怀信心地说：“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只要大胆而谨慎地工作，只要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就完全有把握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12)
选好干部靠路线，检验干部靠实践，用好干部要有可靠保障的民主制度。邓小平认为，选拔干部首先要解决好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的路线问题。我们的人才有的是，为什么老是上不去，用不上？他的回答是：长期以来，“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好”。“在老干部里头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谁拥护自己就是好干部”(13)。针对这种倾向，他提出了用人要“取信于民”、“注意社会公论”，走群众路线的新思路。在长期的干部工作的实践中，他深刻认识到：人才来源并植根于群众之中，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一定可以凭借他的才华，在各自的行业和专业领域里作出骄人的实绩，必定会被群众所知，形成公平的、客观地社会公认。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14)。这样作，既有助于群众主人翁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增长，更造成了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氛围。为加强对初选的年轻人才培养和进一步考察，邓小平主张把他们“放到第一线压担子”，让他们去经受锻炼，考察几年，证明选准了的，就提拔重用；选不准的，还可以换。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考察和检验办法，是切实可行的。他又及时地将这一成功经验加以肯定：“把年轻干部放到第一线压担子，这个路子对，不能只靠人家扶着。他们受到了锻炼，提上来别人也会服气。”(15)建议作为一种制度坚持下来，显示了邓小平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邓小平不仅在改革的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使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新路，还认真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党在解决接班人方面的经验教训，为防止选拔出来的干部由公仆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他反复强调，要加强法制建设，保障人民民主权力。他多次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同时，“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16)。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全国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了职工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并赋予他们“有权对本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定，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等。邓小平的远见卓识，为建立一支跨世纪的干部人才队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着眼于现实，瞻望将来，强调加强制度建设，清除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使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形成了一套识别干部、使用干部、管理干部和爱护干部的制度。这些制度对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保证党的事业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要求，我们干部制度中不适应的部分，日益显露出来。如不进行改革就不能加快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抓紧改革工作，积极消除干部制度中的缺陷，不断建设和完善新时期的干部制度，从制度上保证跨世纪干部人才茁壮成长。
邓小平对这一问题非常关注和重视。他认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深刻地指出：“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7)经过对现存的领导体制、干部制度等进行认真地考察与分析，他认为，现行干部制度“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其中，“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18)。因此，他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说是消除官僚主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19)他分析产生官僚主义的原因有三：一是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机制有密切关系；二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到下的行政法规和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三是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考核、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邓小平在回顾、总结我们党和政府过去曾多次领导和发动过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然收效甚微时指出：它的重要原因就是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0)他讲道：“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并再次提醒全党全国人民要认真吸取这一严重的历史教训。他告诫大家说：“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病，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有可能重新出现。”(21)要求全党重视干部人事制度建设和有关法律建设。他反复强调：“我们改革现行的干部工作制度，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22)做到“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23)。在党中央领导下，各级组织根据邓小平关于干部制度改革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推进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进程。如对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重大问题作了相应规定：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就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24)。我国的《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总理、国务委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邓小平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和我国政府的规定，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带头退了下来，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实现年轻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央还决定下放人事管理权，加大下级组织管理干部的权限，扩大企业事业单位管理干部的自主权；1994年6月国家人事部颁布《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之后，从中央到地方机关，陆续向社会公开招考、择优录用公务员和党务工作者，使以往惯用的分配、派遣、调动等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逐步地铲除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为选拔大批德才兼备的跨世纪干部奠定了基石。
四、着眼于优化，强调结构，适应经济建设需要。干部队伍的一定结构，反映了构成干部队伍的各类成份的相互关系。它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表现形态，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并为经济基础服务。长期以来，由于政治运动不断，使干部队伍的结构发生了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变化：一般行政干部和政治干部多，专业技术干部少；文化低的干部多，受过高等教育和专门训练的干部少；年龄偏大的多，中青年干部少。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这些问题尤为严重。在专业技术干部中也存在着门类不全、布局不均、比例不当的问题。干部队伍结构上的这些严重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障碍，必须加以改变。邓小平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把优化干部队伍的结构作为干部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也是他建立跨世纪干部人才队伍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就将我们的干部队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他说：“现在我们的干部是不是多，像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各行各业，一千八百万干部，就绝对数字来看，并不算多。问题是干部构成不合理，缺乏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多。”(25)他根据当时干部队伍的现状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考虑到党的正确领导的连续性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设想分两步解决这一问题。第一步，解决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问题。这是因为当时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和缺乏知识的问题，已开始影响“四化”建设的速度，是摆在全党面前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邓小平告诫全党：干部作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和带头人，“没有专业知识是不行的，没有干劲也是不行的，没有精力是不行的。不管你的见解多么高明，如果没有精力，要做好工作是很困难的”，因此，他强调指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26)但解决干部队伍年轻化问题，也不能太急。太急了，不利于年轻同志的成长和平稳地完成新老交替任务。老同志还有一个传帮带的问题。他指出：“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27)解决干部队伍新老交替工作，当然也不能太慢。1981年邓小平对省、市、自治区书记们讲：“如果再过三五年还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28)第二步，逐步使各级各类干部形成合理的梯级结构，建立一支跨世纪的干部队伍。邓小平认为，我们的各级各类干部任职、退休制度，不仅年龄有限制，干部的名额也有限制。干部队伍中专业门类、各种年龄段也应有比例。“然后设想干部制度、机构怎样才比较合理，在后五年通盘解决这个问题”(29)。他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我们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要坚决执行干部年轻化的方针，但步子要稳妥，只能逐步进行。选拔干部也不是只讲年龄这一条，还得讲德才兼备，并且要有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同志参加，形成梯级结构。”(30)他指出：“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就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31)邓小平的干部人事改革思想和实践，就是紧紧围绕着这一目的进行的。
注释：
①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2)(13)(16)(17)(18)(20)(21)(22)(23)(25)(26)(27)(28)(2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396、331、332、397、413、336、366、225、225、325-326、384、332、340-341、333、327、333、226、146-147、263、323、321、384、388页。
⑩(11)(14)(15)(19)(30)(3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15、109、300、166、177、242、241页。
(24)《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