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增长：1952—201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译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
一、关于资本存量和产出的数据
我们的资本存量系列是基于乔1993年的研究建立的（表6和表7），在那个研究中，乔用了几组资本存量系列估计出总生产函数并且获得了非常相近的结果。随着资本存量系列的建立，在本文中我们将继续用总净投资建立完全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存量系列。我们选取1952年底的2213系列为原始资本存量（所有数字都以亿元为单位，1978年价格）。这个数据显示1978年底资本存量值为14，112。
如果能获得固定价格水平下的净投资（官方统计称之为“积累”）数据，我们就可以从1978年的数据开始向前简单加总到1978年底的原始资本存量14，112上，从而能建立一个资本存量系列。然而，这里在两个问题。其一，政府公布的是当前价格下的而非固定价格下的“积累”数据。从1952年到1978年，投资品价格基本上保持不变，所以就象乔原来做的那样，当前价格下的“积累”可以看成是固定价格下的“积累”。1978年以后，当经济改革开始时，投资品价格也开始改变，但还是不容易获得一种恰当的价格指数。其二，1994年以后，中国官方国民收入统计数据从“可支配国民收入”转变到新的GDP，前者等于“消费”加“积累”，后者等于最终消费支出加总资本构成再加商品和劳务净出口。由于包括了以前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服务项目，新的GDP和GNP比以前的“国民收入”统计量更广。
对于1978—1992年这段时间，我们尝试以4％的折旧率（为了对下式进行修正）应用于方程：
K[，t]=0.96K[，t-1]+RGI[，t]（1）
这里t时期真实总投资RGI[，t]是按《中国统计年鉴》的GDP数据用下列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以实际值计算）而得到的：
GDP=消费+总投资+净商品和劳务出口（2）
通过按消费价格指数缩减名义消费量，我们可以得到真实消费量。为了获得真实净出口值，我们按隐含GDP平减指数来缩减商品和劳务的净出口值。从1978年价格水平下的官方真实GDP数值中减去真实消费和商品与劳务净出口值，便得到了真实投资值（RGI）。
对于1993年以后的资本存量的估计，我们试图改进折旧率不变的假设。我们把1993—1994年和1996—1998年所有省份的折旧值加总，然后把1994和1996年的数值进行平均从而估计出1995年的折旧值。1993—1998年的资本存量为：
K[，t]=K[，t-1]+RNI[，t]（3）
这里真实净投资（RNI）通过下式得到：
RNI=RGI×（NI/GT）（4）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可以查到总投资（GI）的数值，和前面进行的估计一样，从总投资（GI）中减去各省折旧总值（Dep）得到净投资（NI）。
我们首先估计1993—1998年的隐含折旧率。在给定原始资本存量和真实总投资（RGI）的估计值的条件下，我们通过方程（1）得到K[，t-1]的系数，其结果分别为0.9549，0.9520，0.9492，0.9450，0.9394以及0.9358，均值为0.946。尽管在1993—1998年期间，隐含折旧率似乎应比这稍高一些，但并没有充分的经济理由去放弃折旧率不变的简单假设。因此，我们用均值0.946替代方程（1）中K[，t-1]的系数0.96以修正我们对1978—1992年资本存量的估计。
名义GDP和劳动力数据都可以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得到。真实GDP是与真实GDP指数成比例的，这个真实GDP指数是用1978年的价格和1978年的名义GDP转换而成的。名义—真实GDP比率给出了用来缩减净出口的年度隐含价格平减指数。表1列出了所用到的经济数据。
表1：有关经济数据
续表1
注：RGDP=真实GDP（以亿元为单位，1978年价格）；L=1劳动力（亿）；Dep=折旧值（亿元，当前价格）；IPD=隐含价格平减指数；K=资本存量（亿，1978年价格）
二、中国的总生产函数
我们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估计1952—1998年间（其中除去1958—1969年）的中国经济。在乔原来的研究中已经给出了排除1958—1969年这些不正常且超出生产边界的年份的原因。与此相似的是，为了考查在1978年的改革开始后技术进步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分量，我们引进一个趋势变量t，在1952—1977年值为0，在1978年为1并且以后每往后一年增加1个单位。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包括指数化趋势，得：
进而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前提下，有：
表2简要的说明了方程（5）和方程（6）的最小二乘法估计值。乔用1952—80年（除1958—69年）的样本数据估计出了资本和劳动的系数，分别为0.6353和0.3584，它们之和为0.9937。这表明规模报酬不变。这段时期内，中国没有技术进步。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增加趋势变量来检测。用方程（6）和上述检测过的样本区间，乔得到资本的系数是0.6317，标准差为0.0219，这与表2中的系数0.6284非常接近。表2中的回归表明全部要素生产率在1978年到1998年期间存在平均为2.6％的增长。这个新的结论应该加到乔原来的结论“在1952—1980年期间，中国没有技术进步”中，因为估计出的趋势系数为-0.0065，标准差为0.0187。表1的最后一栏列出了方程（6）的残差项。
表2：中国的总生产函数：1952—1998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估计值的标准差，K=资本存量（亿，1978年价格），L=劳动力（亿），s为回归标准差，R[2]为校正了的R平方。
LnK和InL，的点估计系数之和接近1，支持了它们的参数值之和为1的假设。用来检测这个假设（1，13）统计量值为0.0458，完全支持了这个假设，并因此而支持了对方程（6）的使用。从表2中可以看到用和不用这个假设的趋势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0262和0.0263，是几乎相等的。趋势系数的估计因而就强烈的拒绝了总生产规模不变的原假设。我们也可以检验1978年以后以方程（6）为背景的资本（以及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劳动）模型是否保持不变。原假设是：除从1979年开始的趋势项外，1978年以后的生产函数保持不变。我们发现用1952—1998年（除1958—1969年）的样本观测值，32个自由度的残差平方和A为0.06727。先前进行的回归中自由度为12的残差平方和B为0.02283。1978—1998年期间自由度为18的残差平方和为0.03924。用来检验截距项和方程（6）的第一系数项的F（2，30）统计量值为1.2566。因而即使是在20％的显著水平上（此时临界值为1.70），我们仍不能拒绝在这两段时期内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参数保持不变的原假设。参数的这种稳定性使得我们更有信心用这个方程来预测下一个十年的GDP增长。
通过对方程（6）的残差进行杜宾—瓦特松（DW）统计检验，其值为0.638（即表1中的最后一栏所列），我们发现存在显著的正序列相关。对残差进行第一顺序自回归估计得到的结果为0.6234，标准差为0.1263。对自回归残差进行DW检验的结果为1.633，表明存在恒定的正相关。应用Cochrane—Orcutt程序对方程（6）进行估计，得到ln（K/L）项的系数为0.5577（0.0468），趋势项的系数为0.03028（0.0040）（括号内为标准差）。这个回归既可以说明过去的产出增长，又可以用于下一部分对未来增长的预测。
三、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
在表1中，我们发现中国真实GDP从1952年的799.32（以亿元为单位，1978年价格）增长到1998年的23，129.01，暗含着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为0.07315，或7.6％。在1978年改革开始以前，全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增长，并且从1952年到1978年（1978年的真实GDP为3624.10）每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0.05814，或6.0％。从1978年到1998年，这个增长率为0.09267，或9.7％。0.09267的增长率可以分解成三个：资本增长率0.09138乘以其系数0.5577（或0.5096），加上劳动力增长率0.02776乘以其系数0.4423（或0.01228），再加上生产率增长0.0303。这三者之和为0.09352，与观测到的增长率0.9267有微小出入。这是因为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回归估计不能准确解释起始年份（1978年）和终止年份（1998年）的真实GDP的缘故。与对被估计的生产函数的增长率0.09352的解释相一致的是，0.051来自于资本增长，0.012来自于劳动力增长，0.0303来自于全部要素生产率增长。本文的一个主要结论就是资本积累和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说明了改革后1978—1998年期间的中国经济增长。资本积累非常重要，占增长率的54％（0.051/0.09352）；同时生产率的增长也相当重要，占增长率的32％（0.0303/0.09352）。剩余的只有13％归功于劳动力的增长（由于有循环计算的缘故，三者之和不等于100％。）
本研究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具有启示作用，我们来考查在从1999年开始的下一个10年中，当全部要素生产率分别保持0.0303不变、减少一半到0.0151以及减少到0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会是多少。通过用校正了自回归残差的被估计生产函数（方程（6））和资本形成方程（方程（3）），我们可以模拟出中国真实GDP的增长路径。劳动和投资函数可以建立为：
在1978—1998年间劳动力增长率为0.0281。方程（8）中的系数0.3373是1978—1998年净投资总和与真实GDP总和之比率。注意由于从1980年开始中国政府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方程（7）中的系数0.0281可能被低估了。由于劳动因素只占GDP增长率的0.012一减少到一半时意味着它对增长率的影响只有-0.006，因此被高估的系数0.0281对未来增长率的影响很小。如果我们将投资增长率上调，如调到0.36，由于投资只占资本存量的一小部分，并且和资本存量一道与GDP成比例约为0.6的正比增长，所以下一个10年资本存量也只会略微增加。我们将使用方程（3）、（6）、（7）和（8）对中国未来10年的增长率进行模拟。
表3记述了三种模拟结果。第一次模拟是把1998年的真实GDP、劳动和资本的历史值作为原始值，并把截距调整为2.5732以使生产函数中被估计的真实GDP值等于1998年的实际真实GDP值而得到的。时间趋势项1999年的取值为1，2000年的取值为2，以此类推。在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模拟时，除了趋势变量分别取值0.015和0之外，我重复做第一次模拟那样的练习。
表3显示，在假设全部生产要素按过去的增长率0.0303这样的速度增长的条件下，2010年的真实GDP将会达到69，037（亿元，1978年价格），暗含着从1998年以后0.836的增长率8.72％的年均增长率。当全部要素生产率减少到一半时，至2010年GDP增长率将下降到0.0664。对于零生产率增长，GDP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到0.0495。由于有充分的理由确定生产率下降的幅度，个人可以认为真实产出的年增长率应该在7％左右或更高。这样的结论是根据过去已经存在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稳定关系和高投资率的事实而作出的。
表3：模拟真实GDP：1999—2010
注：TFP=全部要素生产率
四、总结性评论
在作出结论之前，我想先简单地陈述一下本研究可能存在的三种局限性。首先是中国官方数据的准确性（乔已经论述过这种可能的局限性）。这里我想指出的是：一、这个研究是关于几个重要变量的过去趋势，只要基期数据是一致的，变量的基期值并不会对结果造成什么大的影响。二、因变量发生了改变，如表1中所示的，要素值从3.5（劳动力）变化到40（资本），由于解释变量的变化对它与测量误差变化量之和的比率决定了回归系数偏小，使得测量误差结果变小。三、当我们分析这些被频繁使用的数据暗含着有关中国经济增长过程的哪些重要信息时，使用这些数据进行研究就是有价值的。最近由于政治原因而使得中国的产出数字被部分的夸大，也表明了这一点。尽管国家统计局一直企图调整那些源自于各省上报的因想达到产量增长目标而被夸大的数据，但是这种调整不可能根除所有这些夸大数字的倾向。另一方面，由于一些乡镇企业可能低估了他们的产出以及官方数字中隐去了地下经济的产出，收入数字可能比实际的偏小。某种程度上，这些偏差相互作用而被抵消了。给定上述的前两个观察值，我们可以大致解释中国官方数据可能的不准确性是如何影响我们对总生产函数趋势分解的研究的。
本研究的第二个局限性在于它涉及到的计量经济学问题。其中之一便是解释变量的内在性，但由于资本存量和劳动供给似乎是外生的，并且不受产出的影响，故这个问题并不严重。产出和投资可能是同时决定的，但投资只是资本存量的一小部分，而资本存量又主要是前定的。鉴于一些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这就导致另一种有关计量经济学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用变量自身的数值而不是用一阶差分或其他某种变换形式去估计生产函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对协整部门进行估计而用变量本身的数值是恰当的，这些相关部分代表了我们所希望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的那种长期而稳定的关系。
第三个局限性是本研究缺乏对全部生产要素生产率变化的解释。在以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长来解释了产出增长之后，本研究只分离了索洛剩余。我们已经意识到存在导致生产率提高的制度变迁，并且通过外资也使得技术得到了部分的改进。但是这些变化是如何作用于索洛剩余的已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这也为进一步的研究保留了一个重要的论题。
如同其他学者的研究一样，我们不能用这个简单的模型排除人力资本、技术变迁以及分配效率改进等对产出增长的作用。这些学者包括：格林·杰弗逊、托马斯·罗斯基Y.Zhang，李善同和翟帆（音译，下同）；以及王晓璐。诸如樊尚根、张小波和沙尔门·罗宾逊的研究一样，他们都没有象我们这样按工业部门来分解增长的源泉。由于可能存在说明错误、附带的测量误差以及用更多参数时对自由度的损失等，在参数个数和估计的准确度之间存在着权衡关系。就预测的目的而言，有些变量我们不必测量，象决定诸如人力资本、技术、分配效率和部门构成等变化的变量。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前提下（这个前提已被数据所支持），我们只需要两个变量：关于资本的产出弹性和趋势变量系数，其估计值分别为0.6和0.03。0.6这个与经验吻合得很好，与乔原来的研究一样，同N·乔治·曼昆、戴维·罗墨以及戴维·N·威尔等人的研究也是一样的。他们用近70个国家的数据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计经典的索洛增长模型。如果0.6这个数字是正确的，那么用log（产量/劳动）减去log（资本/劳动），然后按时间序列回归，将发现从1952年到1978年，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0，而从1978年到1998年全部要素生产率以年均近0.03的速度增长。因此，第二个参数的估计值也得到了很好的支持。只用这两个参数，我们可以得到中国产出增长合理而准确的分解。对于近期的预测，资本系数0.6不可能发生改变，而对于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们可以允许有轻微的变动。由于中国仍有充足的机会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并实施配套的机构改革，所以在2010年以前的这段时间内，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不可能迅速地下降到原值的一半的。因此表3中TFP=0.01514一栏只能作为对中国产出增长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即使我们考虑到劳动力增长速度下降而造成的有限的影响（历史上劳动力对增长率的贡献只有0.012）。
关于一些东亚国家是否缺少显著的全部要素生产率增长（见阿尔.杨和保罗.克鲁格曼）和这种缺少是否会抑制它们未来的增长这两个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就中国而言，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在1978—98年间，在中国存在显著的全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且每年增长速度为0.03，即使全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有某种程度的下滑，但由于预期超过GDP30％的资本形成率和约为0.6的高资本弹性，使得在下一个10年内中国仍将能设法使其经济以不低于7％的速度显著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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