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考古学研究方法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古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济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他在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古史重建和中华文明起源等研究领域做出的开拓性贡献，已成为一笔重要的学术财富。追昔抚今，中国考古学跳动着的鲜活的灵魂里，依然有李济所遗传下来的基因。我们有必要，也有责任重述他的思想，反思他的方法。关于其学术思想与方法，已有学者作过探究[1]。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拟从考古学基本操作到古史研究的一般方法再到中华文明起源，逐一再探先哲之治学方法。 一、地层学与类型学 1926年，李济在清华大学作题为《考古学》的演讲，最早提出了“地层学”的问题，指出：“考古学家也可以藉着这种方法来定古物的年代。”[2]同年，他主持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将当时西方流行的地层学应用到中国考古学实践中。李济采用了一种“拨葱式”方法[3]，即“注意土色的变迁”[4]，按土色变化层层揭露遗址。他还详细记录各个地层的状况，并绘制平、剖面图。对于重要出土物，他采用“三点记载法”，即记录“出土物的位置与参考点之间的三维距离”[5]。“三点”即器物出土位置与参考点间的纵、横距离及其距地表的深度这三个参数。今天，我们依据这些记录仍可清楚地再现西阴遗址的地层关系和每件重要出土物的位置。 这一方法适合记录重要出土物的坐标，但不适合用以记录所有出土物。一般性出土物的数量巨大，无法做到件件都记录它的三维坐标。于是李济又发明了一个“层叠法”，用以记载一切屡见的遗物。“层叠法”是指按某一固定长度单位划分地层，即“由起点下行第一公尺叫作A层；第二公尺B层；依次递降，用英文字母大写作记”[6]。利用“层叠法”记录出土物位置，具体做法是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示人为划定的大地层，用小写英文字母表示按土色划分的分层，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探方的编号，三者按大地层、探方编号、分层的顺序连在一起，就完成对一堆遗物的记载。例如一堆器物的编号是B4c，表示这堆器物出土于第四探方第二层中的第三分层。1930年，李济主持城子崖遗址的首次发掘，同样采用了“三点记载法”记录重要遗物的出土位置，采用“层叠法”记录一般遗物的出土位置，即按人为划分的等距的水平层进行发掘和记录。实际上，相关资料没有明确记载城子崖遗址是按水平层进行发掘的。陈星灿依据该遗址平、剖面图和发掘者对器物的记录方式，准确地推测出了这一事实[7]。“层叠法”的好处在于最大限度地记录地层中出土的一切遗物。但是文化层堆积不是水平的，堆积的厚度也不一致，为了准确地识别出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及其叠压打破关系，需要依据土质、土色及包含物划分地层。“层叠法”以人为方式划分等距的水平层，背离了上述原则，实质上仍然是地质地层学的沿袭[8]。这种方法容易造成出土物层位关系的混淆，所以，按水平层进行考古发掘的做法很快被抛弃，而早期采用这种方法的考古发掘也常常为后人所诟病。事实上，李济的“层叠法”没有完全背离按土质、土色及包含物划分地层的原则。这一方法按固定的长度划分水平层，但每一层内又划分出分层，“分层的厚薄，由土色及每次所动的土的容积定。分层按上下次序用英文字母小写字作记”[9]。城子崖遗址发掘时，“凡一坑之土质、土色、层次及文化遗物，均需详记于册”[10]。水平层内再按土质、土色以及包含物划分分层的做法，就是李济所说的“拨葱式”的发掘方法，符合科学的考古地层学原理。故陈星灿说：“即使完全使用水平层位的发掘方法，也还是能够在剖面上看到自然的叠压状态的，也是能够在平面上发现文化层的区别的。”[11]可以说，李济主持的西阴遗址发掘与城子崖遗址首次发掘实现了对当时欧美先进考古发掘方法的借用。当时的地层学尚处在摸索时期，与今天成熟、完善的地层学不可同日而语。李济开创的地层学尽管存在着很多缺陷，却无法抹杀它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地位。 李济在随后主持和领导的殷墟发掘中，进一步完善了地层学。尤其是1931年梁思永把地层学和类型学相结合，成功辨识出后岗遗址中的仰韶、龙山与殷墟文化三叠层，标志着中国考古地层学运用的成熟。 李济在类型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探讨器物的分类。1930年，梁思永对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片进行分类研究，应该是中国考古类型学的最早尝试。由于西阴遗址没有出土完整器，梁思永对大量陶片所做的细致分类，“并不能综合成一种仰韶陶器的完整概念”[12]，当然更无法排列出器物形态的演变序列。李济在对殷墟出土容器的分类研究中，为中国考古类型学开辟了另外一种道路。他认为，器物之所以能够被分门别类，是因为器物各有自己的形制，因此，“这个‘类型’的观念必须严格地建筑在形制的基础上”[13]。他将器物形制分解为三个层次，作为器物分类的三个标准。以他对殷墟出土青铜器、陶器等容器的分类为例，首先以器物的最下部(即底或足部)形态为第一层次的分类标准，将器物分成不同的目(即类别)。这些目包括：圜底或尖底器、平底器、圈底器、三足器、四足器等。每一目均给一串序号，具体是：圜底或尖底为000～099；平底为100～199；圈底为200～299；三足为300～399；四足为400～499。其次，把每一目内器物的最上部形态，如口径与器高的比例、周壁与底部的角度等，作为第二层次的分类标准。细分后的器物也给一个1～99内的序号。最后，把器物最大截面位置及耳、鼻、嘴、流、把、柄等附着器的有无作为单个器物的个性，即最小层次的分类标准，用英文字母表示。经过三层标准分类的器物，每一式别都有一个由三位序号构成的编码。这个编码就是该式别器物区别于其他器物的“身份证”。 李济还主张器物的分类不必限于器物质地。他说：“以形制为基础，我们讨论青铜器就可以不必为‘青铜’两个字所限制。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不必为器物的质料所限制。我们要是说某些器物是同一类型的，只是讲它们形态的类似，并不管制造这一器物的质料是否相同。所以用青铜制造出来的三足器如——鼎型的和鬲型的形状，就可以与木头制造的，竹子编的，以及其他种种质料的三足器比较研究。”[14] 李济所设计的器物分类法很容易区分器物式别。见到一个器物的序数，就知道器物属于哪一类别的哪一式别了。这一方法便于研究者检索，但操作起来很琐碎，不便于记忆，且存在把同一类器物分隔到不同类别或式别当中的缺陷。李济也看到这些不足：“也许有些形制好像极近却分成两式；有的相差似乎很远，又排入同式。”[15]然而，这套分类法的最大缺陷在于仍然无法建立一种器物的完整的发展序列。李济对此的解释是：“编制图录序数最大的目的是便于检查，这是不能与生物学分类同样地看待的。”[16]另外，不考虑器物质地，将具有相同形制的器物归入一类，也不利于探讨该类器物的发展序列。李济在考古类型学上的探索没有找到更合理的分类方法，与当时中国考古学界对类型学认识水平有关。同时代很多考古学家也对类型学进行过积极的探索，均未找到一条恰当的路子。真正能探讨器物、遗迹和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类型学方法，要到20世纪40年代苏秉琦对宝鸡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出土陶鬲进行类型学研究后才形成。 李济所设计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模式，得到中国考古学批判性的继承和发扬。时至今日，中国考古学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方法论体系和操作程序。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历史不会抹杀李济对探索和创立中国考古学研究方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张光直曾中肯地指出：“自1929年以来作为中国考古学的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即地层学与器物类型学，其发展的基础还是李济先生用锄头在小屯最先奠立下来的”[17]，“他的整套研究方法——首先是陶器和青铜器的命名和类型学方法——一直还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界处于支配地位”[18]。 二、古史研究的一般方法 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两条主线，一条是疑古，一条是古史重建。疑古不是单纯地怀疑、一味地破坏，其最终目的也是要重建新的古史体系，只不过走的是一条先破后立的道路。中国考古学就是在重建古史这一历史使命的召唤下诞生的。它从一开始就以研究和重建古史为己任，并积极探索研究和重建古史的方法和途径。李济便是以考古学重建古史的先行者和实践者。 上世纪初，地下埋藏的资料开始大量涌现，其史料价值日益受到学术界重视。1925年，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19]首次从方法论上肯定出土资料的价值。李济自然赞同并倡导这种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他说：“以可靠的材料为立论依据，材料必须是经过考证及鉴定的文献史料，和以科学方法发掘及报道的考古资料。撰稿人须尽量利用一切有关的资料，尤其注意利用最新的资料。”[20]但李济对“新材料”内涵的理解是不同的。他站在考古学的角度，主张扩大和完善“二重证据法”。他认为：“王氏所指的‘地下材料’，仍以有文字者为限”，“‘地下材料’这一观念，应由王国维氏的定义加以扩大。考古学家必须根据现代考古学的定义，把‘地下材料’再作一番新的界说，即：凡是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21] 将“二重证据法”推而广之，就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法。李济在这一方法上也走在同辈学人的前头，为中国考古学研究开辟了另一途径。台湾学者吴相湘说：“在研究方法上，李又引进现代方法为中国开辟许多新道路：(一)运用物理观察或化学分析的方法……(二)应用比较研究。在考古学上不能了解的现象在民族学上或可得到解释……”[22]吴氏指出了李济对物理、化学及民族学方法的借用。但是，李济的综合研究法所涉及的学科还要广泛。他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罗列出重建古史所需的“七种资料”：一是与“人类原始”有关的资料；二是与研究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三是人类的文化遗迹；四是体质人类学资料；五是“狭义考古学”资料；六是民族学资料；最后则是传世文献[23]。这些资料涉及古生物学、古地质学、古气象学、体质人类学、人体解剖学、民族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在实践中，他的《小屯陶器质料之化学分析》一文则运用化学方法对陶器质料进行分析，而《跪坐蹲居与箕踞——殷墟石刻研究之一》运用了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动物学与民族学的材料与方法。 李济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中最重视的是人类学。这是其治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其治学的一个独特的方法。历史是人类创造的，历史研究便是对人及其社会的研究。尤其是人类起源、进化、石器时代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几乎与人类学在此领域的研究完全重合。所以，李济对人类学的钟情[24]绝非仅仅源于他毕业于体质人类学专业，更重要的是研究人类起源与发展的历史，离不开体质人类学。李济对人类学材料和方法的重视与钟情，他的弟子张光直曾有精确的评论：“李济先生一生追求的史学课题便是中国民族之起源。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李先生从他自己当学生的时代便开创了一条人类学的新路”[25]，因此可以称李济为“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26]。 三、文化传播论 文化传播论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概念，但它在考古学，尤其是20世纪上半期的考古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考古学家用来探讨文化起源和阐释不同考古学文化存在共性的主要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文化不是封闭的，具有传播性，相应地就有模仿、借鉴和吸纳性。所以，当考古学家看到不同文化具有相同造型、纹饰和风格的器物、服饰、建筑或墓葬等等，他们就倾向于用文化传播与交流来解释这种相同或相似。 李济也赞同文化传播论，他说：“文化一分畛域，就可能为外来或本国独创等意念所影响。实际上没有一个区域的文化是完全孤立而独自发展成长的，吸收外来文化并不足奇。”[27]“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今日或过去所有伟大文明的发生都是由于文化接触的结果。”[28]他采用传播论来探讨仰韶文化和殷墟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在仰韶文化来源上，他认为：“由甘肃向西北踏查，中国的彩陶，似乎与中亚、小亚细亚及多瑙河流域一带的遗址所处的类似陶器有些不可忽视的关系；这虽是些未定的推测，彩陶文化的国际性是很显然的。”[29]在殷墟文化来源上，他认为“商的文化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体，融汇了很多不同文化源流”[30]，这些文化源流至少有三处：一是来自西方的因素，如文字、彩陶等；二是中国或东亚自创因素，主要有骨卜、蚕桑、雕刻艺术等；三是来自南亚的因素，如水牛、稻及一部分艺术[31]。他不仅指出殷商文化具有西方的、东亚的、南亚的等多元的国外因素，还指出殷商文化的本土源头也不是一元的。他认为多种文化的传播和汇聚铸就了伟大的殷商文化。他没有同时代一般学者所固执的“中原中心论”思想。20世纪70年代，苏秉琦先生开始探索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确定中华文明起源的六大区系，并将六大区系进一步划分为面向环太平洋地区和面向欧亚大陆两大块。由此，不但彻底打破根深蒂固的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而且还将中华文明放到世界范围内探索其起源和发展。不敢断言两者之间存在学术上的必然联系，但不能不说李济在这一研究领域内的高瞻远瞩。 事实上，不同地域的文化间确实存在接触、传播和交流，尽管有时是强制性的扩张或推广，所以应该承认传播在文化起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是，任何一种理论都有被滥用的危险，传播论也不例外。20世纪上半期，极端传播论考古学家认为，文化间的类同都产生于传播，即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的考古学文化都起源于同一个母体文化，他们进而否认人类独立发明和创造的可能性。李济对极端传播论具有清醒认识和警戒，他肯定中国文化中的舶来因素，但更注重中国文化的内在因素。他认为，内在因素是一个文化的立足点，“如果一个文化的内容全是外来的，则他在世界的文化史上，却也不能占一个重要的地位”[32]。 李济把中国史前文化和殷商文化放到环太平洋和欧亚大陆这样广阔的区域里研究，体现了他的一种世界性的学术视野。这种学术视野使他抵制极端传播论和夜郎自大的一元论，使他能平等看待每个民族的文化和尊重每个民族的自主性与创造力。 李济一生著作宏富，在考古学与古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都有开拓性的贡献。今天，考古学家具有了更丰富的资料、更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和更宽广的视野，但是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依然是在李济所奠定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不应忘记这位中国考古学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