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双重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重性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25年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双重性表现在：一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二是由以农村融资为主的工业经济向以工业为基础的多元化经济转变。中国经济的第二个发展特征已经产生了其不同于中东欧国家转轨道路的制度特征，将来的发展也是如此。
中国经济转轨具有独特的特征，这点从以下内容可以看出来：
其一，政治上统一。
其二，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是采用大棒式的私有化，而是采用企业所有权渐进式的转变。
其三，转轨过程中，在农村提倡私营和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
我认为，这些特征反映了一些在有着农地传统的东亚国家的普遍的发展类型。但是为了更有说服力的进一步阐述这样的观点，我想先讨论一下制度的含义，针对一些政策和技术参数，这些制度是如何变化的，或者说，它们是如何不能变化的。
目前，在如何理解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经济学家们倾向于“制度问题”。但对于什么是制度，经济学家们也没有达成共识。一些认为“制度”就是指像世界贸易组织、CP和中央银行这样的机构或组织；一些人则认为“制度”就是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有一些人把非正式的规则如风俗等也划归为制度的范畴。如果制度只是指所制定的法律、规则和组织，那制度的变化只能由政治意志或由专家和精英有意识的组织设计来达到。在体制演变的过程中，我不否认政治领导和合理组织设计的重要性。
但是，如果很多机构对法律法规和组织设计作战略反应并采取他们自己的行动的话，那么这些法律法规和组织设计就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后果。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活动规则，这完全不同于法律所规定并强加给他们的法规。如果有两人恰好向同一方向运动，人类社会的游戏就会进行得非常简单与和谐，他们就会非常幸福，非常成功。但如果他们刚好相反或者完全不一样，游戏就会很难进行下去，整个社会就会处于一种高度混乱的状态之中”。
我把“制度”这个概念定义为“人们对实际游戏规则的共同认可”。需要人们共同认可和维护这样的规则，以使游戏规则能自动执行的原因是他们反映了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主体的战略性行为。而且，因为生活在一定经济、政治、社会和组织领域中的人们所选择的最好（主观的）战略的互相独立性，可能会存在许多不同的等式。用行话来说，就是体制的互补性允许制度安排的多样性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不可能只有一种可行的和最佳的制度安排。历史事件也会在选择平衡安排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制度变化十分复杂。制度的改变往往是由于广大人民对游戏规则失去信心所引发。这样的集体认知危机往往是由于大规模的外部冲击、内部矛盾的积累或者是两种因素共同引起的。但是，一个新的制度安排不会从这样的危机中直接演变而来。面对这样的危机，法律和规则得作出重新调整。也许可以在私人领域试验新方法，但要经过严格的选择。关于变化的对立观点可以公开讨论和辩论。政治领导很重要。只有通过这些和其他因素的互动，某一变化方向才能从许许多多的选择中显现出来，成为焦点。只有当人们对游戏新规则的期望集中到一点时，新的制度安排才会出现，不管每个人是否同意，也不管他们是否都从中受益。
从这一点看，可以认为东亚国家目前正整体处于大规模的制度转型过程中。一个国家的制度变化，通过提高市场交易和增加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与更多的跨国界的政治、学术和个人交往等方式，对同一地区的其他国家的制度转型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亚洲国家的制度转型会通过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立即形成一种简单的模式。
我们经常提到所谓的“雁行模式”，这种模式关注的是产业发展的跨国模式。根据这种观点，亚洲的产业结构发展体现了雁行模式，日本在产业发展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其他国家紧随其后。但是，产业演变的跨国界模式也许可以适用一种相似的思想。
假设产业发展和对应的制度安排有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政府的协调下，资源从促进农村行业的生产领域转移到工业行业。政府有选择地资助或援助特定的产业集团（工业家们）。可以把庞大政府的结构和以牺牲农业部门为代价的著名集团看做“发展的国家”。这种国家的效率取决于政府的诚信承诺。
第二阶段。随着工业发展的顺利进行，其成果的一部分被转到生产力稍差和处于不利地位的部门，以实现社会的稳定。这个阶段的特征是经济多元化。
第三阶段。政府倡议的多元主义可能最终成为不可持续的，因为交叉补贴生产能力稍弱行业的产业基础开始受到腐蚀。取消生产能力稍差的行业显得尤为紧迫。政府的作用需要从行政的多元化向以促进市场公开竞争的方向转变。这样的转变也要求政党间对领导权的公开的竞争。没有人可以为达到这一阶段准确地划一路标图。但是，它将是高度依靠设定的道路进行的，而且如果这个阶段的制度安排开始出现的时候。它没有必要一定要与西方典型的模式相一致。
以上提到的发展模式是假设性的，需要经验的检验，尽管有证据表明在发展中国家中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轨是很普遍的。在实践中这三个阶段并不能清楚地互相区别。在每个具体的国家，他们可能会互相混淆，难以区分。但是，它可以参考东亚的制度发展模式和中国转轨的独特特征，很可能为抓住产业发展的某些重要方面预先提供概念框架。它不同于中东欧国家的模式，中东欧国家的模式由于农场的集体化而缺少平衡的农地传统。
比如，最近对农村发展很重视，允许私人企业家管理CP，在中国可能意味着从转轨的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可能成为利益多样化协调的机器，尽管它与西方的自由民主有很大的不同。韩国在Park制度下，第一发展阶段有很明显的特征。后来韩国的政治体制逐渐转变成为第二阶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公司的组织结构不能适应新的阶段，随着政府干涉能力越来越小，重要的商业部门受外来的干涉越来越少。缺乏有效的政府治理被认为是1997年大规模货币危机的原因。危机引发了韩国从第二阶段转到第三阶段，虽然最终结果还难以预测。但这有趣的假设是：第二阶段体制的微弱和不一致性可能会促进人们寻找解决危机办法的决心。
很难指出日本从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的确切时间。但在60年代后期的环境和政治危机后，形成了最精炼的行政多元化。日本十年经济滞胀表明了当时的形势：第二阶段有利于经济表现的制度安排已经过时，已经有潜在的危机并可能将制度的转型推到下一阶段。
我想做一预测：东亚国家的制度转型通过本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和外来直接投资，会互相产生影响。中国的制度演变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