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前图书出版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版业论文,试论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的号召，并指出：“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报告还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
美国出版家史密斯在《图书出版指南》中指出：“一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图书产业”、“一个国家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对于该国的教育、社会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而也影响到整个民族的素质”。（彭松建、赵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版）在经济腾飞、文化昌盛、 竞争激烈的繁复背景下研究图书生产，在世纪交接、新旧替代、万象更新的时节讨论中国出版业的发展，作为出版工作者，我们首先感到了历史的厚重、文化的沉积、时光的倏逝。在这纵横相错的坐标上，我们不能不看到经济发展、市场培育、外部世界介入对于中国出版业的压力，在挤压、在重负、在紧迫之中，探索中国出版业的文化进步、科技进步、管理进步，似乎更有些意义和价值。自然，也更有其内涵的深邃和外延的广远。
一、中国出版业的文化进步
文化对于出版物的要求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启蒙，一是积累。从某种角度讲，积累是为了启蒙，而启蒙的结果恰恰是促进新的积累。正是在这不断演变的进程中，世界文明的脚步在悄悄迈进。
“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引自十五大报告）将是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指针。在此之前召开的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对出版业的要求之一是：“及时反映国内外优秀的文化成果，重视出版传统文化精品和学术著作”。这当然是指积累而言。
图书在整个人类文化范畴中的位置，很容易看清。图书是人类文化积累的一种主要载体。那么，我们这一时代所产生的图书在整个几千年文明史上沉淀下来的图书中能占一个什么位置，更进一步说我们出版业的产品在当代世界图书出版业中能占一个什么位置？即便是我们不用诺贝尔奖（它有它的偏颇处）的标准去权衡，我们也能够掂量出，我们目前的图书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精品，与世界书业的精品相比，无论文化品位，还是文化含量，都有相当大的距离。
以大文化的角度权衡我们的出版物，历史的积累方面可以看得出我们的匆忙和草率，文化的沉淀和选择中也有我们的盲目和懵懂。从近年来的大奖图书中，从上市的热销畅销的图书产品中，从万种十万种年产量的强大阵容中，我们隐隐担心，十年、二十年，数十年过后，我们这些图书能有多少作为文化留在大潮之后的海滩上，可以成为像我们今天毫无愧色地面对着的《论语》、《老子》、《资治通鉴》一样的文化珍品；成为世界大师级精品跨越世纪，传诸后人？
综观当今的出版业，也有着泡沫经济的通病，潮涌是够喧腾的，气势是够宏大的，而历史的厚重、文化的分量、人类智慧的要义精髓，则显得飘浮、轻薄、微弱。市场让我们向经济倾倒；荣誉教我们急功近利。于是，谁来做十年大计、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代代相传的图书事业；谁来默默无闻，拘于一隅，呕心沥血，捻断几多胡须，吟白一头黑发地去操持精品。这样的人还有，但微乎甚微。图书，藏之于名山，传诸后人似乎成了一种愚蠢的行为。我们太急于需要社会的认可，民众的认可，奖项的认可，没有心思做大文章推大手笔成大事业。
相比之下，文化启蒙是受众广泛的事情。文化启蒙与市场经济没有矛盾，处理好了反而会相得益彰。党中央也要求我们，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仔细检查我们的图书，名曰启蒙的确不少，然而一旦在文化层面上考核，很快捉襟见肘。在对孩子们的启蒙教育中，我们没有系统的文化读本，我们只能给孩子一枝一叶，甚至一个草芽，不能让他们全面而深刻地感受已知世界。我们没有系统的科学读本，不能给孩子们把握未来的万能钥匙，培养他们科学的思维方法和认识能力，憧憬和创造未知世界。我们提供给孩子们的常常是一些文化碎片和科学碎片，让他们随意拼接，以至于在他们的认识和思考中常常会走很长很远的路，甚至弯路。
文化启蒙除了知识启迪之外，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精神教育。那么，多少年来，通过我们的启蒙将会有多少精神财富打入到孩子们受用的磁卡，在他们的心目中潜移默化。这其中，我想到了克林顿让美国孩子背诵《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宣言》的事情，这是一种直接地灌输。我们能够积淀于孩子记忆中的经典是什么，有多少。
假如只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理解为背熟几首古诗，假如只把对外国优秀文化的汲取，理解为通读了若干本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化名著。那么，我们的文化启蒙，依然要大打折扣、如此，我们不能不关注到，我们文化普及的读物，依然是那样贫瘠。
文化积累和文化启蒙，最重要的是文化选择。只有通过文化层面上的选择，才能从最本质的意义上把人类最优秀的成果和精品遴选出来，才知道把什么样的东西灌输给下一代，把什么样的东西传给后人。当我们的教科书远远承担不了文化启蒙、文化普及的责任时，出版物——广泛意义上的出版物，应当挺身而出，以丰富的内涵、多变的形式和巨大的感染力介入其中，进入到文化教育的行列。如果我们的选择只满足于一种短期的市场效应，那么我们积累和启蒙都会失去其内涵和价值。
无论启蒙还是积累，文化留给人们的情感、精神和智慧，才是人们终生受用、百代获益的财富。不着眼于未来世纪，不着眼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不注意人类文化精髓和要义的传播，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摆脱愚昧、告别落后吗？
我们不能不看到出版业的文化选择上也有不少怪圈和难题。我们希望有坚实、厚重的作者队伍，可是，我们不无遗憾地感到成熟于五六十年代的作者们如今都老了，写不动了。接下来是一段令人沉默的断层。四五十岁的作者们最有写作实力，可偏偏他们一是有先天不足，二是受命之作太多，多得应景就应不完，几乎无法沉静于书斋。更年青层次的作者急于建功立业赚钱，写那些并不是他们想写但却很有获得的东西，或者爆发一个轰动效应，求得个一时的风风火火。寻找作者层，引导读书界，成为世纪末中国出版业的一大难题。不走出这个怪圈，文化，只能是一句空话。
提高整体出版物文化品位，加快最新文化成果的介绍和传播，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关键是沉下去，做起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出版等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文化进步。毛泽东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那么没有文化的出版物呢，实际上就是一堆没有灵魂没有价值的废纸。
文化进步，文明进化，人类进步，永远是出版业不容推卸的历史使命。“中国文化有着辉煌的历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一定会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十五大报告提出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二、中国出版业的科技进步
人类世界发展变化最快的标志莫过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改变了大千世界的面貌，改变人们的内心世界，或物化或异化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努力提高科技水平，普及科技知识，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鼓励创造发明”是十五大报告中在科学进步方面的重要主张。
一位数学家曾十分激动地谈到，在数学领域，科学家们发明了十进制，这太伟大了，几乎加快了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进程。那么，二进制呢？二进制应当说更伟大，它实际上开拓了一个崭新的计算机世界。当我们阅读《数字化生存》的献辞，“献给伊莲，我的数字化生活她整整忍受了11111年”感到目瞪口呆时，我们才知道， 那是二进制的数字表示，即11111＝1+2+4+8+16＝31年。
科学技术的介入首先是以它那鲜活的科学理论感染整个人文世界。江泽民提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这里的科学理论应当泛指一切人类智慧的结晶。科学的延伸和创造，首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在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
作为科学传媒的出版物，一方面它要受科学意识的支配，进行文化选择；一方面它自己又要被科学改造、异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随时剔除我们知识之囊中的陈旧积累，更新其中过时的部分；要求我们时刻关注各个专业、学科领域中的最新突破，并把这种突破量化物化，尽快传播到方方面面；要求我们以出版的手段影响和干涉教育业，使孩子们从那种陈陈相因的学习环境中解脱出来，用新知识的甘霖滋润他们；要求我们通过出版传媒，把各个学科推向尖端，使各个学科的边缘、综合交叉研究展开新的局面。
科学理论将以它明显的选择、淘汰、类比和剔除功能帮助出版业和出版者把出版物推进更新领域更高层次，它将转化为千千万万人的智慧劳动，反过来促进科学与人类文明的发展。
当我们置身于出版业的科技进步之中时，首先感到的不是那么灼人的技术火花，而是感到思想的贫乏和空缺，感到精神和理论的准备不足。即使我们不带任何成见和偏见，不带任何传统的框架和束缚，我们仍然会在神奇的科学发展和技术应用面前手足无措。因此，科学理论方面的充电、思维方式的调整，比技术的进入显得更为重要。
二十一世纪对于出版业的要求，那就是要用最新最先进的技术生产来制造各种意义、各种形式上的图书。这是世纪的呼唤，也是科学推进的必然。出版业的计算机改造，我们喊了许多年，但至今仍没有一条完全切实可行的路子，各方面的障碍一直很大。一位对盗版盗印非常头痛的官员，曾对属下一个正在做技术改造的出版社提出要求，能不能在几天几个小时内出书，尽管这是世界范畴内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但在我们的出版业中仍是空白。
回顾世界出版业的改造，雕版印刷至今1200年， 活字印刷至今800年，近代印刷400年。而不到20年时间内，世界范围内告别铅与火， 进入光与电的技术改造已经全部完成。出版业技术改造的周期呈几何级数地缩短。这仅仅是对出版改造的一部分。
新科技对于出版物的干预，并没有停留在这一层次上。它要将出版和出版物来一个彻头彻尾的改观。当我们借助于计算机的帮助，毫不费力地阅读只读光盘——多媒体各种读物时，我们已经发现，现代科技几乎改变了书的基本概念和特征。这种称作“电子书”的读物，又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进入人们的视野，进入日常生活，进入寻常百姓家。
一位学者讲过，经济发展的集约化不是生产力诸要素的扩大，而是生产力素质的增长。那么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当是这种增长的关键。未来的世界中，科学技术有其无法替代的权威地位。出版业的发展，丝毫不可有所懈怠。
引进新技术、新科学成果，并迅速产业化，将是中国出版业不断面临的选择。出版业所面对的技术改造的挑战，一方面有对出版物本身的置换，另一方面更有对出版形式和手段的更新和改造。出版业在科技发展的洗礼中不断新生是世纪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三、中国出版业的管理进步
十五大报告对新闻出版业的要求是：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把管理放在了出版业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位置。
一位在芝加哥访问的中国出版业官员，向对方陪同人员提出一个问题：“请谈一谈你们的出版管理机构和如何管理？”对方是当地一位资深的律师，他想了想回答说：“没有专门管理出版行业的部门，要说有，那就是，一个法院，一个税局。”这道出了西方出版业行业管理的不同之处，也反映出我国出版业管理的特点。我们在体制上有一个主管全国出版业的部门，各级都有相应的组织，因此，管理进步不能不是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出版业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党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也专门提出：改革文化体制，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
出版业，首先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业出现的。它要考虑产品的双重效益。即使是西方的出版家们也绝不回避这一问题，日本、德国的书业协会曾专门有过它们的伦理纲领，如日本的《出版伦理纲领》、《杂志编辑伦理纲领》、《出版经销伦理纲领》、《出版贩卖（销售）伦理纲领》，德国的《德国杂志组织道德纲领》等。这其中不仅对出版物有严格的伦理规范，对出版行为也有严格的伦理要求。美国的出版家则十分重视出版业的理性与非理性要素的研究，使这样一个特殊产业的发展形成自己的特殊轨道。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一定的伦理秩序，任何生物界的活动都会出现紊乱，出版业的管理更应当纳入正常的秩序之中。我们试图在宏观控制和约束中形成一种秩序。但是，我们目前的管理，无论宏观还是微观，还都处于较浅层次上，还没有进入伦理秩序，那种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临时办法，那种短期的缺乏长远展望的措施，实在是应当为科学、系统、规范和富有前瞻性的管理所代替，以发展带动管理，在运动中实现管理。
假如我们把视角转向管理，我们就不能不借助于市场的眼光。文化产业也好，特殊的文化产业也好，重要的是产业，要在市场中运营，要有产品生成和销售。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我们能够宏观控制的优势，在出版产业中，实现现代化企业管理，形成能够与外企抗衡的竞争的优势。一位经济学家讲过：“在市场竞争中，集体企业要干个体干不了的事情，国营企业要干集体干不了的事情，国家要干企业干不了的事情。”科学地利用管理手段，合理地调整资源配置，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形成整体合力，集团作战，规范市场，平等竞争，这正是中国特色的出版业、出版管理机制能够在其中做到而且完全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
日本企业的协调作战是产业革命中的成功者，无论内部市场竞争多么剧烈，在国外市场一律统一对外，它的松下、东芝、索尼等企业配合得那么默契：打计算机市场时，美国的IBM与微软，一个打硬件， 一个打软件，合作得天衣无缝；我国的乡镇企业在质量上来以后，很快形成横向联合，产生了远远大于1+1＝2的优势。 出版业要借助于这种产业集团作战方式，在打外部市场和在与外企争夺中国市场时，贯通一气，协同作战。我们的优势在于有一个统一的作战指挥部。
出版业的管理进步，不能回避微观上的经营意识。市场竞争，只要是平等竞争，只能刺激各产业的发展，而不会导致产业的消亡。这就要求我们的各个出版单位精心操作，精心管理，利用市场手段、利用产业运营规律来调整内部运行机制，使出版社自身充满活力，充满自身发展的动力，充满进取意识和竞争意识，提高竞争能力。出版社自身的资源配置，人才引进、培训和使用，分配方式，运作系统都需要上一个新的台阶。不然，我们就适应不了以后的发展，而在作为产业的层面上被社会淘汰。
管理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层面，是要重视出版行业的无形资产。这无形的资产可以是人才，可以是品牌，可以是文化的积累，可以是技术的储备。很多情况下，精神文化产品的价值常常是超越它们作为物质本身的价值。正像可口可乐老板讲的那样：“如果今天把可口可乐的全部财产烧掉，不出半年我照样可以建起一个兴旺发达的可口可乐公司。”
管理进步最重要的一点是变被动管理、消极管理为主动管理、积极管理。管在前面，引导在前，不是总说你什么不行，怎么不能干，而是常常提醒你将怎么干。调动被管理部门的主动因素，让管理者自己建立自己的行为规范，激活管理对象自己的内在动力。
综合上述，文化进步是时代的主潮，是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真实反映。科技进步本身是文化进步的直接结果，管理进步是文化进步的具体反映。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国出版业在完成这三大进步的进程中，将会以更加崭新的面貌立于各文化产业之林，立于各产业之林，进而步入世界出版业的先进行列，将在新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起到更加重要的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