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扩招何以实施——基于“资源稀释模型”的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型论文,高校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虽然“高校扩招”政策已经实施十余年，但学者们对其关注度依然不减。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学者们关注更多的是高校扩招的背景以及扩招所带来的问题，如高校扩招与高等教育质量、高校扩招与大学生就业等等[1-7]，而对我国为何可以顺利实施“高校扩招”给予的关注却很少。笔者从资源稀释模型(Resource Dilution Model)的视角来探讨在我国为何得以顺利实施“高校扩招”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政策。
二、我国高校扩招的相关问题
(一)我国高校扩招的基本情况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见表1)。据教育部统计，1999年我国普通本专科高校招生1548554人，在校生为4085974人；2008年，我国普通本专科高校的招生数量增加到6076612人，而在校生数也相应地上升到20210249人。和1999年相比，2008年的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分别增长了3倍和4倍。同时，1999-2008年间，我国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为19.5％，而在校生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为19.8％。
(二)学费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
自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从免收学费到逐步收取学费的过程[9-12]。在这个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有：1984年，原国家教委、财政部和国家纪委颁布了《高等学校接受委托培养学生的试行办法》，规定高校在完成国家下达的指令性招生计划之外，可以试行委托培养学生的办法。委托生的收费原则是谁委托谁负责[13]。随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其中规定高等学校可以在计划外招收一定的自费生，学生应该交纳一定的培养费用[14]。1989年3月原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报告》，该报告规定“学生上学除特殊规定外，一般要交纳学杂费。考虑到一般学生家庭目前的经济收入水平和实际承受能力，开始时收取学杂费的数额不能太高，一般掌握在每学年100元至300元为宜”[15]。同年，原国家教委、国家物价局和财政部又颁布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定》，标志着高校收费的“双轨制”的建立，即国家和私人共同分担高等教育成本[16]。1996年，原国家教委颁发了《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高校“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向学生收取学费。学费标准根据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确定，在现阶段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16]。1997年，全国基本完成招生并轨和学生交费上学改革，由此我国进入了高校学费快速增长的时期[9]。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高校学费也进入了稳步上升时期。
不难看出，我国高校收取学费的依据是美国学者Johnstone提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11][17][18]。Johnstone认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原则是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主体由主要是政府或者纳税人逐渐转为政府、家长、学生及个体组织[19][20]。Johnstone认为，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形式有7种，但就中国而言，比较适用的是收取学费[20]。Johnstone还建议，适度的学费通常应该考虑以下因素：充足而可利用的捐款、国家贷款补助、父母的高等教育支付意愿、学生的实际生活费用以及学生暑假或学期中的兼职工作情况等[19]。但是，逐一分析Johnstone对收取适度学费的考虑，我们很容易发现，我国高校学费的交纳主体是学生家长[21]。
(三)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与他们的高等教育支付能力
我国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比较旺盛，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众的高等教育需求[22]。总体而言，大众对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国对教育的重视由来已久[23]。第二，学龄人口高峰期的到来加剧了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相关研究表明，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我国人口增长的一个高峰期，平均每年新增人口1400万。因此，到90年代中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人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龄，这样势必会加剧社会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22]。第三，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进一步促进了大众的高等教育需求[22]。第四，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大众的家庭经济状况也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因而他们的高等教育支付能力也随之提高，也从客观上刺激了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22]。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一项调查显示，50.9％的上海市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上国家或上海市重点大学，18.5％的市民希望自己孩子可以上一般的本科院校，而希望自己孩子上职业学院或者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市民占1.2％[24]。而一些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需求的研究也表明，我国农村家庭高等教育需求的意愿也十分强烈[25][26]。
既然我国普通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如此强烈，那么他们的高等教育支付能力如何呢？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大众需要支付的主要有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等一系列费用。学费是高等教育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分析的重点也在学费上面。
学者们认为：居民对高等教育的支付能力主要取决于其收入水平[11][27][28]。就我国城镇居民而言，其收入主要体现在家庭的可支配性收入上，而农村居民的收入则主要由家庭纯收入构成。由表2可以看出：(1)我国生均学费占据居民家庭收入很大一部分开支，学费对农村家庭的经济压力更大。(2)我国生均学费占居民家庭收入的比例在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迅速上升，最高比例在农村达到42.7％，而在城镇，最高比例也达到18.9％。(3)1999-2008年间，我国高校生均学费的年均增长率为13.1％，明显高于农村家庭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8.3％，也高于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11.3％。
学者们认为，如果学费占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例超过20％，则意味着学费已经超出了居民的承受力[29]。1999-2008年间，学费占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的年均比例为38.6％，而学费占城镇家庭可支配性收入的年均比例为16.7％。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截至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占全国人口的45.68％，而农村居民占54.32％：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我国的城镇化速度在加快，例如，和2008年相比，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34.78％，相应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5.22％[30]。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我国高校的学费已经超过了大部分居民的承受力，因为我国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而学费也已经接近了我国城镇居民的承受力，这一推理和王蕾的结论一致[29]。
以上分析主要是针对高校学费的。而高等教育的成本除了学费之外，还包括生活费、住宿费等一系列费用，这些也需要学生家长支付。由于目前还缺乏全国性的关于大学生生活成本的统计数字，因此本研究中将主要运用目前一些学者的关于大学生消费状况的调查来作为参考，以分析我国大学生的生活成本。宋刚于2006年对成都地区的部分高校大学生的消费状况进行调研，发现成都地区大学生的月均消费支出为469元[31]。陈传胜和叶良均在对安徽农业大学的调研的基础上，发现该校学生在校期间的月消费额为553.2元[32]①。黄晓明，陈云和魏丽萍在2006年对华侨大学的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该校学生的月平均消费(扣除学费、家庭与学校的往返交通费)为513.25元[33]。不难发现，以上调查基本覆盖了我国东(福建)中(安徽合肥)西部(四川成都)地区，而大部分学生2006年的消费集中在500元左右。
资料来源：1999-2004年数据来源于赵聚辉，宋述龙(2008)，2005-2008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9》[30]。
注：(1)农村家庭纯收入=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4，城镇家庭可支配性收入=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性收入×3。(2)2005-2008年学费统计数据是笔者测算的。据高桂娟和陈慧(2005)的研究，我国自2001年之后学费进入稳定发展阶段。由此，我们假设2005-2008年的学费增长幅度与2001-2004年持平。据计算，2001-2004年我国高校学费的年增长率为7.75％。因此，2005年的学费为：2004年的4785×(1+0.075)=5156。依次类推，我们可以算出2006-2008年的学费。
因此我们假设全国大学生在2006年的月消费也在500左右，按在校时间9个月计算，大学生年(按9个月算)消费为4500元。这样大学生在2006年的高等教育总体成本为：学费5555元，加上生活开支4500元，共计10055元。这占到2006年我国农村家庭纯收入的70.1％，占城镇家庭可支配性收入的比例为28.5％。结合前面的分析，进一步可以发现，高等教育成本已经大大超过了我国大部分居民的承受能力[27][28]。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我国的高等教育成本已经超出了大部分居民的承受能力，但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长依然迅猛。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或者说究竟是什么支撑起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大规模增长呢？笔者拟借助资源稀释模型加以解释。
三、资源稀释模型
资源稀释模型最初由Blake于1981年正式提出，但Downey在2001年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拓展，总体而言，是探讨家庭资源、家庭资源分配与孩子智力发展以及学习成就之间的关系[34-38]。资源稀释模型的基本主张如下：(1)父母的资源是有限的。尽管父母的资源随着时间的变化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但总体而言，他们的资源是有限的[37]。Blake将资源分为三种：场景资源，如房子类型、生活必需品和文化产品(书、图片、音乐等)；心理资源，如父母的关注、干预和教诲等；机会资源，主要是指孩子和外界接触的一些特殊机会[35]。(2)在一个家庭里，孩子越多，每个孩子所能享受的资源会相应减少。(3)父母的资源对孩子教育成就的取得具有重要的影响[37]。
资源稀释模型也认为：父母所拥有的资源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分配的[37]。换言之，资源的形式不同，其分配的方式也有所差异。如，书籍、图片等固体化的资源可以很均匀地分配给每个孩子，而且只要保管得当的话，后出生的孩子一样可以享受先出生的孩子所拥有的资源[36][37]。但是，在诸多资源当中，父母的经济资源受家庭孩子数量的影响最大，这在家庭经济条件欠佳的家庭体现得尤其突出[37][39]。为什么经济资源受家庭孩子数量的影响如此之大呢？Powell和Steelman认为这与经济资源本身的特性有关[39]。具体而言，经济资源最不具有传递性。它们一旦被消耗掉，就需要很长时间来再生。从这种意义上讲，孩子的数量与家庭经济资源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父母的经济资源对孩子是否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一些经济条件欠佳的家庭表现得更为明显[39]。
当然，资源稀释模型自提出以来就遭到广泛的批判。如，Blake对家庭规模与孩子的智力发展之间因果关系的单向性产生了一定的怀疑[35]。而Guo和Vanwey也认为孩子数量与孩子的智力发展不一定就成反比[40]。不过，在这些批评的背后，有一点却得到了学者们的一致肯定，即他们都认为该模型对探讨家庭资源，尤其解释经济资源与孩子受教育机会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39][41]。即在家庭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的孩子越多，每个孩子能够享受到的经济资源也会相应地减少。
与此同时，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42]。自此，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1年的2.61，进而降到1990年的2.31[23]。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孩子到了90年代后期成为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这批上世纪90年代末上大学的学生通常来源于独生子女家庭(城市)或少部分家里还有一个兄弟姐妹，而这也正是高校扩招开始的时期。因此，笔者认为，随着家庭孩子数量的减少，在经济资源比较有限的情况下，父母能够集中有限的经济资源来资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当然，也有学者表示，就目前中国的实际经济情况而言，假如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的话，那么中国的父母不可能对孩子的教育投资如此慷慨，因为这毕竟超出了他们的经济能力[23]。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计划生育政策也提高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
仍以前面2006年的统计数字为例，一个大学生一年的高等教育成本为10055元，而一个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为14348元，城镇家庭可支配性收入为35277元。可以看出，一个农村家庭理论上勉强可以支撑起一个大学生的费用，而且暂时不考虑其他消费支出。而城镇家庭理论上可以支付3个大学生的费用，但是实际上城镇家庭的其他开销比较大，因此他们对高等教育的实际支付能力会大打折扣。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在我国的城镇家庭一般只有一个孩子，在农村有2-3个孩子，但是考虑到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比例明显比城镇孩子低(这里不考虑经济情况，仅看高考分数)。因此，我们假设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上大学，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考虑到目前我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情况，正如资源稀释模型所主张的，在家庭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父母可以把有限的经济资源集中用于一个孩子身上。这样一来，城镇居民就能勉强应付一个孩子的高等教育成本，农村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虽然给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不少家庭还是愿意全力支持孩子去接受高等教育[20]，甚至不惜借助于其他途径来资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如贷款等。而且受传统“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以及儒家思想重视教育的影响，我国大多数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投入一直比较慷慨[23]。因而这也就构成了我国高校扩招的内在机制。
究竟是什么支撑起我国如此大规模的高校扩招？笔者从资源稀释模型的角度提供了一个解释，即在经济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家长可以集中精力来把有限的经济资源分配给一个孩子。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也客观上为资源稀释模型的运用创造了良好条件。再加上我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情况，更使得资源稀释模型对高校得以顺利扩招内在机制的解释具有合理性。诚然，学者们或者可以从更多的角度、以更广的视野来分析高校扩招为什么在中国可以顺利实施，从而加深对高校何以在中国大规模扩招的理解。
注释：
①陈传胜和叶良均在其研究中并没有说明调研的时间，不过从该文章发表的时间(2008年9月)来看，笔者推测应该是2008年早期或者是2007年。因此，笔者认为，根据物价的涨幅情况，安徽农业大学学生在2006年的月消费大概在5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