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野下畜牧产品价格演进与中国的调控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品价格论文,中国论文,视野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已成为通货膨胀的重要表现形式。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出现了新一轮农产品价格大幅攀升的态势，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公布的数据显示，世界食品价格指数由21世纪初期的90%左右飙升至2011年的200%以上①。从上涨的各种食品种类来看，撇去长期处于大幅震荡的谷物、油类等，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肉类价格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2000年肉类价格指数为95.8%，而到2011年就已达到176.6%，上涨态势明显。在世界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转变的基本形势下，这一态势更引发了世界范围对于畜牧产品价格动态的关注。
与世界畜牧产品价格的急速攀升相映衬，在快速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也出现新一轮畜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迹象。虽然上涨幅度与国际市场并不相同，但其动态演进轨迹却基本保持一致。2011年猪肉价格同比增幅高达37%，家禽类价格也出现了10%以上的同比涨幅，在此形势下，出现了畜牧产品价格同比上涨26.2%的严峻局面，达到近几年的峰值。尤其是在畜牧产业主产区，畜牧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更为突出和明显。2011年，西部地区畜牧产品价格涨幅达到31%，明显大于东、中部地区的震荡幅度。畜牧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因为畜牧产业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基础产业，在振兴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显著作用，其稳定发展关系到中国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也关系到经济社会的稳定。
一、文献综述
大量学者集中探讨了农产品及畜牧产品等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强调由于农产品作为重要的消费资料，其价格上涨不仅提高了居民尤其是城镇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也会通过工资上涨等效应推动整体物价的上扬。当然，由于不同成因驱动的畜牧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各异，研究畜牧产品价格上涨产生的经济效应必须追溯其冲击本源。许多学者将研究焦点集中到畜牧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但研究对象多集中在农产品整体或食品价格，且研究结论各异。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2011)认为，总需求是决定中国农产品价格变化的最主要因素。以食品价格为研究对象，马敬桂、李静和樊帆(2011)发现需求因素与食品价格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张文朗、罗德恩(2010)比较了需求压力和供给因素对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也证实从中期来看需求压力的作用更为重要。然而，更多学者倾向于认为供给因素才是中国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动因。Ng & Wang(2008)认为2007-2008年的中国农产品价格上涨主要由于自然灾害而非需求因素。石敏俊等(2009)通过投入产出模型发现，粮食价格实际上涨幅度的大约28%～51%，可由能源价格、化肥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等成本驱动效应解释。此外，还有一些观点特别强调农产品价格上涨中输入性因素的影响。顾国达和方晨靓(2010)采用马尔科夫局面转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MS-VECM)，实证分析了国际市场因素影响下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特征，发现中国农产品价格受到国际市场因素影响较大，两者局面转移呈现一致性。World Bank(2007)也将中国2007年食品价格上涨，主要归因于国际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王孝松、谢申祥(2012)使用月度数据考察国际农产品价格是否影响中国农产品价格，以及影响程度和可能的影响机制。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发现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价格具有经济意义上的显著影响。
当然，由于本轮价格波动中不同种类农产品价格上涨程度不同，且主要的冲击因素可能也有差异，部分学者将研究对象聚焦到特定类别农产品，采用分类数据，探讨不同种类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主要冲击因素。由于相对于稻谷、玉米和棉花等种植作物，猪肉、家禽等畜牧产品在本轮农产品价格波动更为明显，猪肉价格上涨的形成原因成为关注的热点。徐雪高认为猪肉价格的高位大涨是猪肉价格长期低迷导致的结果，属于恢复性上涨。李秉龙和何秋红则从政府宏观调控、猪肉供给和需求三个方面解析了中国猪肉价格波动的原因。吕杰和綦颖从多个视角分析了生猪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但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假说层面。在实证研究方面，张磊、王娜、谭向勇(2008)和王明利、李威夷(2010)的经验分析指出，生猪价格对猪肉价格具有重要作用。任荣华指出除生猪价格外，猪肉流通成本等因素也显著推升了猪肉价格上涨。[1]但这些研究基本上基于单一视角，仅片面分析成本的作用，且多以猪肉价格为研究对象，缺乏对畜牧产品总体价格波动成因的认识，也鲜有文献基于全球化视角对其进行探讨。实际上，在我国逐步开放农产品市场的战略前景下，探讨通过全球化渠道影响我国畜牧产品的作用渠道和机制，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内涵。
二、国际畜牧产品价格变化的动态特征
随着农业基础地位的日益凸显和农产品供需的震荡，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焦点，使人们重新思考全球经济健康发展问题。我国作为一个加快开放的发展中大国，在全方位开放战略指引下，正积极参与畜牧产品的全球贸易。国际畜牧产品市场对中国畜牧产品市场供求和价格波动的影响正在显著增强。国际市场畜牧产品价格影响因素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很容易传导到国内，导致国内畜牧产品市场复杂多变。因此，探讨国际畜牧产品价格波动的规律，对认识我国畜牧产品价格波动的规律和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图一直观地显示了1990-201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公布的肉类价格指数的变动轨迹。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供需力量相对均衡，所以1990-1996年肉类价格指数相对稳定。但自1997年开始，由于受亚洲金融风暴和前苏联经济持续衰退的影响，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泛滥引发的诸多非关税壁垒，使国际畜牧产品的潜在需求未能转化为现实的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此外，经济发达的农业生产大国对农业居高不下的补贴持续刺激生产扭曲了农业贸易[2]，形成了供过于求的市场力量态势，从而造成1997-2000年畜牧产品价格的持续下跌。
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宏观经济金融运行出现了新变化。经济全球化促成了全球市场的整合，资源重新配置和规模经济效应显著拓展了全球工业生产和产出供给能力，抑制了一般性商品通胀；但另一方面，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增长也大大增加了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加之以美元持续扩张和贬值为特征的全球流动性过剩进一步加剧了初级产品上涨压力，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2001-2008年，畜牧产品价格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涨态势，肉类价格指数从97%上涨到153%。随后由于受到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肉类价格急速下挫，指数跌至132%。之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以肉类为代表的畜牧产品价格又恢复了新一轮快速上涨的态势。
与总体肉类价格指数起伏变动的演进轨迹一致，各种细分种类的畜牧产品价格也出现了相似的动态趋势。图二显示了1990-2011年家禽类、牛肉、猪肉和羊肉价格指数的变化趋势。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较为平稳的阶段后，家禽类、牛肉、猪肉价格在两轮金融危机时期(1997-2000年和2009年)都表现出了下降趋势，而在2001-2008年的经济上行周期以及2010-2011年呈现出了强势的上涨迹象。羊肉价格指数的变化也大体相似，但在2004-2008年经历了一个震荡阶段。
图一 1990-2011年肉类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图二 1990-2011年肉类中各子项价格指数
为进一步认识国际畜牧产品价格变动的空间格局，这里进一步探讨各种畜牧产品主产地和进口国的价格变化，以更全面丰富地掌握畜牧产品价格的全球特征。图三(见下页)刻画的是美国、巴西和日本的家禽类价格。通过图三可以看出，作为家禽类产品出口大国的美国和巴西的家禽类价格变动较为平缓，而作为进口大国的日本家禽类价格则不仅明显高于美国和巴西，而且波动振幅较大，价格起伏较为明显。但可以清晰地看出的是，三国之间的家禽类价格变化的动态趋势是基本一致的，且与总体的家禽类价格指数相似：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都经历一段时间下跌，此后除2009年出现下跌外，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上涨趋势。与家禽类价格的区域格局一致，图四(见下页)的猪肉价格的变化趋势显示，作为出口大国的美国价格变化较为稳定，而日本作为进口国则呈现出了较大的变化幅度，且价格明显高于美国。考察期内日本的猪肉价格平均为5308美元/吨，而美国仅为2393美元/吨。但同样，美国和日本两国的猪肉价格总体变动趋势是一致的，除出现2004-2006年的调整期外，其余也与总体猪肉类价格指数的变化相近。
图五反映的是美国、阿根廷和日本三国的牛肉价格变化情况。作为牛肉净进口国的日本仍然相对价格较高，而美国和阿根廷作为主产地具有较低的价格。三个国家之中，阿根廷的价格波动最为剧烈，尤其是自2007年以后，出现了大起大落，牛肉价格由原来的低于美国变为急速超过美国。但三个国家的价格大体演进趋势相近，都曾在经济萧条时出现了下滑态势，在经济复苏时期呈现上升轨迹，这与总体的牛肉价格指数是一致的。最后，关注羊肉价格指数，由于在全球肉类进出口中，羊肉的贸易规模相对较小，这里以羊肉主产地新西兰为代表，描述了其1990-2011年的羊肉价格变动趋势。其演变轨迹与总体羊肉价格极为接近，1990-1997年较为稳定，随后受全球经济和贸易形势影响出现了下降。在2000年以后由于世界经济快速增长，需求拉动推动了价格的上扬。随后在经历了2004-2009年的震荡之后，近期则出现了大幅攀升的迹象(见图六，下页)。
纵观图三至图六展示的各国各类畜牧产品价格变化可以发现，虽然不同国家由于生产和贸易地位等不同，国家间价格的绝对值具有明显的差异，但其基本演进趋势是一致的。特别是自2000年之后，这种一体化演进趋势更为明显，这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的畜牧产品价格变化不再是独立的内生事件，而是相互渗透和影响的。衡量和判断一国未来的畜牧产品价格趋向，必须要将全球范围内的价格表现纳入影响因素集。
三、中国畜牧产品价格演进的基本事实
为全面把握我国畜牧产品价格的变化趋势，这里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次对其进行分析。参照多数文献的做法，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畜牧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来度量我国的畜牧产品价格，全国总体的畜牧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时间跨度为1978-2011年，各区域的畜牧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时间跨度为2001-2011年。由于缺失西藏的统计数据，因此，分区域考察时西部地区删除了西藏的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图五 阿根廷、日本和美国牛肉价格指数
图七(见下页)汇总了全国畜牧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时间趋势(1978年为基期)。从中不难看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总体的畜牧产品价格上涨程度不是特别明显，基本维持在100%～130%之间。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国的畜牧产品价格波动区间明显放大，这期间的畜牧产品价格波动具有显著的周期特性：第一个周期的畜牧产品价格以1985年开始上扬为开端，之后在1988年达到极大值165.30%，1989年从154.50%开始下降，到1991年触底89.90%；1992年开始价格止跌回升，并一路飙升到第二个周期的极大值167.45%(1995年)，之后进入价格衰退阶段，甚至在1998-2000年间连续3年处于100之下位置。新世纪伊始，畜牧产品价格保持稳步回升态势，并从2007年开始价格又一次显著上涨，在2008年达到第三个周期的极大值162.81%，到2010年由于金融危机冲击价格下跌到谷底92.80%。但到2011年价格又一次上扬，可以预见，新一轮的价格波动周期渐显端倪。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畜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差异，加上我国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地区市场分割仍未根除，势必导致我国各地区的畜牧产品价格的传递通道受到一定程度的梗阻，畜牧产品价格表现出区域差异性。基于此，分别对我国东、中、西、东北地区的畜牧产品价格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
图八显示了东部地区畜牧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时间趋势(2001年为基期)。21世纪伊始，东部地区畜牧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均值稳步在100%值左右，表明这期间的畜牧产品价格没有发生明显的上涨。之后在2004年上涨到122.27%，随后的两年价格持续下跌，并在2007年开始反弹，2008年达到样本期的最高点147.22%。与全国的畜牧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变化趋势类似，在2010年价格跌入谷底(95.22%)之后，2011年的畜牧产品价格呈现上扬的趋势。
图九(见下页)显示了中部地区畜牧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时间趋势(2001年为基期)。从2000年开始，中部地区畜牧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随即上扬，并在2004年涨到峰值133.63%，随后的两年价格持续下跌，并在2007年开始逆转，2008年达到样本期的最高点164.06%。之后的趋势与全国的畜牧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动态变化类似，在2010年价格跌到90.22%之后，2011年的畜牧产品价格呈现上涨态势。
图六 新西兰羊肉价格指数
图七 总体畜牧产品价格的动态变化
图八 东部地区畜牧产品价格的动态变化
图十(见下页)显示了西部地区畜牧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时间趋势(2001年为基期)。样本初期，西部地区畜牧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变动区间为98.86%～117.52%，彰显出这段时期西部地区畜牧产品价格的稳定性。2007年价格开始明显反弹，2008年达到样本期的最高点152.44%。尾随全国畜牧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变动轨迹，在2010年西部畜牧产品价格跌入谷底，只有95.01%。之后，2011年的价格呈现又有明显提升的迹象。
图十一(见下页)显示了东北地区畜牧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时间趋势(2001年为基期)。进入21世纪之后，东北地区畜牧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缓慢上升，并在2004年涨到峰值128.96%，随后经历了两年下跌期，并在2007年开始冲高，2008年达到样本期的最高点155.23%。之后的趋势与其他地区并无太大差异，在2010年价格跌到97.55%之后，2011年开始上涨，恢复到126.22%的高位。
为进一步深入分析我国区域间畜牧产品价格的差异，表1(见下页)汇总了各区域的畜牧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描述统计。表1显示，从均值来看，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畜牧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名列前茅，东部地区的畜牧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从近期的波动幅度来看，西部地区的上涨幅度明显要大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是畜牧业的主产地，其价格过快上涨必然会对我国畜牧产品价格产生重要影响。
从各区域畜牧产品价格的动态变化图中可以看出，虽然各区域间的畜牧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变动幅度不甚相同，但其变化趋势却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说明我国各区域间畜牧产品价格变动具有一定的协同性。为了定量考察区域间价格变动的协同性，表2(见下页)报告了各区域的畜牧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相关矩阵。从相关矩阵可以看出，各区域的畜牧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相关系数均在0.9以上，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其与东北地区的相关性最强；对于西部地区，其与东部地区的相关性最强。这表明全国及各区域间的畜牧产品价格变动具有显著的协同性。
四、全球化背景下畜牧产品价格的动态趋势预测
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可以通过进出口贸易调剂供需缺口，从而使得一国的畜牧产品价格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畜牧产品价格的影响，判断一国的畜牧产品价格动态必须要纳入全球化的因素进入视野。造成中国畜牧产品价格迅速增长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等长期趋势，还包括农业生产成本上升、通货膨胀预期等中期因素，以及货币超量供应、自然灾害频发等短期因素。当然，不能忽视的还应该包括国际畜牧产品价格波动与上涨的影响。尽管对于其他农产品而言，由于进口规模庞大，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国进口需求的变化[3]，其对我国农产品价格的冲击将反映在需求压力的影响上，因而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冲击将不明显。但就畜牧产品而言，由于中国进口规模较小，因此中国并没有掌握农产品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国际畜牧产品价格仍会外生地冲击中国畜牧产品市场。
图九 中部地区畜牧产品价格的动态变化
图十 西部地区畜牧产品价格的动态变化
图十一 东北地区畜牧产品价格的动态变化
(一)全球化背景驱动我国畜牧产品价格波动的国际因素
1.全球流动性的冲击
次贷危机引起了欧美发达经济体暂时的流动性短缺正在缓解，各国政策部门为实现快速提振经济的目标更倾向于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极易形成流动性过剩的格局，国际资本在国际市场上东奔西突，加剧了农产品投机行为。[4]此外，国际资本的流动不仅一方面导致了美元大幅贬值和低利率，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全球初级产品价格上涨②，通过进口渠道直接助推了国内畜牧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央行为维持币值稳定，购进外币也会导致以外汇占款形式的基础货币投放过度，由于央行对冲的不完全，酿成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5]，成为畜牧产品价格上涨的推手。
2.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迁
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进入了经济调整期，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复苏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亮点。伴随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国的经济崛起，人口数量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是可以预见的，这将集中地体现在对畜牧产品的需求量的攀升。在供给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这极有可能形成世界范围内畜牧产品的供需缺口，引起全球畜牧产品价格的上扬。通过进口渠道，进口价格指数的上升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的畜牧产品价格形成冲击。
3.全球化加快了中国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
作为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畜牧产业作为传统产业，不仅相对零散，难以形成规模化，而且养殖技术也相对落后，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培育其市场核心竞争力。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进出口贸易使得中国的畜牧产品不可避免地承受世界市场的冲击，很容易在市场竞争中遭遇严重挑战。在生产规模和养殖技术没有得到提高之前，就可能丧失自身地位。而这也是形成中国畜牧产品价格大起大落的根源，全球化使得我国的结构性矛盾越发突出。
4.经济开放加剧了地区价格分化和局部价格波动
渐进性改革和梯度性开放策略，使得中国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开放程度具有较大差异。东部地区开放程度较高，现代化水平较高且培育了良好的市场条件，而作为畜牧产品主要产地的西部地区发展相对缓慢，二元结构相对突出，畜牧产品养殖技术不高，规模效应差。因而在西部地区加快开放的步伐过程中，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将越来越明显。在国内市场分割明显的格局下，这必然造成中国西部地区的畜牧产品价格波动幅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形成畜牧产品价格变化的地区分化。
(二)全球畜牧产品价格的动态趋势变化
由于外部冲击对中国畜牧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将日益凸显，要前瞻性地判断中国畜牧产品价格的动态趋势，必须首先基于全球化的背景，合理预测全球畜牧产品价格的变化。这里以肉类价格指数为研究指标，根据前期的指数数据预测2012-2020年的变动趋势。ARMA模型比较适合这种单一指标的预测，且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在采用ARMA模型进行预测时，首先需要对肉类价格指数的单位根进行检验。利用1990-2011年的基础数据，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发现其水平序列统计量的P值为0.9554，一阶差分序列统计量的P值为0.0082，证明肉类价格指数为I(1)序列。根据差分序列残差的自相关和偏相关图来判断ARMA模型的阶数，发现存在AR(3)和MA(3)过程。所以确定肉类价格指数的预测模型为ARIMA(1，3，3)，据此给出了2012-2020年的肉类价格指数预测值(见图十二，下页)。
图十二的预测结果显示，尽管未来的肉类价格指数可能波动程度会放缩，但将维持在一定程度的高位。这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预测一致。联合国粮农组织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发展展望中指出，受需求增长迅速、气候变化、生物燃料推广以及投机因素等影响，未来10年内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依然会维持在高位。即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未来10年内农产品的平均价格也将高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特别是由于食品消费结构的改变和人口增长，人均肉食消费量不断增长，这必将引导近年畜牧产品价格上涨和成为今后价格趋势改变的重要因素。
(三)中国畜牧产品价格动态变化趋势
在中国快速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世界畜牧产品价格的变化对中国畜牧市场的影响不可小觑。因此，合理地判断未来中国畜牧产品价格的变化，一方面需要依赖其自身的动态规律，另一方面也要以国际市场畜牧产品价格变化为依据。这里在ARMA模型拟合其自身时序特征的基础上，融入国际市场价格进入预测模型。一是以1990-2011年我国畜牧产品价格指数为样本，采用ADF单位根检验考察其平稳性。水平序列t统计量的P值为0.0010，说明水平序列平稳。对其水平序列残差的自相关和偏相关图进行观察，发现其存在AR(1)、AR(4)、MA(1)和MA(5)过程。二是将全球化因素纳入ARMA模型，由于全球肉类价格指数为I(1)序列，以其一阶差分序列进入模型③，从而建立最终的预测模型。
采用上述预测模型，图十三显示了2012-2020中国的畜牧产品价格预测值。从图中可以看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畜牧产品价格指数虽然为略有震荡，但总体相对稳定。除了在2015年左右有可能会出现大幅攀升外，其他时间段基本平稳。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区域畜牧产业发展不平衡且市场存在明显分割的大国，总体的价格趋势可能是不同价格高低差异磨平的结果，这里进一步以畜牧业重要产地西部地区为观察对象，采用相似的过程，预测2012-2020年西部畜牧产品价格的动态变化趋势(见图十三)。相对于全国而言，中国西部地区的畜牧产品价格在未来时段可能会出现大幅波动，呈现“W”型变化：在2012-2014年出现下降，随后上升，在经过短暂的调整后，以2018年为转折点又出现一波交替降低和上升，到2020年又略有放缩。西部地区将成为未来畜牧产品价格调整的典型区域，未来的价格信号将在这里得到明显的体现。
五、全球化背景下保持畜牧产品价格平稳的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畜牧产品价格经历了几轮跌宕起伏，并在近期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向。中国作为加速开放的发展中经济体，世界畜牧产品价格的周期波动必将对其形成冲击，形成我国和世界畜牧产品价格变动交相呼应的轨迹。预测显示，受投机因素、经济政策、需求增长迅速等影响，未来几年内国际市场畜牧产品价格依然会维持在高位波动。而在国内基本局势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受到全球流动性的冲击、世界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的改变，以及结构性矛盾更加显性化的趋向，全球化背景下未来中国的畜牧产品价格调整力量错综复杂。特别是由于中国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存在较大差异，在开放过程中各地区畜牧产品价格波动可能不同，西部地区由于二元结构突出，在加快开放过程中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未来的价格波动幅度要高于其他地区。鉴于此，为防控全球化背景下畜牧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图十二 2012-2020年国际肉类价格指数变动预测
图十三 2012-2020年全国及西部畜牧产品价格指数变动预测
(一)健全完善预警体系，加强对国际市场价格的监测
国际市场畜牧产品价格波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市场供需情况，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反映产品市场供需信息的预警体系，加强对畜牧产品主产区和主销区供求关系的分析，及时掌握产品供求数量和市场价格变化趋势，在合理地建立预警系统的基础上，前瞻性地释放预警信息。并且，要强化信息引导，适时发布生产和市场动态变化信息，将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及时对公众尤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披露。因为从实践上来说，一般农户都无法掌握准确的市场信息，即使掌握也不愿意将其公布于众。因此，需要通过建立产供销监测预警体系，通过对产供销信息的采集、整理和对市场价格的趋势性、关联性分析，为养殖户和经营企业提供信息指引。合理引导畜牧产品价格的预期，从而有效地平抑外生冲击，防控畜牧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
(二)提高汇率弹性，应对外部冲击
合理地发挥汇率作用，能有效地熨平进入国内市场的畜牧产品价格。例如，在全球畜牧产品价格上涨时，可以通过汇率升值平抑价格上涨幅度。因为国际市场的畜牧产品价格多数以美元计价，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能部分抵消畜牧产品价格上涨对国内的直接冲击，起到防御作用。因此，中国不仅应高度重视世界畜牧市场的供求关系和演进周期，而且更需要提高汇率弹性，积极地利用汇率政策以及其他调控手段应对外部冲击，让汇率真正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第一道防线，起到调节价格的作用。
(三)加快产业链整合，提高规模化程度
在加快全球化步伐的背景下，未来中国的畜牧产品必将迎来世界市场的挑战，这对本来就相对零散而又缺乏技术的畜牧产业带来极大的压力。因此，要使中国的畜牧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加快产业格局的重新整合和洗牌。规模化和链条化就是未来我国畜牧产业整合的必然方向。从长远看，需要降低分散养殖的比重，通过承包和合作经营等方式加速规模化进程。从短期看，可以通过产业链的整合来提高产业集中度，将分散的养殖户联合起来，提高养殖户的组织化程度。而这种整合，参与的主体是养殖户，还需要包括龙头企业、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其他有关方面的参与。在政府的主导和统一协调下，构建集金融支持、贷款担保、政策保险、风险防范、技术服务、良种繁育推广、农户养殖、饲料供应、加工企业订单收购、协会协调服务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在此框架下，各利益主体之间能够实现有效的联接和互动。最终形成以规模养殖为主、散户养殖为补充的畜牧产品生产格局，确保市场供求和价格的稳定。
(四)建立和规范金融服务体系，转嫁和分散产业风险
置于全球市场的大环境下，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对畜牧产品市场的影响不言而喻。对于产业系统性风险，不仅需要通过财政手段进行补贴和干预，还可以运用包括信贷、保险及期货等现代金融工具进行防范，更好地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来转嫁和分散产业风险。就目前中国市场而言，针对农产品金融产品相对匮乏，保险市场的推进步履维艰，期货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市场主体缺乏合适的金融工具来控制风险。因此，迫切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推动，建立起畜牧产业的金融服务体系。虽然目前我国的畜牧产品进口规模并不是特别大，但从长期来看，国际畜牧产品价格传导到我国的压力有增无减。因此，必须尽早建立和规范金融化服务，培育起中国畜牧市场较好的市场化运作体系，为更强有力地应对外生冲击提供良好的基础和支持。
(五)加强国内市场的整合，发挥大国优势
内部的异质性和复杂性特征使得中国不同区域融入全球化以及畜牧产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在同一时点呈现出动态多样化，目前，东部、中部、东北部和西部四个区域之间畜牧产品价格的动态走势及驱动压力也存在不同。区域间价格波动幅度及动因的异质性，加剧了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治理难度。而且，由于各区域之间长期“以邻为壑”的地区间竞争策略，使得各地区之间市场相互分割，难以发挥大国优势有效应对外部冲击，依然陷入局部对抗、局部地区价格暴涨暴跌的困境。因此，打破国内各地区畜牧产品之间分割的格局，建立大一统的市场调剂商品供需是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方面。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全球化背景下畜牧产品价格上涨趋势与中国对策》。
注释：
①本节相关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和《中国统计年鉴》。
②由于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初级产品一般以美元计价，美元贬值直接拉动初级产品价格上涨。
③现有实证研究大多直接以其水平序列进行分析，而忽视了其平稳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