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情绪的生态理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情绪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生态理性的理论背景及其内涵
1.1 理论背景
长期以来，理性假设在人类的实践行为中占据着中心地位。理性，一直被视为人类的辉煌成就并被作为区别人类与动物的根本特征。理性的核心概念是“一致性”(consistency)。对于拥有许多观点、信念和偏好的个体来讲，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观念、偏好等能够以一种标准化的方式呈现出前后的一致性。与逻辑推理、概率思维以及决策制定等密切相关的标准化理论是理性的具体体现。多年来，社会科学界的主流思想从来没有对理性假设能够充分描述和预测人类行为产生过怀疑。但是，理性假设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直觉的，而不是理想化的、纯技术的。因为人类自身存在着许多局限——表现在时间、注意、记忆、加工资源等等方面。Simon首先提出有限理性，Kahneman和Tversky发现了启发式和偏见，上述理论分别从理论及经验两个层面动摇了理性假设充分性的根基。在此种理论背景下，决策研究的进化论范式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强调个体适应环境的重要性，提倡生态理性。
1.2 理论内涵
生态理性的内涵包含两个方面[1]：(1)强调“决策制定的机制就是充分利用环境中的信息结构以得出具有适应价值的有用结果”的过程。(2)强调个体适应环境过程中获得的识别环境信息结构的功能作用。现以“再认启发式”为例具体说明生态理性的内涵及其理论假设的合理性。所谓“再认启发式”就是充分利用再认记忆这种丰富有效的认知资源作出关于现实世界未知方面推断的决策策略。具体来讲，当个体面临几个选项时，一般选择能够再认选项的决策策略。例如，Goldstein和Gerd Gigerenzer以美国和德国的大学生为被试，要求他们判断圣地亚哥和圣安东尼奥哪个城市的人口多。结果只有62%的美国学生作出正确选择，而100%的德国学生的选择是正确的。为什么？具体来讲，因为大城市经常出现在报纸、电视等媒体上，因此有更多的人能够再认它，德国学生正是利用再认启发式而使他们作出正确判断的。再认启发式是一个充分利用环境结构信息的简单决策规则（如图1）：媒介变量（报纸、电视等）反映不可接近的效标（城市）。媒介变量影响再认概率。头脑利用再认对效标进行推断。一般来讲，只要当无知或再认不是随机分布，而是与选项的大小相关时，再认启发式就会起作用。
图1 再认启发式的生态合理性
生态理性不仅具有自己的特定内涵，而且对行为结果的评价也使用新的标准——对应性(correspondence)标准[2]。所谓对应性标准是指将决策制定策略与外部世界而不是内在连贯性相比较的评价标准。即不把人类判断过程与逻辑和概率规则相比较，而是考察它在现实环境中的效用。这种评价标准反映出Brunswik的指导思想，他曾说过，头脑和外部环境就像一对必须相互磨合以达成和谐的夫妇。过去研究由于过于关心内部过程的一致性、不变性，使得这对夫妇彼此疏远，生态理性提倡的评价标准旨在使这对夫妇重归于好，哪怕他们彼此是不连贯的。
2 情绪具有生态理性
生态理性强调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强调人在适应环境过程中获得的功能作用。评判任何一种心理活动、人类行为是否具有生态理性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反映了当时的环境结构，它的产品能否与当时的环境吻合。从这一方面来看，情绪是具有生态理性的。下面具体从情绪的发生及功能两方面展开论述。
2.1 从情绪的发生上来看，情绪是环境自然塑造的结果
请看下面的例子：
华盛顿大学动物学家Gordon Orians[2]对人类的“理想”居所进行调查，结果：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家园座落在地势较高之处，靠近湖、海之类碧波荡漾的地方，周围环绕着绿草如茵的大片平地。从家中一眼望出去，最理想的树木是：有着蓬松葱茏的树冠，繁茂的树枝自树干延伸开来，茂盛、细小而精致的树叶肆意装点着枝干……这些景致具有突出的非洲热带大草原特征，在那里，人类已经生息繁衍了几百万年。生活在那里的原始人类认为居住在一个开阔地带，视线可以一览无余，有利于他们猎食和预防敌人的袭击；居所周围的大树可供他们攀爬避难……
人类早期家园与现代人理想居所的类似并不是偶然的，现代人喜爱与向往的理想居所正是人类祖先赖以生存的环境。因此，环境对任何一种情绪的功能组成都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新的进化理论对情绪是什么，以及情绪解决何种适应性问题提出了一些假设。在这些假设中，大脑被看作一个具有领域特殊性（模块）的复杂系统，模块对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重复遇到的适应问题作出反应（如，配偶选择、寻找食物、逃避猎食者等），并且从环境中只接受特定的激活信息。Tooby和Cosmides[3]认为拥有丰富和可靠的重复结构、具有可辨认的线索、一旦出现错误会导致付出昂贵代价的条件或情境是导致情绪产生的最可能的源泉。
来自内隐记忆的研究表明，情绪是环境的产物。我们经常读到这样一个例子，在一个健忘症病人那里，Claparede[4]借与病人握手之际，用事先藏在手中的针刺了她一下，然后转身出去。当病人平静下来以后，Claparede又回到病房，病人对先前发生的事已丝毫没有记忆，但却拒绝与Claparede握手。当问她为什么时，她说：“有时人们会在手里藏着针”。这个故事通常被用来作为内隐记忆存在的证明。但是如果握手同样使病人感到紧张的话，那么她的拒绝就表明无意识的记忆产生了有意识的情绪。Janet[4]曾经报告过一个歇斯底里梦游症患者D女士的例子，她的致病原因是因为几个男人开玩笑地将她醉酒的丈夫放在她家门前，并告诉她说已经死了。之后，D女士对于这件事情已毫无记忆，但每当她经过门前时，都会被吓得近乎僵在那里，并且她还经常抱怨梦见自己的丈夫被带回家并且已经死了。这又是一个能清楚体验到自己的情绪状态和情绪行为但却不知为什么的例子。第三个例子是Bagby[4]报告的患流水恐惧症的病人，她对自己为什么会对流水产生强烈情绪反应的原因丝毫不解，直到有一次她的姑姑讲述了很久以前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个谜团才被解开。原来当她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和姑姑一起去野餐，由于不听话，到处乱跑，在一条河边被困在瀑布下面，直到姑姑把她解救出来并答应替她保守秘密。很明显，这个病人对于这次童年发生的意外事件已毫无记忆，但是这次事件导致的恐惧症却保留了下来。
情绪是内隐记忆表达的证据并不仅仅来自于一些“轶闻趣事”，一些标准的实验研究也证明某些情绪反应可以被持久的保存下来，即使个体已经不知道这种情绪反应缘何而来。纯粹接触效应是真正实验意义上对情绪产生于内隐记忆的验证。所谓纯粹接触效应是指当被试重复接触某一事物时就倾向于喜欢它，即使没有充分的信息支持这种态度上的变化。Johnson,Kim和Risse[4]运用纯粹接触技术对偏好进行研究。实验被试为Korsakoff病人和正常人。学习阶段，给他们播放乐曲，测试阶段，让他们进行偏好判断。结果，相对于新曲子而言，无论是病人组还是控制组都喜欢老曲子，且没有差异；但病人组的再认水平比控制组低得多。可见重复呈现影响了病人的外显记忆水平，但没有影响偏好判断——偏好判断是情绪反应的一个指标。在第二个实验中，Johnson等运用相同的被试，但将实验材料换成两位男性的面部图片，并伴随积极或消极的传记性描述。随后要求被试进行偏好判断。结果控制组的被试总是选择伴随积极描述的图片，并能说明他们是根据描述做出的；病人组也对伴随积极描述的图片表现出极大偏好，却很少能回忆出描述材料。这再一次证明学习阶段呈现的信息可以改变情绪反应的某些方面，即使对这些信息不能进行回忆。
来自内隐知觉的研究表明，情绪是个体对当前环境的无意识知觉。Levinson[4]曾经报告，有一位妇女手术后总是莫名其妙地伤心、哭泣或闷闷不乐，直到Levinson将其催眠，并追忆到她动手术的那段时间，她才突然说出：“医生说可能是恶性的！”进一步调查发现手术时医生确实说过可能是恶性的，并与其他医生讨论过。但那时的病人已被施行全身麻醉，处于无意识状态。很明显，麻醉期间的内隐知觉不仅表现为重复启动效应，也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情绪。Traub-Werner[4]曾报道过两个惧空旷症患者同时发病的不寻常案例。一天，当一个病人正在洗脸的时候，突然被一阵前所未有的焦虑、害怕摔倒、心悸、自我感觉丧失等情绪所包围，她藏在床下几分钟，直到感觉稍稍好些为止。当天晚些时候，她接到朋友的一个电话，她的朋友也是一个惧空旷症患者，朋友告诉她自己遭受了几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恐惧袭击，有意思的是她们发病的时间是相同的。进一步的调查证实那天在离她们不远处发生了一场强度为里氏6级的地震，地震的时间正好是病人疾病发作的时间。地震的微弱震颤也许不能被有意识知觉到，但却被前庭器官捕捉到了，由此引发病人的恐惧。
阈下纯粹接触效应的实验研究也证明情绪是内隐知觉的指标，Wilson[4]运用双耳分听技术，在非追随耳播放乐曲，随后让被试对新曲子和在非追随耳播放的曲子进行偏向判断，结果被试喜欢后者。Kunst-Wilson和Zajonc[4]将不规则的多边形运用快速呈现技术呈现给被试，结果偏好受呈现与否的影响。Murphy和Zajonc[4]给完全不懂汉语的被试呈现一个汉字，请被试猜测该字在汉语中表示“褒义”还是“贬义”。在汉字出现之前，以4ms的时间呈现一幅表现积极情绪（如愉悦）或消极情绪（如愤怒）的面部表情照片。结果，被试更有可能将一个跟随愉悦表情的文字猜测为“褒义”，而将一个跟随愤怒表情的文字猜测为“贬义”。如果将面部表情照片的呈现时间延长到1000ms，使被试能有意识地清晰知觉到人脸时，他们对文字的判断便很少受人物面部表情的影响。Bornstein等人发现阈下呈现不仅影响被试对人物面孔的偏好判断，还影响他们与这些人的实际交往行为[4]，阈下呈现同谋者面部图片，被试在随后的判断任务上更有可能与同谋者观点一致，但被试的再认仅达到机遇水平。Bornstein通过元分析发现，纯粹接触效应在阈下呈现刺激时表现得最为强烈。
2.2 从情绪的功能看，情绪能够反映环境信息，调节人类行为
从进化论的观点看，情绪是否具有生态理性的问题是一个不正自明的问题。因为如果情绪在功能上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的话，那么为什么情绪还会得到进化并对认知产生广泛的影响？或者就像Dylan Evans[5]说的那样“如果拥有情绪的‘益’总是小于‘弊’的话，那么感情类动物就永远不会处在进化阶梯的顶端。情绪是一个复杂系统，如果这个复杂系统没有优点的话，它就永远不可能得到进化。因此，我们拥有情感的事实是，至少在进化的某些时期情绪帮助我们的祖先进行生存和繁衍。”Leda Cosmides和John Tooby[6]首先对情绪的功能给出初步描述，认为情绪在同时运行的多种程序(programs)中行使“初级程序”的功能。例如，同时运行的几个程序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假设一个原始人正在采集浆果，忽然发现一只黑熊，情绪怎样行使它的“初级程序”功能呢？Cosmides和Tooby认为当“收集浆果的程序”正在运行时，“逃避猎食者程序”发现10米以内有一只野熊，情绪就履行它的“初级程序”职能——“激活或关闭正在运行的一些程序”。多数情况下，不仅是关闭或激活某些程序的问题，而是使正在运行的几个程序同步化，以使生物体在同一时间内最大程度地获得功能上协同的行为。这表明情绪在去激活、激活、调整参数和使有机体“在正确的时间准备好正确的配置”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情绪就是适应自身，它们可以勘测“原始情境中具有统计意义的结构”，启动适当的程序去利用这些结构，使有机体从环境中获利。重新配置了的身体变化和通过运行“初级程序”而对其他程序的重新调整对于每个具体情境也许并不是最合适的。例如，当我们穿过茂密的森林，在地上忽然发现一个修长而蜷曲的物体时，我们的反应首先是害怕，而当我们意识到那仅仅是一条蜷曲的树根而不是一条毒蛇时，害怕以及惊恐反应才烟消云散。但是，对于一个生物体来说，具有能够安全逃避危险的能力、形成一种既快又好的对于恐惧的通用“配置”，比起避免偶尔的错误来说要重要得多。情绪允许“平均而言，具有适应意义的问题首先得到解决”，即使这种优先性有时会犯错误。但是，如果地上真有一条毒蛇时情形又会怎样呢？什么样的配置更有可能传递给下一代呢？情绪一旦被激活，就具有大范围改变大脑程序的能力：改变知觉和注意的方向（如，集中注意逐渐接近的危险并检查危险源是否也注意到了自己），改变目标和动机的权重（如停止吞食浆果），概念结构的变化（如这不再是一个安全的环境），对记忆过程重新定向（如有关该动物的可用信息有哪些），改变沟通方式（如保持安静），激活行为决策规则（如，逃跑），当然还有生理上的一般变化（如，肾上腺素增加）。训练有素的精神病学家，Randolph Nesse从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治疗入手研究情绪的进化功能[7]，认为情绪具有增加有机体应对威胁以及应付各种面临情境的特定构造特征，这些构造特征，或“独特状态”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对其功能，Nesse有一个精当而形象的类比：情绪对于大脑就好比软件对于计算机，它们“根据具体任务的需要而改变各种参数”。这与Cosmides等关于情绪是一种程序的思想是一致的。相一致的观点还有，Nesse也强调情绪可以引发有机体行为、心理和生理方面的一系列变化。
图2 影响个体行为的因素及其流程图
来自神经、社会心理学等方面的证据表明情绪反应环境信息，自动调节行为。90年代后，许多神经科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开始强调情绪在认知过程中的信息输入作用及当其受阻时导致的消极后果。Clore和Schwarz[8]提出“情绪、信息等价说”(Feeling as information)，该假设认为情绪可以作为一种信息线索直接影响判断。Slovic[9]及其合作者提出“情绪启发式”(Affect heuristic)，强调情绪对风险知觉和行为的重要作用。Damasio[10]，提出躯体标志(Somatic Mark)假说，认为考虑某一选项时的躯体反应提供了对这一选项需求程度的信息，无损于认知过程但却有损于这种躯体反应的神经障碍对风险决策会造成极大伤害。Wilson[11]等发现，允许决策者仔细考虑决策的各个方面而抑制情感输入时，决策的质量受到了极大影响。Loewenstein[12]等提出风险、情绪等价模型，假设决策过程中不仅存在受认知评估影响的预期情绪，还存在不受认知评估影响的即时情绪，所谓即时情绪就是立刻的内脏反应(Loewenstein)，这些立刻的内脏反应可以直接影响决策行为，影响认知评估。Hertel[13]等人运用胆小鬼难题游戏(Chicken dilemma game)发现，情绪通过改变认知风格而改变参加者的合作水平：游戏中具有愉悦情绪的被试倾向于直觉模仿他人的行为，而悲伤的个体倾向于在行动之前系统地分析游戏的结构，由此，不同的认知风格使得个体在不同情境中表现出合作或不合作的行为。Johnson和Tversky[14]发现，人们阅读具有悲伤内容的报纸会高估各种原因导致死亡的风险（如，洪水、疾病）。Eysenck[15]发现高焦虑个体倾向于注意威胁性刺激，并将一些模棱两可的刺激和情景解释为具有威胁性的。Rashunathan和Phanm[16]发现诱发焦虑增加了个体对低风险、低回报选项的偏好，而诱发悲伤具有相反的结果。Lerner和Keltner[17]发现恐惧使个体高估风险并回避风险。Barlow[18]指出“体验焦虑的能力和计划的能力是同一枚硬币的面”。Damasio[10]等发现前额皮质受损的病人会不顾惩罚更快回到高风险组，因为他们与正常人相比，在翻开卡片之前体验到的唤醒水平不同：当正常被试考虑从高风险组选择卡片时就会产生皮肤电反应，而病人却没有这种反应。Damasio[19]还指出心理变态犯罪人群就像前额受损病人一样，其犯罪行为与某种具体情绪障碍有关。Lykken[20]发现，与控制组相比，反社会个体对先前与痛苦电击相联系的条件刺激物的生理反应较弱。Hare[21]发现反社会个体对即将出现的痛苦电击表现出不太强烈的生理反应。Patrick[22]指出，与控制组相比，当反社会个体暴露在令人厌恶的刺激物面前时表现出较少的消极情绪。Eisenberg,Baron和Seligman[23]发现：特质焦虑和风险规避具有强烈的正相关，但为他人做决定时却不存在风险规避倾向；抑郁个体喜欢不需要行动的选项。Loewenstein,Weber[12]等人指出，在风险偏好上之所以存在自我、他人的差异，是由于自我、他人对风险情绪反应的差异造成的，并通过实验证明行为选择上表现出的自我、他人之间的差异与对自我、他人情绪体验预测上的差异具有很高的相关。
通过对上述各种理论及经验证明的梳理，我们提出情绪影响个体行为的工作机制（如图2），从环境、情绪（情绪与认知）与行为三个方面考察情绪的功能作用，可以更加清楚地说明情绪具有生态理性的逻辑合理性。
3 正确看待情绪的不良作用及其与生态理性之间的关系
情绪有时会让我们犯错误，例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当穿过茂密的森林，在地上忽然发现一个修长而蜷曲的物体时，通常的反应是害怕，但当意识到仅仅是一条蜷曲的树根时，惊恐的反应就会烟消云散。恐惧会使驾驶员猛踩刹车，在急需力量时让他们无所适从；恐惧还使我们失眠、得溃疡病，在需要清楚、流利地表达思想时变得口唇发干、结结巴巴。如何看待情绪的这些不良作用？为什么时至今日还存在大量假设，认为情绪限制了理性思考的进程？Ketelaar和Clore[24]指出，有一种本质的区别被忽略掉了，那就是情绪的近期效应与它的终极功能之间可能存在分离，一种机制能做什么与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并不相同。近十年来的许多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情绪近期效应的研究上，事实上，当我们寻找情绪对行为的根本影响时，应当从情绪的终极功能和近期效应两个方面去考察，甚至尝试寻找塑造情绪的环境。寻找偏见，在今天看来，只能限制对情绪研究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