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研究（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全会论文,国民党论文,二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中全会期间的国共磋商
1946年2月1日苏军撤退期限届满之后，重庆政府并未向苏方提出要求撤军的正式照会，甚至反苏游行发生后仍未提出正式照会。2月25 日，王世杰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做外交报告时称：“我方已三次询问苏军撤兵情形，苏联大使均无答复。”（注：《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8册，80页。）3月6日，王世杰忽以外交部长名义正式照会苏联大使，要求苏联即行撤兵。从王氏日记看，此举并非迫于二中全会的压力，而是基于一个国际动向。此时，联合国安理会即将讨论伊朗提出的苏联在伊不撤军的问题，王世杰此举的意图是，准备必要时与伊朗共同提出这一问题。在这个背景下，驻沈阳苏军突然于3月12日北撤。 苏军此次撤退，通常认为是迫于反苏游行的压力，但王世杰的看法是，苏联此举是为了避免中国与伊朗共同向安理会提出议案。由于国民党军早已推进到沈阳附近，因此于13日迅速进占沈阳。
苏军的撤退，改变了东北原有的国、共、苏三角关系的格局，国共两军均由苏军的背影下走出来，处于直接对峙的态势。3月15日， 中共政治局会议指出：“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即将展开”（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26页。）。东北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随着苏军撤退，原为苏军控制的长春、哈尔滨以及中东铁路（又称长春路），成为国共争夺东北的中心。由于苏军未将整个撤军计划通知国民党，使国民党对苏军的意图判断不清。其实，苏军的撤退也出乎中共预料，3月5日，刘少奇还致电东北局，判断：“因为苏联要求在东北的经济合作，美蒋尚不答应此种合作，并在全国煽动反苏运动，苏军亦推迟撤兵，故东北外交问题一时还难于解决。”（注：《刘少奇年谱》下卷，24页。）这就是说，中共对苏军的撤退也是缺乏准备的。
由于国民党在东北所处态势不利，蒋介石改变了原定方针，转而表示愿与中共谈判解决东北接收问题。对此，刘少奇的判断是：苏军不告诉我们国民党是否全撤，如全撤国民党接不赢，所以急于要谈判（注：《刘少奇年谱》下卷，26—27页。）。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张治中最初没有出席二中全会，而是与周恩来、马歇尔一同到华北、西北视察停战情况。3月11日， 张治中向二中全会做了新疆问题的报告，随后，奉蒋之命，与周恩来就东北接收问题进行磋商。
毛泽东此时由于患病休息，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3 月13日（元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致电重庆中共代表团，就此次谈判指示如下：“我们内心的盘子，长春路的主要部分（即沈阳至哈尔滨）及抚顺、鞍山、本溪、营口、辽阳等数地，是要让给国民党的。但此种让步须有交换条件……现在你们切不可一般承认国军有权全部接收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注：《刘少奇年谱》下卷，26页。）
3月16日，周、张初步达成六点协议， 当晚周致电延安：“今晚以中央元午电示与张治中作长谈……张治中谅解情况，承认我军地位”。六点协议关键为两条：丁、政府接收东北主权，有权派兵进驻苏军现时撤退之地区；戊、凡现时中共部队驻在地区，政府军队如须进驻，应经过商定行之。上述条款关键在于“现时”二字，周恩来向中央解释道：“根据丁项，政府只能进驻现时苏军撤退地区，即沈阳、长春以及抚顺地区。但我军驻在抚顺、铁岭，故我仍可根据戊项不让”，“非苏军现时撤退地区，完全不受丁项约束。”张治中要求取消“现时”二字，周恩来反对，周对张说：“如无此二字，即无时限，不可能有妥协。”周恩来还判断：蒋介石“对于东北目前只想占多少算多少”（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137—138页。）。也就是说，蒋对于接收东北的期望并不高。
然而如前所述，也就在此刻，二中全会在关于东北问题的辩论中爆发出强烈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在相当程度上是针对蒋介石的，受此牵制，蒋介石也没有了回旋余地，最终，周、张的这一初步协议未能签署。
在磋商东北问题的同时，国共也就政协宪草原则问题进行了磋商。政协会议闭幕之后，为使有关事宜继续协调，由各党派代表组成了一个综合委员会，此外，还有一个宪草审议委员会，具体负责宪草的修改工作。3月14日、15日，综合委员会与宪草审议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 中共代表为周恩来、董必武，国民党为孙科、邵力子等，民盟方面为张君劢、罗隆基等，会议议题为政协宪草原则中引起争议的问题。
孙科和邵力子都是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人士，当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提出后，为了既顾及乃父关于训政的遗教，又顾及各党派执政的要求，孙科曾提出一个两全主张：各党派“共同训政”。当东北问题引起反苏反共情绪时，孙科又提出“亲苏和共”的主张。鉴于孙科一向的政治表现，孙被中共列入“极力团结”的对象（注：1946年4月20日， 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要求周“极力团结民盟及孙科”（《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97页）。）。考虑到孙科此时因宪草问题在其党内处境十分困难，加上其他一些考虑，周恩来准备在宪草问题上做出让步。
民盟方面最初不同意让步，张君劢对周恩来说：不能让步，要及早堵住才好。周说：政治是现实的事情，走不通就得设法转圜，不能因此牵动大局（注：《梁漱溟全集》6卷，904页。上述情况是梁根据周恩来和张君劢的谈话而得知。）。3月15日， 联席会议通过了对政协宪草原则的三点修改：第一，“国大应为有形之国大”；第二，“立法院对行政院之不信任权，及行政院解散立法院之权取消”；第三，“省得制定省宪，改为省得制定省自治法规或单行法规”（注：《新华日报》1946年3月16日。）。
周恩来所以做出此一让步，大约出于三种考虑，3月18 日周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让步是“为了减少国民党内主张民主和平团结统一的人士在其党内所遇到的困难”（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 148页。），也就是为了减少孙科和邵力子的困难。4月22 日周在与马歇尔的谈话中说：“我们对国民党的提议做了某些让步，其目的便是为了使政协的决定可以实施，使二中全会不致提出许多麻烦。”（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252页。）也就是说， 周这一让步是把二中全会的因素考虑进去的。11月21日周在延安一次会议上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作了一个错误，以为是形式问题而鲁莽地让步”（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696页。），也就是说， 周当时并不认为是实质问题。
但是，周恩来的这一让步随即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批评。3月 16日，中共中央致电重庆中共代表团，指出：“国民党内反动派，以至蒋介石，都不喜欢政协决议，企图推翻。但正面推翻丧失信用过大，想采用迂回办法来推翻，即首先推翻宪草原则”。基于这一判断，中共中央要求：“你们应即强调政协决议每一条每一句均必须实现，反对修改，特别对于宪草原则反对作任何修改。”（注：《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86—87页。该电为刘少奇起草，毛泽东修改，见《刘少奇年谱》下卷，27页；《毛泽东年谱》下卷，62页。）尔后多次指示周恩来对此让步“必须迅速加以挽救”。
根据中央指示，周恩来立即于3月18日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 周说：“我觉得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面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注：《新华日报》1946年3月 19日。）
综上所述，二中全会期间，国共就东北问题与政协宪草原则问题进行的两度磋商，最终未取得任何结果。
二中全会期间的蒋介石
蒋介石在二中全会上共有六次讲话，除去首尾的开幕、闭幕词，其余四次都是旨在控制全会的情绪与秩序。
国民党为什么对政协不满？其真实心理是什么？这一点蒋介石完全明白。3月4日，蒋在全会纪念周上说：“现在本党一般同志，有两种很普通的心理，一种心理认为本党领导全国，经过八年的抗战，已经成为四强之一，但到现在还要受外国人的支配和操纵”。“另一种心理认为自从总理领导本党革命已经五十二年了，本党同志前仆后继，牺牲奋斗，为我国取消了不平等条约，获得了抗战最后的胜利，但现在还要受各党各派来处分”。蒋所说的外国是指美国，政协会议取消训政和改组政府的决议，很大程度上出自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国民党一向居于训政地位，自视为“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然而在政协会议上却成为改革的对象。由于这两种心理，因此国民党内对美国人的“支配”和各党派的“处分”不满。
蒋对于国民党内的心理掌握是准确的，但对问题的解释则没有说服力。蒋的解释是，战后国际社会的影响增强，“深闭固拒，那就是违反时代”。关于政协会议，蒋说：“这个措施完全是出于自动的，不是被动的，是根据我们的政策和目的，而不是任人处分的。”把政协会议解释为主动的政策，此言便有自欺欺人之嫌了。
在对不满情绪做了一定的压制后，出于平衡的需要，又做了一定的让步，蒋接着说：“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的修改宪草原则，有若干点实在与五权宪法的精神相违背，这不仅各位已经感觉到，我个人也有同样的感觉。”如前所述，推倒宪草原则，主要根据就是五权宪法，而要使五权宪法具有神圣性，便必须与三民主义联系起来，因此蒋着重谈了五权宪法与三民主义的关系。蒋说：“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绝对不能分离，我们总理一说到三民主义时，就常常提到五权宪法。”“要是三民主义离开了五权宪法，三民主义怎么还能具体实现呢？离开了五权宪法而谈三民主义，那就不是真正的三民主义了。”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关系应该怎样解释，那是另一个问题，在这里显然是一种政治性解释。
鉴于二中全会对国民党政协代表责难甚多，蒋承担了责任，蒋说：“政治协商会议是本席负责召集的……这必须由我负责，而不必责备本党的代表”（注：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1卷， 262—267页。）。蒋同时要求与会委员平心静气、发扬党德、遵守纪律。
然而蒋此时已无力有效控制会议秩序，如前所述，王世杰和孙科报告之后，会场上的攻击声浪有增无减，为此，3月11 日蒋在全会纪念周做第三次讲话。
蒋此次讲话的重点是为国民党政协代表辩护，蒋说：政协会议“原是我根据目前国内外的情势而决定的政策，我们党内的八位代表不过是根据既定的政策，折冲奋斗而已。而现在全会就加以种种的责难，甚至于指为‘容共’‘掮共’！试问我们将这种罪名加于自己的同志，是不是令人寒心？”
蒋也为其政协政策做了辩护：本党既然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内问题，“那我们就应该秉持一贯的政策，以极大的忍耐，和人家折冲协商”。蒋对那种不负责者指责负责者的行为尤其不满，说：“一见到自己的同志在和各党各派谈判联络，就发生误会，叫出过激的口号……那以后还有什么人肯来担负这个谈判联络的责任？古人说：‘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我们革命党员，决不能流于这种恶习。”（注：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1卷，268—272页。）
尽管蒋对右翼做了一定的压制，但王世杰并不认为问题已经解决。王在日记中写道：“蒋先生鉴于党中一部分幼稚自私之分子，在二中全会肆意攻击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之人，于今晨二中全会纪念周中指责彼等缺乏党德……但蒋先生之言似不能使彼等改变其态度。”（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11日。）这就是说， 王世杰也看出蒋已不能有效控制会议了。
3月12日，蒋在总理逝世21周年纪念会上做第四次讲话， 着重讲以政治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蒋说：“有些同志的脑筋中，总以为政权和武力既然操于我们的手中，我们何妨用宪兵警察来做后盾……完全依赖既得的政权和武力来解决一切问题，是最卑劣的手段，一个伟大的革命政党，决不愿采取这种手段的。”蒋接着说：“比方去年昆明的学潮，有几位同志，忠实勇敢，工作努力，固然可嘉。但不讲技术，不讲方法，只知用武力对付，一味蛮干，真是连十二岁的小孩都不如！”（注：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1卷，274—276页。与蒋介石所说情况相反，国民党恰恰是一个依赖宪兵、警察和特务而维持的政权。王世杰在一则日记中写道：“据查重庆一市，实际上实行逮捕人民之机关，现时有十八个之多，大半于法无据，且大半为一般人民所不知晓之机关。近年来司法行政机关之因循座视，可谓已达极点”（《王世杰日记》，1944年6月8日）。）昆明学潮指“一二·一”运动。蒋还说：“过去革命是牺牲生命，今日要牺牲成见与权利地位，对他党要迁就、要容忍”（注：《徐永昌日记》，1946年3月12日，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1年。）。
尽管蒋连续两天发表讲话，但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如前所述，3 月14日、15日，围绕东北问题，二中全会的不满情绪达到了最高潮，并且东北问题审查委员会形成了一个罢免熊式辉和改组东北行营的报告。
3月16日，二中全会举行全体大会， 各项报告将在这天的大会上进行表决，这是全会开幕以来气氛最为紧张的一天，蒋在大会上做了第五次讲话，蒋与对立意见几乎形成摊牌局面。
蒋这次讲话着重于东北问题和中苏关系，强调应以政治手段收复东北，并为熊式辉承担了责任，蒋宣布审查委员的报告是没有必要的，无须通过， 该案交由中常会和蒋个人负责处理（注：《顾维钧回忆录》5分册，668—669页。）。也就是说，蒋剥夺了全会对东北问题的表决权。据张嘉璈记载，蒋认为：“对于苏联只有遵守中苏条约，经外交途径解决。为世界、为中国，均应求得和平。”“至熊主任等办事，一切均遵守中央指示办理”，应由蒋“个人负责。此案应交常会，由彼个人领导处理。”（注：张嘉璈日记，1946年3月16日，688页。）
在此之后，蒋向全体委员严厉问道：“你们信任不信任我？”“你们对我是否有信心？”“对我有信心的人请站起来”。结果是全体起立对蒋表示信任，而邹鲁等二十余人则退出会场。当时在场的顾维钧称此为“窒人气息的局面”（注：《顾维钧回忆录》5分册，669页。）。
蒋介石要求二中全会对其个人做信任表决，等于说明蒋遇到了一次信任危机，正因为如此，唐纵在当天日记中以庆幸的语气写道：“总裁之威望迄未损害！”（注：唐纵日记，1946年3月16日，599页。）尽管蒋的地位仍无人能够挑战，但这样的气氛必然对蒋形成政治牵制。如前所述，也就在这一天，周恩来与张治中达成了东北问题的初步协议，协议精神与蒋当天的讲话精神也是基本一致的，显然是由于这种政治氛围的牵制，周、张协议未能签署。
二中全会与国民党内部力量的变化
周恩来曾在与一位外国教授的谈话中，对国民党的权力结构这样归纳道：“这权力是分割的，如党务操在CC的手中，财务操在宋、孔的手中，军事操在黄埔系的手中，行政方面则政学系的势力较大……而在他们的全体之上则是蒋，造成蒋的政权。同时每一个集团都对蒋有影响”（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535页。）。 在周所说的几个派系中，矛盾最为尖锐的，是CC与政学系。
在抗战结束前后这段时期，政学系势力发展到它的巅峰，蒋介石的重大内外决策，几乎都是政学系参与制定并执行的，反过来，既然二中全会实际上是对这一时期的重大决策进行清算，那么政学系必然成为清算的对象，具体讲，熊式辉和王世杰成为主要的打击目标。
此外，在二中全会上遭到攻击的还有张群、张治中、翁文灏、陈布雷等等。宋子文在党内积怨甚多，不少人对宋的财政经济政策不满，二中全会上对其“责难备至”，宋在答辩时，“甚愤慨，其手发抖！”（注：唐纵日记，1946年3月8日，597页。 ）蒋介石把全会上的人事攻击斥为“不负责者指摘负责者”（注：张嘉璈日记，1946年3 月11日，682页。）。的确，当负责者被责难备至之际， 不负责者则是轻松而活跃，刘健群在会上说：“有办法拿出来，没有办法说出来，干得了挑起来，干不了放下来。”（注：唐纵日记，1946年3月5日，596页。）颇有几分幸灾乐祸。
二中全会最后一幕，是关于新的中常会选举。国民党中常会的产生程序，向由总裁提名，大会通过如仪。然而二中全会既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向总裁要民主”，惯例难以为继了。
3月13日晚，蒋介石召集全会主席团成员和国民党政协代表， 会商中常会产生办法。会上，“张道藩等坚持中央常会必须以选举方法产生，不由总裁提出候选人。”张道藩为CC派人物，对张此一意见，王世杰的判断是：“盖陈立夫等有组织，他人则无组织也。”意思是CC可以控制选举，对此提议，“蒋先生亦勉强应允之”（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13日。）。
王世杰对陈立夫把持党务一向不满，1945年4月六全大会前夕， 时任宣传部长的王世杰与陈立夫便发生过激烈冲突。王氏日记载：“予语陈立夫（组织部长），此次六全大会之选举，组织部处长、秘书无一不被选出或指定为代表，中央宣传部之秘书、处长无一被选或被指定之人，予实不胜愤慨。彼云彼亦抱歉！”（注：《王世杰日记》，1945 年4月27日。）往事不远，这一次眼见CC又将控制中常会选举，王世杰坐不住了，当即提议，选举“用无记名投票法”，显然是力图打破CC对选举的控制。王世杰这一建议遭到陈果夫的反对，最后，出于平衡的考虑，王氏建议被采纳，陈果夫的反对“未生效果”（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13日。）。
3月16日，二中全会举行中常会选举，既不由总裁提名， 也不用记名投票，在形式上体现了民主与革新的要求。唐纵是革新派，他所关心的是选举方式的变革，唐在日记中写道：“主席团未敢操纵会场，是民主运动的力量表现”（注：唐纵日记，1946年3月16日反省录，599页。）。而王世杰不同，王所关心的是选举的结果，3月17 日选举结果公布，王的评价是：“有众多资望能力薄弱之委员，趋附党中所谓C、C、派者，均当选。党内党外均不免失望。”（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3 月17日。）蒋介石对选举结果亦甚不满。在18日的讲话中，“蒋先生指斥此次党中所谓‘革新派’（即陈立夫、梁寒操、刘健群），其目的只在攫取中央常务委员。言下甚为愤慨。”（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18日）在新当选的中常委中，有梁寒操、谷正纲、刘健群、萧铮等。
政协会议之后，中共判断国民党内部已起分化，“一派主张与各党派合作，除开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外，邵力子、王世杰、张治中，以及政学系的张群和于右任等，最近都转到这一派，他们愿意支持政协决议；另一派则反对政协决议……大哭大闹，要弹劾国民党出席政协代表，并对蒋威胁，西西、复兴的领导成份，若干元老如吴稚晖等及何应钦等将领属于这一派。”为此，中共中央的方针是：“我们现在应谨慎的与蒋介石、孙科、王世杰、邵力子及政学系等人合作”（注：《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76页。）。
从总体上看，二中全会正是以上两派斗争激烈化的反映。被中共列为合作对象的人士和政学系，在二中全会上几乎遭到全面打击；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其政治后果必然是国共谈判的基础的削弱。
3月17日，二中全会闭幕。
二中全会的政治后果
二中全会是在政协会议通过改组政府的决议之后，在训政体制行将瓦解的政治背景下，在反苏游行的社会背景下召开的。大权即将旁落的危机感，东北受阻的愤耻感，使国民党内的情绪普遍地激动起来。这是一种政治情绪与民族情绪的交汇，故而其表现异常强烈，会上屡屡出现“慷慨陈词，垂泣而道”的场面。这种情绪既是对外的，故而反共反苏反政协异常激烈；这种情绪又是对内的，故而派系倾轧与人身攻击也是异常激烈。
这种情绪是在民主与革新的名义下发泄出来的，故而无所顾忌。唐纵评论道：“会场中打倒官僚主义的口号压倒了一切，要求民主，要求革新的空气，笼罩了一切……但浮嚣之气亦觉不免，以致掌声为痛快轻松而发，失却了理智。”“要求清算责任，要求辞职，这是党开新纪录壮烈的检讨！”（注：唐纵日记，1946年3月16日反省录，599页。）此种失却理智的壮烈检讨，愈是壮烈，愈是失却理智。
从现象上看，二中全会最为引起争议的，是全会关于政协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称：“三民主义为建国最高原则……而五权宪法乃三民主义之具体实行方法，实有不可分离之关系。”在这个原则下，决议案对政协宪草原则做了几点更改（注：更改共五点：“一、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最基本之依据。二、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三、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四、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五、省无须制定省宪”（《中央日报》1946年3月17日）。）。如前所述， 东北问题决议案在蒋介石的压制下未付全会表决，因此，东北问题实际上潜伏着更大的危机。
3月19日，周恩来致电延安，对二中全会概述了自己的看法。 周的基本看法是：蒋介石国民党“退回到两面派的本来面目”，作为这一看法的证明，周列举以下几个现象：“二中全会对政协决议，一方面赞成……另方面却又通过许多决议，企图推翻政协决议；对东北问题，一方面承认能接收多少便接收多少，承认我军地位，另方面又不愿政治与军事同时解决，不愿放弃它的接收苏军撤退区的权利……对革新派，一方面放纵，另方面辱骂（说他们只想当常委），对主和派，一方面让革新派痛骂，另方面又为他们解释。这一切都说明蒋想在吓唬与欺骗中把问题拖延下去，好达到他的小变不大变的目的。”（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155—156页。）
周电所说的两面现象，基本上就是本文在前面所论述的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的状况，这种矛盾激化的政治后果便是：蒋介石在党内的政治回旋余地逐渐缩小。正因为如此，二中全会结束之后，两面现象迅速消失，蒋介石的立场全面后退。
4月1日，蒋在国民参政会发表长篇演说，主题仍然是东北接收和宪草原则两个焦点问题，这个讲话是二中全会政治后果的直接反映。讲话核心为两点：其一，“东北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外交问题”，其二，“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前一点的意思是，既然东北是外交问题，便没有中共的地位，后一点的意思是，既然政协不是制宪会议，那么政协宪草原则就是可以修改的。针对蒋的讲话，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撰写的社论《驳蒋介石》，表示在东北和政协问题上，“准备作不屈不挠的奋斗”（注：《胡乔木文集》1卷， 人民出版社，1992年，237—245页。）。这样，随着二中全会的结束，国共在上面两个焦点问题上，形成两个死结。
政治一旦陷入僵局，尤其是东北问题一旦陷入僵局，便只能通过战争来打开局面。3月17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致电彭真、林彪， 指示：“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注：《刘少奇年谱》下卷，28页。）3月18日，也就是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日， 中共攻占了四平，切断了国民党军由沈阳北上长春的通道，自此，国共两军在四平形成大规模的军事对峙。国共双方都认为四平战役的胜利可以打破东北问题的僵持局面，而在东北取得军事胜利将推动整个政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因此，国共两军在四平举行“决战”的政治态势，骤然形成。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由巅峰走向破裂的转折点，本文在前面的研究证明，这一转折是多种矛盾相互碰撞、相互牵制的结果。在历史的这个特定时期，蒋介石的个人表现应做怎样的评价呢？还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通过与蒋氏的接触和观察，对于蒋氏的政治弱点有了深刻了解，在返回延安后当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说：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毛的结论是：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422页。）。毛这个观察也是准确的， 正因为蒋在政治上没有重心，故而其方针路线不能坚决明确，正因为方针路线不能坚决明确，故而是动摇的。政协会议—二中全会—四平决战，历史在二中全会这里拐了个弯，这正是蒋介石没有重心、没有路线和政治动摇的反映。
六届二中全会就其本身而论，它是国民党内部爆发的一次政治危机，就其后果而论，它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最后的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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