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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05）01-0013-08
新创企业和创新企业是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创业活动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跃程度（姜彦福等2003）。现在，“创业”不再仅仅局限于指创办新企业，越来越多的公司也都在采用创业战略，如结构重组、流程再造、动态网络（dynamic networks）和细胞组织（cellular organizations）等，使得现存的组织更具有灵活性和创新能力。这样，创业研究也随之从早先仅关注小企业管理和创办新企业发展到将大型企业包括在之内（Cooper etal，2000）。不过，尽管研究对象扩大了，但困扰创业研究的问题却依然未能得到解——学术界至今仍然未能给出一个清晰的“创业”概念框架（Low ＆ MacMillan，1988；Shane ＆ Ventakaraman，2000）；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发展出一个有别于其它领域的真正意义上的创业理论（Busenitz et al，2003）。不过，至少是自1987年《管理科学》（Journey of Management）正式开辟创业研究专题以来，许多学者对创业研究领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Shane，1997）。他们从各自的学科出发，运用不同的理论观点对一些相关的问题作出了积极的探索。但是，因为创业研究涉及多领域、多学科，在具体的研究中各学科采用的理论观点和关注的研究焦点自然有所不同，如经济理论（如，Kent，1982；Khilstrom and Laffont，1979）、个性心理与行为理论（如，McClelland，1961；Brockhaus，1982；Baron，1998；Krueger et al.，2000）、生态理论（如，Greenfield ＆ Strickon，1986）、文化阐释（如，Tiessen，1997；Mueller et al.，2001；Dodd，2002）、伦理背景（如，Aldrich et al.，1983；Clarke and Aram，1997；Machan，1999）、资源观（如，Conner，1991；Rumelt，1987；Alvarez and Barney 2000；Alvarez and Busenitz，2001）和网络观（如，Dubini ＆ Aldrich，1991；Renzulli et al，2000；Aldrich and Cliff，2003），当然也有许多学者尝试去调和其中的一些理论（如，Brittain ＆ Freeman，1980；Tushman ＆ Anderson，1986）。他们或专注于企业家特征，或专注于社会文化环境对创业家的影响，或考虑创业家在一定环境下的创业过程和结果。到目前为止，创业研究虽然还不够成熟，但影响将越来越大（Busenitz et al，2003）。
纵观以前的研究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早期的创业研究侧重于考察创业家职能、个性心理与行为特征和社会文化背景，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其它学科的学者也加入了创业研究领域，以环境和过程为导向的研究愈发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这些研究焦点的转换，创业研究视角也随之从经济理论、个性心理与行为理论、社会文化理论等发展到资源观、机会观和社会资本观。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创业现象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研究中，所关注的问题和采用的理论观点却有很大差别。所以，“偶尔停下来盘点一下已有的文献，对发现新的研究方向和面临的挑战非常有益（Low and MacMillan，1988）。”自Low and MacMillan（1988）“盘点”以来，创业研究又经过了15年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有见地的研究，如Casson（1982，1993，2000）探讨了创业家作为稀缺资源协调者所必需的信息渠道和判断能力，Conner（1991）与Alvarez and Barney（2000）从资源观角度讨论了创业家能力，而Shane所作的一系列研究（见Shane，2000，Shane and Venkataraman，2000，2001；Eckhardt and Shane，2003）试图围绕创业机会建构一个整体的创业理论。所以，笔者认为十分有必要对各主要研究焦点和理论视角的发展情况延续性地做一些更全面、更深入的回顾性研究，以期进一步推动创业研究的发展。
受篇幅所限，本文将依次简要地讨论经济学理论、社会心理学理论、社会文化理论（social-cultural theories）、资源观（resource-based view）、机会观（opportunity view）等对创业研究的贡献与不足，并在机会观点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观（social capital view）引入创业研究，相信能对今后的创业研究和实践发挥更大指导作用。
一、经济学观点
大多数经济理论研究都视创业现象为“困扰经济学模型的幽灵（Baumol，1995，P.17）。“Corley（1993）认为，经济学未能提出创业理论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很难用经济学模型中术语来表达创业现象的必要假设条件。在主流经济学中，许多研究基本不考虑创业家因素，正如Casson（1982）指出，他们试图将市场过程中的个性因素剔除掉，主张是经济系统在起作用。这样，交易者就变成了毫无个性的主体，这些主体通过非人格化的市场机制，即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或后来的一般或局部均衡，得以相互连接。Alvarez and Barney（2000）认为，大多数经济学观点没能处理好创业现象的两个根本原因在于：一是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将创业看作是企业形成中的一个“神秘”因素（Schendel ＆ Hofer，1978）；二是创业现象从外部给均衡状态带来了冲击，尤其是创业家创新产生的外部冲击给新古典经济学观点制造了麻烦。
尽管创业研究没能在传统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但只是屡屡遭到回避，并没有真正被忽视。即便是早期的一些学者，如Cantillon（1755），Say（1803），Marshall（1890）and奈特（1921）等，也曾就创业家和创业现象作了一些晦涩但却富有启迪意义的讨论（注：李新春（2002）回顾了主要学者和各流派对“企业家”所作的定义和阐释，早期有代表性的观点如，Cantillion（1775）将企业家看作商人，Say（1803）将企业家看作业主，Marshall（1890）将企业家看作为经理人；奈特（1921）将企业家看成是市场中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的承担者，而熊彼特（1934）则认为企业家是创新租金的创造者。），可惜其对经济理论和企业理论的贡献经常被人们忽视掉。另一方面，持非均衡观点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也曾给创业理论的发展带来了一次似是而非的机会。回顾已有的创业文献，奥地利经济学及其应用在提高企业战略思想和战略研究方面被看作最有潜力（Jacobson，1992）。在考虑动态系统时，例如在创业环境下的诸多因素，奥地利经济学理论广为应用。奥地利学派认为，人们在利用异质性信息导致的价格差异时可以获得创业利润或遭受损失，这样就推动了经济逐渐从非均衡走向均衡。由此看来，奥地利学派是将创业家看作是持续变化（即，非均衡）的市场中发现和实现机会的媒介（Von Mises，1949）。奥地利学派考虑了信息不对称和创业机敏（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Kirzner，1997），似乎特别适合于创业研究；但其实不然，因为奥地利学派持非均衡观点，非均衡的核心假设是不能模型化。这样一来，奥地利学派理论也就缺少成为一个好理论的必要条件，那就是没有什么预测能力（predictable capability）。进一步，奥地利学派不讨论可持续性创新问题，因而在微观经济学，尤其是在创业企业成长研究方面更没有多少价值。
对创业研究贡献最大的早期学者是来自非主流经济学领域的奈特（Frank H.Knight）和熊彼特（J.A.Schumpeter）。奈特（1921）将创业家存在的原因归之于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奈特认为经济理论是“组织系统的科学”，以此强调了创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在其论述中，他第一次指出，创业家不同于其他生产要素。他认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报酬都可以事先估算出来，但创业家报酬却是去除其它生产要素后剩余的部分，很明显这部分报酬的获得要靠他的判断能力。沿着这条思路，后来行为学和管理学领域很多学者就对创业家行为与能力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熊彼特（1934）的经济模型可能是创业研究中最有用的理论之一，该模型假设经济均衡状态一直保持到被创业家用“破坏性创造”打破为止。创业的重要前提（Venkataraman，1997）是瓦解市场均衡，其理由在于人类的冒险精神和知识与技术的发展要求创业家在追求利润时要进行破坏均衡式创新。熊彼特指出了增进创新的主要方式，如生产方式、新市场或新产品等的新结合；用Casson（1982）的表达则是，创业家用新颖的方式组合稀缺资源，从而产生更高的效率。这样，创业家就成了经济变革的发起者。现在，创新已成为研究创业过程和创业家能力的一个核心要素；创新也已被看作是创业精神（entrepreneurial spirit）的一个重要特征。
总体说来，经济学领域的创业研究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得放松均衡假设条件，这样才能将创新、变革和企业异质性等因素考虑进来。但因为很难用传统经济学术语和模型来系统地描述和分析创新创业家角色，因而经济学只得尽量回避创业问题，这样，创业家角色在标准经济理论模型中也就缺位了。相应地，企业理论，如治理观的企业理论和竞争观的企业理论也基本忽视了创业问题（Casson，2000；Cohendet，Llerena and Marengo，2000）。虽然经济学领域也有一些创业现象探讨，但他们主要是对创业家和/或创新与经济环境两者之间的关系感兴趣（如，Kent 1982；Sage，1993）。他们的研究目标不是要探究创业家本身这个“黑箱”，不是要理解或预测创业家事件（entrepreneurial events），而是想试图理解这个具有一定特质或特别行为的“黑箱”对经济环境的影响；或反过来，去确立有利或不利于创业家特质或行为的环境特征（Bruyat ＆ Julien，2000）。
二、社会心理学观点
创业现象中涉及的创业家远见、创业机敏、直觉和智力等因素无法在经济学中找到答案，那么这些有关创业家特质的先验性假设就自然地成为社会心理学领域创业研究的重点。在社会心理学看来，创业是创业家所特有的一些个性特征或行为。不过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一直就存在着两种绝然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创业家具有一定的个性与心理特征（McClelland，1961，1986；Schere，1982；Sexton ＆ Bowman，1985），如成功需求、内控点、高风险偏好、高模糊容忍度等，另一些学者却认为创业家个性与心理特征和创业决策之间不具有什么因果关系。Sexton ＆ Bowman（1985）的实证结果就发现成就需要与创业决策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Gartner（1985）将创业家分八类，但却观察到创业家之间的差别和创业家与非创业家之间的差别一样多。从这些研究结果看，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创业研究甚至比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更令人失望。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大多数创业研究都是描述性的，没有把这个领域真正推近创业理论（Low and MacMillan，1988）。无怪乎Baker and Obstfeld（1999）失望地总结道，总体说来，20世纪90年代以前心理学领域就成功创业家个性与心理特质所共同作出的种种研究并没有产生有见地的观点。针对这种情况，部分学者转而研究创业家社会特征（如，Van de Ven et al.，1984；Sandberg，1986；Jo ＆ Lee，1996），如教育水平、社会家庭背景和创业家经验等，但同样，许多研究结果都彼此矛盾。这些研究想要描述典型创业家的个性心理特征，但都忽视了创业家产生和成长的过程与环境因素，自然天生就注定是徒劳的（Low ＆ MacMillan，1988）。于是部分学者又开始将创业家研究置于一定的动态环境之下，去考察组织环境与过程导向中的种种创业家特征（如，Schein，1983；Jo ＆ Lee，1996；Lee ＆ Tsang，2001）。
三、社会文化观点
与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创业家个性心理特征研究及后来的创业家社会特征研究不同的是，社会文化理论将创业的产生和影响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用社会文化理论研究创业的开山鼻祖是韦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30）一文中最早将创业和社会环境（social context）联系起来，认为新教主义的兴起鼓励了勤劳、节俭和为积累物质财富而奋斗等精神，这又反过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受韦伯的影响，许多学者发现在某些特定的文化下更容易产生创业家（Hagen，1960；Greenfield ＆ Strickon，1981；Brenner，1987），某种特定的文化必然培育某种特定的创业行为与方式（Ohe et al.，1991；Mueller ＆ Thomas，2000；Suzuki et al.，2002），所以他们将文化看作是创业的决定因素。社会文化观点认为，既然文化价值和信仰各不相同，那么创业家行为活动也必然有很大差别——社会文化会影响身处其中的人们具有一定的个性特征。使得他们采取一定的行为。由此可见，社会文化观点的创业研究侧重于考察特定文化和特定创业家个性特征与创业过程之间的特定关系。在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创业家活动时，这种社会文化视角的方法能给我们许多启示，如Ohe et al（1991）和Suzuki（2002）就比较了硅谷和日本不同的社会文化与商业环境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在我国，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陕西的创业活动最为活跃（姜彦福等，2003），这些不同的区域文化对创业家和创业方式是否产生不同的影响?所谓的海派文化或岭南文化真的会对创业活动产生特别的影响吗?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理论在理解与分析相同文化背景下的创业家特征和创业过程时，是否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呢?
四、资源观点
早期的资源观（Resource-Based View）研究承认创业是资源观研究框架中复杂的一个部分（Rumelt，1987；Conner，1991）。Conner（1991）曾比较了熊彼特的观点和资源观，认为两者相同的前提假设包括源于新竞争方式的超常规回报作为企业核心的创业家洞察力和总是存在潜在的模仿者。但是当资源观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主要范式时，资源观与创业研究形成的界面却仅仅为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如，Chandler ＆ Hanks，1994）。大多数基于资源的研究都没有对创业给予过足够的关注，当前的资源观也就没能将创新和创业家行为结合起来。
Alvarez and Barney（2000）曾试图通过分析创业能力而将创业纳入资源观（即，竞争观）的企业理论和经济理论模型。他们认为创业战略与创业能力，如灵敏与灵活的决策、创造力、独创性和远见等，在本质上都是不可模仿的资源资产——这些创业能力原因不明，经过多少次也无法模仿。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或创业家还能保持这些能力的话，就能产生持续竞争优势。以上的这些创业发现与洞察力属于无形的创业资产，这些资产会给企业带来一系列创新，从而使企业有可能产生持续竞争优势。他们强调，资源观和创业观都一致认为，创新动机在于追求创业发现与创业利润。进而，他们进一步修正资源观点。在借鉴熊彼特创业创新打破均衡观点的基础上，他们认为，传统的资源观是在均衡约束下讨论竞争优势，但如果引入熊彼特的观点，我们就可以发现一系列的打破均衡能导致企业突破这些冲击，从而获得竞争优势。这样，他们就将资源观和熊彼特式的均衡联系起来了。在比较奥地利学派理论的基础上，Alvarez and Barney（2000）认为，存在均衡，通过“知识走廊”（knowledge corrider）获得的创造力和洞察力等创业能力能激发创新，创新带来竞争优势，这样企业就不会失去全部的竞争优势。
Alvarez and Barney（2000）建议将创业能力纳入资源观，既而引入均衡的观点颇有见地；不过，这样虽然可以将三者联系起来，但仍然不能解决如何将引入创新后的动态均衡进行模型化。同时，资源观虽然在解释企业如何赢得竞争优势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在回答类似于Kirzner提出的“创业灵敏性”，即，“如何解释创业家更具动员资源的能力”的问题上（Kirzner，1979），Alvarez and Barney（2000）和后来的Alvarez ＆ Busenitz（2001）都同样采用了一个先验性假设——创业家具有更易于发现机会和有效使用资源的独特能力。对照前面的理论观点，不难发现，这种资源观的创业研究还是在创业机会和创业家异质性问题上陷入了困境！
五、机会观
Venkataraman认为，以前的研究之所以无法对创业现象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考察创业现象时错误地采用了均衡理论。均衡理论认为，当前的价格传递资源流动的所有必需的相关信息；但实际上，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内，价格机制要成为资源配置者，所有的相关信息都必须能成为价格标的。但不幸的是：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价格并不能完全传递所有必需的信息。均衡理论也假定，所有的信息和市场参与者对未来的期望都可以换算成对资源的当前出价（Arrow，1974），那么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必须存在这种未来的市场，既没有好运气也没有坏运气，也不存在创新的空间。进一步说，均衡理论认为所有的决策都是最优决策，但实际情况是：在配置中资源很多重要的决策都不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作出的最优决策，而是由创业者决定到底哪些才是真正的约束条件——这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再有，从创业者“创业机敏”角度看，均衡理论认为价格总能准确引导生产性资源的流动，这就忽视了价格机制暂时失灵会导致人们采取不同交易方式的事实，他们或者因为对新组合的潜在利润看法不一，或者因为对别人判断失误的推测不同。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既然市场经济不能充分地达到均衡（Kirzner，1985），或者说，逐利的个体行为经常打破市场均衡（Schumpeter，1934），那么，稍纵即逝的创业行为（Carroll and Mosakowski，1987），也即，识别和利用有利可图的机会，就应该成为创业研究的核心。
以前大多数创业研究者都是根据谁是创业家和他/她干什么来定义创业（Venkataraman，1997），但我们认为，如何识别和捕捉商机比创业家职能和特征研究更有意义、更有成效。受Von Mises（1949）对人类行为的描述和Kirzner（1979）的“洞察机会”（alertness to opportunities）等观点的启发，Venkataraman（1997）认为创业研究是“考察什么人通过何种方式去发现、评价和利用创造未来商品和服务的机会”，Shane and Venkataraman（2000：P218）认为创业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是：①为什么存在创造商品和服务的机会，什么时间存在，如何存在；②为什么是一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能够发现和利用这些机会，他们又是在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方式发现和利用这些机会呢；③为什么会采用不同的行动模式来利用创业机会，什么时间采用，如何采用。在他们的概念框架中，创业个体和创业机会是构成创业研究的核心因素。这样界定创业研究的好处在于，可以采用非均衡的分析方法去描述特定的人对于一定环境下的商机表现出的创业倾向，而不是找出所有环境下有别于他人的稳定的特征。其次，这样的界定可以将公司型创业包括进来，因为正如Amit，Glosten and Mueller（1993）和Casson（1982）等人的解释那样，创业同样可以发生在已有的组织内。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商机可以进行交易，而商机的拥有者恰恰是根据产业组织特征、机会、先前知识（Prior knowledge）和可挪用时段（appropriability regime）等特征来决定是否自己创业。
Shane等人提出的创业研究机会观在发展创业理论和指导创业实践上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AMR（Vol 26，Issue 1）辟出一个专栏讨论了Shane ＆ Venkataraman（2000）提出的机会观创业研究，Zahra ＆ Dess，Singh，Erikson和Shane ＆ Venkataraman等分别就概念框架、创业机会定义和创业研究维度等作了辩论。但我们认为，除了Shane ＆ Venkataraman自己提出的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探讨外，亟需解决的问题还包括，如何测量创业机会?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创业个体识别与获得机会?如何影响?
六、社会资本观
社会资本观是在研究社会网络现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考察网络结构和内嵌关系性资源对经济活动的影响。Bourdieu（1986）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真实的或虚拟的资源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Putnam（1993）认为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
社会资本观视角的创业研究认为，价格机制失灵而导致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给创业家留下了创新空间，创业家可以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来获取相关信息，从而识别和把握创业机会。Casson（1982）认为，创业家专业子对稀缺资源协调的判断，他们的这种判断力高于其他人，之所以高明是因为他们取得信息的渠道和能力优于别人。对于创业网络的重要性，Brown and Rose（1993）特别指出，“（贯穿这些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是影响和形成创业战略的财务网络、信息网络与信任网络的作用….通过这些网络，财务与管理的外部化也使企业运作得同样有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创业就是通常说的网络行为（Birloy，1984）。
社会资本观的创业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学派：组织社会学学派和社会经济学学派。前者着重于网络分析，考察网络结构如何影响创业机会与创业行为；后者认为网络结构性资源和关系性资源，如信任和规范等，同时影响着创业家的创业活动。组织社会学学派的创业研究代表学者是芝家哥大学的社会学家Burt，其他的学者包括Eisenhardt ＆ Schoonhoven（1996），Francis ＆ Sandberg（2000），Honig ＆ Davidsson（2000）和Aldrich ＆ Cliff（2003）。Burt认为，“对大多数创业者来说，他们最重要的资源是错综复杂的个人网络（Burt，2000：370）”，他从结构眼（structural holes）理论出发，提出了有关创业研究的三个假设：①从连接结构眼的个体横截面看，具有强联系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创业的可能性越大，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因为他能更早接近各种广泛的观点、技能和资源。②同样的原因，创业家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企业就越有可能摆脱困境；③创业家拥有可利用的强联系社会资本越多，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是我们认为，强联系社会资本只是网络结构资本的一个方面，有时弱联系在获取某种信息时却更重要（Granovetter，1973），这关键要看创业过程、创业环境和相关的信息内容等因素。
经济学社会学派的社会资本观研究学者目前还没有将目光投向创业研究领域，但我们认为，Coleman（1988，1990），Putnam（1993，1995）和Nahapiet ＆ Ghoshal（1998）等人的研究将会对创业研究的发展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因为他们不仅仅考虑了网络的结构性资源，如社会交往和联系，还考虑了内嵌于网络中的关系性资本，如信任和规范等。实践表明，结构性社会资本和关系性社会资本是创业家借以识别和利用创业机会的重要资源。一般说来，创业家和新创企业都缺乏财务资源、人力资源、经营信息、社会支持乃至创业必备的创业能力等，交往和联系只是信息传递和各类资源流动的载体，但信息与资源的质量、数量及信息扩散效率却还要受到人际信任和规范等因素的制约。
当然，创业家在利用社会资本进行创业时也应该认识到，建立与维护网络同样存在成本和收益问题，许多时候我们还必须面临网络外部性问题。了解这些不足，我们就可以部分地理解为什么“网络不促进企业的成长”（Butler et al，1990）、网络的作用尚不明确（Merenda et al.，1994）以及创业阶段建立的网络对后来的绩效没有影响（Aldrich ＆ Reese，1993）。
七、小结
随着创业创新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创业研究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早期的创业研究侧重于考察创业家职能、个性心理与行为特征和社会文化背景，随着研究的 深入，许多其它学科的学者也加入了创业研究领域，以环境和过程为导向的研究愈发受到人们的重视。不过，尽管各研究对创业理论发展的贡献不一，但所采用的理论观点和关注的问题却有很大差别。本文侧重回顾并评述了经济学观点、社会心理学观点、社会文化观点、资源观、机会观点和社会资本观点的创业研究，以期简要地描述出各学科对创业研究的贡献、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无法解决创业现象从外部给均衡状态带来的冲击，奥地利学派虽然持动态系统的观点，对形成创业理论很有帮助，但因为其非均衡的核心假设不能模型化，所以也就缺少成为一个有预测能力的好理论的必要条件。同时，奥地利学派不讨论可持续性创新问题，因而在微观经济学，尤其是创业企业成长研究方面更没有多少价值。奈特从不可测量不确定性角度，熊彼特从创新角度分别探讨了创业家利润问题，为创业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社会心理学视角的创业研究探讨了创业家的各种个性心理与行为特征，但研究结果相互矛盾，并没有产生多少有见地的观点。社会文化学观点的创业研究讨论了社会文化环境对形成创业家个性与行为特征的影响，但同样没有取得什么重要的进展。资源观试图将创业能力、资源观和均衡联系在一起，但仍然不能解决如何将引入创新后的动态均衡进行模型化；同时，在思考为什么创业家更具动员资源能力等问题上，资源观也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机会观点摈弃均衡分析方法，转而考察创业过程中的创业个体和机会因素，关注创业家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方式去识别和利用创业机会——机会观点为创业研究建构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框架。从非均衡理论和机会网络分析角度看，社会资本观的创业研究是机会观创业研究的深入。这种观点试图进一步探讨创业家如何在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性约束条件下利用网络与内嵌的社会资本去发现和利用创业机会。
总体说来，到目前为止，创业研究领域虽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理论，但机会观点和社会资本观点所持的非均衡理论与机会网络分析方法在揭示创业现象与本质问题上已开始显示出其强大的解释力。在今后的创业理论与系统的实证研究中，机会观点和社会资本观点应该受到相应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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