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思维是第一种精神力量*_科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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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开了一次常务理事会。大家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会议特别议定了两件事。一件是:为保卫科学精神,我们研究会要做一些工作。话题是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的。文件全面讲了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重要性,里面特别提到当前出现的“一些迷信、愚昧活动日渐泛滥,反科学、伪科学的活动频频发生,令人触目惊心”的情况,因而提出:“引导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掌握科学知识,应用科学方法,学会科学思维,战胜迷信、愚昧和贫穷,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坚实基础,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普工作重要任务。”文件发布之后,科技界同志和报刊的同志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我们研究会是科学技术的研究会,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会,面对社会上频繁发生的反科学、伪科学和迷信、愚昧活动,应当有个战斗的姿态,应尽我们自己的责任。会上指定四位同志:彭瑞、何祚庥、胡亚东、王国政同志,成立一个小组,来研究我们学会应该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搞一个计划,组织一些活动,他们已经在思考和准备。议定的另一件事,就是研究会要以“人·自然和发展”为主题,组织小型系列的论坛。这次会是一个开始,以后还要继续在这个主题下,分许多小题,用多种形式组织研讨。这是全世界范围的热点问题,在我们国家也是个重要问题,有现实意义,也有思想理论方面的意义。

下面分别就这两个问题谈一点我的想法。

1 关于保卫科学精神

五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要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中央有个决定草案,已经在各部门、各地方征求意见。文件头一个内容,就是要确定科技兴国的战略。

“兴国”之所以要靠科学,我认为,一是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是因为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

在社会主义的诸多任务中,要把发展生产力摆在第一位,在发展生产力的诸多任务中,要把科学技术摆在第一位。科学技术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中,有极重要的作用。这个道理,现在讲得比较多,还要继续讲,还要进一步落实,这是毫无疑义的。

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作为精神力量,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在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形成人们科学的思想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全面进步中,有极重要的作用。这个道理,在中共中央1986年《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1994年《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中都讲了,但是,我认为,迄今在我们的工作中讲得还不够。宣传和落实这个道理,还是我们科学界和整个思想界的一项急迫而又长期的任务。

去年,科学界评十大科学新闻,邱氏鼠药案竟然列入其中,而且位列前茅!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桩案件,不是一桩简单的涉及五个科学家的诉讼案件。这是一桩科学精神、科学尊严、科学良心、科学家对人民利益的责任感,在法庭受到审判而且被判败诉的案件。所以引起科学界普遍的愤慨和忧虑。今年二月,此案上诉审结,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同意化工部、农业部、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工商局、全国爱国卫生委员会联合调查组对河北邱氏鼠药厂违章生产鼠药的处理意见。决定没收和销毁市场上销售的邱氏鼠药,没收和销毁邱氏家中和无极县化工助剂厂现存的国家明令禁用的剧毒物质(见4月12日人民日报)。到此,这件事应该说是划了一个句号了。

今年如果再评十大科学新闻,会不会把武汉市“周易应用研究所”、“生命信息研究所”等打着“科学”幌子的“算命企业”引起的一场风波,列入其中?

今年2月10日和3月9日,武汉《长江日报》披露:“三泰周易应用研究所”等机构把算命当作“科技产业”经营。编者以这样四句话作为新闻的副题:“执照堂而皇之,开店连而销之,生意居然兴隆,岂非咄咄怪事”。执照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红印章的营业执照和市科委的技术交易许可证,有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的,也有注册为“集体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有的还攀上市社会科学院为主管单位。经营的“科技”,有“八卦预测”,即用三枚铜钱连扔六次,据以判断命运;有“四柱预测”,即根据出生年月日时判断命运;有“皮纹预测”,即看相算命;有“姓名预测”,即根据姓名算命,名字不好的还负责改名。预测的项目,从个人的工作、婚姻、疾病、财运、官运、到公司的投资效益、市场前景、股票升降、人员选择。算命先生被封为“人相学研究员”,或称“主任预测师”、“主任命名师”。还办了“周易应用培训班”,经“三泰”考试后发给“预测师”专业文凭。还建立了“周易应用发展部”(俱乐部),广招会员,切磋算命技巧,以便“光大这一伟大事业”。《长江日报》的报道,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议论,去信去电话表示支持的甚众,不服气的(而且据说是“有点身份”的)也有之。《长江日报》作了有力的连续报导和评论。

继起响应的是上海《文汇报》,从3月21日到30日在国内新闻版头条位置发了三篇连续报道:《商界怪胎:算命“连锁店”》,《江城上下话算命》,《“赛先生”任重而道远》。在第三篇报道中记者披露:被舆论曝光的这两家算命企业,“在风雨飘摇了几天后”,以“即日起一律使用现代科学语言(如:未来信息、心理障碍、生命规律等)”的方式,继续操持他们的算命企业。因为工商局只是要求“三泰”等“限期整改”,而且据云,还鼓励其“办成真正的现代科技企业”!记者对此评论道:“看来,这个被称为‘市工商局关于此类企业的试点单位’的算命企业,还将在科学与合法的外衣下延续下去。它能走多远呢?”4月26日《文汇报》发表第四篇连续报道:《持证算命兴亡启示录》。编者按语再一次重申:“赛先生”任重而道远!

全国许多新闻机构,如《经济日报》、《深圳晚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杂志、《人民公安报》、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等,对武汉这场风波十分关注,作了报道。4月23日《经济日报》发表《武汉迷信与反迷信较量见分晓》,报道了武汉市政府的六项意见,包括肯定新闻媒介在此事中的积极作用;支持市工商局收缴有关企业的营业执照,对从事封建迷信活动的坚决取缔并没收其非法所得;责成有关主管部门对其挂靠企业和单位严肃处理;市科委、市社科院对周易的研究要进行可行性论证,认真制定科研计划,有关科研机构的设置要按程序审批,不属工商登记和经营之列;科委科协和新闻媒介应加强反迷信科普宣传等等。

到此,这件事应该说也划了一个句号了。

前一件事,科技界出力最多。后一件事,新闻界功劳最大。在这类事情上,思想界无疑应该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

《文汇报》记者提出《“赛先生”任重而道远》,我认为提得很好。重新呼唤“赛先生”,这就联系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发生在1919年,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过几天,就是它的76周年纪念了。“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之所以发生,是由在它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作了思想准备的。“五四”运动又使新文化运动扩大和加深了它的影响。因此,新文化运动也就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如果以1915年《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前身)的创刊为标志,到今年,是80周年了。这个80周年,我看也是值得纪念的。新文化运动两大口号,一个“赛先生”,一个“德先生”。那时候欢迎“赛先生”,包含发展先进技术和生产力的意思,更重要的是强调发扬科学精神的力量。最先提出这两个口号的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其中写道:“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他列举:“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这里首先讲的是科学知识在精神方面和反对迷信方面的作用。接着说,农工商医不知科学,则如何如何,“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他的结论是:“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面对社会生活中迷信沉渣的泛起,重读80年前新文化运动这篇宣言中的这些话,人们今天痛切地感觉到它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性。

1919年爱国民主运动爆发后不久,陈独秀由于散发传单而被捕。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报道《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称陈是“思想界的明星”,讲《新青年》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毛泽东认为,现在中国的危险在国人思想的空虚腐败。“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毛泽东在这里讲“赛先生”,首先也是讲科学思想,讲科学的精神力量。

说科学也是精神力量,这大致不会引起争议。说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就可能引起争议,人们会问:这样说把马克思主义摆在什么地方?我想,自然科学是最早成为科学的部门,由自然科学所形成的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影响到研究社会现象,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社会科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所以,自然科学之为科学同马克思主义科学之为科学,精神上是一脉相通的。所以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用“科学的”来界定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强调“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从这个说明中可以看到,他讲的科学思想,中心的,居指导地位的,是无产阶级的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想。毛泽东那时还特别提到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的科学思想的联盟。遵循毛泽东的这个思路,我们今天讲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当然首先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同时还包括有深厚历史和广阔领域的自然科学的科学思想。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延安讲新民主主义文化,到今天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赛先生”始终在其中担当着第一位的重任。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科学精神的革命传统。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2 关于“人、自然、发展”

人、自然、发展这个题目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

从马克思主义讲,马克思有一段很概括的命题:自然科学是人和自然的理论关系,工业是人和自然的实践关系。自然科学是人对自然的认识,所以是个理论关系。工业是人类凭借着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对自然界进行改造,从自然界里面获得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东西,所以是实践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有这样两个侧面——理论的关系和实践的关系。人对自然的认识越来越发展,工业越来越发展,人对自然的主动地位越来越发展,这是人类进步的历史过程。在蒙昧时代,人在自然界生存的条件受到许多限制,人在自然的压迫面前痛苦地挣扎。那时人也影响自然,但最初的猎狩和采集,对自然的影响甚微。后来的农业和土地开发,逐渐较多地影响和改变着自然。工业发展起来以后,人在自然面前,主人的地位,主导的能力,越来越强。然而,当人凭借科学和工业力量在急剧地改变着自然的时候,又发生了现在成为热门话题的几大“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过去人所需的自然资源,如“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现在不然了,现在人所需的自然资源有许多很快就显出有尽有竭了。环境污染更是越来越危及人类的生存。这就产生了人类对科学和工业发展的反思。这反思是人类进步的又一个历史过程,是人对自然的认识的新的前进。在这个问题上有先知先觉的,有后知后觉的,许多科学家在先知先觉的行列中占有显著的位置。正是这些科学家提出了人对自然应该有更长远的观点,人改造自然的方法、程度、后果,要作多方面的评估,科学家作为先知先觉者,向人们发出了警号和呼吁。

然而,从世界范围讲,这些呼吁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向前看;一种倾向是向后看。向后看就是说,对科学和工业的发展作消极评价,持否定态度,似乎科学和工业发展以前的人类状态,才是值得怀念的美好状态。企望限制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回到人和自然的早期状态。向前看,则是在清醒地了解和估量面对的问题的同时,充分相信科学和工业发展产生的问题总是要由科学和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更加健康的发展来解决。就人和自然关系来讲,不是要回到过去被自然压迫被自然支配的状态。应该承认,人定胜天的思想和实践,是天人关系的一个进步,是人类的自觉和人类的自信。当然,人胜天不是可以任意破坏自然,而是要在适应人类发展的需要改造自然的同时,科学地保护自然,求得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要在更高的科学和工业的水平上取得人和自然的更加协调的发展。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否定之否定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推进到更高阶段的将来。不是否定工业发展,而是否定工业发展的盲目状态。不是回到人和自然关系的蒙昧状态,而是要开辟人和自然关系的更加自觉的新状态,是依托于科学和工业的更加健康、更符合科学态度和精神的新发展的状态。

在研究资源环境种种危机的时候,也有一个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问题。这包括两方面:一个方面是,及早地发出预警,提出问题,引起人们注意。那怕这种预警的根据还不是十分充分,但有这样的迹象,应该引起注意,以免将来悔之晚矣。对这样的预警要加以研究,而不应忽视它,压制它,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对一些警告的根据和可靠性究竟如何,也要有一个分析。《中国科学报》3月3日和4日连载了美国罗纳德贝利在《未来学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环境问题七大预测质疑》。作者认为,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是值得重视的,但迄今尚无科学证据表明存在某种威胁全人类的全球危机。他用事实证明下列七大预测是错误的。第一个错误预测,是1968年人口预测学家保尔埃列希在《人口炸弹》一书中预测“本世纪70年代全世界将经历一场饥荒,将有几亿人饿死,即使现在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也无济于事”。预测的时间早已过去,事情并未发生。事实上,二战后,世界人口增长了一倍,粮食产量却增加了两倍,小麦和玉米的价格降低了60%,全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延长。一位农业经济学家认为“自然因素引起的饥荒基本上已被征服,在本世纪末可望完全消灭饥荒。”第二个错误预测是不可再生资源将用尽,罗马俱乐部1972年预测:1981年黄金将用尽,1985年水银将用尽,1987年锡将用尽,1990年锌将用尽,1992年石油将用尽,1993年铜、铅、天然气要用尽。预测的时间都已经过去,事实也并不如此,在这期间所有金属和矿产资源的平均价格降低了40%。第三个错误预测是污染将越来越严重。实际情况表明,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以后,随着它的进一步增长会导致更少的污染而不是更多的污染。第四个错误预测是将出现新的冰期,第五个错误预测是南极臭氧洞将危及整个地球,第六个错误预测是美国上空将出现臭氧洞,第七个错误预测是全球变暖。文章的论据是否充分可靠,我不敢说。估计有些会有争议,但有些则已被事实证明,无可争议。这也并不是说,那些被证明没有根据的悲观预测都是没有价值的。提出问题,发出警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必须科学地分析多种论据,比较各方面的事实,考虑各方面的见解,实事求是地讨论人、自然、发展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讲这些。

总之,这两个问题都是一个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问题,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现实思想状态中的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希望我们研究会在这些方面认真做些工作。我这点想法很粗浅稿子也没有写出来,丘亮辉让我先讲讲,我就讲这点吧。请大家批评。

注释:

* 这是作者1995年4月25日在“人·自然和发展学术研讨会暨自然辩证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整理记录时作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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