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退台后“党国威权体制”的建构
严 峻
(全国台湾研究会，北京100084)
摘要： 国民党政权1949年败退台湾后，为了加强对台湾社会的控制，实行一种特殊的“党国威权体制”。这种体制主要从组织和思想两方面进行建构：一方面，国民党不仅掌控各级党政军组织，而且将党组织渗透到工农商学各个界别；另一方面，国民党加强对媒体和教育的控制，使台湾社会在思想上保持相对一致。这套体制维持了台湾社会总体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孕育了日后台湾社会的抗争运动。
关键词： 国民党；党国威权体制；建构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痛定思痛”，对失去中国大陆进行经验教训总结，并结合台湾社会实际情况，从组织体系和思想教育两方面建构一套“党国威权体制”，从而使国民党在台湾站稳脚跟，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台湾经济快速发展，但这也是日后的社会与政治反对运动的产生背景。对相关史料进行梳理分析，不仅有助于更深入了解这段历史，也有助于从一种纵深的视角理解今天台湾的政党政治生态。
一、国民党当局“党国威权体制”建构的背景
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在台湾实行军政一元、较为集权的统治。1947年元月，中华民国宪法公布并于该年底生效后，全国进入所谓宪政阶段，但国民党当局不久后即以应对内战为由，于1948年5月由国民大会通过《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紧急处分权”。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当局的“中央政府”正式移至台北，此后不仅延用“动勘体制”，而且通过戒严法令，在台湾全面实行“党禁”“报禁”等措施，使台湾处于某种“威权政体”之下。“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的概念是由美籍西班牙学者胡安·林兹(Juan J.Linz)在1964年首次提出来的，[1]此后用来指一种公权力对人民高度控制与支配的政治形式。[2]然而，台湾当局实施的又非通常意义上的威权统治，而是一种国民党一党不仅强力掌控政治而且全面渗透社会的比较特殊的统治方式，因此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一党威权政体”(one-party authoritarian regime)。[3]
后来又有一些学者称其为“党国体制”(party-state system)。学界一般认为，“党国体制”源自苏俄，理论基础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已有体现，[4]但也有学者将“党国体制”的产生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专政时期。[5]该体制强调“党政双轨制”的管理方式。[6]有学者结合各国实践及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统治情况，认为“党国体制”最显著的制度特征是权力结构的二元性，即党与“国家”各有一个互不隶属的体系，但二者紧密相扣。[7]当然，国民党治下的台澎金马地区不是一个国家，1949年之后的台湾当局只是中国一个地方政权，用“党国体制”形容并不贴切，只是鉴于“党国体制”已是政治学上具有通说程度的术语，本文不拟再独创“党区体制”之类凸显地方政权性质之词语，但仍强调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仅具地方政权之属性。
三是金融监管法律体系的完善能为资产管理行业的规范运行创造条件。现在国际上对资本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非常重视，我国现在要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提出了由管资产为主转变为管资本为主。因此，国家要结合中国资管行业发展实际，必须建立起资本管理相关的法律体系。
国民党为什么要在台湾施行“党国威权体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种体制具备威权性质的强社会控制力。1945年台湾光复后，由于国民政府施政上出现一系列错误，特别是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后，台湾社会普遍对国民党政权不信任乃至怀有怨恨，这“对于1949年仓皇来台、危机重重的国民党政权来说，……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社会里，人数上处于劣势的国民党必须施行严密的威权控制，以保障最后一个安身立命的据点……”；[8]其次，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仍作“反共复国”之想，这也需要建立一个强动员力的机制，而“党国威权体制”正好具备这个功能，后来虽然武力“反攻”大陆已经几乎不可能，但国民党依然希望利用“党国体制”的动员效率，将台湾建设成为“三民主义模范省”以利实现其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目标；最后，自上世纪20年代起国民党事实上已施行某种“党国体制”，例如1924年国民党即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进行组织改造，党内奉行“民主集中制”(也称为“民主集权制”)，黄埔军校的建立也意味着国民党“党军”成形之肇始。此外，1925年7月《国民政府组织法》第1条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指导监督掌理全国政务”；1928年10月《训政纲领》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该纲领第5条规定“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行之”。在意识形态上，作为国民党党义的三民主义也写入国家根本法中，《训政时期约法》序言声明：“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国民党并宣布：“本党之主义即为全体人民要求之主义”，“中国国民党即为中国全体民众之政党”。[9]可以说，多年“军政”“训政”经验使国民党在台湾实施这种制度具有操作熟悉感，体制的历史惯性也使国民党内及国民党追随者对其接受程度较高。
二、“党国威权体制”的组织建构
“党国体制”之所以具有强控制力与动员力，重点体现在组织人事和思想舆论上的强力主导性。国民党迁台后同样也是从这两方面重点建构“党国威权体制”。
[21]台湾学者吴乃德指出，由于国民党当局与台湾社会没有渊源关系，地方选举可以产生一种效果，即当局的统治是得到地方精英支持与合作的。Wu Nai-tne，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国民党本身组织的完善有利于其对公权力(含“中央”层级的“五院”及地方各公权部门)、军队的掌控，以及对社会各方面的渗透。1949年后国民党将整套“中华民国政府架构”都搬到台湾，根据1947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行政院长”而非“总统”(同时也是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是最高行政首长，但由于“行政院长”是国民党中常委，必须听命于中常会的决议，而如前所述，中常会事实上服从总裁的意志，所以党的总裁成为事实上的最高行政首长。[14]不仅如此，“五权宪政”架构下的政府其他四个“院长”(“立法院长”“司法院长”“监察院长”“考试院长”)也都是国民党中常委，同样也听命于党的总裁。可以说，“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常务委员会不是政策决定机构，更像一个藉网罗党国体制中各部会之菁英，把最高领导者所做的决定公式化、正统化的机构。”[15]根据“宪法”，行政部门的一些公共政策需要立法部门审议通过，而民意代表可以通过质询、表决的方式进行制衡。为了保证政令畅通，国民党不仅在“中央”层级三个民意机构(“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监察院”)设立党部，而且自1955年起在党中央设立“中央政策委员会”(由1952年设立的“党政关系会议”演变而来)，由几个“国会”里的派系领袖担任委员，负责“国会”与行政部门的沟通与协调。[16]由于这些“中央民意代表”不必改选，其与台湾民间社会的流动近乎停滞，从一方面看，对威权体制的巩固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看，“终身职”的保障及其存在对彰显当局“法统”的价值，也使这些民代较不忌惮国民党的威权，有时甚至出现“体制内的小叛乱”。[17]例如1957年“国民大会”和“监察院”反对“立法院”申请加入“国际国会联合会”事件、同年“监察院”弹劾“行政院长”俞鸿钧致其下台事件等，都反映了国民党对“中央民代”掌控力的有限。[18]
在地方政府层面，从台湾省政府到乡镇公所，从科技官僚部门到警察局等，国民党也都成立相应的党部(如省政府的“田单党部”、台北市政府的“阳明党部”等)，[19]使党的触角伸入到每一个细微的公权力部门。[20]自1950年4月台湾当局公布“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并于同年7月在花莲、台东举办选举以来，除1978年因台美“断交”暂停选举，台湾地方选举(除台湾省省长、台北市及高雄市市长以外的地方行政首长选举及各级民代选举)一直正常举办。[21]国民党认为选举是“民主合法运动”，但“仍然要用革命精神和战斗方法来做”，可以作为“集结党员、训练干部的场所”，要“做到每经一次选举，党的组织就有一度发展”。[22]然而，经选举当选的地方政治人物也成为台湾威权时代少数不直接受控于国民党的政治力量。[23]为了使这些地方政治人物采取与国民党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除了吸纳他们入党外，国民党往往一方面用提名及区域性独占或寡占的经济利益交换他们的支持，进而与地方派系形成所谓“恩庇-侍从”关系；[24]另一方面同时扶持两个或以上地方派系使其相互竞争，[25]加之以国民党“铁票部队”左右选举结果，[26]从而迫使各派势力都效忠国民党当局。对于实在不听命者，国民党当局还可以通过其掌握的司法机器进行恫吓或者直接调查乃至判刑收监。
注释：
国民党对军队的严格控制并使其稳定成为“党军”是迁台后完成的。[27]国民党迁台后，蒋介石认为其军队之所以不敌中共领导的军队，原因之一是“共军”有政工体系而“国军”无，二者因此存在战斗意志与思想统一方面的巨大差距。加之原有的军中派阀迁台后已无实力，为了牢固掌控军队，蒋介石遂令曾留苏的蒋经国重新建立军队政战制度，并于1952年建立“政工干校”以培养效忠“党国”的军官。但由于“宪法”明定“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之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工具”，因此任何政党公开在军中设立党部都是“违宪”的。另外，对于党派进入军队，美军顾问团一向持抵制态度，[28]国民党内和军队中也出现过反对的意见。[29]鉴于此，国民党除了大量吸纳军人入党外，[30]在军中建立的是非公开的“特种党部”(别称“王师凯党部”)。此外，国民党通过一套自上而下公开的政工系统(从“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到基层连队辅导长)来统一军队思想。1957年后台军将政治工作与军事指挥一体化，由各级军事主管同时担负政工责任。1966年之后，国民党撤除了在军中常设的党组织和专职党工，由各级军事主官直接负责、政战主官协助开展本单位党务工作。国民党还吸收高级将领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常会，在提高军人地位的同时也强化了军队对党的服从。[31]“这种把军方彻底与党整合的方式，是台湾所以没有军事政变的重要原因。”[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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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949年国民党迁台时台湾只有一些小型私营业主，民营企业真正发端是在1953年进行农地改革时当局将四大公营公司的股票作为地价补偿的一部分拨售给地主之后。加上以纺织业为主的一些大陆私营企业迁移台湾，以及1950年代末美国经济援助刺激，民营企业才逐渐发展起来。参见刘进庆：《中日会诊台湾——转型期的经济》，陈艳红译，台北：故乡出版社，1988年。
对校园的控制是国民党在社会控制中非常重视的一环。这可能是知识精英超出一般人的认知能力和普遍带有的济世情怀，使其往往更乐意在不进入体制内时扮演监督和批评者的角色。享廷顿甚至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最坚定、最极端和最不妥协的政府反对派就在大学里。”[37]在汲取1940年代后期学生运动带来严重冲击的教训后，国民党迁台后对校园进行严密的监控。国民党中央专门设立“青年工作会”，并设台湾北、中、南三个知识青年党部，按地域分别在全台大专院校学生中吸收党员、指导党务。每所大学都以化名办公室的名义成立校园党部，下设直属知青党部的指导委员会(由校长任主任委员，当时台湾各级学校的校长及其他重要主管几乎都是国民党员)、教授党部(负责联系党籍教授)，并通过社团形式在各院系成立党团小组，从而使党的组织遍布校园。台军政战部门也于1952年组建“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由蒋经国亲任主任。该组织工作目标在于“使青年充分信任国家与领袖”，“执行党的青年政策，也是要为党培植预备党员”。1964年“救国团”登记为“民间团体”后仍由当局“教育部”给予补助，并在全台各主要景区设有活动中心，还经营旅馆、电台等，其“团务指导委员会”在各大学活动中心都设有分支机构，负责学生校外活动及辅导推动校园社团活动。此外，自1951年起台湾地区师范类学校试办军训，1953年在全台高中全面实施军训，第二年又扩至专科以上院校。军训目标重点不在于对学生军事技能的培训，而是借此强化思想教育与生活管教。军事教官的职责除了生活辅导、宿舍管理外，还包括协办党务与团务。[38]
[4]强世功：《白轲论中国的党国宪政体制》，《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第31页。
其实，不仅在工、农、商、学，国民党当局还积极建构所谓“下层权力结构”(infrastructural power)，使权力渗透到台湾社会各个角落，[39]并通过“党国体制”成功地“防止任何主要社会部门出现自主性的组织，以及出现任何跨越层级或部门的自主性动员串联。在这个基础上，国民党可以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部门间做专断性的利益分配，而不需要受到任何社会团体或部门的牵制，也杜绝了任何社会群体向国民党进行集体交涉的可能性”。[40]
三、“党国威权体制”的思想建构
国民党通过“党国体制”实现了组织上党对“国家”机器和社会各阶层的掌控和渗透，然而这种掌控和渗透要真正达到较理想的效果，让体制内外的人员在思想上拥护至少不反对“党国体制”，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因此，对国民党来说，思想文宣工作与组织建构工作对维系统治而言，具有同等重要性，在国民党中央的一级部门中，文化工作委员会受重视的程度是不亚于组织工作委员会的。思想建构从正向讲，是要把一些“正确思想”灌输给社会大众；从反向讲，是要制止一些“有害言论”扩散到大众中。
所谓“正确思想”，主要指作为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但该“三民主义”的意涵在新的环境中已经与孙中山的定义大不相同。国民党当局将其中的“民族主义”与“反共复国”硬扯到一起，诬称中共受苏共控制，而苏联是“侵占”中国北方大片领土的外族侵略者，所以反苏反共既是“收复失土”，也是“重树民族独立”的需要。而且，妖魔化共产党可以“让台湾人民普遍产生一种恐共进而反共的心理，事关国民党在台湾存续的理由及所建立的威权体制的正当性，因此这个带有浓烈感情色彩的意识形态直至80年代末一直没有被正式放弃”。[41]特别是“反共”从全球分为两大阵营、捍卫“自由世界”角度讲，在台湾岛内更具蒙蔽性。后来，当国民党当局“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时间表完全破功后，“反共复国”的口号却依然没有改变，只不过将手段改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42]“民生主义”则与现代化建设联系在一起，蒋介石称“三民主义是现代思想的主流，三民主义的建设，就是现代化的建设”，要以“今天复兴基地(台湾)三民主义建设的经验，作为大陆建设的蓝图”。[43]比较难宣传的是“民权主义”，因为戒严体制下台湾民众的“民权”十分有限，对此国民党的解释是为了实现“反共复国大业”，应当暂时牺牲一部分“民权”。此外，台湾县市地方选举与地方自治，也给“民权主义”的解释提供了素材。[44]
所谓“有害思想”，国民党当局主要指向所谓“共产主义邪说”。在压制“有害思想”上，国民党当局有时走到了极端，例如1976年国民党“十一全”通过的“加强三民主义思想教育功能案”，荒谬到要求在一些自然科学中也加入政治说教，如要求数理学科要“从自然的演化与宇宙的现象，以印证三民主义思想理论的正确性，从而驳斥共产邪说、马列思想之谬误与矛盾，以坚定三民主义之思想与信仰”。[45]此外，由于国民党当局标榜自己属于“自由世界”，除了共产主义学说严格禁止外，对其它学术理论(如延续多年的自由主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于台湾学界的实证主义、存在主义等)并不正面禁止，但往往暗中运作，将其与共产主义挂勾或者进行抹黑，以压制这些非“正统”思想的发展。此外，一切主张“台湾独立”的思想言论也是国民党当局严令禁止的。
为保证思想宣传的“正确”方向，基于大众传媒对社会思潮的巨大影响力，国民党迁台后高度重视对媒体的控制。在电视机和收音机尚未普及的年代，报纸是一般民众最重要的消息来源，因此国民党对报纸的控制分外严格：一是严格管控报纸纸张供应；二是规定报纸篇幅；三是从1951年起就严格控制新报纸登记，1960年以后不再颁发新的报纸许可证，直至1987年“报禁”解除前，台湾报纸数量一直维持在31家(含《中央日报》《中华日报》《青年日报》等多家党、政、军经营的报纸)；[46]四是为了防止、惩罚报纸杂志批评当局的行为，国民党当局通过“戒严法”“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杂志管制办法”等法令赋予相关军警单位查处刊物的权力，因而时常出现报纸因报道内容或用语不符合法令被勒令停刊的现象。另外，上文述及的组织人事控制也体现在新闻界：国民党在民营媒体中成立“新闻党部”，特别是相关采编主管往往在国民党干预下由国民党忠贞党员担任。台湾最有影响力的两大民营报纸《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发行人王惕吾、余纪忠均为国民党员，后来还被委以中常委的要职。从国民党自身来看，1952年党的改造委员会下设第四组以制定新闻政策及进行书刊审查，1972年该组改建为中央党部“文化工作会”，负责召集国民党籍媒体负责人及采编部主管以宣传党的政策，并对新闻从业人员“提示党的新闻规范与规格”。[47]国民党还经常以召开新闻工作会议的形式，强调宣传工作与军事同等重要，要求媒体协助“加强精神武装巩固国内心防”，“配合三民主义支持国家发展计划”等。[48]此外，国民党当局的党、政、军系统直接掌控全台性的电视台、广播电台和通讯社，后又以频道已满限制新台成立，既有的三家电视台中视、华视、台视则分别由国民党、“国防部”和台湾省政府掌握。
四、结 语
总之，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为了稳固其统治，从组织体系和思想教育上建构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威权体制。这套所谓的“党国威权体制”在台湾施行长达38年，它一方面至少在1970年代末之前维持了台湾社会的总体稳定，并从某些方面促进了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保证了社会贫富差距不致快速扩大，但另一方面也极大压制了台湾民众的政治社会权利，孕育了日后不断高涨的社会抗争运动。1987年7月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令”，“党国威权体制”正式走入历史。
现任寺庙管委会主任李世坤是当地人，2004年进入寺庙负责会计工作。后来管委会成立，被推举为管委会主任，是管委会七名成员之一。他见证了祝国寺初创时期的乱象。
[1]Juan J.Linz.“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pain”， in Erik Allardt and Stein Rokkan， eds.， Mass Politics： 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0.
[2]Amos Perlmutter.Modern Authoritarian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3]Jurgen Domes.“Political Differentiation in Taiwan： Group Formation within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Opposition Circles 1979-1980”， Asian Survey， October 1981，21(10)：1011-1028； Edwin A.Wincker.“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The China Quartly， No.99， 1984.
低地竹占竹林总面积70%，分布于本香古勒-古木兹、奥罗莫、阿姆哈拉等州海拔540～1 750 m、年降雨量1 500 mm、年均温23 ℃的地区，是一种非常耐旱的竹种。旱季时叶子全部枯黄，雨季时重新萌发新叶。秆高6～10 m，直径4～8 cm，壁厚或实心，节长20 cm。主要用作房屋、篱笆、家具和薪材，鲜叶喂驴、羊、牛等家畜。为竹炭和竹浆生产的优质原料。
[14]另外，蒋介石于1967年设置了超“院会”的“国家安全会议”，由“总统”指定相关军、政、特首长出席会议并由他们贯彻执行会议决议，从而使“总统”具有远超“宪法”规定的权力。
各高职院校缺乏合作交流机会，校际合作意识淡薄，校际资源难以共享，未能形成优势互补的合作性竞争关系。各高职院校之间缺乏有效的教学资源共享机制来协调资源共享过程中各方的分工和合作，也缺乏完善的管理体制来约束和规范各方在资源共享中的态度和行为，更缺乏完善的评价考核机制来解决资源共享各方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分配问题。
[6]江沛、迟晓静：《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述评》，《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第107页。
[7]Chou Yangsun and Andrew J.Nathan.“Democratizing Transition in Taiwan”， Asian Survey， 1987，27(3)：277-299.
[8][41]孙代尧：《台湾威权体制及其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1页，第136页。
强健学生的体魄、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是学校体育的本质功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可以改变学生不良的生活习惯，促进学生躯体健康。
[9]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会临时全会：《关于革命军出师对于各级党部及全体学员训令案》，载荣孟源主编：《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258页。
[10]当时台湾政党除国民党外，只有从大陆迁来的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但由于失去原有的社会基础加上内斗不已，对国民党已经毫无制衡力量可言。另外国民党内原有的CC系、政学系、军统系、原地方军阀等派系纷纷凋零或移往海外，无力抵制改造，派系结构的简化是改造运动能在两年内顺利完成的主因。参见徐振国：《国民党改造期间若干基本制度和政策理念的探讨》，“中山学说与国家发展”学术研讨会(1991年1月26—27日，台北)论文，第4页。
[11]理论上，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但人数庞大且每四年才开一次会议使其只具有象征功能。全会闭幕期间代行全会职权的中央委员会人数则不断扩增，1952年“七全”时仅32人，到1960年代“九全”时达到74人，1970年代“十一全”时已达130人，基本已经失去了决策的功能；处于权力中枢的中常委在1952年为10人，1967年为21人，到1984年已增加到31人。中常会人数的增加使集体达成一致或优势意见的概率下降，从而有利于党的领袖分而治之及实质决策。另外，中常会成员理论上由中委会选举产生，但实际上都由党总裁蒋介石圈选，其后担任党主席的蒋经国也沿用此法，使党总裁(主席)对党所有政策和人事任命握有决定性权力。参见田弘茂：《大转型——中华民国的政治和社会变迁》，李晴晖、丁连财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98页。
[12]杨泰顺：《国民党与在野势力的互动关系》，台湾“民主基金会”主办“中国的民主前途：台湾地区政治民主化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1990年11月11—12日，台北)论文。
[13]据蒋经国秘书宋楚瑜回忆，蒋经国办公桌玻璃板下一直压着一张蒋介石的字条，内容是要谨记国民党从大陆败退的教训，党内不许再结党结派。夏珍：《政海沉沉楚天阔——宋楚瑜二十三年政坛纪实》，台北：商业周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120页。
基于相电流有效能量循迹法的配电网单相故障定位//童宁,张雪松,赵波,林湘宁,李正天,徐琛//(19):140
设该仿真是在8阵元均匀直线阵上的实现[4]，阵元间距为半波长，设SNR和SIR均为10dB，噪声是均值为0，方差为1的高斯白噪声。
[5]付春杨：《国民党党国体制：作为一种政体的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页。
[15][17][日]若林正丈：《战后台湾政治史》，洪郁如、陈培豊等译，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第109页，第108页。
[16]“政策会”的工作过去不仅在议会中动员党籍议员支持国民党决策，同时也负责和“友党”及无党籍议员沟通。参见葛永光：《政党政治与民主发展》，新北：空中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8页。
[18]参见任德厚：《宪法发展与制度抉择——对中华民国之案例研究》，载于张京育主编：《中华民国民主化——过程、制度与影响》，台北：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92年，第310、313页。
[19]彭怀恩：《台湾政党体系的分析(1950-1986)》，台北：洞察出版社，1989年，第42-62页。
[20]虽然国民党改造纲要规定“党对政府及民意机关中服务之党员，应从政策上领导，而不得对法定职权予以干涉”，但这种“政策上的领导”及在相关行政人事任命、候选人推荐上党的决定性权力，使台湾公权力部门事实上还是听命于国民党，于是威权时代的台湾有“国民党县市党部主委权力高过县市长”之说。
组织建设可以大体分为国民党本身的组织建设，以及国民党对政权掌控和对社会各部门、各阶层的渗透。先看国民党自身的组织改造：早在1949年7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总裁蒋介石提出的将党改造为“革命民主政党”的方案。10月，蒋介石在台北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始培训党员干部。1950年7月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正式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全面改造运动。该委员会16名成员和委员会以下各种工作会的主要骨干，都由蒋介石本人直接遴选。“中改会”接管了原来的权力核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权，先对党中央进行改造，再对特种党部和地方各级党部进行改造，形成了以蒋介石为权力中心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格局。[10]1950年9月通过的《党员归队实施办法》和《原有党员整肃办法》以重新登记党员的方式清除了一批“不忠贞分子”，之后国民党又在1958年、1963年进行党员总登记，进一步保证了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在组织机构建设上，国民党设“中央”、省(“院辖市”)、县(市)、区四级委员会，再往下设小组，“小组之划分在城市以职业为主，区域为辅；在乡村以区域为主，职业为辅。凡分小组之区分部，其所属党员必须参加小组。县级以下组织保持秘密”(《中国国民党改造纲要》第9条)。此外，成立由党中央直接统制的“特别党部”，包括联系军队的“特种党部”、联系公营企业的“产(职)业党部”，以及联系大专院校的“知识青年党部”；在各级民意代表机构中则成立“党团”。这样，以区域为单位的纵向党部和以职业为类别的横向党部共同交织建成国民党组织体系。在组织运作上，国民党规定：“本党组织原则为民主集权制”，下级组织须遵从上级组织的决定。《中国国民党党章》第4条及《中国国民党改造纲要》第5条规定：“一切通过组织，组织决定一切，领袖采行组织的决议，干部贯彻领袖意志。”表面上看，党的领袖应遵循党的集体决策，但在实际运作中领袖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达到操纵集体意志的目的，其中扩大“集体”人数即是主要技术手段之一。[11]另外，1952年国民党“七全”通过修改党章赋予总裁很大权力，使其对全代会决议有复决权、对中执会决议有“最后裁决权”，因此有学者认为国民党是个“依附领袖而存在的政党”。[12]与此同时，严禁党内拉帮结派，至少不许有公开的党内派系存在。[13]
[22]蒋介石：《重建革命基本组织，策进反攻革命运动》，载于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委员会编印：《总裁对辅导选举有关训示》，1976年，第10-11页。
[23]为了防止地方选举失控，国民党迁台后四十多来一直未按“宪法”规定制定省县“自治法”，而是以“行政院”行政命令规定省县议员的组织、职权、名额，即以“中央”行政权节制地方代议政治。
[24]所谓“恩庇-侍从(patron-client)体制”是指政治地位高者向地位低者提供保护与利益，被庇护者回报以支持和拥戴的一种体制(James C.Scott，“Patr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72，66(1)：91-113)。但在台湾，只允许国民党的领袖或者整个统治集团与地方派系之间存在这种关系，不允许党中央其他精英成为地方派系的庇护者，也不允许地方派系横向联系。台湾学者归纳国民党当局笼络地方派系主要运用四种方式，即：当局的特许经营活动、省营行库的特权贷款、各级地方政府的公共采购、地方政府庇护下表面合法的假公济私活动(如利用公共建设规划进行土地投机炒作)，及经营地下舞厅和赌场等非法经济活动(朱云汉：《寡占经济与威权政治体制》，载萧新煌等编：《垄断与剥削——威权主义的政治经济分析》，台北：台湾研究基金会，1989年，第151-152页)。日本学者若林正丈认为，除了上述恩侍关系外，还存在国民党与具有全台名望的“本省世家”和迁台外省大资本家之间的恩侍关系，因此可称为“二重侍从主义”(若林正丈：《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许佩贤、翁金珠译，台北：新自然主义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126-147页)。
[25]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背景下，早期台湾地方派系在地方政治系统中的相互关系，甚至类似政党间制衡关系。请参赵永茂：《台湾地方派系与地方建设之关系》，台北：德馨室出版社，1978年，第2页。
[26]“铁票部队”的称法最早来自眷村的投票行为。宋美龄领导的“妇女反共联合会”1956年开始利用民间捐款兴建军眷住宅。“眷村”被划入一般行政区，其人员参加地方选举。到1960年代后期全台眷村居民约43万人，人数虽不多，但经军中政工系统指挥调度，在台湾“中选区制”下却可以有效发挥配票的功能，且往往可以决定选举胜负。此外，台军1952年重组时有7万多退伍军人成为“荣民”，“行政院”因此于1954年成立“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国军退除役就业人员党部”(即“黄复兴党部”)也于1956年成立。这些退伍军人及大多数现役军人也被视为国民党的“铁票部队”。参见龚宜君：《“外来政权”与本土社会》，台北：稻乡出版社，1998年，第80-95页。
[27]国民党1924年建立黄埔军校时引入了苏联红军的“政委制度”，这也是政治工作制度引入近现代中国军队、“党军”成形之开端。但由于政战系统与作战系统存在指挥上的矛盾，这一制度实施不久就废止了。此后军队性质更强调为“国军”(即国民政府之军队)。此外，1949年之前“国军”中各派军阀的强势存在也使“党军”几无可能。
[28]Cheng Hsiao-shih.Party-Military Relations in the PRC and Taiwan：Paradox of Control，Westriew Press，1990，p.61.
[29]例如国民党内自由派人士雷震、“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对党派入军都持反对态度。
[30]到1954年，现役60万台军中就有21万人是国民党员，占总数35%。参见孙代尧：《台湾威权体制及其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6页。
[31]国民党迁台初期(1952年)军人在党的中委会和中常会的人数比例均高达31%，到1976年这两个数据还均达16%。
川芎中总生物碱、总酚酸和总挥发油对大鼠离体子宫平滑肌收缩活动的抑制作用 ……………………… 刘 娟等（5）：621
[32]江炳伦、吴文程：《国民党政治角色的演变》，载张京育主编《中华民国民主化——过程、制度与影响》，第143页。另外，国民党当局还在1970年公布“国防部参谋本部组织法”，规定指挥各军种司令部的“参谋总长”为“总统”的军事幕僚长，从而使“总统”得以直接掌握军令系统，并建立了军队将领定期轮调制度，进一步排除了军方干政的可能。
以下再检视国民党对台湾社会各主要阶层的渗透与控制。对于工商业，[33]国民党当局规定一个地区只能组建一个同一性质的企业公会，并以“内政部”与“经济部”对其进行双轨管理，此外还在大部分企业公会中设立国民党党团(全台性的公会党组织隶属党中央“社会工作会”，[34]地方性公会党组织由国民党地方党部第二组负责管理)。国民党通过党组织运作，既能在选举时发挥组织动员功能，又能干预或掌控企业公会领导的产生。对于广大劳动工人，国民党积极通过在劳工中建立党组织推动筹组各级工会以扩大政治支持基础，[35]但“工会法”同样规定“同一区域之同一产业工人，或同一区域之职业工人，以设立一个工会为限”，这样就基本排斥了劳工自发组织工会的可能。到1950年代末，一个由国民党控制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会体系在全台湾大致建立完成。1972年以后，全台劳工的党务工作统归国民党中央社工会负责。台湾1945年光复后原有的三级农会体制被保留下来，但各级农会负责人由日据时代的官派改为农民直接选举产生。国民党迁台后陆续对农会进行改造，到1970年代农会体制改组大体定型。由于农会具有金融信贷和供销功能，对农民的利益影响很大，因此国民党积极介入农会领导人的提名辅选中，并力保国民党籍候选人当选，以便通过农会进一步掌控数量庞大的农村选民。据统计，第一届到第九届台湾省农会总干事皆为国民党籍，各级农会的理、监事也多数为国民党籍。[36]此外，国民党对林会、渔会、水利会等组织的控制也与对农会控制大体相同。
[34]全台性工商团体共有3个，其中由于来自大陆的“全国工业总会”“全国商业总会”因“法统”问题无法改选；“全国工商协进会”于1952年成立，自1961年起由辜振甫任理事长长达33年。
[35]1950年国民党进行改造时把“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生产者”作为党的主要社会支持力量，而组建工会有利于更有效动员劳工，另外也是配合台湾参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外交”工作之需要。参见李允杰：《台湾工会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2年，第59页。
[36]李展台：《台湾地区农会之研究》，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81年，第43-46页。
[37][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0页。[38]彭琳淞：《政府迁台后台湾学生运动变迁之探讨：以四个重要因素之互动关系来说明》，台湾东海大学社会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89年，第61页。
采用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有关口服固体药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南中推荐使用的 f2相似因子法［9‐10］来评价自研药（受试药品）与原研药（对照药品）体外溶出曲线的相似性，以考察其内在质量的差异。f2计算公式如下：
[39]王振寰：《迈向常态化政治——台湾民主化中统理机制的转变》，载于林佳龙、邱泽奇主编：《两岸党国体制与民主发展》，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年，第160页。
随着共同文化认同出现的必然是民族身份意识的强化。当美国人把自身所处的“新世界”与“旧世界”严格区分之时，就表明他们逐渐地明确了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追求，也逐步形成了特殊的民族身份意识。随着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掠夺和压迫日益加剧，“美国人”的民族身份意识进一步萌发，自主自治意识显著增强。他们先是按照其自由主义观念要求实现英帝国范围内的“自治”，由于希望落空，转而要求实现完全的独立。
[40]朱云汉：《寡占经济与威权政治体制》，载萧新煌：《垄断与剥削——威权主义的政治经济分析》，台北：台湾研究基金会，1989年，第142页。
Risk Evaluation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Ice Navigating Vessels in Northern Sea Areas of China
[42]直至1981年，国民党“十二全”通过的政纲仍坚持该党“反共复国基本立场”，但提出“以三民主义统一全中国”。
[43]蒋介石：《我们复国的精神志节和建国的目标方略》，载于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8卷，1984年10月，第262页。
[44]由于台湾国民党当局奉行的三民主义已偏离孙中山的主张，加上国民党标榜要将自身改造为“革命民主政党”，台湾学者江宜桦认为“革命民主主义”才是国民党“迁台以后奉行的政治思想，也是‘解严’之前国民党统治台湾的意识形态……革命的手段用于扫除共产党，民主则用来表示自己属于自由阵营”，其特色是“宣扬反共，合理化一党专制，提倡国家主义及混合经济，以三民主义为表面上的义理”。江宜桦：《台湾战后政治思想与民主运动》，载于朱云汉等：《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57-258页。
[45]台湾《教育资料文摘》1980年第3期，第65页。
勘探布置1孔，孔深15m。闸基高程5.8～6.8m主要为第②1层粉土，构成地基主要持力层，具中等压缩性，中等透水性，渗透稳定性较差。高程1.7～5.8m为第②层壤土、第③壤土，具中等压缩性，微弱透水性，强度较高。高程1.7m以下主要为第③1黏土层、第③壤土层，具中高压缩性，微弱透水性，工程地质相对较差。
[46][47]国民党当局将台湾岛内唯一能生产报纸用纸的台湾纸业公司收归省政府管理，禁止纸张进口，并规定各报社每月向省新闻处申请用纸额度；1950年规定报纸每期发行不得超过一大张半，1958年放宽到两张，1967年再放宽到两张半；民营报纸长年维持在20家。请参陈国祥、柷萍：《台湾报业演进40年》，台北：自立晚报社，1987年，第55-56页。
[48]倪炎元：《东亚威权政体之转型——比较台湾与南韩的民主化历程》，台北：月旦出版社，1995年，第124页。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Kuomintang"s Authoritarian System”after Its Withdrawal to Taiwan
Yan Jun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Kuomintang regime withdrew from the mainland to Taiwan in 1949 it carried out a special“party and state authority system” so as to strengthen its control over Taiwan.On the one hand， the KMT not only controlled the Party，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organizations at all levels， but also permeated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into all sectors of the science of industry，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On the other hand， it did all it could to strengthen its control over the media and education so that Taiwan society remained relative consistent in thought.And it is found that this system maintained the overall stability of Taiwan society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promoted it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However，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the system also gave birth to the Taiwan social protest movement in days to come.
Key Words： KMT， party-state authoritarian system，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 D67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19)02-082-08
作者简介： 严 峻，男，全国台湾研究会副秘书长兼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