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转轨”的外部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教育“转轨”不能忽视教育的外部条件
“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既涉及教育的内部因素，也涉及教育的外部因素。教育的内部因素指的是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即：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手段，及其相互关系。这是“转轨”的内因，只有通过教育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调整，在理论和实践上构建起“素质教育”的模式，才能最终实现“转轨”。教育的外部因素指相对于上述内部要素的其他社会因素，如社会的生产力、科技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某些制度，以及人们的观念等。这是“转轨”的外部条件。内因是“转轨”的根据，外因是“转轨”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在教育“转轨”的过程中，既要重视教育内部运行机制的构建，也要重视外部条件的创造。
从理论上说，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中，社会对教育的制约作用是绝对的，第一性的，教育的独立性是相对的，第二性的。这是常识，无需论证。纵观历史上稍有影响的教育改革、变革，几乎都可以找到教育外部的社会原由，不受外部社会因素制约的、纯粹的教育内部改革几乎是不存在的。
从实践上说，“应试教育”有悠远的历史渊源。李岚清同志在视察汩罗教育工作时的讲话中援引一位著名教育家的话说，“‘应试教育’跟科举教育在本质上没有区别。”〔1〕在“应试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人论述过它的合理性、必要性，或设计过它的模式，相反倒是受到方方面面的批判。即便是在科举时代，“应试教育”也受到有识之士的强烈抨击。新中国成立以来，“应试教育”一直是批判和改革的重点.柳斌同志指出：“几十年来，为改革‘应试教育’模式，摆脱其消极影响，为基础教育改革探索一条出路的努力一直都在进行。……‘文革’10年，大学停止招生，当然也就不存在‘片追’问题。‘文革’后，恢复统考，‘读书无用论’消失了，但是‘片追’又复燃了。而且愈演愈烈，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和负面作用。”〔2〕笔者认为，“片追”、“应试教育”批而不倒，纠而不正，其原因在于以前这方面的批判、改革重在教育内部的反思、建构，对教育外部的社会根源视而不见或无能为力，因而其效果总是局部的，有限的，稍一松劲，又会出现回潮、反复，或者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继续危害教育。因此，探讨教育“转轨”的外部因素，为教育“转轨”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也是必要的。
二、教育“转轨”的促动因素
所谓教育“转轨”的促动因素，是指来自社会的那些要求并推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因素。这是实现“转轨”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种社会促动因素，“转轨”只能是局部行动，或少数人的主观行动，成不了气候。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推动教育发展的原动力。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数量上是大量的，不仅要有各种专门人才，还需要各行各业的熟练工人、管理人员、营销人员、服务人员，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人才。现代社会生活具有快节奏、重效益、讲法制、重合作等特点，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在生理素质、心理素质、社会素质等方面全面提高，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新世纪到来之际，这种要求已变得更为迫切。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经济腾飞，科技突飞猛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步发展。新的经济体制，要求新一代人有坚定的信念，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创造性和适应性，能抓住机遇迎接各种挑战，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有合作精神、法制观念、环境意识。显然，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应试教育”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当前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也是时代要求的反映，是人们对教育改革的认识和实践进一步深化的表现，是大势所趋。
三、教育“转轨”的逆动因素
教育“转轨”的逆动因素是指那些引起教育异化的社会因素。正本还需清源，要实现教育“转轨”，就要设法消除或削弱教育的异化源。
教育异化的直接原因，是以选拔为目的的层层考试。从功能上分，考试有诊断性考试，合格水平考试，选拔性考试等种类。前两种考试是教育工作的必要环节或手段，属于教育的内部因素，这里不作讨论。选拔性考试不纯粹是教育内部的事情，它服从于社会选择人才的需要，受到社会的价值观、人才观，以及劳动人事制度的制约。我国古代教育史上有“养士”和“取士”的说法”〔3〕。“养士”属于教育范畴；“取士”则是选拔和使用人才。两者本来就是相互独立的，选拔本来不是教育的职能。因此如果没有其他社会条件的制约，教育本身可以不要选拔性考试。选拔考试所以对教育产生异化作用，有两个原因：一是考试本身的片面性，它未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出人的素质；二是人们对选拔结果的追求。选拔结果包含着某种社会地位、资格、利益因素。由于这两个原因，选拔考试一方面是追求某种社会地位、资格或利益的“敲门砖”，另一方面又成了学校教育的“指挥棒”。“应试教育”由此而生。
显然，取消选拔考试，对消除教育异化的根源、实现教育的返本归真十分重要。但取消选拔考试又会引发其它社会问题。李岚清同志在讲到重点中学的招生问题时说：“那么重点中学怎么招生？一个凭分数，一个凭条子，一个凭钱。三者比较还是分数公平一点。”〔4〕取消选拔考试，条子和钱就要发挥作用，带来社会的不公正和腐败现象，最后会给教育带来灾难。因此，笔者认为只能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改革，提高考试的科学性，克服其片面性；二是弱化，对现行的教育体制作些调整，以减少选拔考试对基础教育的影响。在现阶段可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强化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也是受教育异化影响最深的领域。教育“转轨”主要是基础教育的转轨，政府应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加强理论研究与教育政策法规的调控作用，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切实办好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义务教育结束时举行合格水平考试。
第二，开放非基础教育。政府通过政策导向、行政督察、经费扶助等行政手段或经济杠杆对非基础教育作宏观调控。鼓励社会、企业、行业、个人办学，使办学体制多元化，办学形式多样化。在教育的类别、层次结构方面，适当引入市场机制。由于市场调节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如滞后性、盲目性等），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可建立与经济发展及人才、劳务市场相联系的义务教育后的分流指导机构，为已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或家长提供咨询、指导。同时，改革现行大一统的招生考试办法，可按专业、系科类别特点，实行校际组合，分类、分层、分批举行考试。考试的内容、形式、办法，可根据专业、系科或学校层次等的不同特点而定，增加考试的灵活性、多样性，尽量体现素质标准，使学生及其家长可根据本人的特长、兴趣、意愿、素质，选择不同考试的机会。这样做可以分散“应试”的目标和人们对考试的注意力。
第三，取消人为的重点学校，加强对薄弱学校的建设，在体制上落实“两全”。
四、教育“转轨”的保障因素
所谓教育“转轨”的保障因素，是指那些能够为教育“转轨”拓展道路，为“素质教育”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的社会因素。这是一个外延广泛的概念。本文只谈某些能够消除社会差别和转变人们的观念的制度的改革或建设。
实现教育“转轨”，关键在于转变人们的教育观念，这一点理论界已有共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转变亿万人的观念，舆论宣传是必要的、但光有舆论宣传还是不够的，还需在改革社会存在上下点功夫。
学生在结束义务教育时，面临着一个分流问题。从本来意义上说，分流的依据应该是学生的素质特点和社会的需要，理想的分流结果应该是两者的统一，即让学生流向适合各自素质特点，又是社会所需要的专业、部门或行业。但是由于客观上存在着城乡、体脑、行业等各种差别，学生在选择去向时并不是从自身的素质特点出发，而是从狭隘的功利出发，作“就高”选择（就高，即“人往高处走”的意思）。这就必然会有竞争。决定竞争胜负的，在目前条件下还只能是选拔考试的成绩，这就必然会带来“异化”的问题。社会差别是无法完全消灭的，但某些制度改革或建设可以消除人为的差别，并使那些客观存在的社会差别对人的观念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首先是招生制度的改革，取消“农转非”、包分配，实行“并轨”，有利于消除人为的差别。其次，在劳动人事制度方面，打破唯文凭、论学历、凝固化、铁饭碗的模式，发展和健全人才劳务市场，让人才在竞争中优胜劣汰，按照各人的素质、特长，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量，实现动态适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就业制度的完善，与“应试教育”相联系的那些价值观、人才观、质量观、教学观将渐趋淡化，“素质教育”也将蔚然成风。
总之，强调教育“转轨”的外部条件，并不意味着有了外部条件，教育就会自然“转轨”，或者是说等有了外部条件再来“转轨”，而是说教育“转轨”过程需要宏观调节，需要把微观建构与宏观调节结合起来。
注释：
〔1〕〔4〕李岚清：《基础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人民教育》1996年第7—8期，第3页，第4页。
〔2〕杨太清：《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答本刊记者问》，《中国教育学刊》1996年第3期，第5页。
〔3〕毛礼锐 等：《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4月版，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