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罗马条约40周年专栏——欧洲经济一体化产生的历史渊源和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马论文,欧洲论文,条约论文,周年论文,条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以欧共体为核心的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无论对欧洲局势本身，还是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发展演变，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其形成时间之早，经济一体化程度之高，参加成员国之多，总体经济实力之强，对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发展趋向的影响之大，都是其它经济圈难以比拟的。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并在特定的条件下逐步成熟的。笔者认为，认真考察西欧区域经济形成与欧洲经济一体化产生的历史进程，包括其历史渊源与特定条件，对于我们认识战后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启动，理解其发展的真正基础、动力、特征与难点，进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其发展趋向，意义颇大。为此，本文愿在这方面作一初步尝试。
（一）西欧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群体的确立
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根本基础在于区域经济的形成，而构成这一基础的三个基本要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工业革命与近现代意义上各民族主权国家的出现。由于其独特、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包括欧洲经济、政治、军事、国际关系、宗教、社会、文化等种种因素的长期交互作用，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文精神、民主思潮的传播，自然科学的发展等重要方面），三者均发源于西欧，而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了世界史上特有的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群体，这为区域经济国际化乃至日后一体化目标的提出与实施，奠定了深厚坚实的基础。
从世界史看，早在14和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稀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萌芽（作为欧洲与近东之间的贸易中心，意大利北部城市如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和米兰已出现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其后，随着残酷的殖民掠夺与圈地运动，开始资本原始积累，工场手工业亦得到发展，再加上地理大发现的有力推动，终于使得“16至18世纪300年间成为西欧封建制度迅速瓦解”、“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要求彻底推翻封建制度束缚、确立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革命运动，也在西欧逐步兴起，先后导致尼德兰革命（1566至1579年，被视为“历史上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1848年的欧洲革命（席卷法、德、奥地利等地，并在爱尔兰、比利时、波兰引起强烈反响）。因此，至19世纪60年代中期，西欧各国都先后实现了必要的资产阶级改革，由此标志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整个西欧地区的确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为工场手工业最终向机械化生产转变，提供了绝对必要的软环境，终于使得西欧成为人类史上“工业革命”的诞生地和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地区，即最早完成了“用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的革命”并使之“在国民经济中取得优势地位的发展进程”。
众所周知，工业革命发轫于英国。18世纪30年代纺纱机在英国出现，标志着这一革命的开始。之后，英国“各主要工业部门先后出现了从手工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的趋势”。棉纺机器的发明改进，动力织布机的出现，特别是蒸汽机的发明与广泛应用，先后为英国的轻、重工业部门——包括棉纺织业、毛织、麻织、丝织、造纸、印刷、冶金、机器制造——的机械化大生产奠定了基础。至19世纪30年代，英国已“率先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成为“第一个机器大工业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由于西欧大陆地区同样具备工业革命赖以发展的诸多人文、历史条件（例如，仅从技术层面考虑，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长期以来在西欧大陆地区亦得到发展，甚至可以认为其技术革命的起点至少不低于英国，因为“18世纪前半期的英国制造商仍然必须向大陆学习许多东西”），致使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工业革命与工业化进程在整个西欧大陆得到了广泛传播。因此，西方学者曾指出：“今后100年的历史（指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在某些重要方面就是工业革命不断进入大陆一些地区的扩张史”[①a]。
西方学者已注意到，何以工业革命仅主要局限于西欧地区，而不是整个欧洲。概而言之，其根本原因在于，促成工业革命产生与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是在西欧而不是在整个欧洲具备。具体说来，原因至少有二：（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是工业革命赖以产生与传播的必要条件，而在这方面东西欧显然存在很大差别。西方学者指出：“欧洲地区离工业扩散中心愈远，土壤愈不适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例如由于“缺乏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与商业资本主义的长期历史”，不存在“资本阶级民主宪政政府，而是腐败无能的专制独裁”等等原因；（2）从经济技术层面看，工业革命的传导模式，主要是依靠西欧各工业化中心向周围地区的辐射，往往周边地区离中心地区愈远，前者在技术、资本设备、基础设施等方面与后者的差距也就愈大，而这些又不能靠中心地区的无限输入得到完全补偿，从而导致中心地区的辐射力愈来愈弱。总之，工业革命的扩散范围与程度，将对日后欧洲的经济、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民族主义与近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出现，则又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必然成为最终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作为“影响西方世界史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民族主义在当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确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推动生产力发展，成为西欧各民族的主要要求（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如尼德兰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都是以民族为基本单位发生的，并且产生了广泛影响，就是明证），而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的高度有机结合，则成为实现这一点的根本保证。这是因为，从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乃至工业化的实现，需要国家的统一与国家行为的大力介入。因此，在当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西欧民族国家形成进程中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各自内部封建割据式的狭隘地方经济统一为现代民族国家经济（故波拉德教授指出，经济一体化在现代具有超国家的含义，但它最初意味着民族国家内部经济生活的一体化，如欧洲主要国家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所发生的那样。……“民族国家的发展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彼此相互加强”）。具体而言，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去理解：
其一，建立统一内部市场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作为一种社会化大生产，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根本前提是社会产品的实现，而社会产品的实现则有赖于尽可能广大的商品自由流通领域的存在。封建主义时期的欧洲，地方割据极为严重，甚至一小君主国内部，亦往往税卡林立，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阻碍商品自由流通。因此，只有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利用国家的最高权威性，彻底消除种种内部的封建割据状态，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统一内部市场的实现。故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过程，首先就是打破封建割据，确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市场的过程。例如，意大利统一前，大量所谓“城市国家”各有自己的货币、银行和关税壁垒，严重阻碍了相互贸易。波伦亚与卢卡两地相距仅125英里，其间却设有七道税卡。八道税卡横亘在佛罗伦萨与米兰之间，而两地间隔不过150英里。因此只是到了1860年意统一之后，“这些障碍才得以废除，进而为欧洲一个伟大的民族工业国家奠定了基础”。
其二，破除旧制度、确立新制度的需要。作为极为艰巨复杂的社会革命与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需要彻底打破封建主义的一整套制度，全面确立完全新型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而旧制度的破除与新制度的确立，则本质上是一种国家行为，因为国家是唯一能够促成新旧体制转换的权威。例如，国家通过立法消灭带有封建生产关系的土地占有制、行会制，保障私有财产制度，调整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建立稳定的货币制度，保证可靠的契约制度等等。
其三，促进经济实力发展特别是推进工业革命的需要。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有赖于政府的直接、间接干预与扶持，这在西欧大陆的法、德、意等国都表现得比较明显。由于国力强盛与否直接取决于工业化的发展进度，在民族主义强盛、大陆国家私人资本又较弱的情势下，手工业工场时期（即重商主义时期）即有着国家干预传统的大陆各国政府，均加强了对民族经济的干预与扶持，以加速本国的工业化进程。例如，通过调整税收、津贴、提供优惠贷款、保证产品销路等方式促进私人企业发展和实行资本流动导向，调节关税率以保护本国企业，或者由国家出面提供具有“巨大外溢经济作用”的服务业（包括政府资助正规技术教育），乃至由国家直接投资私人企业难以承担的关键部门，如铁路建设等等[①b]。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民族国家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条件”（列宁语）。法国学者米歇尔·博德亦指出：“无论如何，人们应该记住在资本主义诞生和发展初期国家的重要作用，这也与资本主义形成的民族特征有关系，即没有资本阶级就没有资本主义，但资产阶级在民族国家结构内发展的同时，也就出现了各民族的兴起”[②b]。
正是由于这种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民族国家终于成为资本主义实现的基本单位，从而也最终确立了自身的历史地位并由此得到强化，这对今后欧洲史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它表明，民族主权国家已真正成为区域经济乃至一体化的行为主体与利益主体。
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相近的历史文化条件决定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扩散范围不仅限于一两个国家，而是西欧现代民族国家群体的产生。根据本世纪三十年代国际联盟经济报告的分类，当时欧洲有10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其中除捷克斯洛伐克外，其余9国均集中在西欧地区，分别是：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瑞典、瑞士和奥地利。在版图范围和工业化程度方面，英、德、法三国又在10国中居于领先地位。从欧洲经济史的角度看，这种工业化国家集中于西欧地区的状况，对于日后欧洲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西欧经济区域化的形成及其历史局限性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群体的确立，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决定了西欧经济区域化的地域范围、参与主体与深层动力，从长远看，这使得区域化的形成，具有了某种历史必然性，因为它符合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深层需要；但与此同时，又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作为区域经济的行为与利益主体，具有自利性与排它性的各民族主权国家的政治意愿与抉择，已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只有当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得各国认为区域化符合其自身当前利益之际，后者才能有所进展，反之，则可能出现停滞与倒退。上述两方面因素，都鲜明地体现在自工业革命至二战前的欧洲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同时对战后欧洲经济一体化目标的提出，在不同的意义上起到了促进作用。
西欧国家将各自内部分散的地方性经济统一为民族国家经济，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巨大进步。但从长远来看，民族国家的出现，仍在相当程度上不能满足资本主工业化生产的内在需要。这是因为：
其一：从生产方式的性质看，以机械化大工业生产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即客观上要求生产的社会化，包括生产资料、生产过程本身以及产品的社会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愈来愈高，最终必然突破国界限制，形成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趋向。
其二：从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单位，即各个生产企业的生产动机或动力看，尽可能获取最大利润和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直接目的与决定动机”，因此，能否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的，是企业决定资源配置（包括资本投向、生产要素购置来源）与产品销售市场唯一也是最终的抉择标准，而这种抉择当然也包括国际市场在内。
因此，如能顺应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实现区域经济国际化，显然从根本上有利于西欧各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与此同时，西欧各国也确实具备了向这一方向迈进的客观基础：地域上的相邻接近，民族国家市场规模的相对狭小，相近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经济发达程度，本质上相同的政治与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西欧各国渊源流长的法律机制的逐步生成与完善（可以设想，没有民法、商法、公法以及国际法的逐步成熟与西欧诸国在这方面的相近性与共同性，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难以实现的，这在二战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均为区域经济国际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深层条件。同时，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西欧率先成为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最为发达、集中的地区。技术创新导致的先进交通通讯设施，包括火车、蒸汽轮船、飞机、电话、电报乃至无线电通讯的发明与商业应用，大大缩短了经济活动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距离，降低了交易成本，有助于西欧各国之间经济交往的迅速加强。
然而，仅仅具备内在动力与客观基础，并不能保证各国一定对区域经济国际化持积极态度。民族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地位，必然促使各国首先从权衡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对此作出抉择。历史发展表明，只有当各国认为实行开放性政策符合自身利益、且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又允许开放之时，才能听任乃至推动区域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而自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至1914年一战爆发前，西欧恰恰主要处于这种状况之下：毫无疑问，当时西欧各国均明确认识到，其根本利益就是尽可能迅速地完成本国工业革命，因为这是保证国力强盛和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最根本途径。而要实现工业革命，就必须顺应机械化大生产与工业革命传播的客观规律，通过开放性政策与区域生产国际化才能做到。
以上种种因素，终于促成了西欧经济区域化这一历史进程的实现。19世纪工业革命在西欧大陆的扩张过程，也就是区域经济国际化的实现过程；换言之，没有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和西欧经济区域化。其原因在于，机械化大生产所导致的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势必迅速提高对市场与资源的需求程度（包括两者的规模、流通速度与复杂程度），而要满足这种需求，显然仅靠本国的生产社会化是远远不够的，而要同时依赖区域经济的国际化，即依靠西欧各国之间贸易、投资、人员与劳务的大量流动来启动和完成工业革命的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业革命所促成的生产社会化与国际化进程在西欧是同时发生的）；特别是对于力求实现工业化的地区而言，这种流动因构成工业革命的传导机制和学习渠道而显得益发重要。以下拟从商品、资本、人员、劳务四个方面具体介绍工业革命背景下西欧经济区域的形成过程。
贸易：作为推动工业革命的重要渠道，贸易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一方面，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对于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至关重要，前者在相当时间内成为后者的主要商品市场与原料来源产地。如西方学者指出，1815年至19世纪中期，地缘、人文状况上相近的欧洲市场，对英国工业化具有了“根本上的重要性”，其“批量生产的制成品打开并充斥了欧洲”，销往斯堪的那维亚、德意志和地中海国家。据统计，1816年至1822年，英对欧大陆出口几乎占其总出口的60%，1829年至1830年仍高达51%；与此同时，输往英国的大陆初级产品亦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农产品、原料、燃料与建筑材料（1830年时，英进口的有1/3来自欧洲大陆），从而形成了最初的区域分工。
另一方面，贸易对大陆国家亦同样重要。英工业品输出有助于激发输入国的工业化进程及其在大陆国家之间的次第传播，并根据资源和比较优势形成不同层次的国际分工，最终导致西欧各国工业革命的先后完成。例如，在最初阶段，正是英的廉价线出口，促进了普鲁士、瑞士等地织布业的兴起与发展。赁借较低的工资成本，后者得以将纺织品返销英，并输往俄、意、德意志等地，促使这些地区再利用自身资源在低成本进口和随后出口机会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此后，随着德企业对纺线技术的掌握，英又出口纺线机，及在下一阶段出口制造纺线机的机器，带动德国逐步提高了自身的工业化水平，得以同英共同通过出口影响欠发达地区，而后者又开始同样的进程。这样，在西欧终于出现了“被英出口带动起来的”各个工业中心，后者再利用其出口来“唤醒新的地区”，最终推动了19世纪上半期西欧贸易与国际分工格局的形成。例如，19世纪30年代，比利时出口的蒸汽机车是其进口的7倍，输往德、奥以及更远的地区；至40年代后期，它已成为向欧洲其余部分输出机械、技术和制成品的中心地区。1829～1840年底，法国的阿尔萨斯成为纺织机械设计和输出中心，其出口（3/4是制成品）大部分输往欧洲地区，而进口则2/3以上是工业原料，仅1/10是制成品。与此同时，英的商品输出则逐渐转向了海外。
需进一步强调指出的是，19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普遍深入与成熟，西欧内部贸易已逐步表现出发达国家之间特有的高层次水平分工趋向（1913年时，七个工业化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的对外贸易中，51%为相互出口），即各国的消费者需求开始趋于多样化，同时反映生产领域深层分工的资本货物与机械工程货物的相互输出进一步加强，这就与当时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垂直型分工贸易有了明显区别。从这一时期各国之间的贸易构成看，消费品方面的产品差异更加明显，资本商品，如钢材、机械、车辆、化工品贸易的份额则明显增长。例如，德国对英出口，既包括大量半制成品钢材，又有大量精密机械，英国则再向德国返销制成品；在向英出口发电机的同时，德国又进口对方的农业与纺织机械。又如，在纺织品、钟表产品方面，英国出口高档纺织品，德国出口低档纺织品；德国出口低档钟表，瑞士则制造高档钟表。
由于贸易对工业革命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加之英国对自由贸易的积极推动，19世纪欧洲大陆各国逐步改变了以往重商主义的做法，终于导致了自由贸易史上“里程碑式的突破”，即1860年英法商约的签定。商约取消了对法国进口与英国出口的所有禁令，极大降低了法进口税率。此后，法国又分别与比利时、普鲁士（1862）、意大利（1863）、瑞士（1864）、瑞典、挪威、西班牙、荷兰（1865）、奥地利（1866）与葡萄牙（1867）分布签定商约。同时，其它欧洲国家也都签定了双边贸易协定，均包括最惠国和消减关税条款。各种双边贸易协定的签署，逐步使各国间形成条约网络，相互制约，使得单方面增加关税日趋困难，加之英国、德意志等的单方面消减关税，都对当时欧洲贸易体制的自由化有所促进[①c]。
人员：各国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亦在两个层面上成为促进工业革命传播的重要条件（当时除俄与巴尔干地区需要签证外，欧洲其它地区人员皆可自由往来）。其一，高层次人员的流动，包括技术人员、经理、管理人员、企业家的跨国流动，可以通过言传身教、技术示范、参与经营管理、带动资本流通等方式，直接推动技术创新流动与现代企业制度的传播。（早在18世纪后半期，法、德、瑞典、奥地利等大陆国家就曾大量派人赴英学习工业技术，英国亦有大量专家到法国、低地国家、瑞士、德等地建立工厂、矿区等）。例如，大陆在工业中心之间、以及中心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人员流动颇为频繁（如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奥地利等国都曾派人赴法国考察先进工业部门的实际操作），这对工业革命扩散起到了其它自由流通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比利时和法国的棉纺与毛纺、炼铁、机械工程、铁路建设，德国的采矿、纺织、铁路、冶金等技术，均通过人员流动从中心扩散了出去）。其二，廉价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现代企业的批量化生产需要大量简单劳动力，离开土地的农民、和发展相对落后地区流向更先进地区的工人的跨国流动，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一需要。当时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之间的劳工流动极为频繁。据统计，1910年在德国的外籍人共126万，其中大部分为劳工，来自奥地利、荷兰、俄国、意大利的人数分别为66.7万、14.1万、13.8万和10.4万。又据统计，法国亦是欧洲劳工的主要接受国：在1911年的110万外籍人口中，41.9万来自意大利，28.7万来自比利时，德国与奥地利共11.7万，西班牙和葡萄牙为11万。对此，西方学者曾明确指出，劳工的自由流动，有助于把西欧经济“熔为一体”。
资本：19世纪前欧洲国家间相互投资总额很小，对各国经济之影响微不足道。然而，19世纪以来大量资本的跨国界流动，同样构成了推动西欧大陆各国实现工业革命的重要因素。其具体原因是：
（1）后进地区往往需要先进地区剩余资本的流入来启动工业进程，因为基础设施、现代工厂设备、配套服务业的建设等，均需大量资金（同时这种资本流动通常还是传播技术创新和工厂制度的有效载体）；特别是铁路铺设，往往依赖于已工业化地区资金的大量投入。如1830年时，英对外投资的60%集中于欧洲，至1854年这一比重仍高达55%，其资金流向大陆的铁路建设、纺织、铁制品、制造业以及瑞典、意大利、西班牙的采矿业。对此，西方学者曾指出，“率先工业化的英国的大量资本输出对西欧大陆的工业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为其“现代工业、运输提供了关键性的最初支持”；（2）先进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彻底实现，亦有赖于对相对落后地区资源的开发，形成资本的国际流动。19世纪中期，法国、比利时资本曾大量流入德意志，开发后者的锌、铁、铅等有色金属。（3）工业化导致现代大型企业的出现，往往需要两国乃至几国资本的通力合作。例如，1852年时，比利时的采煤企业共有40个联合股份公司，法国资本拥有其中22个的全部或部份股份；19世纪30年代，欧洲最大的一体化冶金厂就是由比利时、法国、科伦与维也纳银行共同筹资扶持的；法国两国对洛林、萨尔的煤、铁等重工业相互持有股份的状况非常普遍，两国银行也有着合作关系。（4）随着工业革命的实施，欧洲金融业发展很快，专业化金融机构的建立与发展（如从事外汇买卖的商业银行与投资的机构），使得对外投资更易操作，风险较小。国际间的资金流动也得到了更为复杂的融资手段的帮助，如信货与汇票。此外，当时著名的国际资本市场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特别是伦敦城的商业活动，也大大多样化了，这都有助于对外投资的增长。
由于以上原因，“19世纪的欧洲终于成为一个单一的资本市场”。工业化地区对尚未工业化地区的投资、各地区相互之间的投资，都极为普遍。继英国之后（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投资逐渐转向了海外）、法、比、德等都先后成为西欧地区的重要投资国。例如，1851年时，法国对外投资总额为2.5亿法郎，其中2.4亿即高达96%的投资，集中在比、荷、卢、英、斯堪的那维亚、奥匈帝国、德、瑞士、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至1881年时，其对外投资总额跃至17.6亿法郎，集中在上述地区的仍为11.2亿法郎，约占64%；甚至在1914年法资本输出已达52.7亿法郎时，西欧地区仍占近30%，占法对外投资比重中的首位。德在其工业起飞后变成为欧洲地区的重要资本输出国，1914年时其54%的对外投资流向欧洲各国的工业、基础设施与采矿业，其中1/4集中在奥匈，1/4在俄与巴尔干，还有1/4输往土、西、葡等国，此外还输往法、低地国家乃至英国。
服务业：在商品、人员、资本大量自由流动的同时，工业革命必然推动西欧地区运输、保险、银行业的国际化。其中最为突出，是金融业务的国际化乃至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出现。如19世纪50至60年代，成为欧洲铁路建设主要财源的法国信贷机构（1852年建成）及其前身，曾汇集大量资本资助法国工业、比利时矿业、德地区的冶金业和意大利西西里的矿业。在1835年创立的比利时银行股份中，法国人的股本占有绝大部分。该银行于四年间建立了24个工业与金融机构，总资本达5400万法郎[①d]。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随着工业革命传播，西欧经济的区域化在19世纪即已形成。正如同西方学者所指出的，“整个19世纪看到了欧洲经济一体化达到了工业化前从未知晓和不可想象的程度”，“事实上，欧洲的经济统一在那时确实形成了”。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历史地看，这种区域化经济的形成，对于二战后西欧经济圈的确立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它意味着高层次的水平分工已在西欧国家之间逐步形成，从长远的意义上讲，这种联系形成后很难再彻底割断，而且迟早要通过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发展，因而成为推动西欧国家最终明确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谋求建立与之相应的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因。
然而，历史不可能直线发展。20世纪前半期的欧洲史表明，随着时间推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大工业生产所导致的一系列内在矛盾，已逐步暴露出来，也必然成为当时影响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各国间的利益冲突也由此尖锐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干预与调节主体，各民族主权国家的自利性与排它性表现得极为明显，均着眼于内向性调节，极力张扬自身利益，排斥它国利益，致使民族保护主义乃至民族扩张主义恶性膨胀。其结果是，国家间的冲突与争夺大大加剧，各国竞相实行保护主义措施，乃至诉诸战争，从而人为地割裂了区域经济的整体性，造成整个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与崩溃，使得欧洲经济非但未能沿着区域化道路走下去，反而走向了所谓的“解体化”，最终表明不利于所有欧洲国家，从反面证明了违反国际分工自然发展规律的危害性。
早在19世纪70年代，尽管区域化进程仍在发展，但由于经济曾出现不景气，不少西欧国家政府已开始暴露出贸易保护主义苗头，1879年德开始提高关税，意大利、瑞士、奥地利、法国、俄及欧洲小国等纷纷群起效之。同时，随着各国工业革命进程的逐步成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竞争性乃至对抗性，特别是对商品与资本输出场所、原料产地的争夺、包括瓜分殖民地方面的矛盾，日趋突出。大国终于结成集团，扩军备战，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敌对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开始割断，这被认为是欧洲经济“解体化”进程的开始。
一战后，欧洲各国内外开始面临一系列严重经济问题，客观上要求加强政府干预与有效的国际协调。然而，由于民族主义盛行与各国政府的内外举措失当，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秩序已在逐步瓦解之中。
就战后各国内部而言，工农业方面的经济危机，特别是高失业已在困扰各国政府。战争导致经济结构混乱，经济周期的每一阶段都伴随有大量失业，各国国内的社会政治压力增大，要求实行保护性政策的呼声日高。同时，欧洲主要国家“经济的管理普遍很不恰当”，经济政策有着“方向性错误”，主要是仍扶持传统生产部门，未大力开发新兴部门，这即导致开发外部市场不力，又加深了国际协调的难度。凡此种种，都大大助长了各国的保护主义倾向；就国际经济环境而言，19世纪曾对国际经济秩序稳定起到过主导作用的英国，其经济地位开始下降，英镑已不足以支撑当时的国际贸易与金融体系，从而“既助长了世界贸易的萧条，又使英国政府达不到担当国际货币主角的目的”，而当时美元又不能取代英镑的国际地位。同样重要的是，由于当时尚不存在“国际经济组织”与“真正的国际经济管理”，还不能有效协调各国政策，以保证国际贸易与货币秩序的正常运转。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早在20年代，在贸易领域里，法、英等国均在提高关税，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悄悄蔓延”。而在货币金融领域里，英镑的软弱地位，加之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德国巨额战争赔款问题，已在孕育着国际支付与金融危机。
随着20年代末美国经济危机的到来，整个欧洲陷入了1929年至1933年的“大衰退”，生产下降，失业急剧上升，出口锐减。为了应付危机，欧洲国家各行其是以自保，纷纷采取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都竭力扩大出口，减少进口，以其增加本国的生产与就业。为此，各国在采取传统做法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新型自利措施，将保护主义推到了极致，终于造成19世纪以来形成的整个国际经济秩序的彻底崩溃与极度混乱，突出地表明了民族国家对于区域经济可能造成的割裂破坏作用。
从国际贸易方面讲，自30年代开始，德、法、英率先大幅度提高本国关税，意大利、西班牙、瑞士、丹麦、荷兰、西班牙、希腊等10国继之。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当时英国甚至放弃了坚持100多年的自由贸易传统，1932年对大多数制成品进口征税20%以上，对大多数半制成品与食品征税10%。鉴于有时提税尚不足以抑制进口，许多国家索性直接诉诸于进口数量限制，1932底前，德国、法国、瑞士、荷兰等15国已开始实行进口配额制。如法1931至1934年实施进口配额的商品已达半数以多，致使进口量下降50%。同时，多边贸易体制遭到破坏，各种各样的贸易集团开始出现（如为了准备战争，德国30年代开始利用外汇管制，组成德国贸易集团）。
西欧各国在“控制与限制措施”方面“最突出的发展是在金融与货币领域”。30年代，英国（1931）、美国（1933）、法国（1936）先后脱离金本位制，其它国家紧随其后，金本位制彻底垮台，从而为各种各样的“操纵与歧视方法铺平了道路”：（1）双边贸易协定通常伴随有“清偿协议”。货币变为计算单位，而非支付手段；（2）有些国家开始通过操纵本国货币汇率阻止进口鼓励出口，乃至直接实施外汇管制，即通过限制获取外汇来控制进口与投资国外。1931年时，已有21国实行了外汇管制；1932至1938年，又增至46国。
因此，始于一战后的所谓欧洲经济“解体化”进程，终于在30年代达到了顶点：1913至1928年，欧洲商品生产增长15%，而同期贸易额不变；1928至1938年期间，增长仍为15%，贸易额却下降了10%。再如，从欧洲主要工业国家来看，1913年1929年，制成品生产上升65%，同期进口仅上升22%；特别是1929至1937年间，两者的增幅更是分别为+9%和—29%。其结果必然导致各国外贸占国民收入比重的急剧下降。例如，1913年英、德、法、意四国外贸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依次为59.3%、41.6%、42.5%和29.5%，至1938年这一比重则分别跌至28.3%、14.6%、21.3%和16.6%。而从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看，到30年代中期时，1914年的单一支付区域已不复存在，至少有5个货币区取而代之，其结果是“不少国家相互隔离，大大削减了彼此之间对外贸及支付的依赖，完全与上一世纪的发展背道而驰”。此外，为了更好地保护国内生产企业，有些国家还“发展了一整套生产补贴机制，特别是在农业生产领域”，并加强了对资本与劳工的限制。
然而，事态发展表明，欧洲国家的种种利己措施，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加剧了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与无序，其结果势必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成为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最终给欧洲自身也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极为惨痛的损失[①e]。总而言之，如果说欧洲近代史、特别是19世纪的历史，从正面表明了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工业革命的促进作用的话，那么，20世纪前半期国际经济秩序的彻底崩溃，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从反面表明，实现了工业化的各民族国家，如果完全不顾区域经济国际化的客观发展规律，过于张扬自身利益而无视它国利益，其后果会是多么严重！正是基于这一段惨痛的历史，促使战后西欧各国在新的内外条件下痛定思痛，认真总结教训，积极寻求适应区域化经济的相应组织形式，最终促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这种较高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诞生。
（三）战后欧洲经济共同体诞生的特定历史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乃至世界经济、政治形势中一系列新的重要因素的出现，再次大大改变了西欧民族国家在其中活动的条件与内外环境，加上对防止战争再度爆发的强烈愿望，终于历史性地推动各国首次清醒地认识到：真正顺应工业革命后所形成的区域水平分工趋向，在区域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破民族国家间的经济界限，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甚至一定程度的政治一体化，必将符合西欧民族国家的共同和长远利益。这就使得较高一体化目标的提出与实施，不仅具备了必要性，而且具备了现实可能性，终于导致了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性经济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诞生。
促成欧共体出现的特定历史条件较为复杂，主要包括以下各个方面。
首先，战后欧洲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都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一，从生产发展的角度看。二战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导致了强劲的需求，进而有力推动了西欧经济的恢复与重建进程。自50年代初起，西欧经济已恢复至战前水平，并开始进入所谓持续增长的“黄金的时代”。同时，50年代以来，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西欧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又有了新的飞跃，既促进了传统经济部门的技术改造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又导致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如原子能、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石油化工业等，致使专业化程度愈来愈高，协作范围更加广泛。西欧各国国内市场狭小，更难以容纳如此巨大的生产力，其社会产品的实现，必然愈来愈依赖于国际市场，特别是彼此之间的市场。以上两点，都对区域性水平分工提出了更高要求，进而对推动西欧国家之间谋求市场开放提供了新的动力。
其二，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随着凯恩斯主义盛行，西欧国家对于经济运行与社会生活的管理干预能力进一步加强。例如，英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法国的国家计划，德国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财政调节，荷兰通过劳资双方与政府合作以控制收入防止通货膨胀的做法，都表明了国家干预的成熟，从而为区域国际调节奠定了基础。这是因为，参加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体毕竟是国家，任何超国家调节的效果，都首先取决于各国对本国经济调控机制的完善，后者调控水平愈高，前者也就愈高[①f]。
其次，战后以来，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力主抑制经济保护主义倾向，恢复世界经济的稳定与秩序，并大力促成了一整套新的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通过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在很大程度上重新解决了国际货币体系为保持其有效性和稳定性所必须解决的三个问题，即清偿能力、调整和信心问题，保证了国际支付手段与各国币值的稳定。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则限制了“货币贬值作为残酷竞争的手段”。同时，关贸总协定的缔结，约束了参与国的全部关税，防止了提税或新关税征收，并能够通过多边协商途径降低现行税率。由此，战前国际经济秩序中混乱状况已不存在，这无疑为西欧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启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②f]。
再次，欧洲与世界局势变化的促进作用。随着美苏崛起与“雅尔塔”体系两极格局的形成，欧洲终于一分为二，首次明确划分为东西欧两大阵营，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经济、政治体制的对抗；二战大大削弱了西欧列强，不仅战败国，而且战胜国都已由一流国家沦为二流国家，痛感受到苏联“威胁”并受制于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广大殖民地纷纷要求摆脱殖民枷锁，争取政治、经济独立，直接危及西欧经济的原料来源与海外市场。凡此种种，都从心理上加强了西欧国家的整体认同感，迫切希望借助联合的力量谋求生存与发展。
又次，从区域经济合作体制发展的角度讲，战后美出于其全球战略利益的需要，曾利用美援大力推进了西欧国家的经济联合与政府间合作，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这对日后欧共体的建立，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表率和促进作用。马歇尔计划明确要求欧洲政府制定共同的经济行动纲领作为美援前提，为此，西欧16国代表于1947年7月建立了欧洲政府间经济合作的第一个组织——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该组织被视为“西欧合作与一体化进程的起点”），宣称“将在有关成员集体行动的范围内”，颁布“必要的措施以赢得欧洲经济的良好增长”，并“协助、促进和协调成员国的单独行动”。该组织设有由成员国代表组成的理事会，以及执委会秘书长（仅对该组织，而不对各国政府负责）和各种专门委员会。各国政府就财政、金融与贸易自由化问题进行协商和初步协调。会员国之间的贸易进口限额自1949年起逐步取消。同时，在美国扶持下，还建立了欧洲支付同盟，支持成员国之间的多边支付，并坚持逐步放宽外汇管制，推动了西欧国家间的支付自由化进程。
最后，通过建立经济一体化组织最终促进政治一体化目标的实现，是欧共体最终产生的重要动因。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的惨痛教训，终于促使欧洲人认识到民族国家作为基本政治经济单位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开始认真思考如何从政治结构上重组欧洲、以防止战争重新爆发的问题，导致联邦主义思潮一度转移主权，组成欧洲联邦，通过形成更大的政治经济实体来消除各国利益对抗以抑制战争爆发。然而，难点在于，作为已深深扎根于欧洲历史之中的主权实体，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利益，仍是各国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任何政治统一方案，都必须以尊重民族国家的政治意愿为前提（特别是武力统一欧洲已被证明行不通之后）。而由于地位与利益的差异性，对于政治统一的目标与实施程度，各国的主张不尽相同，难于求得一致。故战后的政治联合历程表明，西欧不可能“自上而下”地通过各国政府一举签署条约，直接全部地向一个更高的权力机构转移主权，来实现政治统一（海牙大会与欧洲委员会的后果、欧洲政治共同体条约的失败，就是明证）。有鉴于此，欧共体的缔造者们（最突出、重要者如法国人让·莫内）认为，应当首先从经济领域、特别是从不太敏感的商品自由流通领域入手，推进一体化进程，以不断融合西欧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同时，应当建立带有超国家调节色彩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机构，成员国部分地向共同机构转移主权，籍此保证经济一体化实施。随着经济一体化深化和共同利益扩大，成员国将逐步向欧洲一级转移更多主权，最终实现政治一体化目标，即建立欧洲联邦。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莫内首先在煤钢领域大力促成了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诞生。早在50年代初期，西欧大陆六国，即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即决定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在煤钢两个生产部门实行一体化措施。其主要权力机关“高级机构”具有明显的超国家调节性，负责协调成员国的煤、钢生产，所作决议对各成员国具有强制性，不受个别政府否决之影响。共同体还设有部长理事会、议员大会和欧洲法院，以及由各国利益集团组成的协商委员会。这些都为日后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经济一体化，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开创了先例，提供了样板。同时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六国同意创建带有超国家调节色彩的权力机构，亦非偶然。二战中，六国较其它西欧国家遭受了更为惨痛的损失，对于“猖獗的民族主义的后果”体会更深，因此对于“寻求一种根本不同于欧洲民族国家传统的一体化模式有着更为强烈的动机。”[①g]
总之，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复杂因素的交互作用，1955年6月，欧洲煤钢共同体六国外长集会意大利墨西拿，通过了著名的墨西拿决议，决定将经济一体化措施从煤钢领域扩展到其它经济部门，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六国经过反复协商，终于就条约草案达成最后协议。1957年3月，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政府首脑和外长齐集意大利首都罗马，正式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两者合称罗马条约），1958年1月1日，条约经六国议会批准后正式生效，标志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诞生。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可谓开创了欧洲历史的新篇章。从区域经济关系的角度讲，它表明，自从工业革命形成区域化经济以来，西欧大陆核心地带的民族国家，终于首次将各国经济视为一个整体，承认“有步骤地连接各民族经济”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通过缔结条约，正式承担义务，明确提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并建立了带有超国家调节色彩的区域经济组织，试图以机构化、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确保目标的实现。进而言之，通过欧共体的生成与发展，成员国间逐步确立起了一种为复杂独特、高层次的国际关系体制与组织形态，借此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以保证西欧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协调特殊利益。显然，以上两点，都是一种历史性的飞跃。其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是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
注释：
[①a] 见Sidney Pollard"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1815-1970",Thames and Hudson Ltd,London,1974,p20-21.
[①b] 参见巴里·萨普利《1700—1914年的国家和工业革命》，见〔意〕齐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卷三中译本，第243—286页。
[②b] 〔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1986年中译本第42页。
[①c] 详见〔英〕波拉德教授的有关论述。见《欧洲经济一体化，1815—1970》第7—35页，109—120页。
[①d] Sidney Pollard，前引书，第55—98页。
[①e] 参见Sidney Pollard，前引书，第61—80，第131—153页；〔意〕齐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中译本，第六卷上册。
[①f] 约翰·平德：《1920—1970年世界经济中的欧洲》，参见〔意〕齐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中译本，卷六上册，第254页。
[②f] 约翰·平德：《1920—1970年世界经济中的欧洲》，参见〔意〕齐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中译本，卷六上册，第254—255页。
[①g] 见Thomas Pedersen:"EC-ERTA Relations:An Historical Outline";见Helen Wallace主编"The Wider Western Europe-Reshaping the EC/EFTA Relationship",Pinter publishers,London,1991.p22.
标签：工业革命论文; 经济一体化论文; 经济论文; 法国经济论文; 德国经济论文; 欧洲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罗马条约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