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因素_欧洲一体化论文

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因素_欧洲一体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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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537(2001)02-0007-05

“欧洲首先是一个理想”①,它旨在结束千百年来各国的分裂、实现欧洲的统一、建立欧洲联邦。而主导看西欧联合的欧洲观念,即是一种超脱民族主义的传统阶段的聚合型的民族主义,也有人称之为欧洲主义。这是一种处理民族国家关系的新观念。欧洲一体化进程就是在这种新观念的引导下告别传统的民族国家,在不断的创新进程中,寻找继续前进的支点。

我们知道,民族国家最早就是在欧洲诞生,而如今的欧洲又在世界前列以民族主义的新形式即聚合型民族主义推动着欧洲向一体化发展。这意味着西欧国家开始走上了漫长的民族国家的消亡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传统民族主义情感出现了衰退的迹象,新的聚合型民族主义逐渐显现,并以削弱各成员国的狭隘的传统民族主义,最终走向民族大融合来促进欧洲一体化的形成。但它将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曲折的、渐进的历史过程。从近50年来的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看,始终是在“超国家”与“政府间”不断整合,民族国家的传统民族主义和一体化进程中的新的聚合型民族主义间既斗争又妥协。本文拟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方面来探讨这种新的聚合型民族主义发展的动因和对一体化的积极作用,以及传统民族主义的劣根性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负面影响。

发展动因及积极作用

这种“聚合型民族主义”与“传统民族主义”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具有跨国界的区域性;二,具有互动、协作的性质;三,具有博大的兼容性和不排他性。这种民族主义的萌芽可追溯到西欧自由贸易史上“里程碑式的突破”,即1860年英法商约的签订及随后西欧各国间条约的缔结。②其产生始于二战结束前后,尤其是从由欧洲建设的先行者莫内提倡的法德两国的民族和解,共同倡导建立的包括比、意、卢、荷四国在内的欧洲煤钢共同联营正式开始;其发展同欧洲一体化进程近乎同步。随《罗马条约》、《马约》、《阿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1999年1月欧元的诞生,欧洲人正朝着所希望的目标前进。这种具有聚合性的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出现有其必然的文化思想渊源和政治、经济根源。

首先,欧洲有着民族融合的文化思想基础。欧洲一体化发展至今,其前提条件就是有欧洲文明的存在。欧洲文明在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和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上,经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整体。同时,区别于外部世界的整体的“欧洲理念”也应运而生。诚然,与欧洲理念相对立的民族观念也几乎同时成熟起来。③欧洲各国间多年的商业往来和战争行为促进了它们相互间的了解和渗透。透过复杂的现实和各国间的差异,人们发现欧洲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它们除了具有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传统的历史底蕴外,还具有重要的民主政治、科学思想、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等等。

欧洲各国在文化认知上逐步达到一种共识——一种在欧洲,对人类理性的共同信仰的追求和对真理和幸福的执着。这种共识就是欧洲文明的价值和内涵,它代表着欧洲各民族文化的同一性,这为各民族的聚合乃至欧洲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文化思想基础。

其次,推动各民族聚合或欧洲一体化的最根本动因乃是其经济发展和政治安全的需要。历史形成的西欧经济区域化和民族大联系非但难以彻底割断,而且随着二战后出现的一系列有利的内外因素在不断地发展,反而极大地推动着欧洲各民族的聚合和一体化进程。其中外部因素主要有:第一,西欧在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经济得到复苏,并且建立了战后第一个政府间经济合作组织——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这为日后的一体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表率和促进作用。第二,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力主抑制保护主义倾向,恢复世界经济的稳定与秩序,大力促成了新的国际金融与贸易体系。这又为西欧经济一体化的启动提供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第三,“雅尔塔体系”的形成与东西两大阵营的对抗,西欧列强在国际上的地位下降了,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导致其海外市场大大萎缩。这些都加强了西欧各国的整体认同感,迫切地希望借重联合,谋求生存与发展。第四,到了70年代以后,由于第三次新科技革命浪潮带来了世界的一体化趋势,使得各国跨国界地进行经济活动、人员流动、思想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这种全球化的趋势就必然产生相应的全球合作意识或区域合作意识。第五,苏东剧变,使得中东欧的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向搞市场经济,来提高本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以重返欧洲大家庭。

而正是这些有利的外部条件加速了各民族的聚合,进而又不断地给欧洲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动力。然而内部的动力更不可忽视,这突出表现在:

第一,西欧各民族国家都力图摆脱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和政治上的附庸地位,它们纷纷拿起民族主义这面旗帜以整合国民意识,以图重振国力,但它们也都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在小国林立的欧洲大陆,仅凭单个国家本身是无法跟美国抗衡,无法在世界经济竞争中获胜,更难在国际舞台上单独发挥重大作用。因此,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他们更加知晓地区联合的重要性,他们迫切地希望联合起来,组成经济共同体来提高自己的经济实力。唯有这样,他们才能维持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反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如果游离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之外,排斥全球化的经济规范和游戏规则以保持其民族利益的完整性和主权的独立性,都将会使自己陷入灾难之中。从欧洲共同体的四次扩大,成员国由原来的6个增至如今的15个以至更多,从50年代的英国唯我独尊,不屑与欧大陆为伍,到60年代的迫切申请而遭排斥,再到1973年才被共同体接受,外围民族的不断融入。这些事实说明一体化进程中的民族聚合的向心力。丹麦经全民表决由拒签《马约》到4个月后又决定参加《马约》,重要原因是丹麦否决加入《马约》,游离于一体化进程之外,结果致使其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外来投资减少、出口下降、失业剧增。所以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只有融合在一体化中才更有发展的前途和机会。

第二,饱受了一战、二战之灾难的欧洲人,特别渴望和平,而欧洲的和平问题仅靠欧洲主要国家的独立力量是解决不了的。从历史上看,二战的结束就是欧洲借助了美国和苏联才得以实现。冷战的形成,又使得西欧局势被美国玩于股掌之中,欧洲多数国家在美、苏两极的对峙和夹缝中生存。为了渐渐摆脱美国的控制和抵御前苏联的威胁,为了用一个声音讲话,为了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争得一席之地,成为多极中的一极,他们不得不各自放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因素,自愿地、逐渐地让渡国家主权走向全面联合。记得1962年,戴高乐访问联邦德国时,曾就欧洲走向联合的安全动机发表了一次声明。他说:“联合,为什么要联合呢?首先是因为我们一起受到威胁。面临着苏联的统治野心,法国知道,假如德国在法国以前屈服,那么法国的肉体和灵魂将会受到怎样的危险,而德国不会不知道,假如在它背后,法国不再支持它的话,它的命运也将就此注定。……只有在旧大陆上也像美国在新世界那样建立起强大和繁荣的堤防,才能长期保持它的安全和巩固。”④如果欧洲不实行民族和解走向民族融合,走向美国式的联合,欧洲的和平也就难以实现。挪威生物学家弗里约夫·豪森在给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信中就明确指出:“在所有欧洲国家在欧洲合众共和国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以前,欧洲的持久和平是不可能的。”⑤这种不断地移交国家主权,向纵深的联合,就是各民族融合的关键步骤,而横向的联合则是推动欧洲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民族主义的传统劣根性对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在推动一体化进程的欧洲民族主义(尤指西欧)由聚合走向融合的过程中,它必然保留了些传统民族主义的排他性、主权至上性、分离性等劣根性,这些顽固的劣根性给欧洲一体化的顺利发展起着阻碍作用。

在九十年代前,它片面地强调国家的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夸大民族国家在一体化中的作用,却无视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跨国利益集团等力量的增长和影响,认为一体化只有在符合民族国家的利益前提下才有发展的可能。英国在欧洲共同体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扮演着狭隘民族主义的角色,尤其是撒切尔夫人时代,几乎使欧洲一体化陷入停滞。与之遥相呼应的法国在戴高乐的时代,也一直存在极强的狭隘民族意识。戴高乐希望建成的欧洲:是要全欧洲以法国为中心,围绕着法国的意志转,不去考虑主权让渡等问题。他企图建立一个既没有共同的规章制度,又没有统一的机构,也没有各民族的平等的那样一个各国人民的共同体。⑥不管是英国的历届政府还是法国的第五共和国,他们都极力想建立一个松散的政府间的合作,而不愿将其部分主权转移出去给一个超国家的机构。这种纯政府间的合作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主要体现在具有政府合作性质的,代表和反映各民族国家意志的欧洲理事会同具有超国家性质的委员会及通过民选产生的欧洲议会之间的矛盾上。在具体工作中,委员会必须听命于理事会,本应由议会掌握的立法权力却大部分旁落在理事会手中,这就给了理事会拥有更多的权力的机会,致使许多重大决议被某一成员国为维护其本民族利益而一票否决。如50年代防务共同体由于戴高乐的民族主义分子坚决反对和英国的不参与而最终夭折,1965年的卢森堡妥协,也是戴高乐极力阻挠在欧共体理事会采用多数表决机制的产物,但这种现象在《马约》生效后,有了一定的缓解。

在欧盟这种聚合型民族主义国家联盟内,各个国家确实让出了部分经济主体,如发行统一的欧货币——欧元,以“主权共享”的方式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但只要涉及到各主权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根本主权,各国仍自行其是,不能超越,无数的例子已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欧共体向欧盟演进的历程中,各成员国的民族主义传统观念始终表现在对一体化潮流的顽强抗拒。就拿《马约》的通过为例,在1991年12月马斯特里赫特会议上,英国激烈反对实现统一货币和“欧洲联邦”目标,提出英国政府独立行使国家内外事务的决策权绝不出让,政府的权力只有通过各主权国家政府间政策上的协调与合作来进一步加强,拒不接受扩大欧共体超国家机构的权力和共同外交与安全、防务政策,以致在《马约》最后通过时,英国获得某些条例的“例外权”。同样因担心国家主权受损害、民族利益受冲击的丹麦公民于1992年6月投票否决批准《马约》,直到1993年5月在享有统一货币和共同防务政策方面的例外权条件下,丹麦公民才投票批准《马约》。挪威公民因担忧国民经济及国家主权受损,在1994年11月全民公决中否决加入欧盟。即使是马约的倡议者法国政府也颇费了一番周折,好不容易才在1992年9月公民投票中以51.05%的微弱多数批准《马约》。

还有,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出现强劲的民族聚合趋势的同时,传统民族主义的分离性却在英、法、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的内部出现了程度不等的势头,地区分离主义、地方分权主义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由于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在二战后巨大发展,而政治上的民主化带来的权力的分散化和利益的多元化;由于这些发达国家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存在着极不平衡性,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带来了经济利益的差别和人们收益的悬殊。因此,这就刺激了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例如,法国,科西嘉人和布列塔民人要求从法国分离出去;在英国,除北爱尔兰有分离要求外,苏格兰人也加强了分离的压力;在西班牙,巴斯克人和加泰隆民亚人为了分离甚至采取了暴力行动;在意大利,北、中、南三部分之间的裂痕和分立倾向日益明显等等。地方分离主义、地方分权主义的严重存在和强烈的发展态势必定影响欧盟的这些成员国的内部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也势必影响整个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要使欧洲一体化继续向纵深发展,这些西欧国家面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协调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平衡,适度地扩大地方议会的权力,克制地方民族主义的分离倾向,以求先保证本国的民族一体化才能更有效地推动欧洲各民族的一体化。

小结

欧洲大陆要想在现有的或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求得充分发展和逐步实现其经济乃至政治目标,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可以树起这面聚合性的民族主义大旗。旗帜就是力量,而这种力量就是来自欧洲的现实的需要,它将会迫使欧州各国走上联合、统一的道路。但这将是一个以民族经济一体化和政治民主化相伴随的慢长而痛苦的历史进程。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欧盟近50年的发展,由原来的6个创始国扩到现在的15个成员国,以及更多的欧洲国家竞相加入。这一事实表明了民族融合的向心力很强和融合的趋势中夹杂着痛苦的选择。这痛苦的选择就是民族国家为了更好地维护本民族的利益而加入一体化,就必然要将其经济上、政治上的主权逐渐地让渡出去,同其他民族共享。痛苦而慢长的主权让度过程就是各成员国在顺应欧洲一体化潮流中逐渐向聚合型民族主义演进与传统民族主义的劣根性的阻力相互较量的过程。

纵观欧洲历史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在民族林立的欧洲中,只有各民族的聚合、融合,才能确保欧洲走向一体化,实现“欧洲合众国”的梦想。从欧洲一体化与聚合型民族主义的互动关系使我联想到当年列宁提出的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民族问题有两个历史趋向的著名理论:“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⑧如果说本世纪初叶和中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意味着第一种趋向的话,那末二战后西欧逐渐形成的这种“聚合型民族主义”的出现是否可视为第二种趋向的具体表现呢?

[收稿日期]200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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