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的公民：关于90年代美国青年的结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民论文,结论论文,年代论文,明天论文,美国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日的青年是另一个“失落的一代”，这个称呼已经为广大的作家、电影制作人和新闻界所熟知了。这个称呼最初来自于库柏兰在1991年写的一本小说《X代》，他将现代青年冠之以“X”是因这一代没有明确的特征和未来。政论家豪尔和斯特劳斯在1993年的《第13代》中附和了这种称呼——特指那些自从开创了美国历史的第一代拓荒者以来的这代不那么幸运的青年。不管是“颓废派”或是“20世纪末代”，90年代的青年已被看成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既冷漠又无同情心，既懒散又没有生活方向的人。有人说这不是他们的错，相反而应归罪于日益支离破碎的家庭和这个加速发展、日益物质化的社会。对于90年代的青年来说，美国的梦想在庞大而又无节制的生育高峰之后，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了。因为他们终日只能做些无聊透顶的工作，面对各种毫无意义的人际关系，或者试着去逃避这个冷酷的社会。今天的青年只意味着悲观、散漫和矛盾，他们一点也不象有前途有希望的国家公民。在公众对于青年消极方面的认识和对于负责公民的强烈要求之下，我们开始对当代青年的个人行为和集体取向作一番讨论。
我们汇集了从1991～1994年中5个知名的研究机构对于来自家庭、 中学和大学的青年进行的各种调查和测验。通过集中这些全国性资料，我们希望提供一个对于90年代美国青年状况的更为客观的结论。在广义上我们把青年的年龄限定为13～29岁。公民意识是通过青年对个人行为、观点和集体取向、信仰两个方面来评价的。各项指标来自于上述各个调查中有关这两个方面的项目。通过与70和80年代的各项调查中成人组和少年组的比较，我们希望得到更明确的结论。
个人行为
90年代的青年既有阴暗的一面，又有许多令人满意的方面。其中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尽管他们感到相对自由，但许多青年却变得更具破坏性、更无纪律性，身心的健康水平也更低。
危险行为
关于青年暴力方面的统计是令人惊心的，大约22%的高中生携带诸如枪、刀、棍之类的武器，并且有42%的人参与各种斗殴。此外，24%的青年曾考虑过自杀，其中有9%的还承认实施过自杀。不幸的是， 学校也不免遭受这些危险行为：学生们认为课堂混乱和斗殴已经是“严重”或“较严重”的问题；他们提到很多学生经常携带枪或刀，并且更多的人开始担心在学校的人身安全。
糟糕的健康状况
另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表明，年轻人的身心健康水平不断地在下降。有一个测量指标是青年的不健康行为——不仅仅指暴力行为，同时也包括各种化学药品的滥用（烟、酒精、毒品）、肥胖症和混乱的性关系。另一个指标说明青年非常担心他们这一代的健康。他们把毒品乱用、同辈群体压力和艾滋病当作当代青年的三大问题，而这些现象只有在70或80年代后才开始猛增的。此外，被调查的大一新生认为，自从80年代以来其身心健康水平已经越来越糟，而声称在生活中处于无序、失措状态中的比例在1994年增长了4倍。
这些关于青年暴力和恶化的健康状况的数据无疑是令人忧虑的，但幸运的是，仍然有不少关于90年代青年的“正面”资料。
好的个人生活
与青年忧郁而又疏远于成人的传统看法不同，调查中绝大多数的人都对个人生活感到满意：和父母相处融洽，家庭生活美满；同时他们也给学校和老师以很高的评价。尽管他们一般把吸毒、同辈压力和艾滋病当作三大问题，可是学习成绩和未来职业的不确定性两项却是被提及次数最多的。
保持完好的美国传统价值观
根据最新的调查，多数青年认同传统的美国生活方式，并承认家庭、宗教和工作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不是表明自己是“无根”、“无序”、“无方向”的一代。就这方面来说，90年代的青年和成人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些担忧的长者可能会对此感到诧异：尽管面对很高的离婚率和更多分裂的家庭，88%的青少年认为将来会结婚，84%的还打算要孩子。大多数的青年信仰上帝，而且有一半左右经常祈祷。
没有逃避责任者
当代青年对于未来有很高的理想，并且对社会生活抱有真正的兴趣，而不是对社会漠不关心。比方说，将近3/4 的大一新生想成为一个在事业上成功、生活上富足的人。与1977年的大一新生相比，虽然1994年里有较少比例的青年会坚信某种人生哲学或参与环境保护，但在帮助他人方面却有了很大的长进。此外，有略过半数的青年在过去一年里参加了社会义务工作——这和同年里成人的参与比例有惊人的相似。
暧昧的政治观点
除开青年对于社会价值和社区生活的兴趣，政治观点方面就复杂多了。坏的一面是，与70年代或80年代相比，1994年的大一生更不关心政治时事，也更少参与政治活动。从传统而言，青年对于政党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事实上我们也证实了这一点：只有21%的青年准备参加某个政党，6%的人显示了对竞选公职的兴趣。和70 年代末期的大一新生相同，现在的青年也倾向于把他们自己视为政治上的“中间派”，而不是左派或右派；和成人也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是，1994年的这些青年对于政党也只是简单的三分为民主党、共和党和独立党人。在政治活动和行为方面，1994年的大一新生比1978年的更有可能参与某个示威激行。然而，与成人相比青年不大可能在某个请愿书上签名或参与政治集会，更不可能选举某个国会议员或州代表。
集体取向和观念
一个来自哈伍德群体访谈的令人担忧的发展是，对于政治的反感已经阻碍和限制了大学生们对于“公民”的正确理解。学生们批评了当今的政治运行方式，厌恶各种政治争论，于是他们对于公民的观念受到了局限。我们可以在从哈伍德群体观察法中对青年的政治态度，以及这些态度如何影响其公民观念得到有益的启示。为提供进一步的证明，这些访谈结果和全国性的调查作了比较。
政治是一个肮脏的词语
对许多大学生来说，“政治”包括永无尽头、充满仇恨的政治运动，贪图私利的政客和一群毫无效率的政府官僚；而公民的参与只是限于个人选举、签写请愿和填表选举而已。学生们看到由于财团和院外集团的主宰，一个普通人在美国政治里只是无足轻重的。许多青年说没有人在乎政治。政客们安抚选民只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好处，政府官员也从来是孤立于百姓之外。“伦敦桥正在坠落”，一个学生说，“而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改变”。
拒绝花言巧语，追求实际
青年很乐意承认他们厌恶各种互不妥协的政治论辩。大家都抱怨那些极端政治派。反面的（政治）广告和繁杂的政治活动受到了大众传媒过分的注意，就如一个学生评论道：“从来就没有人讨论过解决的办法，都是些花言巧语”。学生们抱怨没有温和主义发挥作用的空间，而且人们也不知道有中间人士存在，一个学生说：“我想我们的政治体制正变得越来越软弱无能，越来越分裂……看起来它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给我自由，但不要拿“政治”来烦我
学生们关于公民的一种典型的看法是：“做一个公民是生来就有的权利，政治与此无关”。当大多数学生谈及公民时，他们往往指的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很少提及到责任和义务。大家都认为只有示威游行和公民不服从才能吸引美国人的注意，但学生们却早已厌倦了那些长篇大论，正如一个学生说的，“校园里的每个人都会反对某些事情”。
臃肿腐败的政府
和这些集中组调查的结果相同，一个全国性的青年调查也认为，90年代的青年对于美国政府和政治持批评的态度。然而，63%的青年都不满意美国（政治）的做事方式，在1994年里这和成人的情况是一致的。同时，青年和成人对政府有着许多相同的抱怨。各个年龄组都认为国会更关心它自己的前途，而不是去想如何更好地制法；伦理和忠诚已经在这个国家消失；政府比垄断商业或联合劳工更是美国的一个巨大威胁。各代人也都一致地表达了对克林顿总统的反对。
更小的政府应当做更多的事
与上面相矛盾，虽然年轻人希望政府更加精简，但同时却想让它在解决国家问题时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年轻人担心什么问题呢？在1994年，超过80%的大一生认为，政府在制止污染和控制枪支上还做得不够——其中要求控制枪支的青年比例在最近5年里增长得很快。 同时他们还批评政府没有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也没有实施一个全国性的医疗保健方案。此外，学生们一致认为，罪犯受到了过多的关照，只有少数人同意取消死刑。
这些结果是否意味着青年脱离并拒绝承担义务，同时还否认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和观念呢？显然不是。就他们的个人态度和行为而言，对于青年的国家和公民看法问题仍有许多令人鼓舞的证据。
美丽的美利坚
尽管不满意许多美国的事情，但90年代的青年仍认为美国是最好的住处，仍在社会和政治观念上保持和成人的一致。他们的取向反应了一种更实用主义而非理想主义化的公民观——这在哈伍德群体调查中描述成为青年的“一种显露的公民意识”。此外，青年对于政治和政客的批评是和一种杰弗逊式的观点一致的：一个“好”公民必须尽量关心社区和国家事务，行使监督发言的权利，以使政府官员更称职，更负责。
赞同个人事业和赞同行动
除了谈及那些无聊的工作和懒惰的青年，70～80%的青年支持美国的工作态度和资本主义精神。他们同意成人的观点：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出人头地，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而最首要的一点是收入可以是永无止境的。青年和成人不一样的是对待平等和歧视的态度。年轻人比成年人更支持“赞同行动”，因为他们认为非裔美国人获得成功的机会要少得多。
追求更好的方式
尽管青年和往常一样不满于美国政府，但哈伍德调查表明，他们倾向于美国的政治过程可以变得更深刻、更富于成果。所有在校和离校的学生都同意各种观点要能得到充分表达，并且我们需要在政治观点中保持一种真实和文明的交流。最为重要的是，重点是如何合作而不是不必要的冲突来解决社会问题。青年反对政治上的分裂和（相互）指责，他们说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来团结这个国家并保持相对的多样性——以实践美利坚的铭言“合众为一”。
不需要政治的公民
青年联系公民和政治的能力肯定是出了某种差错，很多青年调查显示了这一点。根据《读者文摘》/ISI测验，大约一半的青年在过去一年中参与了社区的某种义务工作——这个比例是和成年人相似的。 CIRP/ACE大一新生调查发现，1994 年的学生更愿去影响社会价值而不是政治格局，在哈伍德群体调查中的许多学生声称对社区义务工作感兴趣。有两个问题是很清楚的：第一，90年代的青年并不把社区服务工作看成是公民和政治的一面——正如一个学生所言，“我不想看到社区服务和政治有什么关联”。第二，当年轻人意识到公民的责任和想参与使社区更为美好的活动时，他们对于不知道如何（去做）而感到悲伤。学生们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干些什么”，他们想做的只是“教我们如何参与进去”。
寻求平衡和解脱的一代
这些全国性的调查几乎没有提出证据证明90年代的青年是“失落的一代”。恰恰相反，青年对他们的生活、追求表示满意，关心他们这一代和社会，这和成人的价值和观念保持了一致——尽管青年比成人更关心平等和歧视的问题。尽管各方面的调查表明，只有少数青年不满于他们的生活并且孤立于家庭、学校和社会之外，但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是为什么今天习惯于把青年看成是脱离正轨而且孤立的呢？为什么文化上也支持这种“反面”的观点呢？
90年代青年的情况并非都是好的，仍有许多个人行为上的许多令人担忧的方面在威胁着他们的健康和幸福。在最近一本关于“青春期医学”的JAMA的杂志上，两位医生威尔逊和乔菲进一步的记录了在暴力、吸毒和健康方面不断上升的趋势，而这一些都发生在青春早期。青年一代正处于风险之中，而公民责任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部分原因是因为有影响的美国人更看重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而不是公民责任。另一个困难在于当大家都求助于父母、学校和社区的青年机构时，任何真正的解决都决定于青年承担起责任并且在个人行为上保持正确的判断和自制。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说不”的方法起不了作用。很多原因都说明工作将是艰巨的。
一个原因指的是生命中的青年期。作为新的公民，我们可以轻易地指责他们过多地关心了权利和自由，而对责任和义务不闻不问。当然，青年对公民的这种态度倾向是和他们的青年期相一致的——分裂、独立、认同和跨越进入成年人的障碍。自由、理想主义和尝试的权利激励了青年的这种追求。也许关心责任只是“成人的事”。许多做父母的都清楚，仅仅用责任这个词只能使大多数青年发笑或畏缩。调查表明尽管大多数当代青年对他们的生活持肯定态度，但个人行为和一些成员的缺少自制已经日益成为人们的一个担忧。
美国青年的集体取向和观念反映了他们的文化继承和政治风格上的转变。乍一眼看来，90年代的青年把许多相对的价值或政治观混杂在一起。他们赞同自由党人和公共的观点，他们厌恶政治和政客，却想解决社会问题和实行社区服务。青年对问题的解决更感兴趣而不是形成一整套一致的政治哲学，所以他们更乐意把自己视为不可描述的温和派、中间人和独立者。青年的态度和行为不是表现为“无根的”或是漂流在政治海洋上，而是具有许多托克维尔对19世纪美国人描述的特点：对于财富、个人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义的热爱；更为实用主义化而不是理论化或意识形态化；对权威和政府有着一种强烈的不信任。
90年代青年所不同的是他们对于开始于60年代并在以后继续主宰美国政治进程的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的抛弃。当这个国家的保守党人、自由派、政治中间派、政府官员和纳税人就什么是负责公民的最重要的品质而各执一端、争论不休时，90年代的青年看来想在各种理想的品质中寻求一种平衡。伴随着通过合作和文明而达到政治妥协的强调，90年代的青年赞同用一种更正面、更复杂的方式来解决美国的问题。尽管年轻人怀疑政府，但新右派想分裂政府的想法并没有在他们脑子里占据什么位置。年轻一代的目标：是想让政府就他们的重大问题更为负责，更富于效率。未来的挑战在于将青年的这种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转变成真正的政治信任和富于建设性地解决问题。尽管有许多不足之处，这些明天的公民仍旧是前途无量的。
朱可亮、李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