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性论文,思潮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即实现人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对于国民性改造的紧迫性、内容、方式等重要问题都做了大量扎实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创建性的思想，在近代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国民性改造思潮。在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而人的改造再次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的今天，加强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研究无疑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拟对建国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一简要的概述，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建国前，国内对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没有任何专门论述，只是在对康、梁、严等维新派的文化思想研究中略有涉及，但一般也归于政治思想研究的范畴内。
建国后不久，极左思潮泛滥，学术界习惯于把与国民性相关的问题归入到“教育救国”、“西学救国”等所谓改良主义思想的研究中。有人甚至认为，国民性思想是对中国人的诬蔑，是丑化中华民族，其实质是改良派对抗民主革命潮流，为清政府开脱罪责。由于这种片面、错误的看法，近代国民性思潮的研究无法得以正常开展。事实上，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国民性的研究是被列为禁区的，以至于《辞海》上都没有相应的条目。
对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专门而独立的研究始于80年代初期，伴随着启蒙思潮、人的近代化研究热的兴起，国民性改造思潮引起了学术界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在其概念界定、背景分析、内容划分、分期、流派、特征、影响及评价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成果，当然，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一 国民性的概念
国民性是一个岐解极多的复杂概念，由于其内涵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国民性概念的界定多达几十种，但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类型。
多数论者认为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多数成员所普遍具有的比较稳固的社会心理特征、精神状态。它是多数国民所具有的稳定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是一种深藏于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属于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从本质上说，它是那个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心理。（注：刘克明、王克兴：《中国传统人格批判》，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或者说，它“是一个民族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表现于民族共同文化特点上的习惯、态度、情感等比较稳定持久的精神状态、心理特征”（注：温元凯、倪端：《改革与国民性改革》，中国青年出版社版1986年版，第12页。）。
沙莲香等则认为国民性是通过国民的行为倾向表现出来的，由一种心理特质所组成的普遍的人格类型。是“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在思想、情操及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大概固定形态”（注：杨懋春：《中国的家族主义与国民性格》，李亦园、杨国枢编《中国人的性格——科际综合讨论》，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乙种第四号。）。这种形态表现为“一个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的总和，是人格的综合体”（注：沙莲香：《中国国民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而“人格的综合体是一个系统，是多种心理特质按一定的结构方式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心理特质有的是核心特质，有的是次要特质，核心特质与次要特质互相补充，共同构成有机的人格类型。”（注：吕锡琛：《道家与民族性格》，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它反映了某种在民族内部以一贯之的文化精神。
还有人认为国民性指的其实就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国民性改造则是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反映了文化主体意识的崛起和中华民族在反思中深沉的觉醒。（注：郑师渠：《辛亥革命后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它从人的角度反省民族文化，并通过这种反省开始“人的现代化艰巨工程，即民族性格的改造”（注：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页。）。 其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民族文化心理。（注：崔志海：《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思想的先声——戊戌维新派对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 ）也有人根本就反对国民性的提法，认为这个概念不科学。这其中又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在一个国家民族内部，尽管有比较多的人有某种性格，但不能说成是国民性，因为，按字面讲，国民性就是全体国民都具有的性，这是不可能的，在阶级社会里，即使同一阶级的人也不一定都有一样的思想。（注：李何林：《从“国民性”问题谈〈阿Q正传〉》， 《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7页。）
另一种意见认为，国民性根本就不是中国人的本性，不是天生的遗传性或什么“根性”，而是在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不良习惯、陈规陋习，应叫“国民积习”，它包括两个方面：小农经济养成的不良习惯，如愚昧、守旧、怯懦、盲从、散漫、迟缓、安土重迁、没有时间效率观念；专制主义压迫下形成的不良作风，如讲亲亲、重亲属关系、家长作风等。（注：张岱年、程宜山著：《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7页。）
另外，对于国民性是否有完整的体系以及国民性的主体到底是哪一个阶层等问题，也存在着分歧。鲍昌等认为，国民性是在某一主导阶级制约下的社会心理，并非各个阶级心理的融合，它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注：鲍昌：《论鲁迅的“改革国民性”思想》，《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而邵伯周则认为国民性可以指人民大众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觉悟；可以指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以及在其影响下所形成的某种精神状态；也可以指社会各阶级的人共有的心理素质、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注：邵伯周：《讨论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见解》，《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149页。）
二 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起点与分期
在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研究兴起的80年代初期，学术界基本上把研究范围锁定在五四时期，重点探讨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国民性改造思想与辛亥革命、戊戌维新运动以及洋务运动的内在联系，并开始深入探究其思想上的渊源，这就使得研究的起点不断向前延伸，具体分期也日益细致起来，目前，对此问题，学术界有四种观点：
五四时期。80年代初期，一些学者急于把五四运动奉为中国人最后的“觉醒”或“突破”，无视甚至于贬低五四以前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他们仅从五四时期开始，重点考察激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对以前的相关思想基本不加论述。（注：刘再复、林岗：《论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对国民性的反思——兼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辛亥革命时期。陈高原主张以辛亥革命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戊戌以后至辛亥革命以前，是形成阶段，辛亥以后至五四以前，是其初步发展阶段，新文化运动是其高涨时期。（注：陈高原：《论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的社会思潮》，《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而郑师渠则认为，虽然严复、梁启超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提出国民性问题，但其时应者寥寥，只是辛亥以后，才成为社会普遍关注和热烈讨论的问题，所以，国民性改造思潮应形成于辛亥革命以后。（注：郑师渠：《辛亥革命后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戊戌时期。近年来学术界则大都赞同国民性改造思潮始于甲午战后和戊戌维新时期的观点，而以严复、谭嗣同等为其开榛辟路的先驱。它是辛亥革命前夕的一股很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与辛亥革命的发生与结局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在辛亥革命以后还时高时低地持续了几十年，它对近代中国人起过重要的启蒙作用，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注：郑云山：《辛亥前夕的国民性问题探讨》，《近代史研究》 1992年第1期。）
随着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研究的不断深入，最近已有学者把思辨的触角延伸到近代历史的开端，认为在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中就已经蕴含着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最初萌芽。如俞祖华就认为，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平人心之积患”的两大命题，前者是“兵机”，后者是“兵本”，分别与甲午战后日益明确的“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相呼应。“平人心之积患”思想主要涉及到人心为本的道德决定论、人心积患及它的病根、提倡西学与变更传统以祛除人心之患、倡导新的价值观念等。这些问题也是后来的启蒙思想家们所普遍关注的，故应是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先声。（注：俞祖华：《启蒙的发轫——魏源“平人心之积患”思想述评》，《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3期。）
三 国民性改造思潮兴起的背景及思想渊源
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学者们对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兴起、发展的内外因及其思想渊源已经有了比较系统而细致的分析。
持续紧张的民族危机是国民性改造思潮兴起并不断发展的最深层次原因，它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由力主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而逐渐摸索到国民性改造的“救命稻草”，正是民族危机的不断加重，使他们对国民性改造的呼声愈高，要求愈迫切，推动着国民性改造思想在目标模式、改革内容、方式、主体与对象等内容的不断深入；而其中的意见分歧也造成了他们之间的不断分化重组。（注：陈高原：《论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的社会思潮》，《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物质层面现代化的接连失败、无效，则是国民性改造思潮的直接动因。经济、政治制度层面改革的失败，迫使中国的有识之士转换认识国情的视角，从国民本身的弱点来思考中国失败的原因所在，他们终于认识到，单纯的西方科技和制度的引进，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首先造成适合的“土壤”——具备文明健康的心态和近代资本主义素质的国民群体，才有可能顺利推进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稳健发展。（注：梁景和：《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中外人口素质的巨大差异进一步加强了先进知识分子从事国民性改造的决心。特别是对严复、梁启超等有过留洋经历的思想家而言，中西国民素质的差距，直接刺激着他们脆弱的民族自尊心，外国人对客居的中国留学生的屈辱言行，更激发了他们改善中国国民形象、提高国民素质的强烈愿望。（注：郑云山：《辛亥前夕的国民性问题探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国人对交战双方国民的所谓“不屈”和“爱国心”深表钦慕，这也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国民性优劣直接关乎一个民族的存亡，这也推动了国民性改造思潮进一步深入发展。（注：郑师渠：《辛亥革命后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当时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批判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推动了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一些长期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外交官以西方资本主义国民形象为标准，深刻分析、批判了中国人的国民性，如斯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等书，一经出版就引起轰动，其中对中国人麻木不仁、知足常乐、缺乏公共心、保守好古等民族性格的尖锐批评，一方面引起了中国先进思想家的强烈不满，但另一方面又必然迫使他们反躬自警，引以为鉴，引发了他们自己对国民性改造的积极探究。
在思想渊源上，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有两个源头，在表面上，它直接受惠于西方的进化论，社会有机论以及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但在内在理路上，却与藉道理人心治理国家的儒家思想模式一脉相承。
经由严复传播、介绍的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构成了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哲学基础。物竟天择、优胜劣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民族要生存，必须要提高自身的素质，恰如生物有机体的性质、强弱取决于细胞的属性一样，一个民族的强弱取决于社会个体成员基本素质的优劣，这种哲学基础为严复及其以后的维新派、立宪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注：周建超：《梁启超与〈新民说〉》，《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而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中村正直、森有礼等人的相关国民性改造思想更是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梁启超以及大批留日学生均曾直接接受其思想的洗礼。他们一方面以报刊等舆论形式积极传介日本启蒙思想家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另一方面也不断发表中国人自己的有关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诸多论著，为改革或革命制造舆论。
但是，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欲从国民精神面貌的重塑以及个人道德的修养上来寻求解决救亡图存的问题，这却与藉道德人心以治理国家的儒家思想模式一脉相承，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强大惯性。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心力”及道德的修炼，倡导以“修身为本”，以此构建理想的人格模式。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虽然在内容上与古代的整肃“人心风俗”有根本的不同，但在内在理路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的艰难。
四 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内容
就国民性改造的内容而言，一般认为应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而梁景和等主张把风俗习惯、文明程度、知识水平，甚至体貌状态等也纳入其中；（注：梁景和：《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也有人主张应进一步细致划分国民性的结构，认为“就结构而言，它又包括智力结构、伦理结构、审美结构以及整体的国民精神状态。”（注：郭国灿：《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戊戌——五四》，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但在具体论述时，大家一致认为近代国民性改造包括了传统国民性批判和理想的近代国民性构建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一）学术界对近代思想家所批判的国民性弱点（或曰“国民劣根性”、“奴隶性”等）作了不同的归纳概括。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郑师渠认为，近代对国民性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苟且保守的惰性，以及因惰性而生的苟且心和独立理性的缺乏；偏狭自私，一盘散沙，以及固执、妒忌等相关性格；崇尚虚浮及因此而造成的人际关系紧张和虚荣误国；思维方式上的偏颇、公式化、程式化造成了“笼统”观念笼罩一切，窒息了国人的创造精神，使政教风俗毫无生气；体质上孱弱等。（注：郑师渠：《辛亥革命后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梁景时、梁景和则概括为：奴性、麻木、虚伪、为我、嫉妒、空谈、无公德、缺少是非感、无国家思想、无冒险精神、无尚武精神、拖拉迟缓、不果断、不求效率等。他们认为国民性弱点的本质特征是一种社会性的普遍“愚昧”，近代知识分子把愚昧视为其他民族劣根性的根源，对此作了深刻地批判。（注：梁景时、梁景和：《清末思想界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江汉论坛》1991年第3期。）
郑云山把“缺乏国民意识”、“缺乏社会公德、没有合群习惯”、“奴性”、“好古保守”作为近代思想家所揭示的诸多纷繁芜杂的国民性弱点中的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特征。（注：郑云山：《辛亥前夕的国民性问题探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张锡勤把近代思想家揭露的国民性弱点高度概括为“奴隶性”，认为它使中国人普遍丧失了国家思想、群体意识、公德观念，使人无政治热情，无责任感，无义务观念，对国家民族、社会群体、政治和公共事务一概冷漠，形成了一种可怕的消极性；并使人自轻自贱，丧失独立自主的精神。从本质上说，它是长期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人们安分、柔顺、依赖、卑性的顺民性格和安于奴隶地位的奴才意识，是一种扭曲的、畸形的人格（注：张锡勤：《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奴隶性”的批判》，《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6期。）。
陈高原则把这种奴隶性格概括为缺乏权利思想和自由思想，盲从古人，迷信天命，爱随大流等。（注：陈高原：《论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的社会思潮》，《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刘再复、林岗认为这诸多的国民劣根性其实就是一种“主奴根性”。它的具体表现不外是“冷漠”、“自私”和“虚伪”，其本质是一种“已身中心主义”的国民性格，引导着国民的“生存技巧”，使中国的国民普遍缺乏同情心、理解心，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与热情。（注：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 页。）
（二）对造成国民劣根性原因的归纳概括
在归纳了近代思想家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的基础之上，学术界也注意到了他们对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原因的探究，并对此作了详细的研究，简要地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封建专制制度是造成国民劣根性的政治根源和最大罪魁祸首，从严复到鲁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普遍认为，正是封建统治者和封建专制制度扭曲了人们的人格，摧残了人们的精神，扼杀了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造成了严重的依赖性和可怕的消极性等种种国民性弱点。
其次，造成国民劣根性的文化原因则是封建纲常伦理以及旧风俗、旧教育、旧学说。封建礼教是统治者塑造中国人奴性的最重要手段，是强加在人们身上的枷锁；中国封建教育和学术的“文字之弊”、“教注之弊”、“泥古之弊”、“上行下效之弊”等种种弊端，表明它是典型的“奴隶之教育”、“奴性之学说”；而腐朽、落后的旧风习更使民智、民性迂腐闭塞，与近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格格不入。
五四前后，逐渐有人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封建的宗法宗族制度，认为它使人们只有家族观念而无国民观念，造成了政治能力的缺失，是造成国民性弱点的社会组织原因，是中国人缺乏自由、平等、独立等近代理性精神的根源所在。
一般认为，近代国民性批判缺乏对经济基础的关注，并多有断言，这是国民性改造不成功的重要原因，但梁景和通过大量的引文考证，确认辛亥前后，梁启超和部分革命党人对经济制度改造与国民性批判和改造的关系还是比较注意考察的，他们认为落后的封建自然经济是造成国民劣根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注：梁景和：《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而已经奴性化了的国民则是他们进一步奴性化和使后人也奴性化的内在根源，当奴隶性已成为人们普遍的习俗、信条、处世哲学后，它又会潜移默化地产生广泛巨大的影响，“如疫病之播染”，使人们奴隶性日深一日。
（三）对近代国民劣根性批判的评析
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近代思想家对国民性弱点的揭示、鞭挞，是我们民族的第一次自觉而彻底的自我剖析，它在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上，体现了民族的觉醒，在否定民族劣根性的过程中，走上了民族自信、自强和奋进的新征程，就此而言，近代国民性批判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存在明显的绝对化倾向。他们过分渲染、夸大了中国人身上的弱点，忽略了中华民族特别是劳动人民的美德。他们采用形而上学、绝对化的方法，武断而简单化地对中国几乎所有传统国民性一批到底，显然缺乏科学、客观的态度，而在进行中西国民性比较时，无原则地美化西方，对国人则贬抑过甚、“一棒打死”，这导致了新的国民自卑心理，更是与批判者改造国民性的初衷背道而驰，无助于民族自信心的激扬。但是，对于这种做法是否导致了民族虚无主义，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看法。梁景和持肯定的看法，认为近代思想界对国民性批判的动机是积极的，但用这种态度对待自己，只会产生民族自卑感和民族虚无主义，其害无穷。（注：梁景和：《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张锡勤等则认为，“他们在批判奴隶性的过程中，绝大多数人并没有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制造民族自卑，没有把奴隶性说成是中国人先天的劣根性。”（注：张锡勤：《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奴隶性”的批判》，《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6期。）
其次，缺乏必要的阶级分析。在批判奴隶性的表现时没有把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奴才分别对待，由于以超阶级观点看待问题，他们将国民的某些暂时的时代性缺憾，一概归之于国民劣根性，以偏概全，减弱了批判的力度。自然，这也使得他们的结论不免失之含混、笼统。（注：郑师渠：《辛亥革命后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四）对近代构建理想国民性的分析、归纳
破是为了立，批判传统国民性的目的在于构建新的理想的国民性。论者们普遍认同，近代思想家是以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国民的形象为榜样来重塑他们心中的新型国民性的，由于切入的角度不同，学术界对这种新型国民性的归纳、概括是有差异的，大体有以下四种类型：
周建超通过对梁启超《新民说》的个案研究，认为近代思想家建构的是具有新的道德观念、精神面貌和理想人格的近代资本主义新国民形象。具体而言，这种国民性要求树立远大理想，培养顽强毅力；克服惰性，养成积极进取的精神；抛弃重文轻武的陋习，弘扬尚武精神；根除“奴隶性”，培养独立、自由的思想，重建现代伦理价值。（注：周建超：《梁启超与〈新民说〉》，《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郑云山认为近代思想家对新国民性提出的具体要求可以概括为：发扬社会公德、树立义务观念、培养利群风气；增强权利思想，去除奴隶主义；提倡冒险精神，克服保守、苟安的惰性，培养顽强的毅力和勇气，提倡尚武精神，挖掉柔弱恶根；另外，还包括剪辫子、改穿西服、改革婚制等移风易俗的主张。（注：郑云山：《辛亥前夕的国民性问题探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梁景和通过考察近代思想家们对国民新观念的论述，认为他们理想中的新国民形象，必须具有明确的权利、义务、责任观念；自由、平等、独立的时代精神；自尊、自信、自治的人格特质；尚武、进取冒险的行为倾向；爱他、合群、公德心的基本道德观念，以及明确的国家思想。（注：梁景和：《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3页。）
郭国灿则认为，随着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不断纵深发展，新国民性的目标模式是不断变化的，具体而言，19世纪后期至1903年左右，以典型的英国模式为目标；1903年至1919年，即辛亥至五四前期，转而以法美模式为学习对象；此后则转向庶民主义的苏联模式。（注：郭国灿：《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约戊戌——五四》，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
五 近代国民性改造的方式及流派
对近代中国人而言，改造国民性和争取民族独立都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并且两者是互为前提的，任何纯粹的单方面的行动都不可能满足中国发展的要求。这个历史性的二难选择，迫使近代思想界在改造国民性时，于改良和革命两种方式之间犹豫、徘徊，并进而影响到其派别的分化、演变。
严复与康有为所选择的目标模式的分野开近代国民性改造派别区分的先河。康有为虽然一直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是一切改革的前提，但他的国民性改造目标模式却并非真正近代意义上的，他的自由、平等理念更多的还是来自古典人文精神、儒家伦理和佛学，他没有也不可能直接以西方近代人文精神作为理论指导，他自始至终强调的都是传统人性论问题，关注的焦点是人的自我道德完善。而严复却颇得西方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真谛，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才真正是人的近代化转型，他的德、智、力全面发展的理论从根本上超越了儒家的纲常礼教体系，为近代国民性改造明确了方向，但是，在具体的改造方式上，他始终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学术改造和教育更新是他改造国民性的不二法门。（注：郭国灿：《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戊戌——五四》，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为理论指导，梁启超丰富了改造国民性的手段，除了教育之外，他强调并身体力行以报刊启蒙新民；以新小说塑造新民；创立“新史学”新民。总之，他实践了几乎所有的启蒙民众的改良手段，为近代国民性改造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面对日益紧迫的民族危机，梁启超的改良措施显然“远水解不了近渴”，革命派另辟蹊径，力求以革命来改造国民性，他们相信，革命的方式既能涤荡固有的国民劣根性，也能把自由、民主的理性精神植入人的心中。
辛亥革命后的黑暗现实，进一步引发了人们改造国民性的激情，国民性改造成了知识界共同关注的话题。但因立场、阶级及知识背景的差异，他们选择的改造方式依旧迥然相异。郑师渠把他们划分为复性派与改造派。以康有为为首的孔教派以及梁启超、伧父的《东方杂志》派，主张维持以封建纲常名教为基础的传统国民性的质的稳定性，要求恢复所谓“中国固有的国民性”，“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而光大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则主张以科学、民主为手段，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确立近代国民自由、进取、独立的新形象。但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他们内部也因改造方式的分歧发生分化，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手段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胡适仍然坚持其自由主义的改造立场；鲁迅兄弟则以文学形式解剖、批判中国陈旧的魂灵。（注：张宝明：《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
六 对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评价
学术界对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积极历史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首先，它是一种积极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思想表现。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它从国民性格的深层结构来寻求国家积弱的内在原因，探求救国救民的途径，以深刻的民族自省冲击了顽固的民族偏见，标志着近代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质的飞跃。
其次，是追求人的近代化的进步思潮。它从新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中国落后之谜，从更深的层次上为中国近代化运动提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课题，把人的现代化提上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议事日程，与中国资产阶级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时代使命相对应，它是时代的需要和呼唤。
最后，它是以资产阶级的国民精神、国民心理取代封建时代旧国民精神，改造中国人传统行为方式和社会心理结构的思想启蒙运动；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素质，也激发了国民的革命热情，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准备了群众基础。（注：郑云山：《辛亥前夕的国民性问题探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当然，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局限性。概括地讲，首先，它一直未能妥善解决与政治革命之间的关系，思想界对国民性改造与政治革命的对立统一关系始终缺乏完整的理解，总是割裂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表现出重德轻智的倾向，总是把更新民德、完善人格等视为国民性改造的核心，而把开发民智看得无足轻重；最后，缺乏政治、文化和经济的综合改造意识，国民性改造既是长期而艰苦的文化建设，又需要通过政治、经济革命的协助、配合才能取得切实成效，而近代思想家并没有从这三者结合的角度提出一个可行的改造国民性的方案。（注：梁景和：《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3页。）
七 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研究的不足及建议
综上所述，通过几十年的艰苦探索，对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果，在许多问题上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毫无疑问，相对于近代其他社会思潮，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整体研究水平还不高，在概念的梳理、内容的概括、思潮流变过程、改造者自身的思想矛盾等许多重大问题上还缺乏深入细密的研究。
如在对国民性的概念界定上，目前为止，依旧是纷繁芜杂，莫衷一是，无从达于共识。笔者倾向于认为，国民性是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所普遍具有并反复出现的行为方式特征的总和，而内化为个体社会心理的伦理道德规范准则以及指导这种准则的社会价值，则是国民性的深层次决定因素。因此，在国民性内容及结构的归纳概括上，理应划分为行为方式、社会心理和文化三个由浅入深、错落有致的层次。不管是对传统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还是对理想的近代国民品格的架构，都要注意考察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互动关系，关注文化改造对前两者的巨大推动作用。
在国民性的改造方式方面，除了分别考察教育、舆论、文艺等传统改良方式和激进的革命手段之外，也要注意分析这两种方式之间的相互转换；同时，对思想家们的相关经济和家族社会组织的改造思想，也仍然缺少足够的研究。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在国民性改造的目标模式选择、改造方式和改造主体及对象上，都发生着持续而重大的变化，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这个方面的研究还几乎是完全阙如的。
近代在华外国人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描述，相对于中国思想家而言，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更加深刻、系统；而中外国民性改造进程、方式和效果的比较研究，也是必须的，但目前我们还很少看到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实际效果到底如何？为什么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性改造者的充满激情的呐喊无动于衷？这也是急需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笔者认为，作为整体的民族性格，既然我们要考察的是国民的行为及心理特征，那么，适当借助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自然是必须的。总之，我们应该采用多种理论方法，对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开展多视角的研究，以期获致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
【收稿日期】2000—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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