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化社会主义到社会化社会主义——兼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质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0)04-0080-10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且是在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上力图超越资本主义的一种社会形态。因此，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存在与发展，社会主义就会试图在更高的层次上存在与发展。这正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而产生的，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超越和替代，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绝不会死亡。”[1]
社会主义要超越资本主义，进而战胜资本主义，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的崇高夙愿，也是后来社会主义理论的践行者的追求目标。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科学社会主义从诞生至今，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已经走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历程。在这一个半世纪中，社会主义既经历过理论的辉煌，也创造过实践的奇迹。但在与资本主义的持久战中，以苏联为代表的苏东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终究还是归于失败，社会主义跌入有史以来的最低谷。
社会主义跌落低潮，全世界都在总结教训，寻找原因。其中被最频繁提及的原因，一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过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这种所有制过分单一、忽视市场机制的体制，……是同粗放发展相适应的，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缺乏活力，缺乏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动力。……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种体制的积极作用也随之耗尽，成为一种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费的体制。……这就是苏联模式衰败的经济根源”[2](P112)。一是说，“社会主义旧模式实行领导者高度集权，人民实际上不能当家作主，这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原则的。所以社会主义旧模式的失败是必然的”[3](P90)。
上述两种带有普遍性的观点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高度集中的特性。一是从经济体制角度入手，指出苏东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原因，是国家单一所有制基础上经济管理体制的高度集中；一是从政治体制角度入手，指出苏东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原因，是根本违背民主原则的政治管理体制的高度集中。不可否认，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客观反映。问题是，这是不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走向衰败的终极原因呢？或者说，从观念形态上看，社会主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历史曲折，是不是由社会主义的践行者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曲解所造成的呢？
一、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一词是怎样产生的？是谁首先提出来的？它的本意又指什么？一说，“据证，最早是德国神学家、天主教本尼迪克派教士安塞尔姆·德辛于1753年在与人论战时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当时主要的意思是指人的社会性而言”[4]。一说，“社会主义”一词是由第一个社会主义者B·勒鲁最先提出的。勒鲁在1814年提出“社会主义”一词。“勒鲁论述社会主义的第一篇论文，起名为《论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其中，勒鲁反对两个极端：个人主义和纯粹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夸大个人及其在社会中自由的作用，这就导致无政府主义思想，社会性因素和个人所处的某个整体的消逝。同时，勒鲁反对抹煞人、把社会变成某个完整的机构的‘纯粹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下，人只是作为一种功能，而不是作为历史发展的目的本身”[5]。由此观之，不管是谁最先提出“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社会主义最初是具有“社会性”内涵的。勒鲁创造这一个名词的目的，是以它抗击当时社会中盛行的、强调个人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的个人主义。因此，社会主义肯定就具有与个人主义内涵相对立的“社会性”的内涵，它强调合作、整体、集体等要素。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最本源的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对立面，其核心是提倡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生产管理和社会管理。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或个人权利，声称社会是自然法则的产物，否认社会机构人为地增进人类幸福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则注重集体的权益和福利，认为人类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行为能够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主宰自己的命运。换言之，社会主义追求的是公众的有计划的社会变革，摒弃个人的自由放任，独裁专制和极端无政府主义都是它的敌人”[6]。社会主义作为对个人主义的否定力量，表达了一种与个人主义截然相反的政治哲学观点。因此，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是一种价值上的对立，在这里，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代名词。
那么，从本源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无关系呢？回答是肯定的。“社会主义”一词产生于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的西方，而此时的西方正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和工业化创造了无比的财富，但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资本主义也造就了少数富人和大量穷人。在以“自由放任”为准则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政府是绝不插手经济事务的，干预经济无异于妨碍个人的自由发展。因此，生存被看作是纯粹个人的事，它既不需要、也不允许别人干涉。于是，富人的财富是不可侵犯的，穷人的贫穷也同样是不可侵犯的[7](P95)。由经济领域的这种无序竞争而引起的财富高度集中和贫富极大悬殊，自然会使社会主义者痛心疾首。因此，当时的社会主义虽然是直指个人主义的，但这种个人主义是以自由资本主义为背景的，是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所以说，当时的社会主义虽然是个人主义的对立面，但它同时又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反资本主义性只是因为，在19世纪，从逻辑上看，似乎完全可以说，个人主义的核心就是竞争，也就是市场，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就必须是合作和团结。这就使社会主义有了各种可能性，从为了社会利益而对自由放任经济做些许修正，到彻底废除私有的共产主义实验，都可以归之于社会主义”[8]。可见，一旦我们把社会主义置于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面来理解，它就获得了一种社会形态的内涵，即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在制度上超越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形态，获得了其经济和道德上的合理性。“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充分利用的前景构成了社会主义宣称经济上优越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支柱”[9](P7)。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在其原初意义上是指以社会为基础的合作、团结、协作和管理。它不仅在价值层面，而且也在制度层面，揭示了社会主义乃是以社会化为其本质特征的一种新型社会形态。正如波兰学者W·布鲁斯、K·拉斯基所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被认为是纯粹共同的、因而消除了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差别的基础上，预料经济人与社会人将结合在一起，竞争将被分享和合作的精神所取代。”[9](P51)
二、社会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又是怎么看待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呢？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无法给出具体的描述的，当然也是他们所不愿进行凭空设计的。但是，马克思根据他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把握，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包含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推测。概而言之，这些特征主要包括：1.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2.计划生产与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3.阶级消亡基础上的国家职能的社会化；4.人的发展的社会化。
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这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社会最为重要的经济特征。这一特征产生的根据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已经进入以大机器工业为特征的社会化生产阶段，但生产资料与产品仍为私人所占有。于是，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出路，在于实现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化占有，而社会主义就是“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10](P20)。
计划生产与按劳分配，是以生产资料与劳动的社会化为前提的，没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劳动的社会化，就不能派生出计划生产和按劳分配。
阶段消亡基础上的国家职能的社会化，是针对阶级社会中国家职能的阶级性而提出的。“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11](P196)。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当着私有制，当着旧的分工以及在分工基础上的阶级消亡之后，国家的镇压职能也就相应地消亡了，剩下的，也就是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了。从而，政治化的国家职能为社会化的国家职能所取代。
人的发展的社会化，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在社会主义社会，固定分工的消失，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阶级的消亡，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人的各方面能力的提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人的社会化的发展，也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P273)
综合上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给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内涵而展开的，这个中心内涵，就是社会化。无论是对生产资料归属和分配方式变革的判断，还是对国家职能变迁和人的发展前景的展望，无不体现着一个共同的特征——社会化。可以这样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社会化的社会主义。
三、非社会化——苏东社会主义模式衰败的症结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前苏联、东欧为代表（包括改革前的中国）的现实社会主义，走的则是一条与社会化的社会主义大异其趣的社会主义道路——国家化的社会主义之路。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国家化的社会主义，是基于国家职能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无限膨胀，以致于完全遮蔽了与之对应的社会职能的作用这样一个事实。
1.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演变为生产资料的国有制乃至国营制
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公有制，是包含着有条件的个人所有制形式的。这就是，在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公共所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顾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3](P832)在这段话里，关于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马克思至少涉及了四个方面的内容：(1)以土地为代表的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2)以前者为基础，建立个人所有制。(3)因为有以土地为代表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个人所有制就具有了普遍化占有的特征，因而，它绝对不同于传统的私有制，它是对私有制的超越。(4)以土地为代表的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只能表现为国家占有；而以之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因为人人拥有对以土地为代表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具有了社会化占有的内涵。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设想，是将以土地为代表的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以国家占有为表现形式）为基础，建立以社会化为特征的个人所有制。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不等于单一的公有制，更不等于单一的国有制。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为蓝本而展开想象的翅膀的。问题在于，现实社会主义恰恰是在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根本未来得及充分发展的东方封建专制国家实现的。由生活在这样一种滞后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来准确地理解和嫁接原汁原味的社会主义，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结果是众所周知的，马克思设想的以社会化为特征的公共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相结合的所有制形式，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为普遍的单一国有制所取代。这样一种机制，使得国营企业丧失了它的社会经济独立性，而其他形式的所有制的意义被缩小到最低限度。公有制变异为国有制，社会化为国家化所取代。林德布洛姆用“训导制度”、波兰学者W·布鲁斯、K·拉斯基用“命令体制”、中国学者荣敬本等用“压力型体制”概念来概括这一现象，实际上都揭示了同样一个问题，即国家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均成为活动的主体，从而没有为个人或集团的自主活动留下余地。利益主体的国家一元化，使得社会主义远胜于资本主义的预期优越性不能发挥。对这一问题的症结，列宁曾有清醒的认识，他注意到俄国革命后实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性质与马克思所说的并不一致。早在1918年春他就指出：“主要的困难是在经济方面：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最严格的普遍的计算与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14](P154)“…要从国有化和没收过渡到社会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也是不够的。”[14](P307)可惜的是，列宁的这种清醒认识，并未引起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者的注意，终至酿成大错。
2.国家政治职能的日趋强化而非弱化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国家是社会分工、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产物。国家在其演化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完备了两种职能，一种是行使阶级统治的政治职能，另一种是对经济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职能。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国家，都以这两种职能为存在的基础。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及其发展，将铲除政治国家赖以存在的根基。旧的分工没有了，私有制被消灭了，建立在旧的分工与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对立当然就不存在了，政治国家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内在根据。与以阶级统治为本质的旧国家相比，它成为非政治性的“新国家”，并开始从高踞于社会之上，君临于人民之上的庞然大物，向着贴近社会、服务人民的方向转化。而在“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11](P198)。
但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再一次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里，国家的政权职能不但没有弱化的趋势，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集中。国家机器变得更加庞大，以至于吞没了原本存在的、属于社会的领地，人不成其为人，而异变为庞大的国家机器上的一颗小小“螺丝钉”。正如有的学者所深刻指出的：“同马克思、列宁关于国家消亡的预言相反，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获得了巨大的威力。在一定阶段上，由于要实现某些任务，这样做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威胁已经解除以后，使社会国家化而付出的代价就超过了它的益处。包揽过宽的国家政权，它对国家事务的干预压制了社会、各种团体、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自主精神，成了人和集体疏远、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政治上消极和反社会行动的根源，成了官僚主义寄生虫繁衍滋生的理想土壤。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完全自治的趋势，即将管理权转交给公民的趋势，同国家及其机构在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加强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政治领域里的主要矛盾。”[15](P101)
3.政治的国家化而非社会化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心目中，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不仅因为它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还在于在政治生活中，实行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标志的优越的政治制度，即在国家的政治职能日益趋向消亡的同时，通过实行民主和社会自治，使以往的政治的国家化日益为政治的社会化所取代，使原来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人民首次由“群氓”成为社会的主人。“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中的时候，公众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12](P294)。这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科学认识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社会化前景的美好企盼，也是社会主义在政治生活实践中的必然选择。
在传统社会主义诸模式中，政治生活不但未能够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设的正确轨道前行，向着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化方向发展，反而更加走向国家化和集中化。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实践之初，由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人民的文化素质不高，缺乏民主生活的传统，而不能立即全面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话，那么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之后，仍不能在政治生活的社会化方面有所作为，那就是难以理解的了。苏联以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失误，就是未能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导致集中化的政治体制不能适应民主化的国家体制的需要。在解决二者的矛盾的过程中，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使政治生活日趋社会化，而是反之，使政治生活日趋集中化、国家化，结果，使社会主义新国家仍然无法摆脱掉旧国家超越于社会之上的胎记，并因此使社会主义实践付出了惨重代价。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下，当国家因功能膨胀而“飘升”至社会之上时，社会灾难就无以避免地发生了。苏联的“肃反扩大化”、中国的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运动，无一不与失去制约的国家机器永无休止地对社会的吞噬有着根本的关系。苏联社会主义的衰变，以政治生活的国家化为特征的国家化社会主义难辞其咎。俄罗斯哲学博士斯拉温对苏联社会主义剧变的原因曾有全面而深刻的探究：“第一个原因是，社会主义没有能够在经济上取得对资本主义的胜利，即没有能够提供列宁认为是社会主义生命力最重要标准的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第二个原因与第一个原因密切相关，即社会主义没有为劳动人民提供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活水平。第三个，看来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即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这个词所包含的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主义，因为政权与劳动人民异化，并首先向党的官僚们提供利益。最后，坚持社会主义完全和彻底胜利的理论的苏联共产党，仍然是一个教条式的党。它不仅在实践中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且也没有给这些思想带来什么发展。”[5]在上述四条原因中，斯拉温把第三条看作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毫无来由的。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特征，就是国家政权的人民化和社会化，如果（国家）政权高踞于人民之上，异化于人民，即使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又有何意义？
四、社会化——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信息社会的日益临近，全球化时代的迫近，社会化将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和时代的最强音。以计算机网络化为标志的通讯手段的现代化，为社会化提供了现实基础，信息垄断和黑箱操作变得不再可能。与以往的社会化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不同，在全球化时代，政治生活也正向着社会化方向演进。从世界范围看，第三波民主浪潮汹涌澎湃，蔚为壮观；从民族国家范围看，国家权力的有限化与市民社会的扩展趋势，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的走势，都在说明着政治生活社会化的趋向。世界范围的社会化潮流与民族国家内的社会化潮流相互激荡，正在引起世人的极大关注。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正经历着从垄断资本主义向着“全球资本主义”的蜕变。美国的阿里夫·德里克教授认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具体特征主要表现如下：1.新国际分工形成，生产过程的全球化；2.生产的无中心化，新的高新技术的“汉撒联盟”开始出现，指出哪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变得日益困难；3.跨国公司已经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在生产过程非中心化的背后，产权仍高度集中在公司；4.生产的跨国化不仅是全球前所未有的统一的根源，也是全球前所未有的分散化的根源；5.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破天荒地真正成为全球化的抽象，而脱离了其特定的欧洲历史渊源[1]。
在这样一个全新的、以社会化、分散化为特征的历史时代，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到社会文化生活均围绕国家指令进行的社会主义，无疑需要进行自我调整了，否则，社会主义将会落伍于时代，面对飞速变革的现时代，就会无以应对。
从国家化社会主义到社会化社会主义，可以看作是我们从概念上对社会主义进行调整的一种尝试。正如前文所述，社会化的社会主义，既合于社会主义的初意，又合于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本意；同时，它又吻合于时代发展的步伐。因此，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社会化。
提出与国家化社会主义相对应的社会化社会主义，是深受朱厚泽一段大胆话语的启迪的：“20世纪全世界的历史事实证明：靠单一的国有经济，不行。一切交给国家政府去包办，不行。不是天天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吗？社会主义者，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不要迷迷糊糊，被人牵着鼻子走，把国家主义误为社会主义，进而去崇拜那个国家主义。信息时代，经济时代，任何形式的国家主义都更不行了，这是一个全面的、普遍的回归社会时代。回归社会，就是社会的问题主要由社会自身去解决，也就是由各种类型和各个层次的社会群体自己去解决，而不是由国家包办，国家只是从上面给出一个规范，维持一种秩序。这是国家和社会相互之间的一种全新的关系。社会主义的问题应该从这种全新的关系出发重新思考。”[17](P25)
“社会主义者，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既道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又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进行了重新定位。社会化，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价值取向。“社会的全面社会化才是社会主义最概括的整体特征。传统所描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的特征，不过是‘社会化’的具体展开和表现。作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产生的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区别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建立在生产社会化基础上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领域全面社会化的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形态”[18]。社会主义，是靠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文化生活诸领域的社会化来体现的。没有社会生活诸领域的社会化，就没有社会主义。
1.经济生活的社会化
经济生活的社会化，集中体现在以下诸方面：(1)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形式的社会化。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辅之以集体所有制的单一所有制结构形式，为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制、股份制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的社会化所有制结构形式所取代。在这诸种所有制结构形式中，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制的社会化（或社会性）性质无需证明，但要说股份制、个人所有制具有社会化特征，按照人们的传统思维，恐怕难以认同。就股份制而言，人们往往认为它是私有制的一种形式，因为它说到底是股份的私人所有。但不要忘记，在股份制企业中，股份是由成千上万而又不断变化的股民所“共有”，因此它应该属于社会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19](P145)。“在资本主义内部，股份制的出现是对私有制的一种自我否定，而社会主义选择股份制则是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所确定的公有制的较恰当的实现形式”[19](P161)。就个人所有制而言，正如我们在第三部分所涉及的，它是在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公共所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具有社会化占有的特征，因而它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同时，重建个人所有制，意在探讨公有制的新的实现形式，寻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实践中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虽然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铲除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但并未建立起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上的个人所有制，相反，由于混淆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的区别，事实上完全消灭了个人所有制，换言之，消灭了产权。结果，传统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产权处于虚置的无人负责的状态，与这种产权非个人化的高度集中和虚置相应，是劳动者对国家的全面依赖和劳动者个人选择自由在服从国家或整体利益下降到很低的程度。”[20](2)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民主化。计划经济无法实现经济生活社会化的目标。计划经济的前提必须是经济成分的单一国有化。没有国有化，无以计划化。在单一国有化条件下，经济主体是国家。国家集所有者与经营者于一身；而社会成员则是属体，作为国有单位的成员，从属于单位这一“母体”，并通过单位而隶属于国家，成为国家的一分子。经济成分的单一国有，加上社会成员身份上的从属性，使得在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化成为无源之水。在经济的单一国有化被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多样化所取代后，计划经济让位于市场经济，使得社会成员从国家的一分子而跃升为经济主体，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中显示作为经济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
此时，市场经济就成为他们展示自我的天然手段。由于市场化打破的是垄断、保守，打破的是经济运作的神秘性和暗箱操作，因而它为经济的社会化、民主化提供了现实可能。(3)与之相应，在经济发展驱动力上，实现了从单一政府能动到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全员能动的社会化转变。计划经济时代，由于主体单一和产权不明，经济活动的动力只在政府，社会化程度极度低下，大众参与因缺乏利益冲动而多处于受动状态。市场经济时代，随着主体的多样化和产权的明晰化，经济发展由政府单一动力模式向社会全员动力模式转变，大众参与经济由受动向能动转轨，经济发展的政府行为转化为政府与社会的合力行为。
2.政治生活的社会化
政治生活的社会化，既是指政治权力的社会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又含有国家权力有限化的内容。政治生活民主化与国家权力有限化，二者互为条件。国家权力有限化，才会留出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足够空间；政治生活民主化，才能够限制国家权力的无限膨胀。但是，国家权力有限化不等于国家权力弱化，通过民主形式广泛汲取民智的有限政府，同时也会是最得民心因而也最有效率的强力政府。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不能把政府生活的社会化颠倒为社会生活的政治化。政治生活社会化，是人民获得参与政治生活、行使民主权利的广泛权力，从而使人民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体的标志；而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则是指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政治泛化”，整个社会被强行纳入政治上层建筑系统，政治取经济、社会、文化生活而代之，政治上升到目的意义的层次。
3.社会生活的社会化
社会生活的社会化，既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社会生活国家化的拨乱反正，也是使社会主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轨道上去的必然选择。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没有摆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不断侵蚀社会的“领地”，“不是国家进入社会，而是社会为国家所‘浸润’，所同化”[15](P908)。这是不断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结果。社会生活中某一方面的强化，肯定以与之相应的另一方面的弱化为代价，这是社会物理学上的能量守恒定律。国家机器侵蚀社会“领地”，就意味着组成社会的人及其组织的功能的弱化，作为社会生活之主人的人也就被“物化”为国家机器上的一颗钉子。人的主体性没了，人的社会性也就丢了。这正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悲剧！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与自治理论的严重违背。恩格斯认为，只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人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21](P633)。这即是说，只有当人们摆脱了剥削和压迫，并且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结合，进而成为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使人居于社会生活的中心，并创造可能的条件，在社会化过程中，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社会化的社会，才配得上是社会主义的，才是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的，也才是我们所应追求的。
那么，社会主义的社会化与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是这样阐述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6](P373)这一概括，指涉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表达了社会主义对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没有技术基础的保障。另一方面，“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涵盖了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上的本质追求。再一方面，“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追求目标。这三方面，无不体现着社会化追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向着现代意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努力，以使社会主义在生产力方面占据优势地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反映的是社会主义分配关系领域的社会化特征。共同富裕，实则就是整个社会不分阶层和职业的富足盈实（在过程上当然有先后之别），就是物质财富的社会化占有和社会化分配。由此观之，我们所说的社会化的社会主义，在根本上是统一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的。
从“社会主义”一词的始意，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阐释，社会主义无不以社会化为其本质特征。社会主义通过社会化对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进行历史否定。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以国家化社会主义否定社会化社会主义，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思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以更加健康的形象走向21世纪，必须抛弃传统的国家化社会主义模式，走社会化社会主义之路。“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全面社会化，是社会主义走向新生的必由之路。
收稿日期：199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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