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西方大学教育学讲座的开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教育学论文,讲座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60(2003)01-0074-8
一、引言：问题的缘起
《康德论教育学》(Immanuel Kant ǖber 
)于1803年问世，至今已整整200年了。康德在这部著作中以哲学家的睿智阐发了他本人的教育思想和学说，遂在西方教育史上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1776-1787年间，康德在其执教的柯尼斯堡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四次主讲教育学，其讲稿后由弟子林克(F.T.Rink)整理汇编为《康德论教育学》一书出版，这一事实表明康德教育思想的形成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康德多次主讲教育学的11年，正是他写作、出版并再版《纯粹理性批判》的时期，也是他构建其批判哲学体系的重要时期，因而毋庸置疑的是康德的教育思想与其批判哲学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1]其二、康德通过在柯尼斯堡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来阐发自己的教育思想，因而可以说康德的教育思想是他在大学讲坛上教授教育学的过程中形成的，这在西方教育史上尚无先例，正因如此，康德在西方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及其影响这一问题受到了我国学者的普遍关注。早在20世纪30年代，蒋径三就指出：“今日我们所见的康德的教育学，系他在柯尼斯堡大学的讲演稿，经其弟子林克(Rink)纂辑，于1803年出版的”。[2](p.233)雷通群则断言在大学讲坛上形成的“康德的教育学，体裁是极严整，可认为‘教育学’之祖 。”[3](p.247)近20年来，伴随着我国学界西方教育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康德在西方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这一问题再度引起世人瞩目，因为这不仅有助于探明康德教育思想及学说形成的背景及其特征，而且也是西方教育史和教育学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课题。例如，王坤庆根据美国学者巴克纳(E.F.Buchner)提供的资料，记述了康德四次主讲教育学的时间及其所用教材等有关情况；[4](p.100)陈桂生则纠正了“以往的研究者一般认为康德率先在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的误解，申明：“事实是：1774年柯尼斯堡大学根据普鲁士政府的一项专门指令，在德国率先开设教育学讲座，当时规定由哲学教授主讲教育学。该校当时有七位哲学教授，到1776年—1777年冬季学期，才轮到康德主讲”。但他也说：“至于谁首先主讲，尚待查考”。[5](p.59)更为主要的是，我国学界迄今为止对西方教育学讲座率先在德国大学开设的主要原因、柯尼斯堡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的具体背景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尚未开展研讨，因而康德在西方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事实上仍属未解之谜。有鉴于此，本文利用笔者多年留学海外所收集到的重要史料，并主要参考欧美及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近代德国教育改革及大学发展的历史背景，着重考察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的有关情况及其影响，以期为我国西方教育史及教育学史的研究提供若干有益的素材，并藉以促进我国学界对西方近代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及从事教育学研究的探讨。
二、柯尼斯堡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的背景
近代德国在政治上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极为缓慢。相反，德国在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却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6](p.634)15-16世纪，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及荷兰人文主义先驱伊拉斯谟的影响下，德国人文主义者罗伊希林(J.Reuchlin)、塞尔蒂斯(K.Celtis)、冯·胡登(U.Von Hutten)等人抨击罗马天主教会的虚伪和腐败，主张打破其对教育的垄断；继而爆发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标榜“因信称义”的新教思想，宣称人必须接受教育才能获得直接阅读《圣经》所必不可少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对兴办世俗学校、普及义务教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7世纪以后，在英、法启蒙思想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下，德国也先后发生了启蒙运动和狂飚突进运动，先进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揭橥理性主义和自由平等思想、批判封建专制及其神学意识形态的同时，极力提倡民族国家从天主教会的手中夺回教育的主办权，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来创立适应本国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新教育。所有这一切，为德国近代教育思想和学说的产生、发展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德国的高等教育有了显著的发展，大学逐渐成为德国近代教育思想和学说产生、发展的基地和中心。早在14-16世纪，伴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德国出现了海德堡大学、莱比锡大学、巴塞尔大学、柯尼斯堡大学、耶拿大学等一批新型大学，到17世纪末德国大学的声誉虽一度衰落，但后经两次大学改革运动的推动、特别是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建立，德国高等教育又迎来了辉煌的时代。到18世纪末，德国所有大学都按照哈勒和哥廷根两所大学的模式进行了改革，致使政府当局进一步重视大学的管理，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同时，近代哲学和近代科学的精神渗入大学的研究和教学领域，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成为政府认可为大学的基本法权。尤其令人注目的是，与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这些上级学院相比，原属下级学院的哲学院逐渐成为大学改革的活跃的热点和中心，其学术地位得到提高。“学科的范围虽然很早就已声称无所不包，但直到第四个学院即哲学院恰当地发展起来之后，才真正臻于完满，各门学科才受到同等的公平的关心。神学、法学和医学都为实际目标和目的开展研究，尤其前两者往往倾向于仅仅用于教会或国家的目标；但是，哲学院囊括一切旨在确立真理的学科，不管这真理定义为纯形式的还是实在的，也不管它属于方法还是知识。”[7](p.140-141)这时的哲学院担负着大学基础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不仅保留了传统的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等学科，而且讲授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科目，还开始创设文艺学、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方面的新型讲座或课程，这些讲座和课程都深刻地接受了启蒙思想及理性主义的影响，也敏锐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科学和学术的进步。德国著名教育学家鲍尔生(F.Paulsen)说过一句名言：“18世纪德国大学的复兴，主要是由于哲学院从奴役的地位转变为领导的地位”。[8](p.48)在一定程度上，18世纪德国大学的哲学院也成为德国近代教育学诞生的母胎。
柯尼斯堡大学创建于1544年，为新教所办，据有关文献记载，柯尼斯堡大学早在1765-1766学年的冬季学期就曾由林特纳(T.G.Lintner)开设教育学讲座，此后比萨斯基(G.C.Pisanski)也曾于1770-1771学年和1772-1773学年的冬季学期两度开设教育学讲座；而且，根据当时柯尼斯堡大学发布的《讲义要览》记载，博克(F.S.Bock)教授于1769年夏季学期开设的教育学讲座的具体名称为“教师与学问的讲座”(Collegium Paedeutio-Scolasticum)[9](p.299)。不过，这一时期开设的教育学讲座沿习中世纪大学的惯例仍属非正式的私人讲座(Privatim)，并未纳入柯尼斯堡大学教学及课程体系之中，所有出席的学生凡听课以及参加讨论、复习和考试等各个教学环节都必须额外缴费，作为讲座教师的报酬；这种私人讲座有时只有两、三名学生出席[10](p.581)。但到了1774年，随着柯尼斯堡大学教学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由于普鲁士政府强化了大学的管理措施，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教育学讲座开始由非正式的私人讲座变为正式的公开讲座(Publicum)；在这一改革过程中，普鲁士政府教育大臣冯·策特利茨(K.A.Von Zedlitz)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策特利茨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身边的宠臣，1771-1789年间担任教育大臣，思想开明，奖掖学术，他对当时以巴泽多(J.B.Basedow)为代表的泛爱主义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活动深表同情，与康德之间也建立起深厚的私谊。1781年，康德将《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呈献给策特利茨，称赞他不仅由于地位崇高而负有保护学术之责，而且因他心地高雅而与科学为友。[11](p.2)同时，他曾协助腓特烈推进普鲁士国民教育的发展，并为此而倡导在大学中开展有关教育学的学术研究。西方有的学者曾这样来评价策特利茨的政绩：“他所取得的最大成绩就是古典学校的改组和推动大学教育学的研究。”[12](p.307-308)
据记载，策特利茨出任教育大臣后不久即对柯尼斯堡大学的教学质量表示不满，遂以政府的名义下达指令要求大学方面实施教学体制的改革。[13](p.239)为此，1774年柯尼斯堡大学召开了大学评议会的特别会议，经研讨作出以下几点决定：(1)从当年起在哲学院开设名为“理论与实践的讲座”(Collegium Scholastico-Practicum)的教育学讲座；(2)该讲座由哲学院全体正教授轮流担任主讲教授，每位教授一次授课一个学期；(3)该讲座作为正式的公开讲座纳入哲学院的教学及课程体系之中，凡哲学院的在籍学生均可选修，不再额外缴费。[14](p.239)本来在1774年以前，教育学讲座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私人讲座，但1774年后当教育学讲座变为正式的公开讲座后，根据当时大学教学章程规定，教授讲课必须指定教科书；而且，策特利茨本人也很重视教科书的作用，曾通过政府再三责成柯尼斯堡大学的教授严格遵守大学教学章程的规定，于是，在教育学讲座建设的过程中这一原则得到了贯彻。[15](p.38)由于柯尼斯堡大学教育学讲座的开设在制度上得到了保证，这一讲座在哲学院教学及课程体系中的位置进一步被确立下来。至1782年，为了适应学生将来谋求教职或担任家庭教师的需要，哲学院规定教育学讲座每周安排一个学时，不得间断，这样一来教育学讲座事实上已开始担负起师资培养的任务。[16](p.34)从1776年开始，康德以柯尼斯保大学哲学院教授的身份担任教育学讲座的教学工作，遂成为西方大学教育学讲座的创始人之一。
三、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的经纬
1740-1746年间，康德就学于柯尼斯堡大学，毕业后曾做过多年家庭教师。1755年，他通过了柯尼斯堡大学的学位考试后获准以编外私教授的身份在大学授课。他任职后第一学年冬季学期讲授逻辑学、形而上学、数学，第二学年夏季加授自然地理学，当学年冬季又增授伦理学（后改称道德哲学或实践哲学）、哲学大纲和哲学史。[15](p.36-37)由于这些课程原本均为哲学院开设的课程，加之康德的教学效果有口皆碑，这就为他日后晋升为哲学院正教授创造了条件。1766年康德兼任柯尼斯堡大学皇家图书馆副馆长。由于康德在学界声誉鹊起，1769年10月至1770年1月短短的四个月中，埃尔兰根大学和耶拿大学先后聘请他前往担任正教授，但出于对母校的眷恋之情均为他所谢绝。也就在这时，康德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机会。1770年3月柯尼斯堡大学哲学院神学兼数学教授朗汉森(Langhansen)病殁而出现虚席，康德不愿承袭其数学教席，遂上书建议请博克接替数学教席，自己则接替博克的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教席。当时东普鲁士处于普鲁士和俄罗斯双重管辖之下，经俄罗斯政府批准，康德遂受聘为柯尼斯堡大学哲学院正教授。此时，哲学院加上新任教授康德在内共计有八位正教授，分别作为各个讲座的主讲教授而承担各门课程的教学工作。
表1 1770年柯尼斯堡大学哲学院教授表[16](p.82-86)
教授姓名讲座及课程名称
1.博克(1716-1785)
神学
2.威鲁纳(J.F.Werner,1732-1782)
辩证法（辩论术）、历史
3.丘卜凯(G.D.Kypke,1724-1779) 东方文学
4.布克(F.J.Buck,1722-1786) 数学（算术、几何、三角、天文学）
5.康德(1724-1804)
形而上学、逻辑学
6.劳依修(C.D.Reusch,1735-1806)
自然哲学（理论物理学、实验物理学）
7.克罗兹菲尔德(J.G.Kreutzfeld,1745-1784) 诗学（拉丁语诗、神话）
8.克里斯蒂阿尼(K.A.Christiani,1707-1780) 实践哲学（道德、自然法）
1774年，当柯尼斯堡大学决定教育学讲座作为正式的公开讲座开设时，哲学院的八位教授即按上述顺序轮流担任了讲座的主讲教授；而在第一轮授课中，康德定于1776-1777学年冬季学期首次主讲教育学讲座。
表2 1774-1778学年间柯尼斯堡大学教育学讲座授课表[9](p.367-571)
学年学期主讲教授
1774-1775
冬季博克
1775 夏季威鲁纳
1775-1776 冬季丘卜凯
1776
夏季布克
1776-1777 冬季康德
1777
夏季劳依修
1777-1778 冬季克罗兹菲尔德
1778
夏季克里斯蒂阿尼
1778-1779学年冬季学期开始了第二轮授课，由博克教授再度主讲教育学讲座。此后，当某教授去世时便由其后任教授接替主讲教育学讲座，如1779年丘卜凯去世后由克拉(J.B.Kohler)接替授课，1780年克里斯蒂阿尼去世后由克劳沃斯(C.J.Kraus)接替授课；另外，也出现过教育学讲座一个学期暂停授课的情况，因此，康德实际上并非相隔八个学期主讲一次教育学讲座。尽管如此，教育学讲座轮流授课制的基本形式没有发生变化。
早在担任编外私教授期间，康德就已在学界崭露头角，转为正教授后，更是成了蜚声遐迩的名学者、名教授，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社会名流，其中有数学家、天文学家、柏林科学院院士兰伯特(J.H.Lambert)，有日后成为狂飚突进运动领袖人物的赫德尔(J.G.Herder)，也有声名显赫的教育大臣策特利茨。策特利茨在公务之余还慕名前来聆听康德的讲座，并对其学问推崇备至。1778年他在致康德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亲爱的康德教授，我现在在您的讲席下聆听了自然地理学的讲演，至少也须竭尽绵薄，以图感谢。”他还在远离康德的地方阅读康德学生的笔记时发现其中有许多不明了之处，便请求康德送他一份整理就绪的讲稿，阅后表白道：“阅读这位圣哲的原稿，令人不忍释手。”[15](p.73)如前所述，策特利茨十分重视大学讲座教科书的采用，曾于1778年下达了一份政府特别指令。对此，德国著名的康德研究专家卡西尔(E.Cassirer)曾写道：“1778年，以腓特烈大帝为首的王国政府向柯尼斯堡大学教授下达了指令，禁止讲座教学的自由状态，要求采用特定的教科书。政府认为：再坏的教科书总比没有教科书好，教授中学识渊博者在授课时可以对教科书加以修改，但不得将自己的著作用作教科书；而且，大学应对各学科的各门课程逐一加以审定，对讲授课程的每位教师进行定期的考核则尤为重要。”[17](P.22)有趣的是，这份指令中规定唯有康德可以作为例外，当然这主要是由于康德所讲授的自然地理学当时尚无合适的教科书可供采用，但也反映出康德学术地位之高。[15](p.38)然而，康德一贯自律甚严，不愿享受这份特权。他在讲授逻辑学时选用哈勒大学教授迈耶尔(Meier)的《理性学》作为教科书，讲授自然法时以阿亨瓦尔(Achenwell)所著的《自然律》为教科书，讲授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时则大半采用那位以《美学》成名的鲍姆加滕(Baumgarten)的著述为蓝本；至于教育学，他在1776-1777学年冬季讲授时指定以巴泽多的《献给各家庭之父母及民众之父母的教育方法手册》(Methodenbuch für Vüter und Mütter der Familien und 
)为教科书，1780年夏季讲授时改用博克的《耶稣教徒的父母和年轻教师使用的教育艺术教科书》(Lehrbuch derErziehungskunst zum Gebrauch für Christliche Eltern und Künfige Jugendlehrer)为教科书。
不过，康德讲课从不受教科书的拘束。对康德来说“教科书不仅是用来做复述的蓝本，也不仅是用来使材料系统化的依据，而且还是争论的对象。”[18](p.90)康德在备课时习惯于把自己的想法写在教科书的页边、衬页、扉页和所有空白的地方，甚至写在正文的字里行间。在他多年的教学过程中，他使用过的那些教科书上密密麻麻地写下了成千上万条短语。曾听过康德讲授形而上学的埃德曼(B.Erdmann)在听课笔记中写道：“康德采用鲍姆加滕的书，丝毫没有受其拘束。在未作批评之前，他常脱离书本自由发表意见。康德的稿本和自己著作的自用本中，常夹有许多纸片，前后的白页和每页的边沿，甚至于各行间的空白处，惯有许多蝇头小字、缩写字（但是很清楚）的笔记。”[15](P.39)康德在用作逻辑学教科书的迈耶尔所著《理性学》一书中写下的札记，后来几乎全部成了康德全集第16卷的内容。《康德论教育学》也是在类似的教科书、讲稿的基础上汇编纂辑而成的。
康德平时常对人说：他不是教哲学，而是教人们“哲学地思考”。[18](p.90)这一教学原则，集中反映了康德的教学思想，也充分体现在他的教学方法之中。他的教学方法是启发式的、研究性的，而不是一言堂的、灌输性的，他常引用生动而又说明问题的材料，穿插一些机智的妙语和风趣的笑话来解释那些难懂的内容。同时，康德不赞成学生不动脑筋地做课堂笔记，他常对学生说：“你们学生中能否明了我所说的，并不是逐字逐句能够抄录，便算完事，而在于他摘抄重要的部分，可供课后思考。至于有些人抄写得很多，可是并不能正确辨别哪些是重要或不重要的。本来可以懂的东西，经他们手抄，反变为诘屈难懂的一大堆废物了。”[15](p.78)康德还十分注意学生对自己讲课的反应，通常总是在最靠近自己的听众中选择一个对象，从他的表情来判断自己讲课的效果。曾听过康德讲课的雅赫曼(R.B.Jachmann)证实道：“他那灵活机智的谈吐，具有明白易懂、富于表现力和思想深刻的特点。这有如晴天的闪电，他用这些闪闪发光的东西来点缀自己的言谈和讲课。他善于运用通俗的方式来表达深邃的思想，使自己那些紧张而疲倦的听众从思辨的云端回到熟悉已久的大地。”[18](p.90)晚年的赫德尔虽不赞同康德的哲学，但仍怀着崇敬的心情回忆起早年听康德讲课时的情景：“我常常怀着感激而兴奋的心情回忆起我年轻时候同一位大哲的相处，他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真正充满人性的老师……他非常善于运用诙谐、警句和幽默，而在人们哄堂大笑时他则能保持严肃。他讲的课有如愉快的谈话，他在谈到某个作者时总是既能设身处地而又能进一步发挥他的思想。在我每天都听他的课的那3年当中，我一次也没有发现他有些许的骄傲情绪。”[18](P.58)由于康德讲课具有独特的魅力，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教育学讲座听课学生人数逐年增加。据有关资料统计，1776-1777学年冬季学期听课学生人数为30名，1780年夏季学期为60名，1783-1784学年冬季学期为70名。[14](p.337)
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在开设教育学讲座的同一时期还讲授人类学课程；而且，从当时的教学课程表来看，两门课程曾被安排在同一天。
表3 1786-1787学年冬季学期柯尼斯堡大学哲学院教学课程表[9](P.530)
《康德论教育学》与他的《实用人类学》两部著作在思想上的内在联系早已成为学者关注的课题。美国学者福培特(K.Vopt)认为，康德的教育学说一部分即从他对人类学的兴趣出发，阐述他对人性的尊重和对人的发展的看法[2](p.234)。曾参加康德全集编纂的德国学者威斯科普夫(T.Weisskopf)通过对两书的文本研究，揭示了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19]从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开设讲座的情况来看，两门课程在备课和授课时相互参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就为进一步阐明康德教育学说的理论根源及思想特征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康德教育学讲座与巴泽多泛爱教育实践活动
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执教近50年，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大学讲坛上度过的，但康德并不是一个毫不关心大学以外的社会及周围生活的学究，他在开设教育学讲座的同时对巴泽多泛爱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活动深表同情和支持，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在卢梭的启蒙思想及教育理论的启发下，巴泽多主张对人和自然都应具有一种泛爱的精神，青少年应通过与自然的直接接触来认识世界。他所制定的儿童教育的计划提倡青少年通过游戏和体育锻炼加强体魄和达到健康，他们大部分时间应在户外受到教育，而不是呆在沉闷的教室里；至于培养道德规范和学习语言技能，也应通过日常实践，并且严禁体罚。为了实现上述教育理想及计划，巴泽多于1774年在德绍地区创办了一个“慈善”教育机构——泛爱学园，采取种种新的教育措施及方法来培养青少年具有全面的知识和勇敢的精神，使之成为有用之才。鲍尔生曾把巴泽多的泛爱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活动的精神本质概括为：“推行一种切合实际生活的、适合人性的、符合时代精神的教育。”[20](p.91)众所周知，康德的教育学说也深受卢梭的影响，对卢梭教育思想所产生的共鸣使康德在第一次开设教育学讲座时就指定巴泽多的著作为教科书；不仅如此，康德还采取种种方法热心支持巴泽多所领导的教育改革活动，并把它们作为在德国实践卢梭教育思想的成果反映到自己的教育学讲座中来。
就在康德第一次讲授教育学的1776年，他的一位名叫莫瑟比的朋友对泛爱学园开展的新式教育很有好感便想把自己未满6岁的儿子送去就读，康德受其所托写信给泛爱学园校长沃尔克(Wolke)。信中写道：迄今为止的教育“素来是很消极的，我相信人按年岁给他(指莫瑟比的儿子——笔者注)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人应当让天性与健全的理性，按照他的年龄自由地发展，并且只须防止引诱天性与情感入于歧途的东西。他是自由成长的，可是并不觉得有什么困难，他并没有一次受过严厉的遭遇，并且略略指引就知道了。”[15](p.82)又说：“泛爱学园的精神在宗教上看来，与莫瑟比的意见很相契合，他希望自然地去体验上帝（随着年龄与理解力逐渐增进），并不只专注于祷告的形式。”[15](p.83)接着，这封信从莫瑟比的儿子谈到泛爱学园的意义，认为百年以来，不问贤愚都想建立合乎自然的、合乎一切平民目的的学校，现在已经诞生了，她代表了一种崭新的教育制度，善良的人们有义务来保护和支持她。信的末尾呼吁所有教师应该切实研究巴泽多的著作和他所编辑的教科书。这封推崇泛爱教育的信以笔名刊登在当年3月26日柯尼斯堡《政学报》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然而，巴泽多领导开展的泛爱教育实践活动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资金的短缺成为泛爱学园必须克服的最大障碍。为此，康德曾参加了募捐活动，但当巴泽多去职后，继任校长卡姆佩(J.H.Campe)又陷入困境之中，于是康德再次在1777年3月27日的柯尼斯堡《政学报》上发表了署名K的文章，号召全社会予以关注和支持。该文首先谴责传统的教育违反自然的原则，妨碍了人的自由发展，并且认为：“试图通过学校的逐步改良来拯救人类是无用的。即使想从这类学校中获得些许好的结果，都必须加以彻底的改造，因为它们在创建之初便陷入了谬误之中；而且，学校中的教师本身也应接受一番新的教育。这不能通过一个缓慢的改良，而必须通过一个猛烈的革命来实现！”[21](p.242)继而文章指出人们从泛爱学园可领略到新教育的曙光，虽然她遭到一班顽固守旧分子的诽谤，但所有教育工作者都应挺身而出保护她。最后文章向当地士绅、教师及父母推荐订阅一本由泛爱学园编辑出版的月刊《教学漫谈》(Pedagogical Conversations)，建议以此方式来援助泛爱学园的新教育事业。[21](p.244-245)
在18世纪德国教育史上，巴泽多的泛爱教育实践活动和康德的教育学讲座堪称双璧，交相辉映。一方面，康德通过上述活动亲身参加了大学以外的教育改革事业；另一方面，康德又把这种改革作为新鲜而宝贵的活材料吸收和运用到自己的教育学讲座之中。康德在讲授教育学时常以泛爱学园作为实例来论证自己的教育观点，他曾向学生讲道：“现在只有在德绍创办的一所实验学校，成为先驱。学校的设施固然存在许多可以指摘的地方，然而这桩事业是值得赞扬的。”[21](p.126)80年代康德在讲授实践哲学时仍未忘情于泛爱学园，他常反复强调：“假如教育能使国民发展其天才、完成其个性，国家对内对外才有真正的力量”。并常用一句话来作结论：“巴泽多的学校就是令人乐观的理想之希望。”[15](p.86)
五、余论：康德教育学讲座的历史影响
综上所述，早在18世纪的德国，受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深远影响，也由于英、法启蒙主义思想、特别是卢梭教育思想的传入，近代教育改革已经萌动，这一方面表现为以腓特烈大帝为首的普鲁士政府颁布《地方学事通则》等教育法规，加强对学校教育的领导和管理；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民间教育改革实践活动的开展，巴泽多泛爱学园的建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有这一切为德国近代教育思想及学说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同时，伴随着德国近代大学的复兴和发展，大学哲学院开始创设各门新兴人文社会科学的讲座，而教育学讲座的开设则又为德国近代教育思想及学说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柯尼斯堡大学在德国率先开设了教育学讲座，采取由哲学院全体教授共同承担的轮流授课制，教育学讲座被纳入哲学院教学与课程设置体系之中，每位教授授课时必须指定教科书，于是教育学讲座在自身建设的过程中渐趋规范化。康德是柯尼斯堡大学哲学院最初开设教育学讲座的八位教授之一，他把卢梭的教育思想和巴泽多的教育实践作为开设教育学讲座的主要思想资源，遂开创了西方大学教育学讲座的先河，其讲稿后经整理出版成为西方教育史和教育学史上的名著。
不过，康德开设教育学讲座并非孤立的现象，此后德国其他大学也开始开设教育学讲座。1779年，在策特利茨支持下，哈勒大学设置了独立的教育学讲座，并聘任巴泽多的弟子特拉普(E.C.Trapp)为该讲座专职教授，有些学者不无夸张地把这一年视为“德国设教育学讲座之始”。[22](p.275)次年，即1780年刊行了他的教育学授课讲义《教育学探究》(Vensach einer 
)。就像康德教育学讲座的讲稿一样，《教育学探究》在框架结构上并不完整、严密，但对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却作了透彻的分析。特拉普认为，教育学必须以实验心理学为基础，并建立在对儿童的观察了解之上；同时，他又强调，在没有一种如同实验物理学一样的实验心理学之前，对于心理学的问题就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去理解。有的学者认为：“在教育学发展史上，真正对教育学理论研究本身发表见解，特拉普当为第一人。后来的赫尔巴特强调教育学的心理学基础、实验教育学者运用实验方法研究教育，其思想来源正是特拉普。”[4](p.89)通过大学教育学讲座来阐发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学说，特拉普堪称康德之后的又一代表人物；在从康德到赫尔巴特的教育学发展过程中，他也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至于柯尼斯堡大学教育学讲座，到1790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年，柯尼斯堡大学决定聘任沃尔德(S.G.Wald)为教育学讲座专职教授，这样实行了15年之久的轮流授课制宣告结束，康德从此不再担任教育学讲座的教学工作。正像哈勒大学设置独立的教育学讲座一样，柯尼斯堡大学教育学讲座的改制，意味着伴随教育学研究在西方大学的逐步开展，教育学讲座像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兴学科的讲座一样开始在西方大学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标志着教育学在西方学界开始被确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809年，当柯尼斯堡大学从哥廷根大学招聘赫尔巴特继承康德的哲学讲座时，赫尔巴特提出以柯尼斯堡大学原有的教育学讲座为基础开设教育学研究班“习明纳尔”(Seminar)并附设实验学校，作为应聘的主要条件。[23]由于后来赫尔巴特的教学科研活动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柯尼斯堡大学以他为中心的教育学教学科研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对19世纪西方教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此可见，从康德开始在柯尼斯堡大学开设正式的公开的教育学讲座时起，后经特拉普、赫尔巴特等人的继承和发展，西方大学逐渐成为近代教育学说和教育理论产生的重要基地和中心，其意义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