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逵问题”：殖民地意识及其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殖民地论文,起源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04)5-0011-08
我是个殖民地的儿子。
——杨逵
一种真正批评的对象应该是发现作者(于不知不觉中)为自身提出了什么问题并发现他 是否解决了。
——保尔·瓦雷里
从文学上说，杨逵似乎没有为我们创造出一个类似《红楼梦》或巴尔扎克、托尔斯泰 那样的丰富的文学世界，但正是他意识到了“殖民地”这样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产 物给人的世界造成的苦难、冲突和分裂。阅读杨逵作品、杨逵关于自己的生平和创作的 回忆和散文，以及关于杨逵的一些介绍、评论和研究文字，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那 就是：杨逵是一个“问题”，是一个事关第三世界的近代历史、社会、文化、文学、政 治乃至经济的“问题”。杨逵出现在文坛和复出文坛的过程，就是这个“问题”被提出 来并在新的现实条件下被重新思考、重新认识的过程。为了理解问题，我们不妨借回顾 “文学杨逵”被解读的过程，来呈现“杨逵问题”及其被人们所意识到的内容。
“文学杨逵”的“非文学”解读
1980年元旦台湾的《联合报》刊出杨逵的一篇短文《文学可以把敌人化为朋友》，这 篇文章非常朴实地表达了杨逵的基本的文学观。文章写道：
文学对于我，不论是今天，去年的今天、十年前的今天，以至于是五十年前的今天， 都没有两样。也许题材和技巧会因时间的改变而有所不同，但它的内容绝不应是无病呻 吟。我觉得：文字的游戏和华丽辞藻的堆砌，都和文学的本质无关，谈文学的意义不应 只在文字的表面寻求。……文学也不应是打擂台，一定要推出一个冠军而把其他的人统 统消灭不可。从古以来，许多有份量的文学作品，它的力量不仅可以团结朋友，同时也 可以把敌人化为朋友。在文学界里发生“秀才遇著兵，有理说不清”的情形只是短暂的 ，只要是好的文学作品，它最后总会获得大多数人的喜爱。一个民族如果想要成为文化 大国的话，它的文学作品就应该把个别的人民连结团结成一个整体。对年轻的一代，我 要说：
小伙子，
大家一起来赛跑，
不为冠军；不为人上人，
老幼相扶持，
一跑跑上去，跑上新乐园。[1](P203-204)
两年后，杨逵在接受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采访时，就提及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正好 说明了他关于文学可以把“敌人”化为“朋友”的理念。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了二二 八事件爆发之后的四月，他和叶陶因人告密被捕，在当时随时都可能被枪毙的情况下， 却遇到善意的法官，竟替他把报纸上的罪证销毁，使他逃过一劫：
当时，有一个法官叫我去问，那张刊登“从速……”文章的《自由日报》赫然摆在桌 上，旁边放了电击的东西，叫我坦白讲。我想报纸既然在上面，注定没命了，勿需再讲 。他怎么问我都不应。最后他说，你想想看，不然就要电，随即离去。这位法官后来去 我家把赖和未发表的原稿，和才出一期的《文化交流》杂志都拿去。法官就从此失踪。 我猜他可能逃去大陆。之后，我被调到台北许多单位，都没有人问及《自由日报》这件 事。这份报纸可能给法官毁了，使我罪名减轻。以后我听人讲，调查局有一个人比较开 明，是我朋友的好朋友，二二八之前就来到台中。二二八时开始抓人，他只抓走私和经 济犯，其他人都不动。有一天，我的朋友带他来看我，我把《送报夫》送给他。过几天 ，另一位朋友请客，我们都被邀。他看到我就跑出来告诉我，《送报夫》一文令他流泪 。又听人说，这个调查局的人与那位失踪的法官有接头，并把我的《送报夫》给失踪的 法官看。[2]
让杨逵逃过了劫难的《送报夫》，“不仅全篇充满了热情，它也可以说是一团火，这 团火会把读者的眼睛与心都烧焦”[3](P8)，正因如此，从问世之日起，它就用同样的 方式感动过那几位把它评为二等奖的日本作家德永直、中条为合子、武田麟太郎、龟井 胜一郎、藤森成吉、窪川稻子等，感动过胡风，感动过那个时代和后来的时代的许多 读者，包括那个不知名的本来可以逮捕杨逵的“失踪”的法官。可以这么说，“文学杨 逵”的形象是从小说《送报夫》开始建立起来的。正如杨逵本人所说，“《送报夫》把 我送上了文坛。此后，我才积极地参与一些文学活动。民国二十三年成立的‘台湾文艺 联盟’，后来出版《台湾文艺》月刊，一半中文一半日文，要我负责日文部分的编辑， 我才正式回到台中参加文艺联盟的工作，扩大了我文艺圈的交游，更激发了我积极创作 的欲望。”[4]然而，如果我们回溯一下“杨逵的发现史”，就会很惊讶地发现，对《 送报夫》和对杨逵的几乎所有其他作品之意义的诠释和理解，恰恰都不是在“文学”的 层面上去解读的，而是在“非文学”的层面上发现其深刻的意义的。
为此，我们可以把迄今为止的关于杨逵的“解读”，看作是对杨逵的文学活动和社会 活动之意义的“发现”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十年代中 期围绕着《送报夫》的评奖、评论、翻译和传播展开的。但是，这个阶段的杨逵的解读 活动在当时并未广为人知，这一解读活动的重新“出土”全靠第二个阶段，即七十年代 初。在七十年代以前，杨逵其人其文以及关于他的介绍、评论几乎被彻底“遗忘”了， 正如杨逵在《春光关不住》所描绘的那样，他本人也是被压在“水泥块”底下的“玫瑰 枝条”，然而，那枝条硬是“从小小的缝间抽出来”，绽放出一朵“花苞”来。1953年 ，杨逵还被关在绿岛的时候，曾在监狱的《新生活壁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光复话当 年》，他提到了一个不太被人注意的人物，这就是坂口袊子。那一年，家里人传来一 个消息，说坂口夫妻中的某一位将要领到一个文学奖。这个消息让杨逵重新回到了四十 年代的台湾文坛。他提到了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界的两大派，一派“是以日人西川满为中 心的勤皇派，鼓吹着勤皇主义，为日本军阀的征服与版图的拓展而扬眉吐气，另一派是 我们台湾同志的民族文学派，却不仅是台湾本地人，也有许多日本人支持着我们。‘民 族台湾’里占了好几个台大教授、新闻人，也有官吏。坂口夫妻是小学教员，就是其中 的重要分子。”[5](P192)这篇小文的发表是否为外界所看到，我们无从知晓，但它所 透露的信息却展示了杨逵身上所负载的“历史”的丰富性，也透露了杨逵所服膺的“阶 级分析”的方法，是与他三十年代发表的《送报夫》一脉相承的。十八年后，正是杨逵 这篇短文所提到的坂口袊子在日本的《亚细亚》第六卷第十期(1971)发表《杨逵与叶 陶》，首次用感情丰富的笔触把杨逵夫妻介绍给了日本读者。次年(1972)，日本学者尾 崎秀树在日本《中国》月刊四月号发表文章《台湾出身作家文学的抵抗——谈杨逵》， 该刊五月号又重刊了杨逵《送报夫》。杨逵“出土”了!1935年杨逵是借助日文版的《 送报夫》才为日本文坛、台湾文坛和中国大陆的文坛所瞩目的，时隔三十七年之后，他 再次以《送报夫》绕道日本返回。杨逵的出现，不止意味着一个人的“新生”，而且意 味着一段历史的重现，这是一段文学史，也是一段社会运动史，一段政治史，一段民众 史，一段杨逵立志于用他自己的笔来书写的历史。
关于日据时代台湾文学史的叙述，早在四十年代就从黄得时那里开始了。黄得时的文 学史撰述活动在五、六十年代也没有停止，但影响甚微。而杨逵这一“活的历史传统” 在日本的重新出土，不仅兴起了人们研究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的浪潮，而且很快就与反现 代派的浪潮(“现代诗”论战)碰撞到一起，并构成了七十年代中期“乡土文学论战”的 非常重要的资源，无异于掀起了新一波殖民地台湾文学研究的浪潮，这波浪潮不再只局 限于学院内部，而且通过现代文学媒体的传播，造成强烈的社会反响。1973年，唐文标 连续发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龙族评论专号)、《诗的没落》(《文季》第一 期)、《僵毙的现代诗》(《中外文学》二卷三期)，掀起“唐文标事件”。就在这影响 深远的“现代诗”论战方兴未艾之际，11月15日出版的《文季》第二期发表了杨逵小说 《模范村》的中译。12月，林载爵的长篇论文《台湾文学的两种精神——杨逵与钟理和 之比较》发表于台大《中外文学》十二月号。这是七十年代杨逵评论和研究中最厚重的 一篇。林载爵首先回顾了以1920年7月《台湾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的日据时期的新文 化·新文学发展概况，接着介绍评述了杨逵的生平和创作。他讨论的作品包括《送报夫 》、《模范村》、《鹅妈妈出嫁》、《无医村》、《萌芽》、《春光关不住》等。林载 爵认为，“从这几篇小说来看，杨逵均将小说的背景落实于当时社会的不公、政治的不 义上面，作为一个作家，又是日据时代下的社会改革者，杨逵的这种表现是可以了解的 ，当时的社会结构仍然建筑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而农业经济受到土地封建性的影响， 农民不能保障自己的权利，同时小农占大多数，农民生活益显穷乏，日本占领台湾后， 制糖会社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财阀资本家强夺土地，占全耕地之一成半，农民因此失去耕 作机会，贫穷只能够做制糖会社或日本人农场的佣工：糖业的经济利益，百分之九十以 上属于日本财阀，香蕉之消费市场被日本青果商人所垄断(见叶荣钟：《台湾民族运动 史》)，如此在帝国主义的财阀资本家剥削下的农民，可说是台湾人中最困苦的一群。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杨逵，当然是要将帝国主义的横霸、社会的不公笔之于书了。 《送报夫》的动人故事，就是在日本财阀侵占土地的不幸事件中展开的……”。林载爵 的评论最有意义的有两点：一是注意到了杨逵小说中那些“坚决的、刚毅的、具有理想 ”的知识分子形象，并把这些形象与吴浊流笔下“彷徨、无定着、苍白的”知识分子形 象做了对比。“在台湾文学史上我们很少能看到像杨逵这样，将知识分子置于如此重要 的地位，我们能够推测，在杨逵看来，知识分子的觉醒就是社会光明的希望，知识分子 的力量就是社会改革的动力，知识分子坚定的信念、威武不屈的抗议精神，正是使社会 合理化、公平化的精神支柱，征诸台湾历史，尽管台湾知识分子的抗议行动，最后仍将 被日本帝国主义的警察力量所压制，但在台湾的文化启蒙运动上，社会、政治的改革上 ，确有其光荣的成绩，杨逵替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做了最好的见证。”[6](P94)；二是 把杨逵与钟理和做比较之后，提出了台湾文学的两种“精神”，杨逵代表了“抗议”的 精神，钟理和代表了“隐忍”的精神。
林载爵没有花太多的篇幅去分析杨逵小说的“艺术”风格，但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存 在的。在文章末尾，他指出：“过去批评到台湾文学时，几乎均以文字上的拙劣技巧来 显示台湾文学的幼稚，这种批评是不智的，不能同情日据时代下台湾的客观环境，复不 能了解像赖和、杨逵、吴浊流、张深切、钟理和等作家在苦难中的不屈意志及孜孜不倦 的努力，抽绎了台湾文学中所透现出来的精神，而只注意于文字、形式的技巧，岂非只 见秋毫，不见舆薪。”[6](P108-109)
关于杨逵作品的评论，的确有一种几乎是共同的现象，那就是对于杨逵小说的“文学 性”或“艺术性”的评价一直不是作家、评论家们关心的问题。根据尾崎秀树的介绍， 最早授予《送报夫》二等奖的日本评审委员们，几乎都有类似的看法。如德永直就认为 这部小说的艺术技巧不是很高，他甚至认为这篇作品还不够成熟，但它却具有其他方面 的吸引力：“这篇小说决不是巧手。宁可以说还不成为小说。虽这么说，它却很有吸引 力。在这里可以闻到米国资本主义征服红人当时的血腥气味。”左翼的德永直欣赏小说 所反映的“殖民地”的“血腥气味”。中条百合子虽然看法比较宽容，但也委婉暗示了 它在艺术上的缺陷：“需要更高的艺术化、这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但以作者的能力，现 在似乎不可能。优点是有的。凭这些，我想它有十分吸引读者之心的力量。”武田麟太 郎则说：“总而言之，主观是幼稚的，但正因此，其朴实的脸貌更显得突出。它没有其 他应募作品所看到的叫人反感的造作。打动人心的力量也大。”龟井胜一郎表示，“我 认为《送报夫》很好。没有虚假的造作，而显露着不得不写的真情直逼人心。我所看过 的十四篇中，它是顶好的。文章的不顺畅与结构的不够成熟也许是有的，但就这篇作品 而论，它无需改写，这未完成之美更是值得欣赏的。”另外一个评委藤森成吉说：“不 能忽视的事实与表达了它的情意是优点，形象化的不足是缺点。要是对工农的作品放宽 尺度，对于殖民地的这些更应该宽大。”最后一个评委窪川稻子说：“做为一篇小说 ，它难说是完整的，但作者的真情硬逼读者的心。送报的生活与乡里的故事吸引着我的 心。最后一段感情似有几分低调。”
1973年，当《文季》重刊《模范村》时，竟也对杨逵小说的“艺术性”问题有所保留 ，该刊“编者按”说：“本文的作者杨逵先生是台湾早期文坛上颇负盛名的作家，他的 这篇小说《模范村》在处理上或许有许多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或者不能算是他最 成功的作品，也不能做为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的充分代表，但是他所表现的精神与内容， 却直接继承了当时祖国在长期反抗日本侵略所表现的坚毅不屈、沉着勇敢的伟大传统， 这种精神与内容和今天台湾文坛到处充满着颓废、逃避的现象有着显明的差异。因此本 刊乐于刊出这篇小说。一方面希望藉此能使读者对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有所认识，一方 面面也希望能藉此给目前的台湾文坛一些参考。”
三十年代日本文坛对《送报夫》、七十年代台湾文坛对《模范村》的评价，让我也联 想到胡风的评价。胡风翻译《送报夫》时，原有一则“译者序”，该序《世界知识》版 置于文前，《弱小民族小说选》版置于文后，至《山灵》版则被删除。胡风写道：
台湾自一八九五年割让以后，千百万的土人和中国居民，便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 之下。然而那呻吟痛苦的奴隶生活究竟到什么程度?却没有人有深刻地描写过。这一篇 是去年日本《文学评论》征文当选的作品，是台湾底中国人民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了四 十年以后第一次用文艺作品底形式将自己的生活报告给世界的呼声。当然，缺点是有的 ，例如结构底松懈和后半底安逸的感情调子，但那深刻的内容却使人不能不一气读完。 据说台湾底华文报纸曾连载过很长的介绍批评，但因为对于读者的刺激力太大，中途曾 被日本当局禁止登载。爰特译出，以便读者窥知殖民地台湾人民底悲惨。读者在读它时 ，同时还应记著，现在东北四省的中国人民又遇着台湾人民的那种同样的命运了。
从这些类似的评价看，“文学杨逵”的形象好像都是由于其作品所表现的“非文学” 意义而得以牢固地建立起来的。但这一点并非证明，杨逵的作品真的缺乏“艺术性”[7 ]，毋宁说，所有欣赏和介绍杨逵的评论家、作家，更关心的是他们所面临的日益急迫 的时代课题，而杨逵的“殖民地意识”以及对生活于底层的人们的关怀和描写，正好形 象地表现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这一重大课题。杨逵让德永直闻到了“米国资本主义 征服红人当时的血腥气味”，也让已经意识到了“亡国”危险的胡风看到了殖民地生活 的真实景象。对七十年代的台湾文坛来说，重新“出土”的杨逵，不仅是唤起了“历史 ”的记忆，让他们发现了日据时代以来就一直有的一条左翼的、抵抗的、反殖民主义的 传统，而且对当下脱离现实的文学，具有“疗救”的作用。从1973年林载爵的论文开始 ，一直延续到1985年3月杨逵逝世之后，关于杨逵的介绍、评论、研究，不仅成为两岸 学者的共同事业，而且跨越了国界。“杨逵问题”不仅是单纯的“文学问题”，而且是 第三世界的“殖民地/现代性”的共同问题。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杨逵之所以不 断地被评论、解读，乃是由于杨逵用他的文学作品所形象化表现的关于现代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和“殖民地”诸问题，至今仍然在发展着，而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被解决?
个人时间·政治性时间·殖民地意识
“时间”是研究“现代性”问题的非常重要的纬度。我们大致可以把“时间”区分为 三种：首先是属于个人的时间，从生到死，都与每个个体所具体感觉到的时间息息相关 ，正因如此，人才会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感慨。这种生与死的时间，对于 每个个体而言，是最真实的自然时间；其次是属于某一族群的公共时间，包括政治性的 时间和文化性的时间。每个个体的自然时间(其生卒年)，都会被定位在一个“公共时间 ”之内，这个“公共时间”的制定是相对的，每个民族都在其文明发展的条件下制定不 同的历法，比如中国人的夏历，印度人的佛历，欧洲人的公元历法等，我把这称为“文 化性的时间”。此外，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政治性的时间，在中国，这种政治性的时间， 以王朝的更替、君王掌握政权的时间为标志。鲁迅从出生到去世，享年五十六岁，这56 年就是属于鲁迅个人的“自然时间”，这一自然时间被纳入“公共时间”后，有两种不 同的表达方式：文化性的时间表达式是：1881年至1936年(公元历法或西历)或“(光绪) 辛巳年”至“(民国)丙子年”(中国夏历或旧历)；政治性的时间表达式是：“清光绪7 年”至“中华民国25年”。不同的时间表达式，使“个人”的生命感觉同时被赋予了“ 文化”与“政治”的内涵。
在研究“杨逵问题”中的“殖民地意识”时，有三个年头非常重要。其一是1895年， 其二是1915年，其三是1945年。从1895年到1915年，中间相距二十年；这时候的台湾的 “政治时间”经历了“清代光绪”到日本“明治”和“大正”的变化；从1915年到1945 年的三十年间，则经历了从“大正”、“昭和”到“民国”的变化，在这三十年的时间 中，杨逵走过了他最重要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在杨逵的回忆录或关于自己的生平 、创作的回顾性文章中，我们比较少看到他提及“1895”这个时间，但是，1915年这个 时间却经常出现在杨逵的记忆中，1945年台湾光复，这个时间也多次出现在他的记忆中 。这是否仅仅是个人关于“时间”的记忆问题呢?显然不是。
1895年，丘逢甲(1864-1912)三十一岁，连横(1878-1936)十七岁，赖和刚满一岁…… 无论少长，1895年这个年头对他们来说都不只是属于“个人”的时间，而且是“国破家 亡”的时间，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输给日本，使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时间。这个让国 人“屈辱”的时间，把他们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绑在了一起。这个时间，在“中国”历 史上，是一个迫使“古典”与“近代”发生强迫性断裂的时间。但若从“世界性”的“ 资本主义发展史”看来，1895年则似乎是“必然如此”的年头。这一年，英国有一个殖 民主义者谢西尔·罗得斯这样说：
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了充满“面包 ，面包!”的呼声和粗野的发言。回家时，我把看到的情形思考了一番，结果我比以前 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我的神圣的主张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 国四千万居民避免残酷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领土，来安置过 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的出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饱肚 子的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8](P798-799)
在谢西尔·罗得斯这样说的时候，日本已经在这样做了。因此，这不是哪一个个别的 帝国主义者的思想的问题，而是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向世界扩张所必然产 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这一扩 张的趋势有过非常深刻而精辟的分析。在该文第六章“列强分割世界”中，列宁分析了 英国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殖民地问题上从“反对”到“赞成”的变化，从列宁的分 析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开始的“反对”，还是后来的“赞成”，资产阶级都是站在自己 的利益上的。列宁说：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英国自由竞争最兴盛的时期，英国当权的资产阶级政 治家是反对殖民政策的，他们认为殖民地的解放和完全脱离英国，是一件不可避免而且 有益的事情。麦·伯尔在1898年发表的一篇论述“现代英国帝国主义”的文章(《新时 代》杂志1898年第16年卷第1分卷第302页)中指出，在1852年的时候，象迪斯累里这样 一个一般说来是倾向于帝国主义的英国政府要人，尚且说过：“殖民地是吊在我们脖子 上的石磨。”而到十九世纪末，成为英国风云人物的，已经是公开鼓吹帝国主义、最无 耻地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谢西尔·罗得斯和约瑟夫·张伯伦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当权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早在当时就清楚地知道最新帝国主义 的所谓纯粹经济根源和社会政治根源之间的联系了。张伯伦曾经特别指出目前英国在世 界市场上所遇到的德国、美国、比利时方面的那种竞争，而鼓吹帝国主义是“代表真理 的、英明的和经济的政策”。资本家说，挽救的办法是实行垄断，于是他们就创办卡特 尔、辛迪加、托拉斯。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也随声附和地说，挽救的办法是实行垄断， 于是他们就急急忙忙地去夺取世界上尚未瓜分的土地。[8](P798-799)
杨逵就生活在这块已经被亚洲的殖民者日本帝国主义瓜分的土地上。当“1915年”和 “1945年”这两个时间出现在他关于这块土地的记忆里时，就明显带有杨逵所意识到的 “殖民地”的意识。对杨逵来说，1915年是他童年亲身经历的日本的“大正三年”，也 是后来浮现在“记忆”之中的“民国四年”。从1977年7月7日为东方文化书局翻刻《台 湾新文学》所写的“推荐意见”，至逝世后发表的《我的回忆》(1985年3月13日至15日 《中国时报》)，杨逵不断地、反复地在不同的文章里讲到发生于这一年的噍吧哖事件 对于他日后走上文学和社会运动道路的深刻影响。他几乎像祥林嫂谈到自己的儿子被狼 叼走的忧伤往事一样，不惮烦地屡次提到他从门缝里“偷窥”到日军镇压部队拉着大炮 轰隆隆经过家门的情景，又多次提到他所看到的日本人撰写的《台湾匪志》与历史事实 的相悖性，因而立志通过小说写一部不同于殖民者的历史的“庶民史”成为他文学活动 的重要的原动力之一：
在台大历史系教了几十年的书，当要退休在告别演讲时，杨云萍教授说了一句“骗来 骗去”的真心话，值得赞扬。我虽然没有教过书，但对他这句话颇有同感。
值得赞扬的当然不是“骗来骗去”这个事情，而是终能把经过抖出来的勇气。这说明 了他最后这句话的真实性，也就是说“骗来骗去”这句话是实在的，不是骗人的。
历史就是这样，每一个朝代的当权者都会粉饰门面，把罪之过归于对方，把功劳写在 自己脸上，以混淆是非。
我十岁时噍吧哖事件发生，日军炮车轰轰隆经过大目降我家门前，到噍吧哖去轰击 噍吧哖、南庄、南化等几个村庄。那个时候我的大兄杨大松被抓去当军夫，替他们搬 运粮食与弹药，回来后向我们描述了许多惨无人道的虐杀情景，我也从我父母及邻居父 老听到了很多“走蕃仔”(日军进驻时的逃难者)的故事，印象非常深刻。因此，为弄清楚这些事情，我一上中学就到图书馆、古书店去找有关这段历史的文献。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书名却是《台湾匪志》，把我们的新民写成了土匪。
有一个时期，我们经常听人家说：“台湾人受了日本五十年的奴化教育，都变成奴隶 了。”这又是另一种说法。
到底，台湾人民是土匪呢?还是奴隶呢?
希望研究历史的人，从那些被埋没了好久的第一手资料中去挖掘出真实证据，正确描 述日本侵占下五十年历史的真实面貌，让我们接棒人不要再被牵着鼻子走。(注：见东 方文化书局翻刻的《台湾新文学》前言。)
杨逵“偷窥”到了历史真相，这个真相与统治者记载的“历史”出现了巨大的裂缝。 这是“杨逵问题”萌芽阶段，是“殖民地的儿子”亲眼看到自己的母亲被蹂躏、父兄被 屠杀的永难忘记的心史。杨逵在少年时代的读书活动，青年时代东渡日本半工半读，都 是为了解决他为自己提出的这个巨大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作家/艺术家用自己的创作来 对抗强大的异族资本主义殖民体制的方式，是独特的“文学权力”对“政治·经济权力 ”的斗争。在最早发表的作品《自由劳动者的生活剖面》(1927)中(注：《自由劳动者 的生活剖面——怎么办才不会饿死?》(有日、中文两种版本，日文原载东京记者联盟机 关杂志《号外》第二号，一九二七年九月，昭和二年，东京。中文系清水贤一郎、彭小 妍根据《文学台湾》第十三期(一九九五年一月)叶笛之译文校译，黄英哲校订。))，杨 逵就提出了这样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农民勤勉劳动却依旧不得温饱甚至日益贫困?” 、“怎么办才不会饿死?”他用他在日本、台湾参加社会运动(农民组合等)来回答这个 问题，也用他的小说来探讨这个问题：从《送报夫》(1932-34)、《灵签》(1934)、《 死》(1935)到《水牛》(1936)、《模范村》(1936)、《无医村》(1942)、《鹅妈妈出嫁 》(1942)。杨逵不能忘怀的另外一个年头，是台湾光复的1945年。在杨逵本人的回忆文 章中，谈台湾光复前后的文学·社会活动也是非常之多的。台湾光复对杨逵等台湾知识 分子来说，本来应该是消除其“殖民地意识”的重要契机。但随之而来的二二八事变， 却使“杨逵问题”有了深化和发展。徐复观说他是“日治下非常热爱祖国的一位了不起 的作家。但他所热爱的祖国到了他的乡土时，却又和他万分生疏，只好在一个孤岛上和 人间世隔绝了十年的岁月。”(注：徐复观《由一个座谈会记录所引起的一番怀念》，1 975年《大学杂志》第81期，二二八事变后杨逵曾被被捕入狱，释放后继续从事两岸文 化交流的工作，积极投入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运动。1949年因起草《和平宣言》再次被捕 ，判刑十二年。)1949年，杨逵因“和平宣言”事件而被捕入狱，一关就是十二年。196 1年出狱时，他已是五十六岁的“老者”了，用徐复观先生的话说，曾经是“什么主义 者”的杨逵，在经历了一场“炼狱”之后，已被“消毒得干干净净”，成了“人欲尽去 ，天理流行”的“圣人之徒”了[9]。对于这样历尽劫难的作家，徐复观先生有着非常 深情的理解，他指出，“假定把台湾由日治时代奋斗下来的作家，和由大陆来到台湾的 作家，作比较，在气质上，在作品上，便有如杨(逵)先生胼手胝足，辛勤垦殖的一块花 圃，和中央市场里的花摊上的花两相比较一样。”在七十年代关于杨逵的介绍、评论文 字中，徐复观大概是第一个很明确地用杨逵的“花圃”与中央市场里花摊上的花来比喻 日据时代的抵抗作家和大陆来台作家的人。徐复观的文章发表两年后，杨逵自己也用了 类似的比喻来自况，他说：
爱国、爱民，在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敢请功，但爱花——不是北投等舞厅、酒 家的假花——倒是实在的。东海花园已经有十五年的历史；若从创建首阳农园开始学种 花算，至今已经四十年了。这些年，我都用锄头代笔，在大地上写诗，写故事；施用了 臭的大小便与粪土，培养过不少的既美又香的花卉，因而我老早就有一个幻想：如在这 百花齐开的园子里，盖了几栋小山房，让大家有空时到这里来一面学种花，一面学写作 、绘画、雕塑、唱歌、演戏等，把这一块从前是不毛之地的花圃，变成新乐园，那该多 好。(注：1977年10月16日杨逵在青年公园文艺茶花会致词《老园丁的话》，发表于《 新文艺》第261期，1977年12月。参见《杨逵全集》第十四卷第6-7页。)
这个以“老园丁”自况的杨逵，并未因系狱十二年而走上“分离主义”的道路，反而 加深了他的左翼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他说：“我生长在日本的异族统治下，我成人以 后从事的无论是实际行动的文化运动、农民运动或工人运动，以至后来的文学创作，无 不是跟我整个反侵略、反帝国殖民政策、反阶级压迫的根深蒂固的思想有关，直到今天 ，我的文学观依然如此。”[4]
以《压不扁的玫瑰花》在1976年进入中学课文为标志，杨逵成为解读日据时期台湾人 民抗日精神的象征。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杨逵开始进入两岸的文学史。从研究的内容看 ，关于杨逵和杨逵自己的，都在强调其抗日、爱国的民族主义精神，而其真正的左翼的 、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色彩，却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掉了。实际上，杨逵从一开始就 以自己的方式探讨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至今并没有随 着时势的变化、时间的流逝而“过时”，否则反映了这些时代课题的杨逵的作品就会失 去其意义和价值。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今天我们研究杨逵，应该不是为了让杨逵 在博物馆或文学史里找到一个位置，而是重新挖掘杨逵“文学课题”和“思想课题”的 意义。不论是“花圃”，还是各种各样的“花”，还是“园丁”，都应该作为解读“杨 逵问题”的文学、生活和人的象征，也许只有这样，在文学场域里，也才不再出现把杨 逵的生活与艺术、杨逵作品的艺术与精神割裂开来的现象。
2004年1月3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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