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国民教育——驳宁逸的《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国民教育论文,走向论文,社会论文,驳宁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宁逸先生在《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文艺报》2003年10月22日）一文中谈到，随着我们的社会向消费型社会发展，我们的文学也逐渐走向边缘化，成了大众消费市场的休闲品。宁文指出的一些现象在当今社会确实存在，但是，对于宁文提出的文学只剩下休闲娱乐功能的观点，本人期期以为不可。不管当今社会如何消费化，文学的国民教育功能不能丢失，否则我们这个社会便有变成精神荒漠的危险。
也许有人会觉得我这个观点太不合时宜：文学如今已是柜台里待价而沽的商品，时下人们花钱是为了物质需要或精神快乐，有谁还愿意掏腰包去听你板着面孔谆谆教诲？然而我说的国民教育并非那种牧师布道般的训诫，而是潜藏在艺术肌肤下面的熏陶感染，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文学，都不应该忘记自己对国民素质的孳乳之责，都不能放弃对国民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的引领之责。
在这方面我最先想起的是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华兹华斯的诗歌在人们眼中也许是很好的“休闲品”，这位性情温和的湖畔诗人从来没有摆出过训斥人的姿态，他时常徜徉在英格兰湖区的水边花下，用他那不知疲倦的笔一往情深地歌颂着大自然。然而有一件事情他绝对无法妥协，那就是城市化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破坏和精神污染。我们的文学教材曾一度跟着苏联说他反动保守，批评他对工业革命的抵触态度，至今他头上还有一顶“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的桂冠没有摘下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环境保护、绿色革命成为新世纪全球共同的话题，他对青山绿水与平民百姓的讴歌在人们心目中日益响亮，人们越来越理解这位“自然的歌者”对湖光山色的执著，越来越懂得他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眷恋。文学对人类的贡献不像自然科学那么明确具体，但可以没想，倘若没有像华兹华斯这样的先知先觉者在工业化大潮兴起之初勇敢地说出“不”字，提醒人们不要为了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整个人类社会也许要晚很多年才会将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贡献又岂是统计数字所能衡量？从英国回来的人对那儿的优美的乡间景色大加称赞，我敢说要是没有华兹华斯等人痛心疾首的大声疾呼，伦敦“雾都”的帽子不会这么快就摘去，泰晤士河的流水也不会有现在这样清澈。从时间上说华兹华斯正在远去，但我感觉到他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因为当年他忧虑的东西成了现在我们的忧虑，我国当前突出的环保问题使人不得不接受他的观念。环保专家认为，我国有不少地区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发展的，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将会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性后果。他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中国足球队为什么雄风难振？归根结底的一个原因是一些地方的空气质量已经大不如前，由此影响到当地青少年的肺扩量大不如前——跑上几步便气喘吁吁，还谈什么临门一脚？目前中国最著名的环保人士认为，“越来越清楚，搞环保最关键的就是给人洗脑和换脑”，（注：沙林：《重归香格里拉》，《中国青年报》2000年10月11日。）用什么来给人洗脑和换脑呢，我看用华兹华斯、卢梭、梭罗等人的作品比什么都强。思想观念的濡染常常是悄然发生的，又往往是影响终生的，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面的民族，可以为我们提供观念上的借鉴与启迪，他们的文学可以作为磨砺我们思想锋芒的“他山之石”。但是我们不能一味依赖这种舶来品，生态文学之花应当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国土中蓬勃开放，我们的作家在这方面真是“守土有责”。
当前需要文学关怀的还不仅仅是自然环境。人的命运，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命运，在我们这里远非已经穷尽的文学命题。在这方面我想到了雨果。雨果一生政治态度多有反复，但为什么他出殡时巴黎万人空巷，走出了一支19世纪欧洲最大的送葬队伍？这是因为他对劳苦大众一以贯之的同情与爱护。雨果在《悲惨世界》序言中说：“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末，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从雨果写这段话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悲惨世界》中芳汀和珂赛持的命运还在世界上某些地方上演，这部作品始终在激励着人们去为实现社会公正而奋斗。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文学艺术的主潮表观为批判现实主义，这实际上是对金线扭曲的人际关系的一种艺术疗救。雨果、狄更斯、左拉等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倾注了大量的同情，他们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抗议，影响了以后西方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形成。目前我们这儿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如果说一些外国贤哲在计划经济时代与我们距离颇远，那么当前社会的商品经济性质使他们的现实意义突显了出来。我们这里各式各样的总裁、董事长与CEO，如果他们读过《悲惨世界》、《艰难时世》、《萌芽》等文学作品，他们在制定政策时会对员工的生活福利更为关心。狄更斯《艰难时世》中有个工人名叫斯梯芬，尽管他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仍然遭到解雇的命运。后来他去找老板庞得贝讲理，然而在庞得贝心目中，工人只不过是个能够干活的“人手”(hands)，他哪里可能对“人手”的生活给予什么关心。斯蒂芬的辛酸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提醒：搞市场经济时不能忘记人的命运，制造商品不能丢了人品，处理人的问题不能像“处理加法中的数目字或者是机器一般”。我们还要看到，“弱者”之所以成为“弱者”常常不是他们自身的过错，不能以“适者生存”为由罔顾竞争失败者的权利，一个成熟的社会要有能够保护甚至袒护“弱者”的雅量。像这样的思想观念，只有通过文学作品才能非常有力地传达出来。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对“竞争”、“淘汰”等津津乐道，对它们的负面作用则不大关心，有人更露骨地宣扬“胜者通吃”(The Winner takes all)。要是一味强调这些，我们和“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又有什么区别。我们有些媒体在报道中总是将城市的阴暗面归咎于外地民工，对他们在城市建设与服务上的巨大贡献视而不见，更谈不上宣传他们思想与性格中的闪光点。前不久有人提出要在公共汽车上为外地民工单独设座，不知道这位提议者是什么样的天潢贵胄！我们的文学要尊重为社会创造价值提供服务的普通劳动者，要正确“讲述老百姓的普通故事”，要对他们的合理愿望与需求作出饱含同情心的反应。那些热衷于炮制“休闲品”的作家，实际上是放弃了自己维护社会公正的责任。
需要文学关怀的还有当前的社会风气。看到现在某些作品一味媚世悦俗，我又想起了鲁迅。“五四”文学的旗手鲁迅为什么要“别求新声于异邦”（注：鲁迅：《摩罗诗力说》。）， 这是因为他要寻找一种能够疗救民族精神弊病的良药。“异邦”文学范围极广，鲁迅独独看中了那些“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他大力介绍的作家，如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人，“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注：鲁迅：《摩罗诗力说》。）。显而易见，鲁迅是希望通过文学来给国民的灵魂补铁补钙，使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改变“Q型血型”，直起脊梁堂堂正正立于世界之林。鲁迅之所以被誉为“民族魂”，其因盖出于此。鲁迅曾不无伤感地谈到，他这番借鉴域外文学的用意，“生长于民国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我们现在的青年也应当知道先驱者的良苦用心。鲁迅在将近一百年前说的话，今天听起来还是那么振聋发聩：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注：鲁迅：《摩罗诗力说》。）
我完全没有否定时下文学的意思，但我确实认为今天的作家有必要重温鲁迅的教导。文学不是简单的“写字”，创作关乎灵魂而不是“下半身”。鲁迅曾经就“帮闲”发过议论：“帮闲”与“帮忙”只有一步之遥，而且弄不好还会变成“帮凶”——如果事情无伤大雅，插科打诨一番倒是挺逗乐的，但如果不问青红皂白一味帮过去，便有可能沦为不良意识的帮凶。目前我们在车站码头等场所看到的以“文学”面目出现的读物，有许多不能逃脱“帮凶”之嫌。可以说它们是在为拜金纵欲的生活方式鸣锣开道，为坑蒙拐骗等的不良行为亮起绿灯，现在一些地方精神文明素质急剧下降，这类冒牌的文学读物不能辞其咎。文学本来有弘扬正气的功能与责任，可是一些所谓的作家早已忘记了自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还有人似乎是在向读者炫耀自己敢于将灵魂卖给魔鬼。由此我又想起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随着共和国的建立，文学的疗世救民任务成为历史，但它作为精神良药的功能并未失去，五、六十年代翻译的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强调理想道德和精神追求的俄苏文学，在向“老大哥”学习时期被人们当作思想上的导航船。现在人们普遍怀念五、六十年代社会风气的纯洁与人际关系的单纯，可以这样说，俄苏文学的传播对当时风气的形成具有不可磨灭的具献。普希金的达吉雅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拉赫美托夫、托尔斯泰的娜塔莎、高尔基的丹柯、苏联文学中的莱奋生、保尔、卓哑、奥列格、邬丽娅和古丽雅等，感染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王蒙的小说《青春万岁》描述了当时那些热情如火、清纯似水的青年，我的亲友中有人至今还保留着那个时代的深刻印痕。也许大多数过来人已忘记了当时一些流传甚广的苏联小说，如《青年近卫军》、《教育诗》、《古丽雅的道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第四高度》、《永不掉队》、《勇敢》、《金星英雄》和《阳光普照大地》等，尽管现在批评家对其中一些评价并不高，但我自己仍清楚地记得当初阅读它们时的感动，也非常感激它们为我点燃了一盏理想与道德的明灯。
诚然，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是以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为标志的，拨乱反正之后，尤其是在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文学和其他上层建筑的事物一样逐渐退居社会舞台的边缘，把聚光灯下的位置让给了经济建设。文学曾经在国民教育中起过重要作用，今后它仍然有这种作用，但我们不能期盼它还有启蒙和建国时期那种轰动效应。今天大多数读者不是为了聆听严肃的教诲而走向文学，他们迈着轻松的步伐而来，为的是拓宽精神视野，获取审美享受。时代的多样化性质，使得文学的接受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色彩，当然有人仍把文学作为精神上的药品、补品和营养品，但也会有人把它当作化妆品、装饰品之类的休闲用品：在腋下夹一本米兰·昆德拉，在谈话中引一段李渔的《闲情偶寄》，在客厅里放上一套普鲁斯特（哪怕是没有内芯的木壳假书）等等，都是扮酷的手段。有些人的心灵神龛上已经没有了文学艺术的位置，但他们仍有可能顺手抄起一本文学读物，因为每个人都有权用这种方式来休闲。但是，下管是怀着何种目的而来，只要走近了文学，它的教化作用就会或直接或曲折，或明显或隐蔽地发生。因此文学工作者不能放弃自己的国民教育之责，让正确的观念意识从文学渠道渗入人们的心田，具有维护精神生态平衡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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