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经济合作的互补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互补性论文,新疆论文,经济合作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和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越来越广泛地纳入国际经济发展的轨道。和平、合作与发展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在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为发展经济、提高本地区人民的生活质量，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寻求对外合作的机会。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地区也不例外。
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毗邻，同处欧亚板块的中心位置，地质构造相互衔接；同是远离海洋的内陆区域，同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地理条件极为相似；自然资源都很丰富，地质条件较为接近；且都是从游牧民族发展起来的，国民经济结构比较相似，但都不够合理；在科研和科技发展上，都属于起步晚、底子薄，尤其在高科技领域，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严重滞后。但在富有地区特色的农业、牧业、重工业等领域，通过双方几代科技人员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亚五国从原苏联时代就与中国新疆开展过许多合作与交流，双方的合作轨迹基本上可概括为20世纪50年代上升，60年代下降，70年代停滞，80年代恢复，90年代调整、提高，21世纪初全面提升的几个发展阶段，并呈现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多方位合作的新局面。近年来，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中亚五国相继独立，加上特殊的地缘和人文优势，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地区的合作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并且该地区正在形成一个新的令人瞩目的经济区域；但由于种种原因，双方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合作水平一直赶不上双方在政治领域的合作水平，与双方政府的预期有很大差距。因此，我们有必要总结一下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在国民经济方面的互补性合作关系，找出双方进一步开展合作的领域、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 合作现状
（一）合作领域
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从1988年7月起经中苏科技合作常设分委会的确认，正式开展直接的科技合作。之后，双方合作逐渐扩展到国民经济的各领域。目前，双方合作主要涉及种植业、畜牧业、林业、重工业、生物技术、新能源、轻工业、食品工业、地震、医疗、教育等领域。种植业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瓜果、蔬菜等其他农作物的良种繁育、植物保护、荒漠治理、土壤改良、节水灌溉、果蔬栽培等方面的合作；仅1988-1992年间，新疆就与哈萨克斯坦交换小麦种子等3000余份，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国交换棉花种子资源100多份，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时断时续。在畜牧业方面，双方合作主要涉及牲畜良种繁育与改良，畜病防治，草场保护、利用和改良，家禽饲养等方面；从1995年至今，双方开展过多种合作研究与交流，仅新疆畜科院就为中亚国家举办了3次畜牧技术培训班，并多次交换牲畜优良品种及相关资料，目前双方合作还在继续。在林业方面，双方曾对林木的良种繁育、西天山植被及野果林的研究进行过共同研究，但双方合作不够系统。在重工业方面双方合作主要涉及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的勘探、开采和加工等采掘业及原料工业、机械电子工业、电力工业、建材工业等领域。其中项目最大的是由新疆石油管理局负责实施的开采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斯克州的石油资源工程，目前双方合作还在继续；在轻工业方面，新疆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主要包括纺织、制鞋、皮革加工等在内的轻纺工业、家用电器和日用百货等在内的民用品工业等领域。双方近年来开展过在中亚国家建立保温瓶生产厂、小型塑料袋生产厂等小规模的合作，但都没能形成规模与合力，大部分项目都很快夭折；在食品工业方面，双方在磨粉碾米业、榨油业、酿酒业等方面开展过合作，但规模都不大；在地震研究方面，由于都是地震高发区，双方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较高，在地质构造、地震区划、地震预报等方面一直开展定期合作。该领域的合作不仅获得科技同行的注目，也得到了双方政府的肯定；在医疗方面曾经在中医的针灸推拿、中草药治疗疑难杂症、沙疗、民族医药等方面开展过小范围的合作，但都不够系统；在教育领域，双方在互派留学生和教师、基础学科的研究等方面开展过合作，目前还在继续。
（二）合作方式
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在国民经济领域的合作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边境贸易，正规贸易，双方互派政府或企业代表团，互办产品展销会，举办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如乌洽会1992—2001年10届对外贸易进出口成交总额达108.7亿美元，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成交总额达38.2亿美元，其中哈、吉、乌、塔四国被列为成交1000万美元以上国家和地区的前列），开办合资、合作或独资企业，互派专家、技术人员、教师、留学生进行访问等。
双方经济技术合作的水平和规模不断提高，从产品的初级加工逐渐扩展到劳务输出、原料加工、轻工和食品生产、工程承包、专利产品的转让与生产、大型基础设施和生产项目的投产等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形成了多成分、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合作的格局。
所谓多成分是指国营、集体、合资、个体和外商投资一起参与对中亚国家的合作，双方合作最盛时曾出现过“全体人民倒钢材、倒棉花”的盛况。多层次指上至中央、省政府，下至区级、地州级、各厅局级、县乡等企事业单位、商业、贸易、供销、物资、工业、农业、牧业和社团企业一起上的局面。多形式指双方贸易方式有易货贸易、现汇贸易、对销贸易、加工贸易、购物旅游贸易、转口贸易（西进东出或东进西出）、租赁贸易和边民互市贸易等。多渠道有外贸公司自营、委托代理、与外省有经营权的公司联营、外经与外贸公司交叉经营等多种。
（三）合作规模
中亚五国从独立伊始就积极开展与中国新疆多方位的合作，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双方合作占本地对外合作的比重明显提高，其中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近几年一直处于新疆外贸伙伴的前三位。以哈萨克斯坦为例，1992年新疆与其各项合作进出口总额达2.4亿美元，到2000年达11.8亿美元，增长近4倍，年均增长18%以上，远远高于双方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新疆积极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地位，全面开展与中亚五国的全方位合作，从1992年起新疆的边境贸易就从补充地位上升到了主力军地位，之后更是占据了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到2000年，新疆一跃超过陕西省成为西北五省区第一外贸大户，其中与中亚五国的经济和贸易合作在新疆100多个外经外贸合作伙伴中占有50%以上的比例。
新疆与中亚五国的合作互补性变化比较大，从初期的相互提供原材料到人无我有的初级产品，到现在的人有我亦有，但我方质优价更廉的产品。从起初的小规模、低档次合作到后来的大规模、高科技合作，从基础科学领域的合作到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如生物工程等）。双方贸易限制越来越少，经过改革后双方的外贸体制越来越完善，运行机制越来越灵活，可实施操作的合作范围越来越宽；双方的合作风险有所降低，合作气氛有明显改善，合作逐渐趋向于规范的国际通行的合作方式，短期行为、非正常和非正规合作方式已逐渐行不通并开始大量减少。双方更注重合作的时效性，一般的礼节性互访明显减少，而拥有签字权的人员的访问频繁起来，双方所签合同的履约率越来越高，合作成本明显降低。
二 合作潜力
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可以开展互补性合作的领域很多，最重要的是工业类、农牧类、资源类、服务类、生态类、环保类及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
工业类合作主要涉及农机、电工电器、石化通用机械和基础件在内的机械工业和包括计算机软件开发与信息服务、卫星地面接收设备、广播电视设备、热敏元件与传感器在内的电子工业；包括水电、火电、核电、风电和气电在内的电力工业；包括建筑材料、非金属矿和无机非金属新材料在内的建材工业；包括棉纺、毛纺、麻纺、丝织、棉针织、毛针织、印染、化纤等在内的轻纺工业；包括家用电器、日化用品、小五金、小百货、电讯及办公用品等在内的民用品工业；造纸业和塑料工业；包括肠衣业、乳品业、制糖业、烟业、渔业、烟草业等在内的食品工业。上述领域都是双方还未开展大规模合作、在技术设备和价格上都各有优势、极具合作潜力的部门。
农牧类合作主要包括棉花、粮食等对双方都很重要的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品种资源搜集、良种引进与选育、品种与种子审定、良种繁育与推广、大规模机械化集约化种植、机械化植物保护以及节水灌溉、引水工程（如引额入克、人乌工程）和果蔬新品种引进、大面积推广及改进畜群结构、草场改良、家禽集约化大规模生产等方面。
资源类合作主要涉及双方地区发展最重要的支柱型产业能源类、金属类和非金属类矿产的勘探、开采和加工。其中能源类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双方储量都很大的矿产勘探、开采和加工；金属类包括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贵金属的勘探、开采和加工；非金属矿包括化工原料非金属矿、建筑材料非金属矿、特种非金属矿和冶金辅助原料非金属矿等的勘探、开采和加工。由于双方都是资源富集区，这一领域的合作将对双方都有实效，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服务类合作主要指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医药卫生、旅游产业、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合作。其中交通运输包括铁路、公路、航空和管道运输方面的合作。中亚五国与新疆已开展多年，但距双方经贸合作的需求还有很大距离，亟需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合作。邮电通讯主要包括电信业、广播电视等方面的合作。传统的邮政业双方合作了多年，但在像移动通讯、电子邮件、有线电视等电信方面的合作还未展开，双方需要立即开始这一领域的合作。在医药卫生方面，中亚五国可与新疆在民族药、中药、医疗用品的生产与开发及居民卫生防疫与保健等领域开展多方位的合作。在旅游方面，由于有着共同的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以及独具风情的民风民俗，双方可以合作的路线和方式较多。这是一块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藏，极具开发潜力，双方应共同开发这块宝藏。在科教方面，双方可在中亚国家处于世界前沿的基础研究领域的物理、化学、应用数学、地理地质学等方面和新疆较有优势的胚胎移植、良种繁育等应用学科以及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开展共同研究、开发、教学等实质性的合作。
生态类合作主要涉及双方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研究、享誉世界的文物保护与研究、划入世界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保护与研究（如哈纳斯河流域）、世界濒危物种的保护和恢复与研究等（如赛加羚羊）。
环保类合作主要包括对双方影响都很大的核废料、工业废料、取暖废料等在内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干旱、土地沙漠化和盐渍化等的治理与研究。环境污染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存在地域限制，尤其对邻近国家和地区影响较大。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都面临同样的治理难题，双方亟需加强这方面的合作。
高新技术合作主要包括与双方有关的软件开发（如俄语翻译系统）、信息技术、自动化控制、电信服务等方面。
上述领域是基于双方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由于疆界毗邻，在生态和环保方面双方相互影响的地方非常多，也很直接。双方只能与对方开展合作，但由于经费等原因，在上述领域的合作远未展开。
三 主要问题
尽管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在国民经济方面的合作已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高度，但与双方的实力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双方的合作也很不稳定，常因一些外在和内部原因而骤降骤增，这主要是以下问题造成的：
（一）结算方式和场所问题
中亚五国与新疆尽管近年来逐渐开始采取自由结汇、进出口抵押、定期结汇、票据贴现、信用证抵押放款等多种结算方式，一般在可办理外汇业务的银行里进行，但这毕竟是主要针对一般贸易的结算方式。以2000年为例，在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额中一般贸易只占37%。58%属于边境小额贸易，这类总量最大的贸易往往是靠易货或现金结算方式完成的，在双方边境口岸非常缺乏相应的贸易结算机构，这对贸易双方来说，交易和人身安全的风险很大。
（二）基础设施和管理问题
与10年前相比，双方新建立的口岸、仓储等基础设施几乎是从无到有再到飞速发展。如阿拉山口，1991年7月对外开放，年货物吞吐量只有几十万吨，到2000年货物吞吐量增加到437万吨，成为我国第二大陆路口岸，只比具有百年历史的满洲里口岸少79.7万吨。但双方口岸的发展和管理远远跟不上实际需要。2000年5月，阿拉山口口岸过货量激增，由于口岸准轨能力不足和人员缺乏造成了货物积压，通关不畅。
（三）公平竞争问题
通过双方多年合作，从无序到有序，从不规范到逐渐规范，逐步建立起了适合双方的市场规则。但该地区市场的规范程度与国际市场相比，还有很大差别。在我方，同行之间无序竞争、竞相压价、以次充好、违规操作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对方，不公平竞争、不讲究信誉、商品同质不同价等现象十分普遍。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大量假冒伪劣商品倾销中亚五国市场，在当地造成了很坏影响，加上当地居民的亲西方心理，对来自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更愿意认同，这就造成了我国商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在市场上同质而不同价的局面。土耳其等国就利用这种心理将中国产毛皮等商品低价购进，再贴上本国商标高价卖到哈国。
（四）对外政策的连贯性问题
中亚五国政策朝令夕改，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这使外国很多商家都把该地区市场作为风险比较大的市场而不敢介入太深。这一问题也是造成我国商家近几年对中亚五国不愿轻易进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进出境问题
中亚五国对我国人员进出境的限制明显比西方、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等亚洲合作伙伴多。目前，从新疆进出境需要办理的手续和所花的时间远比从我国云南进入越南、缅甸等国多得多，这使商家错过了很多商机。
（六）国际仲裁机制问题
从中亚五国对外开放至今，我国人员到对方国家做生意遭抢、被杀事件时有发生，我方人员按照法律程序上诉有结果的很少，而能够执行的就更少。这也是近几年我国江浙一带商家在中亚国家骤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七）西出问题
我国曾经对开发中亚五国的市场充满了热情和希望，但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后，很多企业都退却了。这主要是我们对对方市场估计过高，对自身投入估计不足。实际上，中亚五国的确是个商机无限、同时又充满风险的地方，投资者既要具备相当的财力，又要具有持久战的能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巨大收益。
（八）东联问题
正如我国学者所指出的：“西北与中亚经济的合作必须依托东部”。由于特殊的人文和地理条件，新疆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我国东南沿海等地，第二亚欧大陆桥的开通为新疆东联西出发展对外经贸合作带来了机遇，但新疆本地出口货源不足，自产出口商品竞争乏力，每年通过新疆出口的商品有70%以上是中国内地产商品，这使新疆的外贸对内贸具有较大的依赖性。
四 对策与建议
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相互渗透和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新疆首先要认识到，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坚持对外经贸合作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于我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制定的一项长期战略，新疆应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解放思想，开拓国际市场，搞活搞大对外经贸合作，尤其是对中亚五国的经贸合作，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现阶段的重任。
（一）制度创新，规范管理
新疆对中亚五国的经贸合作多年来未能有质的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管理不够规范，有令不行和未能根据新形势及时制定出相应的法规制度，使我区的外经外贸管理存在很多漏洞。我们不仅要用足用活国家赋予我们的各项优惠政策，还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制定出符合我区区情的各项优惠政策。在制度上创新，对口岸治理、往来客商、政府工作人员、进出口商品质量、贸易秩序等都制定出相应的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加大管理力度，并广为宣传，增加透明度，为我区对中亚五国的经贸合作营造良好的法制氛围。
（二）优化区域经济的发展条件
我区有着发展区域经济较好的自然资源和区位资源优势，但在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上我区与内地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在社会资源所包括的政局稳定、社会秩序良好、地区城市化水平、消费水平、居民购买力、基础设施水平、计划生育和经济资源所包括的资金、人力、技术等要素中，新疆大部分指标都低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新疆只有努力提高本地社会、经济资源的各项水平，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的工资收入，优化投资环境，多吸引各种人才和高新技术，将我区的区位优势与社会经济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优化我区区域经济发展的条件，利用西部大开发的大好时机将我区经济引入高效快捷的发展轨道。
（三）重视行业信息化建设
在海关全面实施通关作业制度，实现以信息化平台为依托的审单作业、物流监控和职能管理三大系统所构成的新的通关模式，全面加强对进出口活动的实际监管；充分发挥H986工程、电子地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等信息化设备技术的作用，加大对保税货物、减免税货物、免税店经销货物、通关现场等的监管力度。在外贸企业、外贸公司和口岸大力推广电子商务，从规划建设、推广普及、人员培训、商品广告等方面入手，建设和完善进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进出口统计、出口退税、出口收汇、进口付汇核销等应用系统工程，尽快实现有关部门和企业的联网和共享。在信息、中介单位采用互联网、电子报刊媒介，为外经外贸企业提供时效性强、可靠、便捷的商情快报、信息咨询、市场调研报告等服务，使信息先导，企业后行，增强外贸企业决策的可操作性，减少外贸企业由于信息不灵带来的损失。
（四）优化商品进出口结构
新疆要想实现与中亚五国经济贸易合作的快速发展，必须摒弃过去只注重进出口额的做法。当今的国际市场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优质、名牌商品称霸天下的时代，新疆不可能生产出所有门类的优质产品，但新疆具有丰富的原材料和发展高新技术的后发优势，应立足本地，放眼世界，从长远出发，根据自己的资源、资金和人力条件有选择地建立起自己的优势产业，培育出自己的名牌产品；增加工业、农业、畜牧业等传统产业和石油化工、信息技术、生物制剂等高新技术产业产品的后加工能力，从质量、技术、包装、广告等多个方面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使我们的产品不再仅仅是以价格低廉而取胜，而以丰富的商品内涵、具有与外国同类产品同质竞争力而被选中。因此，我们的出口产品应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和强加工能力的方向发展；进口产品应多选择初级原料产品和人有我无的高新技术设备和技术。
（五）使多元化外经与拓宽内贸相结合
由于新疆经济结构不平衡，本地产可供出口的产品非常有限，可供出口的产品额和产品品种与其毗邻8国、拥有中国最多口岸的地位很不相称，这就使新疆在发展对中亚五国的经贸合作时对内经内贸具有较大的依赖性。因此，我们不仅要根据主要对象国市场积极开展商品、投资、加工、服务、对外援助、工程承包等多元化的对外经贸合作，还要注重拓宽内经内贸渠道，使新疆成为中国西部乃至中亚市场最大的国货集散地和技术引进地，国产商品通往欧亚的主渠道，真正发挥中国西部桥头堡的作用。
（六）扩大实际对外开放度
实际对外开放度较大意味着市场准出和准入的限制少，自由度大。就新疆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看，有些外贸限制和保护措施是必需的，但随着中国加入WTO，有些领域的限制必须取消，而且越早放开越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培育。因此，我们应当取消大部分商品的进出口配额限制，随时根据形势降低和调整商品进出口税率；放宽出入境人员的限制，简化出入境手续，使我们的人员像云南、广西等地人员出入境一样方便、快捷；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鼓励新疆的企业到中亚五国开展来料加工、境外投资、境外销售业务；对新疆境内的资源产业和市场，除国家特殊规定外，一律向国内外投资者开放，鼓励国内外投资者以独资、合资、合作、参股、控股等形式参与新疆的大开发建设；允许外商投资兴办金融和商业零售等三资产业。为新疆的外经外贸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和更大空间。
（七）注重培养外贸人才
就开拓国际市场来说，对从业人员的要求较高，从事对外贸易的人员不仅必须会一到两门外语，还应当具备外经、外贸、管理、金融、法律、经济等方面的专门知识，这是外经贸事业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只有具备国际化经营头脑和上述知识才能从容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竞争市场，减少知识贫乏和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失。因此，加强对外贸从业人员的再培训，注重对他们的专业知识、新知识的学习和业务能力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同时，由于外贸工作的特殊性，还要注重对外贸从业人员的国格教育、纪律教育、廉洁教育和思想教育，使之具有外经贸事业所要求的高水平的综合素质。
五 前景预测
（一）历史机遇
1997年，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陕西时就提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开始为西部大开发勾画宏伟蓝图；1999年9月22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及后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到重要位置，正式拉开了西部大开发的序幕。包括新疆、陕西、四川、西藏等占全国土地面积56%的10个省区被确定为西部。“西部开发”的主要目标是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西部大开发，新疆当龙头”，由于毗邻8国，幅员辽阔，资源富集，从中央到专家学者都把新疆视为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龙头”、“发展极”、“发光点”、“重中之重”、“主战场”等。
1979-1997年中国靠增加出口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1%。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得出了必须使中国经济转向出口型的结论。21世纪，中国将着手实施“跨国经济”战略，即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向国外投资、成立跨国公司。新疆特殊的地缘优势使其发展对外经贸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到目前为止，新疆已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合作关系，开放了33个边境县市；建立了36个城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了16个一类口岸和11个二类口岸；新疆将会逐步建成国际商贸中心，成为中国出口型经济的新的主战场之一，这些正是它被称为中国未来“发展极”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助于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实现国际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发展；参加世贸组织将有利于引进外资和扩大跨国经营，有效地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参加世贸组织将有效地消除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受到的歧视性待遇，享受成员国之间的永久性最惠国等待遇。新疆作为我国21世纪的能源基地和中国西部陆路开放的重要门户，将会更充分的享受到加入世贸组织所带来的中长期利益，并在对中亚五国的开放中为国家实施跨国经营战略作出更加有效的贡献。
由当年的“上海五国机制”发展到2001年6月16日新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其成员由原来的哈萨克斯坦、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5个国家，增加到了包括乌兹别克斯坦新成员在内的6个国家。将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的合作范围从边界勘定扩展到了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环保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合作宗旨，并将保证地区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些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放在首位，使之成为世界区域中又一个明确和富有吸引力的重大国际合作组织。
（二）前景预测
据近年的一些研究预测，到2020年，按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中国还将成为世界头号外贸大国，这意味着中国将可能跻身经济发达国家行列，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都将得到极大发展。相应地，新疆经济也会很快地发展，如果能够把新疆建成中亚国际商贸城，20年后，新疆将能够属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中上层。而中亚五国要恢复到苏联时代的经济水平需要8-10年时间，之后其经济才可能进入真正的增长期，真正迈入工业化国家行列。中亚五国的产业结构将会发生重大改变，有些领域，如农牧业等将可能恢复到独立前的水平；工业领域会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工业体系，原有的一些传统工业将会被新的高新技术产业所替代，民用品工业领域将不会留下太多空白，会逐步建立起各类必需的民用品生产体系，大部分民用品将能够达到基本自给的程度。第三产业的比重会有所上升，这标志着中亚五国现代化程度将会明显提高；高比例的受教育人群将为其经济发展增加强有力的后劲，弥补资金与技术的不足。
在对外经济技术与贸易合作方面，未来10-20年内，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的市场将会更加开放，双方的合作会进一步加强，合作层次和水平会逐年提高；可供双方选择的商品会越来越多，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会越来越宽；双方合作会更加务实和灵活，更加注重实效性，并且会更多地延伸到各自辐射地区；双方市场都会更加规范，逐渐与国际接轨。
因此，在21世纪之初，当世界和中国人民的目光都被“西部开发”、中国加入WTO、“上海合作组织”成立这三件大事所吸引，这种千载难逢的双重历史性机遇落到中国新疆的头上时，不仅包含了无限商机，还将对整个中国未来的经济结构和整个经济发展水平产生深远影响。如果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西部像当年日本的北海道那样被完全开发，那么，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的经贸合作前景将极具诱惑力和充满机遇。正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其著作《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中所阐述的那样：“21世纪人类发展的许多方面要由中国来确定。到那时，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会为与中国有良好的关系而引以为荣。哈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战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