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九五”经济发展和货币政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五”是我国本世纪末最后一个五年发展计划，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性五年。“九五”时期，我国的改革与发展任重道远，不仅要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而且要顺利实现原定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的宏伟目标。在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增长质量的前提下，我国经济仍将有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有可能持续到下世纪二三十年代，“九五”作为承前启后的阶段，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我国“九五”经济发展将有哪些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在这种形势下将执行一种什么样的货币政策？以期既能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又能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是当前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九五”经济发展分析
“九五”时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有利条件是：
1.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加快发展更为有利。目前西方经济虽然开始恢复增长，但总体上看，由于市场需求处于基本饱和状态，资本相对过剩。西方资本欲流入经济增长率高、利率高的地区，而亚太地区已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中国经济增长又位居世界前列，且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潜力，使西方资本投资中国的积极性日益高涨，为我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增长主要靠产业升级换代和新技术推动，一些产业结构调整替换下来的技术装备，有些对我国也是适用的，也会引进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在许多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它将加快我国国际贸易的进程，以外贸促发展。
2.国内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潜能还很大。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主要靠沿海地区拉动。目前，广东等地经济增长的势头仍未减弱，沿海地区新的增长点又开始由广东等地转向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腹地，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仍将持续不衰。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家经济政策趋于统一，内地全方位对外开放，中西部地区经济加快发展的巨大潜能正逐步焕发出来。就全国而言，新经济增长点开始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推移。内地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低廉，科技人才相对集中，其经济发展的潜能正逐步发挥，将会持续较长一段时期，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城乡消费需求来看，城市居民的消费开始向住宅、高档消费品等方面发展，农村广大消费市场远未开拓出来，消费市场仍具有广阔的前景。
3.城乡居民高储蓄率为支持经济建设提供了大笔资金。改革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由1978年的210.6亿元增加到1994年的20660亿元，年均递增33.2%。我国居民的高储蓄倾向，不仅有助于抑制消费膨胀，而且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充裕资金。这种势头在“九五”期间仍将持续下去。此外，居民储蓄存款以外的其他个人金融资产，约占30%，也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了经济建设。高储蓄支撑经济的高增长，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特定的有利条件。
4.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日趋成熟。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开拓出一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已经在思想认识上统一到“越是发展市场经济、越要加强宏观调控”的共识上。我国在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上，已经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在宏观调控主体上，中央政府握有利率、税率、汇率、规模控制等完全的宏观经济调控权，以保证全国经济的统一协调发展；同时为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赋予省级地方政府一定的经济调节权力。在宏观调控手段上，愈益重视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不断加强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加强货币政策和财税政策的间接调控，同时不放松采用必要的行政手段。在宏观调控范围上，开始注意对内、外资经济统一起来加以调节。在宏观调控运行上，始终注意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改革与发展，创造了更为良好的外部环境。
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些有利条件的同时，还要看到一些重要因素，如果处理得好，就会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的促进作用；若处理不慎，就有可能对经济发展起严重的制约作用。这些因素有：通货膨胀问题，国有企业问题，农业问题，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等。其中与货币政策关系最大的、能否确保“九五”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是通货膨胀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目前我国正处于高通货膨胀时期：1993年，我国居民生活费用价格上涨14.7%，超过当年GDP增长13.4%的幅度；1994 年生活费用价格又上涨24%，出现了高通胀与高增长并存的局面；1995年以来物价涨幅仍在高位上徘徊。持续二三年的高通货膨胀，使经济发展不稳定的因素在增加。从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看，高通胀对经济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通货膨胀的危害性，坚决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当前乃至“九五”时期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来抓，谨防国民经济发展的好势头因通货膨胀而毁于一旦。
“九五”时期，继续引发通货膨胀的成因仍很复杂，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需要加以考虑：一是继续推进价格改革的影响。目前我国基础部门和基础产业的瓶颈约束，很大程度上还是与价格有关。粮、棉、水、电、交通运输、一些公共服务项目等价格，国家仍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控制，尽管改革以来已经调高过几次，但仍低于其价值。加上其他商品价格基本放开，与这些有控制的商品价格的比价出现“复归”，后来已调高的价格部分又会相对降低，故继续调放这些商品的价格势在必行，只是要在一段时期内逐步稳妥的进行。此外，我国还要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的改革，适当增加个人在这些方面的开支。所有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物价的上涨。二是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对物价的影响。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均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只有少数技术密集型等产品价格，国内价格等于或高于国外价格。随着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不断扩大和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差异，将通过市场机制的传导逐渐融合起来。在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地方，由于国际市场价格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商品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的要求，因而国内产品价格不可避免地要向国际市场靠拢，受国际价值规律的调节。这样，随着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我国价格总水平将会呈现受国际经济一体化影响的上涨趋势。三是外资进入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外商来华投资掀起了一个新高潮。外资的大量进入，对于缓解我国资金紧张，加快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外资进入推动我国物价上涨的情形不容忽视。因为大量外资均投入房地产和固定资产建设，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继续膨胀。据统计，1994年仅外资流入套换近3000亿元人民币，绝大多数投入房地产与固定资产项目，况且每引进1美元外资，约需10元人民币与之配套，才能完成固投项目。这样，1994年仅外资进入连同人民币配套资金，约达5000多亿元人民币，与全年投资规模相当。但外资投入未纳入投资规模计划，从而使我国1994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实际上大大地膨胀，留下许多资金缺口，造成资金全面紧张，并成为我国高通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今后若不将外资进入纳入宏观调控的范围，势必对我国物价产生严重的冲击。四是收入分配关系的影响。我国收入分配关系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国民收入分配持续向个人倾斜，目前这种势头仍在发展。而国民收入中国家所得比重不断下降，导致中央财政赤字增加，仅1995年就要发行国债1500多亿元。今后发债规模还有可能扩大，弄得不好，就有可能不得不向中央银行透支借款，加大通货膨胀压力。此外，泡沫经济和需求压力的影响也不可小觑。泡沫经济与通货膨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性很大，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同时，在“九五”期间怎样控制住总需求的适度增长，进一步协调好我国总供需的平衡，在平衡中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是实施货币政策的一项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二 在稳定币值的基础上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995年3月，八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 明确规定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根据这一目标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必须既坚持从国情出发，又借鉴国际经验，既针对近期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又着眼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九五”期间，我国货币政策的核心问题，是要在稳定币值的基础上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要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就必须把控制通货膨胀任务放在首位。综观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在处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上主要呈现四种状态：（1）高速增长／高通货膨胀；（2）低速增长／高通货膨胀；（3）低速增长／低通货膨胀；（4）高速增长／低通货膨胀。出现第一种状态的国家是少数，比较典型的是巴西、前南斯拉夫，带来的不良后果是深重的。大多数拉美国家，实行信用膨胀和赤字财政政策，使经济长期徘徊在“低速高胀”和“低速低胀”状态，甚至大起大落。大多数亚洲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虽发生过经济波动，但总体上注意控制经济总量的平衡，不断控制通货膨胀，使经济在较长时期内处于“低胀高速”状态。国际经验证明，“高速高胀”的路子走不通，结果都是得不偿失，欲速则不达。实现“高速低胀”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因为高速增长与低通货膨胀是可以兼容并互相促进的，过低的增长速度并不能真正稳定币值从而稳定宏观经济。
针对目前我国正在发生的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都十分明确地指出，经济工作的重点是抑制通货膨胀。但由于目前的高通货膨胀是多年来经济运行各种矛盾累积的结果，不是一下子能根除的，必须进行综合治理，经过二三年或更长一段时期的艰苦努力，才有可能把较高的通货膨胀率降下来。因此，“九五”前期，必须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坚决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力争用二三年时间把过高的物价涨幅逐步降至1位数以内，“九五”后期降 至5%左右。
要把经济“低胀高速”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离不开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关键是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充分发挥资金要素的积极作用，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资本效率。“九五”期间，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主要内容是：货币供应量由适度从紧转向适度增长，抑制通货膨胀，支持有效供给，控制社会总需求过快增长，保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同时，要着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发挥货币资金对实体资金优化配置的调节作用，加快生产与流通中的资金流转和资金增值，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提高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是我国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为此，需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确保独立性。要切实保证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中央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领导，应当充分认识货币政策是事关全局的大政策，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虽是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但又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需要各部门、各地方的支持和配合。二是提高科学性。中央银行要不断提高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必须建立和完善一套严密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加强对国内与国际经济动态的调查研究，定期对宏观经济的总体形势及发展趋势独立地、有权威性地进行分析和判断，使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调整，与经济运行的实际紧密结合。三是增强灵活性。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要以国民经济的总体状况和中央银行的业务活动为出发点，从而需要中央银行具有全局性的战略头脑和灵活性的策略手段，以便把握各种有利时机，有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实现货币政策目标。
三 建立健全商业银行体系
商业银行是能创造货币和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它对于调节社会信用资金供求关系，进而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有着重要影响。中央银行逐步以公开市场操作为主进行宏观调控，必须通过商业银行的传导，才能最终对社会总供求平衡产生影响。因此，“九五”期间要为实施货币政策创造良好的条件，必须加快建立银行体系的改革步伐。
1.要把商业银行体系的建立与推进以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国有企业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九五”改革的重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商业银行应在支持、促进企业改革中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机制和体系。当前，对正在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国有企业，银行要在贷款上予以重点支持；对效益比较差的中小企业，要鼓励优势企业对其兼并，银行对被兼并企业的债务予以免息，并在兼并后继续免2—3年利息；对长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要支持其破产，银行严格审核后用呆帐准备金冲销其债务。对面上一般企业，银行则应通过整顿结算秩序，创新结算工具，治理和规范商业信用，积极帮助解决多年困扰企业的资金拖欠问题。
2.要把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作为建立商业银行体系的关键来抓。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四大专业银行的资产占全国银行资产的95%以上，但目前改革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资产质量不高，不良贷款的包袱越来越重。这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逐步加以解决。要按照“巴塞尔协议”要求，提高银行补充资本金的能力，使四大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 的标准，增强国家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要全面推行票据贴现、担保贷款和抵押贷款，实行审贷职能分离，增强贷款透明度，形成贷款制约机制，杜绝新的不良贷款；对有逾期、呆滞贷款的企业，要重新签订贷款合同，一律实行财产抵押；要逐步将银行呆帐准备金比例提高到贷款总额的1%，赋予银行按章核销的自主权，销掉一部分呆帐贷款。
3.要把增强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作为国有商业银行转变内部经营机制的主要内容。四大银行在解决不良资产包袱的同时，应积极转变内部经营机制。要把提高资金营运效率作为工作的中心环节，把资金的安全性放在首位，确保国有资产和老百姓存款的安全和完整，并要提高资产的流动性，更有效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此前提下，保持适当的盈利水平。
4.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多元化的商业银行体系。1987年以来陆续成立的9家股份制、区域性商业银行，虽然发展迅速， 总资产已达3000多亿元，但在全国银行体系中的比重只有4%。 要进一步支持这些银行发展壮大，并要积极筹建一批新型的商业银行。要通过试点逐步将几千家城市信用社和几万家农村信用社，分期分批地改造为地方商业银行。并要适当引进外国大型商业银行在国内开放城市兴办独资、合资银行。
四 进一步发育和完善金融市场
货币政策的传导系统主要靠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九五”期间要实施好货币政策，就必须加快金融市场的发育和完善。
1.大力发展货币市场。“九五”前期，要在大中城市建立会员制的融资中心，然后打破地区分割和专业银行之间的隔离状态，建立全国统一联网的资金拆借市场。到本世纪末，要借助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手段，初步形成全国性的融资网络和若干区域性中心。要抓紧出台《票据法》，在全国普遍推行商业票据制度的基础上，大量发展票据贴现和再贴现业务，扩大票据承兑贴现市场的规模和范围，减少信用贷款，增加票据抵押或贴现贷款，逐步培育和形成全国性的票据贴现网络和若干区域性承兑贴现中心。要发行和开展短期国债业务，改变国债仅仅是集资的传统观念。要借鉴国际经验，增加一些具备高流动性且面向社会发行的交易品种，不断创造新型交易工具。要进一步规范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交易行为，减弱其投机性，增强投资性，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健康发展。
2.逐步推进利率改革。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反映资金的市场供求关系，无论在货币供需总量的控制上，还是在货币供需结构的调整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市场发育不成熟，价格没有完全理顺，多数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尚未转变，这就决定了我国利率市场化只能是一个渐进过程。“九五”期间利率改革应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在利率水平的决定上要逐步接近现实经济状况。目前的利率水平，特别是贷款利率水平偏低。从名义利率看，1994年我国工商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在13%左右，与一些发达国家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在17%左右相比仍然偏低。再从实际利率看，由于1994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1.7%，这就造成一方面国家银行所有正常渠道的贷款都处于负利率状态，助长了资金需求过旺和资金浪费，并严重影响银行的正常利润；另方面部分基层银行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利用各种手法大搞利息外加价，形成实际上的利率双轨制，加重了企业负担，助长了腐败和不正之风。因此，有必要逐步提高贷款利率，对由于政策性因素难以消化提高利率负担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给予适当贴息。二是利率结构要逐步体现风险与收益成正比例的原则。目前我国银行存贷款利率结构、债券利率结构以及两者之间的结构都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存贷款利率调整不同步，被称为“金边债券”的国库券利率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等。今后应逐步理顺利率结构，实行利率差别化，让国家、企业、个人都树立利率风险意识，合理分担利率风险的损失，更好地发挥利率杠杆的作用。三是利率管理要适当分权。由于利率敏感性强和涉及面广，即使在市场经济相当发达的国家，中央银行也实行了较长时期的利率管制。“九五”期间，我国中央银行对利率的管制不可能取消，但要适当划分管理权限，改进管理方式。中央银行今后主要决定再贴现率和再贷款利率等。至于对企业的贷款利率，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扩大商业银行的浮动权限，直至完全由商业银行自主确定。逐步形成在遵守中央银行确定的基准利率前提下，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可根据当地经济和资金供求的实际情况，随时变动利息率的浮动利率制度。
3.加强和改善对金融市场的管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金融市场主体应逐步多元化，要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其他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个人都可以参与金融市场，平等竞争，互相补充。为此，要健全金融市场的管理法规，按照市场运行机制的内在要求，对市场进入的条件、市场主体的行为方式、市场参数的选择和运用等提供规范性的准则，并对违法行为规定严格的惩处办法，使金融市场的组织运作有序化。要改善对金融市场的管理，逐步以间接手段管理为主，中央银行可利用货币政策工具影响市场交易活动的方向，必要时辅之直接的管理手段，使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五 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
“九五”期间，中央银行要加强与其他宏观经济部门的协调配合，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作用，争取宏观经济调控的最佳效果。
1.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都有松紧两个方面，可以搭配使用。搭配有四种情况：（1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双松；（2）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双紧；（3）松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4）紧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九五”期间， 我国总需求膨胀仍将是主要矛盾，因而第一种搭配基本不能采用。“九五”前期，为了把过高的通货膨胀降下来，有必要适度实行“双紧”搭配。待到通货膨胀降到可承受范围时，比如10%以内，即可以适度使用第三种搭配方式。如果“九五”末期和下世纪初，能把通货膨胀控制在5% 左右，就可以经常交替使用第三种或第四种搭配方式，灵活有效地进行宏观经济调节。
2.货币政策与收入政策的协调配合。为治理通货膨胀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直接紧缩的是投资需求，货币政策要紧缩消费需求，只有通过改变企业行为才起作用。在当前国有企业普遍缺乏自我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实行对工资和重要产品价格进行直接管理的收入政策是必要的，否则就会因货币政策对消费需求作用微弱而达不到抑制通胀的政策目标。当前收入政策的实施重点：一要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加强劳动者物质利益与劳动成果之间联系的前提下，对企业的初次分配，特别是职工工资收入采取适度从紧的调控政策；二要在逐步提高职工工资水平的同时，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这既能改变住房、医疗、养老、失业等福利均由国家统包的状况，又能通过个人交纳保险金特别是养老金，为国家积累一块长期稳定的建设资金；三要加强对粮、棉、油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商品的价格管理。价格调整与改革要掌握好力度和时机，充分考虑大多数职工的承受能力。
3.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九五”期间，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是大力发展农业、能源、交通、通讯和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货币政策应积极协调配合，中央银行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的某类贷款规定最低限额或最高限额。1995年我国中央银行规定贷款总额的10%投向农业发展是一大进步，今后还应逐步提高比重，使农业的基础地位真正得到加强。为了缓解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货币政策还应配合产业政策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从资金上支持中、西部地区发挥能源、水力资源和重要原料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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