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图书馆学历史传统的传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中国论文,传统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167(2006)06-0022-05
早在2000年，由彭斐章教授主持制订的教育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十五”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就指出，“研究图书馆学史不仅仅是要恢复学科史的历史记忆，图书馆学要想充满思想活力，必须回到图书馆学思想史、学术史中寻找资源和营养，磨炼自己的分析武器，而且，许多重大问题也只有在学术史的梳理中才能求得正解”，[1] 这就充分说明了开展图书馆学史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尽管如此，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对图书馆学史的研究却一直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图书馆学史研究相对于图书馆学其他研究领域一直比较薄弱，这与我们这个拥有丰富的图书馆学历史资源的大国很不相称。可喜的是，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呼吁图书馆学研究者要认真研读中国图书馆学的经典，以继承中国图书馆学优秀的历史传统，并指出这是图书馆学研究者必修的功课。2005年成立的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七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设立了图书馆史研究专业委员会，表明我国图书馆学史的研究从此有了正式的组织者、领导者；而2006年10月由该委员会主持，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图书馆史专题学术研讨会，则是我国图书馆学史研究成果的第一次集中检阅，这对进一步促进我国图书馆学史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实际上，在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掘(开发)、整理本土图书馆学的历史资源，努力使图书馆学研究与本土图书馆学的历史传统相结合，一直是我国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时所坚持的一种做法。早在1925年6月，当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图书馆学术团体——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之时，梁启超先生就在他的演说辞中提出：“中国从前虽没有图书馆学这个名辞，但这种学问却是渊源发达得很早。自刘向、刘歆、荀勖、王俭、阮孝绪、郑樵以至近代的章学诚，他们都各有通贯的研究，各有精到的见解。所留下的成绩，如各史之‘艺文经籍志’，如陈振孙、晁公武一流之提要学，以至近代之‘四库总目’，如佛教之几十种‘经录’，如明清以来各私家藏书目录，如其他之目录学专家之题跋和札记，都能供给我们以很丰富的资料和很复杂的方法。我很相信，中国现代青年对于外国图书馆学很有根底之后，回头再把这些中国目录学(或用章学诚所定名词叫它作校雠学)加以深造的研究，重新改造，一定能建设出一种中国的图书馆学来”。[2] 杜定友先生也提出，要使图书馆学中国化，就要对中国传统的图书馆学术思想进行研究，他说：“中国的版目学，原为专门学问。但向无专书，又无科学的研究。所以这种学问，不绝如缕。现在研究图书馆学的人，正宜切实研究，以期保存国粹。其余我国固有的校雠学、目录学、提要学等等，都于世界学术上有极大之贡献”。[3] 他们的论述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即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充分发掘中国图书馆学丰富的历史资源、继承和发扬中国图书馆学优良的学术传统是必不可少的。
笔者认为，目前我们要进一步推进中国图书馆学本土化的进程，加快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的建设，尤其需要把充分发掘和整理中国图书馆学的有关史料作为一项必须进行的基础性工作。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4] 这段话对于我们今天进行图书馆学研究，也是完全适用的。
我们已经知道，我国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图书馆学遗产是很丰富的，既有作为古代、近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各种理论、观点，也有具体藏书整理的技术、方法。例如，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就有了随着目录的产生而产生的图书分类体系。汉代刘向作了从上古到西汉末期大约1200多年的图书文化典籍的总结性工作，撰写成著名的《别录》。其子刘歆又以《别录》为基础，编成《七略》。《七略》把书籍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等七大类，每大类之下又分若干小类，大纲小目，井然有序，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法，它比欧洲出现的第一部图书分类法要早15个多世纪。
西晋荀勖根据三国郑默所编《中经》，新纂《新簿》，将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是“四部分类法”的首创。至唐初魏徵等编制《隋书经籍志》，又将四部名称定为经、史、子、集，用以区分图书的内容性质。“四部分类法”成为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永制，到清代纪昀纂修《四库全书总目》时，仍以经、史、子、集四部对图书进行分类编排。直到今天，一些图书馆在类分古籍时还在使用四部分类法，表明它的价值仍然存在。
南宋秘书省首任秘书少监程俱积多年三馆秘阁任职的经验和体会，于1131年著《麟台故事》，进言朝廷复兴国家藏书机构，并阐述了国家藏书的意义。他还对藏书的购求、整理、典藏、使用等方面做了系统的论述。《麟台故事》作为中国第一部概论性的具有图书馆学意义的专著，也是世界上最早系统论述图书馆工作的学术著作。
继程俱之后，郑樵于1161年编成了《通志·校雠略》。郑樵提出，藏书领域的知识，是“天下之大学术”之一，同为“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第一次把藏书领域的知识列为一门学问。他的图书馆学思想是以藏书整理为核心，以流通为目的的。为此，他提出了“求书八法”以及关于藏书整理(校雠、类书、编次)的系统理论；在图书分类方面，他明确指出了图书分类的作用，还提出了“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的图书分类体系。其前无古人的藏书整理思想对以后中国的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明末清初，我国古代藏书史上出现了祁承业和孙庆增等著名的私人藏书家。祁承业的《澹生堂藏书约》对藏书整理提出了相当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他提出了购书三原则，指出了分类编目对于图书具有检索的作用。他创造的“通”与“互”的编目方法，成为后来学者章学诚“别裁”、“互著”的先声。而孙庆增在《藏书纪要》中更是系统地论述了图书的采购、鉴别、抄录、校雠、装订、编目、收藏等问题，对中国古代的藏书技术方法做了全面的总结和归纳，至今对图书馆工作仍有参考价值。
……。
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以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在18世纪末以前一直走在世界图书馆学思想发展的前列。即使是近代以来西方图书馆学传入中国，也由于当时的图书馆学研究者结合中国国情，将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传统融入到新图书馆学的建设之中，仍然使得中国近代的图书馆学基本保持了与世界同步，其中的一些研究结论(成果)就是今天看来也是很有价值的。因此，笔者认为，我们的先人为我们留下的这些宝贵的图书馆学遗产，特别是各种图书馆学历史资源，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发掘和整理，因为它们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进行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史、中国图书馆制度史和中国图书馆学专题史的研究，并从这些角度推动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构建出能够准确解释和反映中国图书馆现象的图书馆学理论，使我们的图书馆学理论能够自然地与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在研究和利用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资源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当然，我在这里也需要指出，对于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传统和历史资源，笔者并非主张无条件地全部继承。那么，应该怎样发掘与利用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资源呢？笔者的回答是，同如何吸收与借鉴外国图书馆学成果一样，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资源也必须是有选择地利用，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是因为：
第一，在中国图书馆学历史资源中，受历史的局限，许多思想和观点不可避免会具有浓厚的封建藏书楼色彩，这与我们现代图书馆学的发展方向是完全不同的。对这些思想和观点必须持批判的态度，决不能不加区别地全部保留。
第二，在中国图书馆学历史资源中所包含的许多思想和观点，反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部分，也有糟粕部分，而且传统文化也不一定全是今日中国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只有那些至今仍然体现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图书馆活动中的那些部分才称得上是我国图书馆的文化传统。我们所要继承和利用的主要是作为优良文化传统组成部分的、并且至今还能够在现实社会中找到事实根据的那些图书馆学思想和观点。
第三，近代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发生了几次大的转型，这使得一部分图书馆学历史资源在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建构中所具有的价值只能主要体现在历史的比较方面；而另一部分历史资源由于其描述的具体内容于今天变化并不大，故这些资源可以作为论据而在目前的图书馆学理论建构中加以利用；有些观点、方法甚至可以直接被我们借鉴或直接采用。不过，所有这些历史资源都需要我们在利用时认真加以鉴别。
在充分挖掘和整理中国图书馆学历史资源的过程中，我们还特别需要明确：中国图书馆学历史传统中有哪些学术取向值得肯定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笔者认为，在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传统中，至少有以下四种学术取向是值得肯定的：
1 经世济民的价值取向
从中国古代至现代，学者们对图书、图书馆的研究有一个最主要的学术取向，就是以面向社会现实、服务于社会稳定或社会变革为基本精神的经世济民价值倾向。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思想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有一种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我们的先人也一直把藏书作为一种“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的伟大事业。唐代的魏徵把书籍看成人类智慧的宝库，变通世界的利器，提出了“藏用”之说。他认为，“藏用”的目的，一是在于“学”，二是在于“教”，其基本功能是传递古今知识。他把藏书看成经世济民、治理国家必不可少的工具，“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术数，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现代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5] 宋代程俱也把藏书看成是经世济民、治理国家的重要条件，他说：“典籍之府，宪章所由”。而“千古治乱之道，竝在其中矣”。他认为“国家敦崇儒术，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简，当务寻求。眷言经济，无以加此”。[6] 到了明代，邱濬更是明确提出了藏书是“治国平天下”之“切要之务”，“是以古先圣王，莫不致谨于斯，以为今之所以知昔，后之所以知今者之具”。所以“书籍之在世，犹天之有日月也。天无日月，天之道废矣。世无书籍，人之事泯矣”。[7] 这表明，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思想从一开始就体现着治国治身的使命。
及至近代，图书馆学又与国家的兴亡结下了不解之缘。改良派首先将图书馆作为教育救国的工具，图书馆学为此而进行了大声的鼓与呼。而当改良派登上政治舞台以后，图书馆又成为了倡导维新、宣传变法的工具，图书馆学又因此成为了解释变法内容的学问之一。康有为奏书皇上，请求在州、县、乡镇设立书楼，以“开民之智”；梁启超则撰文声称“书籍馆”是兴国的“三大盛举”之一。这使我们看到了广大图书馆学研究者在一个社会动荡、战争频繁、经济落后、民不聊生的环境下，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民族意识投身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图书馆学研究中去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把“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与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振奋民族精神、最终实现富国强民的目标联系到了一起。正如杜定友先生所说，“举世扰乱之秋，正是我们努力之时。国事频危，岂敢稍图苟安。所以卧薪尝胆之心，未让勾践”。[8]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图书馆学更是承担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重任，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向科学进军”，还是60、70年代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无论是80年代的为经济建设服务，还是90年代以后的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无不体现了经世济民的学术倾向。
经世济民之所以一直成为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一种最重要的学术取向，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反映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与社会联系紧密的应用性学科研究活动的最基本要求，体现了图书馆学研究与现实社会的“相关性”。在当前我们进行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建设中，这种经世济民学术倾向的基本精神仍然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图书馆学研究就必须面向中国的现实社会，关注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即必须把研究图书馆事业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关系作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首要任务。
2 调查研究的方法取向
在中国古代的藏书活动以及近现代的图书馆学研究中，调查研究一直是研究者们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古代藏书家、目录学家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学术宗旨，不仅通过认真的实地考察，对每一种文献撮旨意、叙作者、定是非、分类例、明源流等，还一次次进行全国性的社会文献亡佚情况调查，以获取各个时期我国文献的总体情况。那些流传至今的反映这些调查研究成果的各种《经籍志》、《艺文志》等，为完整保存中国文化典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们也因此认识到：藏书“非一人之事，亦非一日可成，累千百人之见，积千万年之久，而后备具者也”，[9] 从而促使藏书事业逐渐发展为一项社会化事业。
西方图书馆学传入我国后，一些新的调查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法等也随之传入，许多研究者开始积极利用这种工具，对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新中国建立以前，以沈祖荣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图书馆学研究者，通过发放调查表、实地考察、访谈等方式，多次举行了各种图书馆调查活动。据笔者对李钟履编辑的《图书馆学论文索引(第一辑)》[10] 的不完全统计，仅在1917—1948年期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发表的各种图书馆方面的调查报告就超过了80余篇。这些调查研究活动既包括全国图书馆总的情况调查(如沈祖荣1918年、1922年对全国图书馆的调查、吴景贤1931年对全国图书馆现状的调查)，也包括不同类型图书馆或某一地区图书馆的调查(如杜定友1940年对大学图书馆的调查、金鼎一1923年对儿童图书馆的调查、李文裿1932年对河北省图书馆的调查、蔡恒溪等1933年对河南省图书馆的调查)，还包括读者阅读状况的调查(如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1933年对民众阅读兴趣的调查、刘德舟1935年对儿童阅读兴趣的调查)，这些调查结果为深入进行图书馆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也为有关部门制订图书馆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的今天，调查研究的学术倾向显然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在社会环境变得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图书馆现象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这些是非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而不能掌握的。现在我们有些研究者不善于了解图书馆事业的实际，或者不愿意去做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习惯于坐在书斋“闭门造车”，可想而知，这样“研究”出来的“成果”对解决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会有多大的用处！因此，坚持调查研究这一学术取向，无疑有助于我们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增进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了解和认识，并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的建构提供和积累第一手的实证资料。笔者特别希望像20世纪8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界开展的那种大规模读者调查、文献资源调查活动在我国今后的图书馆学研究中能够经常被见到。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目前在使用调查研究方法时，要特别注意提高调查样本的代表性，要引入先进的计量分析方法，注意理论对调查的指导作用，从而保证调查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3 以应用为主的研究取向
虽然我们说图书馆学既是一门理论性的学科，又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但对应用研究的侧重却是中国图书馆学由来已久的一种研究取向。从中国古代各种图书馆学思想成果看，它们无一不是与具体的藏书实践密切相关，成为了解决当时人们在搜集、加工、整理、保藏和利用藏书问题时的理论、方法指导。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建立，也是基于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寻求理论、技术、方法上的指导，图书馆学研究与图书馆实践的关系密不可分。上个世纪20年代，杜定友就指出，“图书馆学包括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但两个方面比较起来，还是以应用为重”。[11] 因此，从那时起，图书馆学就被看成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而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一条主要脉络，也确实是应用研究。如前所述，在中国图书馆学从西方引入和自身的发展初期，“开启民智”、“富国强民”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促使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实用特征；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更强化了以应用研究为主的原则，要求图书馆学要以解决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图书馆工作中的现实问题为主要研究任务。于是，结合图书馆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开展相关的应用研究，就一直成为了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一道亮丽风景。
另一方面，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来源于图书馆工作实践，是图书馆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理论的生命力源于实践，如文献资源建设的理论、读者服务的理论、文献分类的理论、信息资源组织与管理的理论、信息共享的理论等等都源于图书馆工作实践，但又高于图书馆工作实践，对图书馆实际工作具有指导意义。事实上，正是通过大量的应用研究，我国图书馆业务工作才得到了迅速的改进，读者服务水平才得到了迅速的提高，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应用研究参与了有关部门关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决策、规划，一些研究成果的应用超越了图书馆领域，使得图书馆学的地位与作用得到了社会更广泛的承认，这些都与图书馆学应用研究在我国的蓬勃开展有着重要的关系。当前，图书馆实践的发展更是呼唤着理论创新，表明图书馆学研究仍然是一种以解决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主要取向的应用研究。
图书馆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图书馆实践，解决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或者解释某些新现象，或者总结某些新经验并上升为新理论。当前的图书馆实践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中已经遇到了许多新问题，迫切需要图书馆学研究者联系实际，深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然而遗憾的是，近些年来，一些图书馆学研究者对图书馆实际不感兴趣了，认为图书馆学的应用研究层次太低，甚至还对图书馆学研究关注图书馆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质疑。他们为了使图书馆学超脱于具体的图书馆实践，热衷于走图书馆学边缘化、空洞化、模糊化之路，这其实是在误导图书馆学的发展方向。笔者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只有坚持以应用为主的学术取向，才能使这门学科具有生命力并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得到不断发展。
4 系统、整体的思维取向
在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上，不同时代的图书馆学研究者在思维方式上都具有明显的系统、整体倾向，即他们都是把图书馆作为一个系统或者一个由相互联系的若干要素所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通过对这个整体各组成要素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综合研究，便达到了对图书馆整体更加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在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者的学术研究中，无论是古代藏书整理中最早出现的图书分类思想，还是近代图书馆事业研究中的“要素说”观点，都体现着这种思维倾向。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一个一个的系统，它们既从属于某一个大系统，但其本身同时又是由许多更小的系统所组成。于是，众多学科的研究者一直都在努力根据系统的这种相互联系性，探索自己学科研究对象的系统构成。我国古代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理论和外国的原子理论、以太理论等，其实都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因此，中国的图书馆学思想以系统、整体思想作为自己的哲学方法论，无疑是科学的、合理的。特别是这种系统、整体思想还启发了图书馆学研究者用发展的、联系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从而自觉地把图书馆事业与社会的各种复杂联系统筹起来加以考察，为图书馆学研究增加了深度和广度，意义非常重大。
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图书馆学的今天，对中国图书馆学传统中的系统、整体思维取向一定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这是因为，图书馆学本身是一门具有综合性质的学科，图书馆学对图书馆现象及其发展的研究，从方法上讲，具有集主观——客观、静态——动态、微观——宏观多角度于一体的系统整体性特点，其研究对象本身存在着内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且，图书馆学对图书馆现象的考察还总是要联系多种相关的社会因素，以发现它们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如果带着孤立的、片面的眼光去从事图书馆学的研究，就很可能得出不符合实际的错误结论。因此，系统、整体的思维取向也应该成为我们进行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学术取向。
总之，我国图书馆学优秀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图书馆学史料是中国图书馆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学术资源。要深入发掘和认真整理这些学术资源，使中国图书馆学长期形成的经世济民的价值倾向、调查研究的方法取向、以应用为主的研究取向和系统、整体的思维取向等优良传统能够在今后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建设中得到进一步发扬。要扭转当前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向西方学习多、继承中国传统少的倾向，把继承中国图书馆学的优良传统和学习西方图书馆学先进成果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任何国家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要想在世界学术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在本国学术传统基础上创新和发展。全盘肯定本民族的学术传统，不吸收国外优秀的学术文化，将落后于世界学术潮流；而全盘否定本民族传统的学术文化，又必将丧失自己优秀的学术文化传统，成为西方学术文化的附庸。中国图书馆学只有在继承、弘扬自己优秀的学术传统基础上，融合西方图书馆学的成果，才能使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既符合世界潮流，又具有中国的“魂”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