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颇有新意的近代史著——读《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近代史论文,颇有论文,新意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沈渭滨先生有志于辛亥革命史研究，数十年如一日。最近，他精心撰著的三十多万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一丰硕成果，固然凝结着沈先生的辛勤汗水和坚韧心态，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已问世的众多论述孙中山或辛亥革命史学术专著中，又增添了一部颇具特色的奇葩。
云其为“奇葩”，首先是因此书在历史编纂方法上进行了勇敢的探索与开拓，改变了过去就人论人或就史述史的固有模式，而采取了既以人系史又以史系人的编排手法构思全书的总体框架，展示了作者新颖独特的治史心路。众所周知，从五十年代中期起先后出版了陈旭麓教授的《辛亥革命》、章开沅、林增平教授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李新研究员主编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金冲及、胡绳武教授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等。辛亥革命史研究可谓新著迭出，林林总总。要在这些前辈的研究基础上另辟蹊径，没有足够的胆识，势必望而却步，不敢问津。若学步“画瓢”，也难免落得个“续貂”的结局。沈先生是深知个中三昧的，为了避免“续貂”之嫌，他首先在编纂方法上大胆创新，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为基本线索，将人物和事件融为一体，重新构建全书的总体框架：全书以辛亥革命元勋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为经，以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史事为纬，精心编织了世纪之交中国的阶级分化、思潮起伏、政团聚散、权柄易位、星转斗移、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从中可以窥见当时中国社会在革命、改良、保守、反动诸种政治势力角逐中新陈代谢的艰难历程。诚如沈先生在“后记”中自认，“本书是介于孙中山传记与辛亥革命史专著的一种特殊体裁，而建国以来对类似这种体裁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很少作过理论性的探讨，甚至也很少总结过实践方面的经验。”就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而言，本书作者在史著体裁方面的变革与创新，是否尽善尽美，尚有待行家们评析，然而，就作者的创新精神而言，无疑是十分可贵的。
云其为“奇葩”，更主要的表现在作者以机敏的洞察力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在本书中提出了不少富有个性特色的学术观点。学术贵在创新。论点是否新颖、论据是否充足，乃是衡量其学术价值的最主要标识。沈先生选择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为研究和论析的对象，本身就表现出某种知难而进的学术勇气。这是因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为热门的研究课题就是两大事件（辛亥革命和太平天国革命）和两大人物（孙中山和洪秀全），数十年来累积的学术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要在如许丰厚的学术成就的积累上开拓创新，其难度可想而知。难能可贵的是，善于进击的沈先生，恰恰抓住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这对热点，潜心研究，为人们提供了不少独特的视角，和许多新的论断，从而丰富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比如，关于辛亥革命的社会基础与阶级力量的问题，以往论著多着眼于民族资本和中小资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此书则列出专章“新世纪的新力量”，重点论述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论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及其发展。在评述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也就是民族资本和中国资产阶级时，作者审慎地对这一新的阶级营垒予以逐层剖析，指出其不同阶层乃至作为资本家阶级群体代表的商会都缺乏统一性和政治参与意识，进而从中抽象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是一个力量薄弱的阶级，他们缺乏政治参与的意识和实践，从而很难以一个统一的阶级力量来表达自己的经济利益与政治要求。这种意愿和要求，只能通过归依于自己的近代知识分子表现出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第144页）
对在近代民主革命中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觉醒的论析，更是本书颇为精彩的篇章。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花了近二万字的篇幅，详尽分析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含义、群体的形成、及其觉醒的历程。作者首先对近代知识分子作出明确界定：“我所谓的近代知识分子，是指经由国内新式教育和国外留学培养，或经由西方文化熏陶，与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不相同的一部分文化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是以他们依附中国资产阶级并形成一个社会阶层为指归的。”（本书，第145页）接着，作者依据自己的认知，剖析了旧式封建士大夫向新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的历程，并明确指出：“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真正形成，是在维新变法失败后，留学生运动兴起和清政府实行教育改革的时候”（本书，第155页）。顺着作者的思路读下去，新型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终形成，也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是近代知识分子群体觉醒的催化剂。作者在探究近代知识分子群体觉醒问题时，正是依据知识分子的自我觉醒主要是他们的政治觉醒的内在逻辑，脉络清晰地理出了一条觉醒的轨迹：“这样，爱国──救亡──维新──民权──民主共和，就成了近代知识分子政治觉醒的比较完整的过程。”（本书，第167页）读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二十世纪初年，留学生何以在东京掀起革命潮；以孙中山为杰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何以成为辛亥革命的领导中坚；清朝政府悉心培育的留学生们，又何以成为封建王朝的掘墓人？！
又比如，对革命派内部分裂的探究和评析，本书也以细腻而又敏锐的笔触，写下了自己的特色。若干年来，国内学术界对革命派内部的分歧乃至分裂，往往依据不同派别代表人物政见，将他们区分为三民主义者（如孙中山）、二民主义者（如宋教仁）和地主阶级反满派（如章太炎），进而以此划线，作为臧否革命派内部若干是非纠葛的准绳。殊不知，历史是非是错综复杂的，用单一的政治尺码去评判具体的历史纠葛，难免会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窘境，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判断。本书作者正是有鉴于此，在本书第十章中，以“兄弟阋于墙”为题，较为透剔地评述了革命派内部的矛盾和裂痕。作者不否认革命营垒各个政派对革命政纲的认识与理解确有差异，但用更多的笔墨剖析了若干具体问题和事件上的是是非非，在有的问题上也如实指出孙中山具有“措置有所失宜的缺陷”，“在指导同盟会工作上是有可议之处的”。由于不搞以人划线、一刀切，从而比较实事求是的得出了“细故引出‘窝里斗’的论断。更加值得体味的是，作者在分析革命派内部闹窝里斗的原因时，能透过皮相之见，发人深省地指出了如下两条：一是“处在刚从专制统治桎梏下争脱出来又被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冲击的革命者，在接受人权天赋学说时，往往个性自我张扬有余而自我约束不足”；二是“组织观念不强、政党意识薄弱，恰恰是近代中国第一代参与政治斗争的知识青年常见的幼稚病”（本书，第386页）。这就较为深刻地回答了如下问号：为什么当时革命派的组织涣散和分裂的前途，是难以避免的历史必然？！
此外，这本著作尚有不少可书的特色。尤其是作者在夹叙夹议的行文过程中，不时将自己对逐段史事的思索、认识乃至新的论断，其中也包含不少有待进一步考释与切磋的问题，用活体字排出，从而使作者得出的新观点和提出的新问题在全书中更加醒目。如此编排，在海内现有的学术论著中，是较为罕见的。这些特色，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赘述。
通过上述的例子和评析，我们不能不承认沈先生这部著作不论从内容或形式着眼，确实是一部值得一读的、颇有新意的学术著作。当然，若用挑剔的眼光细加审读，其中难免也存在某些值得推敲之处。比如，从宏观上看，作者承认这是一部“介于孙中山传记与辛亥革命史专著的一种特殊体裁”，但这种体裁史著的内容应如何合理布局为妥，尚待探索。就目前十一章内容而言，前三章有点象孙中山前半生传记，后八章更有点象辛亥革命成功史，全书格局似乎尚存在某些有待进一步弥合的“间隙”；从微观上看，作者对近代知识分子是历史条件的产物的论述十分明晰，也未回避近代知识分子“是阶级关系的产物”，但此书在论征近代知识分子同中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因果关系乃至血肉联系的问题上，似乎还不够详尽，尚待进一步完善。
俗话说，说说容易做做难。上述挑剔性意见，说白了仅是笔者读后的一点建议，祈望沈先生在未来治史过程中，能对历史编纂学的体裁作出进一步的探索；能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继续开拓、创新，作出更大建树。